孙中山和梁启超是“革命党”和“维新派”的灵魂和旗帜，两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原因时不约而同地谈到报刊杂志舆论宣传的巨大作用。1912年4月孙中山在《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中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1]同年10月，梁启超在《归国演说词》中指出：“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他并说，“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2]这里的黑血革命，正是报人凭借报刊杂志这种新闻传播媒介，鼓动时代风潮，借助“学会”、“政党”来凝聚力量,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宣传所扮演的角色。

鄂东①可以说是中国的报人之乡。以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为例，该书记载了辛亥革命125种革命报刊中的71种，其中属鄂东人创办或任主笔的最少有11种；这125种报刊中，约有30余种为鄂东籍报人主创。[3]历数整个晚清民国报界前贤，属鄂东籍的大报人、名主笔、名记者达200多人，他们创办、主笔、服务过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报刊400余种，这在全国地级市中遥遥领先，即使同江浙、广东等盛产大报人、名记者的地区相比，鄂东报人仍首屈一指。鄂东报人群体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他们在这场“改良与保守”、“革命与保皇”、“共和与立宪”、“复辟与反复辟”的舆论宣传大战中采用了何种宣传策略？他们为夺取辛亥革命的胜利、巩固辛亥革命成果做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

鹰翔崖是整个云浮山地势最为险要的地方。这面崖壁高近千丈，如经刀斧劈削，直上直下，连鸟儿都无法飞上，只有强壮的岩鹰能在这里的崖壁上建立巢穴。

一、“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张之洞湖北新政与鄂东报人群体的产生

1912年4月，孙中山来武汉考察，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发现正是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人才条件，他由衷地说：“以南皮造成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4]鄂东人才群体中，李四光、熊十力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与者；黄侃更是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而风行海内、轰动全国，是武昌首义导火线之一；詹大悲、田桐、居正、宛思演、宛希俨、汤化龙、陈翼龙、张振武、董必武等以报刊杂志为舆论平台，从事共和立宪和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

鄂东报人普遍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有留学日本、欧美的经历。王葆心在黄州经古书院和两湖书院读书，深得张之洞赏识，参与编写《湖北官报》；黄侃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张之洞亲自批准其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董必武求学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后留学于日本东京神田区日本大学法律科；张振武1900年考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汤化龙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1906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田桐1900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同学，相互砥砺，倡言革命，宣传反清，后留学日本，与湖北京山人白逾恒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詹大悲1907年以第一名考入黄州府中学堂，与宛希演、梅宝玑、方觉慧等人组织证人学会，宣传革命，被校方开除，到汉口任《大江白话报》主笔；居正留学日本期间，受孙中山之命，与胡汉民、汪精卫一起举办《中兴日报》。这批头脑新锐、思想激进的新知识群体，面对民族危亡和生灵涂炭，他们痛恨满清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利用报刊作为宣传变革的工具和利器，主张“革命排满”，追求民主共和，可以说，是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培养了封建帝制的掘墓人。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实业”、“军政”、“学政”。具体而言，就是兴办实业、创建新军、兴办文教。张氏的文教兴革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大量新式学堂和派遣大批留学生，使得这批鄂东学子得以走出鄂东乡村，来到府城维新派周锡恩、姚晋圻主持的黄州今古书院读书，到省城张之洞主办的各级各类新式新堂深造，甚至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远赴欧美，沐浴西风美雨，邃密群科，获得新知新能。身处内陆的湖北在晚清的留学生派遣中独占鳌头，其留日学生人数居于全国第二位，留欧学生大部为湖北人[5]302。这一切都拜张之洞的文教改革政策所赐。

二、文字收功日 辛亥革命成：鄂东报人的宣传策略和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对辛亥革命的时间和革命者的贡献提出了两个新观点：

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作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像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6]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36.

