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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红卍字会1931水灾救济研究——以皖苏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8

本文中所提及的皖苏指民国时期的安徽和江苏两省。

(2016绍兴中考卷24题节选)?某兴趣小组进行光合作用实验,选取生长状况相同的同种植物叶,分成4等份,分别在不同温度下暗处理1 h,接着在相同光照下放置1 h,测定每份叶中有机物质量的变化,制成图6,叶在29℃时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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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红卍字会(以下简称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发源于道院的著名慈善团体,自1922年成立至1953年退出大陆前的31年间,主要从事兵灾救护和灾荒救济。目前学界关于红卍字会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大多侧重于兵灾救护和组织探讨,关于红卍字会灾荒赈济的探讨大多集中于1933年以后的活动。对于该会在1931年大水灾中的赈济活动的探讨仅有少数文章有简略涉及而被大多数文章忽略。笔者认为红卍字会在1931年的大水灾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应被忽略且其在赈济水灾中的办赈经验仍有其可取之处。本文将依据 《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赈救工作报告书》等大量一手材料,期对红卍字会在本次水灾救济工作做一全面梳理,力求对其水灾救助工作做一客观公正评价。

“1931年水灾被时人成为‘百年不遇’或‘四十年不遇’的罕见之灾”[1],灾区达16省之多,其中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等江淮流域8个省份受灾最重。《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指出,此次被灾区域,最严重的有16.9万平方公里,较轻的也有1.25万平方公里[2]。另据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介绍》,此次水灾被灾区域达32万平方公里,灾民过亿,被淹农田2.5亿余亩,农产品损失4亿元以上,被灾209县。安徽江苏损失惨重,其中尤其是安徽被灾区域占8省22%,损失每户平均400元以上[3]。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江淮流域受灾最重的6省8区131县所做的调查显示,被淹农田,131县共约有8716万亩,其中苏皖两省占约5614万亩,占到被淹总数的64.4%。两省农民损失总数约为10.273亿元,占总数的53.1%[4]。因此,对皖苏的论述具有一定典型性。

一、红卍字会赈款的筹集

资金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赈灾成效的好坏。水灾发生后,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东南主会、该会所在皖苏两省各分会以及其他域外分会,迅速行动,共筹集资金100余万[5],应用皖苏两省的赈款达56万余元,这些赈款的筹集为后来赈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红卍字会本次赈济水灾款筹集项主要有两大渠道:

(一)红卍字会内部筹款

其内部筹款主要包括会员特别捐以及各总分会之间的援助款。

一方面,红卍字会作为一民间慈善团体,所筹资金有限。如前所述,在皖苏所用的56万余元的资金这些赈款对于从事消耗性救济尚可,但若从事大规模工程则资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生产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还需要大量专门的技术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员的缺乏,使得民间义赈团体很难从事大规模设施建设红卍字会自然也不例外。最后,从事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时所遇到的一些社会阻力是民间力量难以克服的。以相对较为特殊的华洋义赈会为例,该会属于中外合办团体,资金和技术人员方面获得了西方支持,这些是国内其他团体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团体之中惟独义赈会设有工程人员”,但即使如此倘若离开政府的支持和协助,该组织的农赈和工赈的效果恐怕也要大打折扣;无论是1921年山东利津黄河河道的屯堵、1924年江西沿江圩堤的修固还是1929年绥远民生渠的修建,无一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蔡勤禹也指出,在处理工赈过程中遇到的土地的征用、资金的筹措、运输费用的减免及地方关系的协调等问题时,单靠民间力量是行不通的;这些问题须政府出面,特别是应对一些社会阻力时,非以国家权威来处理不可[29]。华洋义赈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缺乏西方资金及技术支持的红卍字会了。

红卍字会会员特别捐是一项比较特别的临时捐助,一般是专款专用。水灾发生后,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接到诸多分会乞赈电。为赈济水灾,中华总会召开了一次临时干部会议,并当场筹集会员特别捐10000余元[6]。另外上海总办事处募集会员特别捐共 12910 元,用于水灾的善后赈济[7](P115-116)。 除临时特别捐外,红卍字会各分会之间的赈款互助,也是红卍字会内部款的重要方式。以红卍字会皖北办事处为例,从水灾发生之初,到7月底,其所收到的11350元赈款中有10100元来自总分各会的汇款[8]。而上海总办事处筹集的水灾善后赈济款36481元,来自总分各会的捐助赈款共有12500元[7](115-117)。红卍字会总分各回之间的捐助为卍字会本次苏皖水灾赈济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