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的模式、风险与对策……………………………………张连怀，高仁德，柳小风（4，56）

“一种主义或观念的传布，往往在被反对势力发现以后，才能引起广泛的注意。清季革命理论的阐扬，得力于立宪派的论战。”[5]381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应时而生，同保皇党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报史上第一次大论战。梁启超为报界奇才，立宪主将，他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福泽谕吉之语录》、《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开明专制论》等反对革命、鼓吹立宪和保皇主张。代表《民报》迎战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们先后发表了《民族的国民》、《斥新民丛报之谬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主要运用西方政治学说阐释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排满革命的必要性。这种一味坚持海外“输入式”的宣传策略，并没有驳倒维新派，双方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为了早日结束这场论战，田桐上阵，他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邀柳亚子创办著名的《复报》，开辟第二战场，与《民报》互为犄角，夹击梁启超。《复报》的报面文字比《民报》更为激烈，许多重要政论文章都出自该报，如《立宪驳议》、《驳梁启超书》、《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之驳议》等。在《民报》与《复报》的联合攻势下，梁启超终不能敌，只得偃旗息鼓，关闭《新民丛报》。

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处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罚，以息邪说而靖人心。[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也拥有了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统一战线要以共同体思维谋划自身全面科学发展，持续构建稳定包容有序高效共同体，不断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为人类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清廷按照慈禧旨意发布的命令。表明当时天津、上海、汉口是当时国内舆论的中心，而东京和南洋是海外舆论的中心，鄂东报人在汉口、东京、南洋通过报刊杂志宣传变法思想，主张排满革命，成为当时舆论的健将和时代的鼓手。

[5]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晚清湖北的报业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我们从晚清政府这则禁令可见一斑。光绪二十四年(1898)10月9日，清廷下令严禁报馆：

(二)鄂东报人与南洋大论战 同盟会中期，除檀香山《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对抗、温哥华《华英报》与《日新报》对抗外，新加坡实为宣传与论战的中心，而仰光的《光华日报》与《仰光新报》对抗则为别枝[5]397。东京大论战胜利后，革命派接连在国内举行起义和一系列的暗杀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南洋保皇党闻风而动，气势汹汹地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南洋革命舆论处于劣势，革命派于1905年冬所办的《南洋总汇报》也为立宪派所夺。南洋地理位置重要，孙中山等革命党在此经营多年，许多华侨激于民族大义，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慷慨解囊，是革命派从事革命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地。在此危难之时，田桐又以文战主将身份远征南洋，率居正等赶赴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大才子徐勤等名流劫持的《南洋总汇报》笔战，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亦随后联袂赶来握管助攻，志在夺取南洋思想阵地。论战开始，徐勤一开笔就祭出《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长文，洋洋洒洒，连载于《南洋总汇报》，徐勤日撰数千言，气焰嚣张。革命党文战主帅田桐研读徐文，数日后即揣出徐勤文章的命题有错误，发现他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田遂以大家风范弃徐文内容于不顾，著一短评，刊于《中兴日报》，说：“题目者，文字之母也。题正，其文必正；题通，其文必通。岂有不正不通之题目，而有既正且通之文字乎？”徐勤大惭，文不终篇即悄然挂印而去。主帅临阵逃脱，保皇党溃不成军。《中兴日报》主帅田桐、先锋居正亦鸣金收兵，大获全胜，直捣黄龙。田桐因此文一举成名，被革命党人及华侨誉为“大文豪”。他的这篇时评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上名篇佳作，在新闻教育界备受推崇，作为教科书式范文被收藏和研究。“宜将剩勇追穷寇”，田桐与居正兵分两路，田入印度尼西亚，创《泗滨日报》，进一步扩大巩固南洋华侨中的革命舆论阵地。此番论战，鄂东报人并未在革命理论上作过多阐发，主要从逻辑、文句、文意上推敲，抓住论敌命脉，以匕首和投枪刺向对方的心脏，一招毙命，一举夺取南洋革命宣传的主阵地，“革命排满”成为南洋华侨的首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自此，南洋华侨在财力人力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不遗余力。

(三)鄂东报人与武昌首义 武装起事是革命的一种主要手段，中国幅员辽阔，何处起事是革命的大问题。清季的革命运动起自广东。广东虽对外开放最早，但其实为一边远地区，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在华南地区的起事一再失败后，同盟会由联合走向分途发展。主要有光复会在江苏、浙江、安徽发展；共进会在两湖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依然在南部边区努力。1910年5月，居正自南洋至日本，见同盟会本部精神懈怠，遂与谭人凤、宋教仁等商讨回国起兵地点。宋教仁认为中央革命为上策，然发动不易；其次为长江流域，边地实为下策，居正、谭人凤以为然。随后，谭人凤邀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开会，成立中部同盟会，筹划长江革命，一时间，上海武汉成为革命党人的集中区，革命舆论的中心随即转移至上海武汉。

湖北的革命风潮，起于学界，成长与军界，初期在军学两界发展，以“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最惹人注目，“安郡公益社”亦扮演重要角色。[5]540武汉地区的国内反清革命宣传，唯“日知会”最为活跃。日知会在湖北黄州秘密设立了宣传印刷机关“鸠译书舍”， 创办人是黄冈吴贡三及其侄吴昆，其甥殷子衡，三人都是日知会重要成员。他们的宣传策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等多种宣传反清革命的册子；其二，吴贡三假托孔孟之名义宣传排满革命。他们根据黄安人(今红安)石介携来的一篇《孔夫子心肝》加以扩充，编著成《孔孟心肝》一书。吴贡三采孔孟精义，以他超人的宣传识见，重新解释孔孟学说，突出其“攘夷”之论，以此来煽起天下读孔孟之书者的“排满”革命觉悟。借孔孟学说阐发清末革命党人“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革命思想，从法理上否定了清政权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引起满清统治者的极大恐慌。鸠译书舍这些印刷宣传品，大量秘密发行到武汉军学界、省内各地，远销巴蜀、豫皖、两广等。“鸠译书舍”案发后，当局畏之如虎，恨之入骨，鄂督陈夔龙等专从武汉开来满载枪兵捕快的战船，来到黄州、团风捉拿吴贡三、殷子衡。吴昆侥幸逃脱，吴贡三、殷子衡被打入重牢，倍受酷刑，史称“丙午之狱”。辛亥武昌首义之所以在武汉而未在其它地方发生，是因为有吴贡三这样的一大批鄂东籍宣传好手在汉鼓动革命的结果！

1910年同盟会总部机关报《民报》停刊后，国内反清革命报刊宣传最富实效的是《汉口商务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等一批报刊。《汉口商务报》有“革命先锋”之美誉，熊十力在《致胡汉民书》高度肯定了宛思演从事舆论宣传之功绩：“黄梅宛君思演，年十五六补博士弟子员，始游江汉，颇治船山黎洲诸大儒书。又窥世变，苦思焦虑，密图改革，辛亥以前，曾在汉口规设《商务》、《大江》诸报，灌输革命思潮。鄂士兵人手一册，影响至深，故武昌首义，易如反掌。”[8]216熊十力揭示了武昌之所以成为首义之区，关键在于鄂东革命者投身报馆，主持笔政，运动新军。鄂东报人宣传重点不同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要针对青年学生，也不同于湖南革命党人主要针对会党。在武汉从事革命宣传的主要是鄂东报人，如詹大悲、宛思演、查光佛、梅宝玑、喻圭田、刑伯谦、喻的痴等等，更兼此时黄侃、田桐、居正等先后都潜归鄂垣，兼为《大江报》的文胆。鄂东报人敢为天下先，议人所不敢议，笔锋所向，虎啸龙吟，在有限的文字中注入极端的情绪，高亢激越，剑走偏锋，以笔端搅动革命。洋人殴毙中国人力车夫吴一狗，曾经震动中外舆论，清政府腐败媚外，竟通电全国各报馆一律不准评载此案！在全国报刊噤若寒蝉之时，独詹大悲藐视之，冲破文网，将此案揭载于《大江白话报》端，并且还撰写了《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一时间轰动全国。全国报界借机竞相转载这条新闻，大汉涛声，卷起千堆雪！这是武汉报界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报道！“吴一狗案”发生后，《大江白话报》被封，詹大悲等一批鄂东报人又于1911年初创办了报史上鼎鼎大名的《大江报》。《大江报》是辛亥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持论较之《商务报》、《大江白话报》更为激烈。当是时，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保路风潮”正席卷大半个中国，清政府无视民意，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詹大悲等抓住这个事件大做文章，在《大江报》上大造清政府腐败无能的舆论，“名归国有，实归卖路”。他“敢言人不敢言”，不仅在报上指名道姓地痛骂清大吏盛宣怀、端方之流，而且公开鼓吹社会各界团结起来反抗腐败当局，吹响革命的号角！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的著名时评；不数日，又发表了黄侃大掀狂澜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承载而不自知耳。”[8]229-230此论一出，革命气势大涨，鄂督瑞徵以“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罪名，捕詹大悲下狱，并永禁《大江报》发行，制造出加速清王朝灭亡的最后一大文字狱——“大江报案”！

⑥(美)韦慕廷：《韦慕廷先生序》，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研院近史所”1964年，第3页。

三、余论

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共和之理想与民主之观念深入人心。1906年同盟会拟定的《军政府宣言》明确公示国人：

亳文化悠久丰富，特色鲜明，风格独具，这正是其走向世界的立足之本。亳文化以什么样的路径走出去一直是亳州市政府、企业等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亳文化“走出去”必须改变单一路径，突出文化个性，培育地域特色品牌，推动彰显亳文化的产品走出去。

鄂东报人多性情之真，而少功名之念，“居正而不居功，勤于做事而耻于争名！”[14]辛亥革命后，鄂东报人一部分退为清冷的学者，守孤抱以轻天下之情，为往圣继绝学；一部分则走向政界和军界，任侠使气，在时代的大潮中演绎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

鄂东报人对民主共和理想的坚守与维护一以贯之，对于民主共和理想鼓吹宣导于前，拼命维护于后，用他们的笔，甚至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共和之理想、国民之权利。罗田人张振武、陈翼龙分别凭借《震旦民报》和《神州日报》宣扬孙黄，贬斥袁世凯，坚持谠论，倡导正气，大揭袁世凯阴谋，而惨死于袁氏之手；居正、田桐则参加“二次革命”，主张武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黄梅人汤用彤之兄汤用彬通过《群治日报》对段祺瑞、冯国璋等军阀之专横、政客之龌龊予以无情之揭露。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3]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鄂东指大别山以南，长江中游下段北岸，东经114°25′至116°8′、北纬29°45′至31°35′之间的广大地域。除了黄冈市所辖的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罗田县、英山县、红安县、麻城市、武穴市、龙感湖管理区外，还应包括武汉市新洲区，见刘礼堂等：《鄂东文化的人类学考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94 页。

②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263—264页，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9年，第145—146页。

③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42页，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9年，第146页。

④居正：《居觉生先生全集》，第512—513页，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9年，第146页。

随着各国关税水平的持续降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国际投资在全球经贸合作中的分量与贡献越来越大，自由贸易园区的优惠政策开始由关税政策向投资政策、外汇政策以及人员流动政策变迁。以中国香港为典范，其已经发展为全面实施自由贸易制度、自由投资制度、自由外汇制度以及自由出入境制度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总的来看，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基本功能包括转口贸易、出口加工、离岸金融服务、商品展示、零售业务等(见图1)。有些自由贸易园区功能较为单一，有些则相对综合。

第三，开磷拥有较强的规模优势。目前，开磷磷矿石年开采能力接近1000万吨，化肥年生产能力573万吨，高浓度磷复肥生产能力位居国内第二，国际第四。

⑤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03页，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9年，第146页。

鄂东报人在湖北办报的主要目标是新军，目的在于瓦解政权的武装力量，争取其“殷前倒戈”，调过头来把枪指向腐败的清王朝！因此，詹大悲等极为注重交往军人，他所创办的上述三种报纸特别注重为军人服务，报上亦常载文为士兵疾苦代言，每个兵营都有这几种报刊的发行处，每期报纸出来，免费赠与士兵阅读，极大地启发了士兵的革命觉悟。“大江报案”发生，全国舆论大哗，士兵无不感到唇亡齿寒，军人群情激愤，“殷前倒戈”一触即发，武昌枪响，辛亥功成，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不数月，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从中可以看出鄂东报人在宣传策略上与孙中山为代表的海外革命派的宣传策略不同。章开沅在《辛亥百年遐思》中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错误，甚至严重过失。比较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海外‘输入式’的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镇举义的僵化模式，终于在1911年春黄花岗起义，精英伤亡殆尽，此乃极大战略错误。”[9]孙中山自己也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10]对比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的历次起义和暗杀，此次革命代价最小而居功至伟，不能不说鄂东报人宣传策略之高明而又见实效。当然，辛亥革命之所以如此迅速在全国取得成功，而社会秩序又能保持稳定，不能不说维新派的功劳。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二天，革命党人邀鄂东报人、清末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共商大计，汤氏当即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②旋与革命党合作，革命党负责军事，立宪派主持庶政，革命局面形成，并以第一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长的名义通电全国，痛数清廷腐败罪孽，呼吁响应独立。当袁世凯派蔡廷幹、刘成恩到武昌试探军政府是否可以接受君主立宪为和平解决条件时，汤氏与蔡、刘辩论，认为君主立宪机运已逝，除了共和以外，别无他途可寻：“我武昌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政治革命。”②汤化龙加入军政府之后，“政学各界附从者日多”③武昌的革命声势日益壮大。汤氏的直接作用有三：第一，为军政府草拟组织章程，进而规划人事，使紊乱的局面有了秩序；④第二，与汉口各国领事交涉，获列强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交战团队；⑤第三，通电呼吁各省响应独立，把革命形势推向全国[11]。作为维新派领袖的梁启超在辛亥十周年时提出革命与立宪共同的说法：“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不过主张立宪者要实行“政治革命”，而主张革命者却要实行“种族革命”。双方“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而辛亥革命即是他们“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起义前有四川咨议局人士主导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响应的也多是“各省咨议局”。[12]辛亥革命是维新派与革命党既角力又合力的结果，我们从鄂东报人群体的考察可以窥见辛亥革命的多重面相，“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进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⑥

参考文献:

费正清认为辛亥革命的时间应该上溯到1900年，若从鄂东报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来考察，我们发现至少要上溯至戊戌变法时期，而且我们发现辛亥革命是立宪派和革命党在角力与合力的张力中完成的大事业。

清·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之四《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 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将伯呼朝士，同人召友生。”

组织至今已运行一年多，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也看出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对组织的运营是一种比较大的考验。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29卷)[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1.

[3]陈一生. 黄冈地区报业人物志·绪论[M].油印本.黄州：黄冈地区新闻志编辑室，1992：1.

合作学习是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按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优、中、差三类搭配安排。小组讨论形式的民主、宽松的氛围，会触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而逐步形成创新意识。

血药浓度检测应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8]，NAT2检测应用非扩增荧光原位杂交法[9]。

[4]孙中山.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A].北京：中华书局，1999：421.

(一)鄂东报人与东京大论战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是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主要刊物，也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的主要阵地。《民报》前身是鄂东报人所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这份杂志是蕲春田桐及其同乡蔡达生，邀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等共创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次日，田桐亲将《二十世纪之支那》移交给同盟会总部，改为《民报》。鄂东报人田桐、黄侃、吴昆、余诚、匡一等都是《民报》的宣传骨干，其中尤以田桐、黄侃的文章为一时翘楚。

[6]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24.

[7]迟云飞.清史编年(第十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22.

调查区橄榄玄武岩化学成分与蒙阴胜利Ⅰ号岩管化学成分进行对比发现，橄榄玄武岩与其他超基性岩相比，其SiO2平均含量42.27%，比胜利Ⅰ号平均含量33.19%[11]偏高；MgO，Cr2O3含量比胜利Ⅰ号岩管稍低，其他元素的含量基本与胜利Ⅰ号岩管一致。

[8]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9]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思[G]//柯伟林.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3.

[10]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九册)[M].台北：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1989：606.

[11]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M].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9:146.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4.

[13]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45.

在高密度环境的实践中，传统的二维平面建筑学方法难以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在有限用地将功能合理安排，交通高效运作需要三维立体多层次建造和驳接。从现有中小学校园空间组织来看，我们根据形态布局将现阶段高密度环境的校园空间组织类型分为3类 ：环形内院式、大型综合体式、院落集群式（表2）。

[14]章开沅.居正与辛亥革命：居氏家藏手稿丛编序[M].北京：中华书局,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