(二)外部筹款

向社会各界乞募善款也是红卍字会募集本次善款的一大途径。主要方法有登报乞赈、派专员募集、向政府机构请求拨款等。

水灾发生后,红卍字会皖北各分会,纷纷登报向社会各界乞赈以以期募集资金。如:“淮水泛滥,堤坝尽决,一片汪洋,顿成泽国,民房大半倒塌,风餐露宿,残喘苟延,遍野哀鸿,嗷嗷待赈。世界红卍字会五河分会,近特向各地红卍字会分电呼吁,以为灾民请命。”[9]另外,红卍字会皖北水灾赈救会在《申报》登载报告皖北赈务概况时,特在末尾向各界发出乞赈呼吁:“惟茲事体重大,非群策群力,筹募巨款,难收宏效。务希慈善大家暨我卍会同仁,鼎力援助,成此善举。”[8]由于资料所限,具体效果如何无法得知,但登报乞募,仍不失为一种筹款方法。另外还有政府机关的拨款,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也是红卍字会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但是相对于内部的筹款方式,政府机关的拨款,数额不定,并且常发生资金不到位的现象,当时合肥县(现在的合肥市)赈务会由于克扣赈款,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省立十六中师生自行组织水灾筹赈会,筹款赈济[10](P2300);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私自扣压用于水灾赈济的赈款不放[11],而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也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此其内部的款项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赈济活动的开展

红卍字会由于各地分会较为众多,赈济活动,有自己特色,各个联合办事处、中华总会以及上海总办事处负责制订计划,调度人力物力,而具体活动由地方各会负责实施。此次水灾中,红卍字会的赈济措施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临灾赈济和善后赈济。

(一)临灾赈济

①高鹏程的 《红卍字会极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是对红卍字会的研究最为全面的一部专著。里面对于红卍字会的组织状况、运行模式、以及救助事业的描述均较为详细。但在对于1931年的江淮大水的救济仅有三段很简略的文字介绍。邵雍的《近代江南秘密社会》主要介绍了红卍字会的发展历程。对1931年的水灾救济状况没有提及。曹礼龙的硕士论文《修行与慈善——上海的红卍字会(1927-1949)》中,重点介绍了,红卍字会在上海的发展、组织状况以及战地救护等;对1931年水灾仅仅用数十个字提到一则在安徽发生的腐败案而已。贺永田的《世界红卍字会研究(1922-1953)》,重点介绍的是红卍字会的建立的背景原因、发展沿革、运作机制,和其赈济特点方面的探讨。周仪的《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中对红卍字会赈济活动仅作了简单概述。李光伟的《道院、道德社、世界红卍字会——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的历史考察(1916-1954)》主要以青岛和济南红卍字会为主对该会参与水灾救济进行了简单叙述。

以安徽为例,临灾赈济主要由各分会完成,时间主要是大致是1931年7月到至9月。主要包括组织散发急赈、转移灾民、掩埋死尸以及负责搭建收容所、办粥厂等。水灾发生后,设有红卍字分会的地方,该地的红卍字会迅速行动,或单独或联合其他团体发放急赈,同时向社会各界呼吁请赈。以合肥县为例,合肥县红卍字会在水灾发生后迅速搭建收容所以收容无家可归的灾民,“县红卍字会于当局赈款未到之时,设立了临时收容所,收容少量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的饥民”[10](P2343)。 随后,安徽省赈务会先后共拨款8万余元,由县红卍字会组设水灾难民收容所,并在东门外白衣庵、西门外观音庙处设厂施粥,每日施粥两次[10](P2343)

其他地方如皖北颍上、霍邱、凤阳、五河、蚌埠,皖南如芜湖等地的红卍字会分会在水灾发生后,亦积极筹款,赈济灾民。当时《申报》、《大公报》和《民国日报》等报刊对于红卍字会的救灾均有报道,如:

“今日下午(十二日)下午三时,水灾急赈委员会,邀集商界在普济院集会募捐。两小时内,摊认一万二千余元,一俟捐款凑足即请由红卍字会发放。 ”[12]

“贫民生计维艰,湘实里一带,房屋仅余一顶,深不下四五尺,民皆避居山蚌。红卍字会筹款两千吊,派员分出散赈。每户五千三千不等。”[13]

“自成灾之日,幸有安徽慈善联合会、商会、红卍字会,输值散放干粮已达六千万斤。”[14]

而红卍字会向中华总会及向社会各界乞赈的电文,当时的《申报》有大量刊载,在此不再详述。

(二)善后赈济

善后赈济,则是指临灾急赈过后,对灾民的后续赈济工作,是红卍字会整个赈济计划的重中之重。按红卍字会《赈救工作报告书》中提到的时间来算大致是自1931年9月到1932年4月,但不同地方时间略有差异。红卍字会对于皖苏的善后救济,主要由上海总办事处统筹,安徽北部由皖北办事处拟定计划书,然后经上海总办事处讨论后进行拨款实施,所谓“皖北一切赈务则统归本会办事处计划进行”[15](P106)。安徽中部和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不同,安徽中部和南部善后赈济工作则由皖中和皖南各红卍字会分会各自筹备,上海总办事处依据各地灾情轻重酌情给于人员和资金援助即“皖中南各红卍字会均各量力筹募办理冬春两赈,本处则分别灾情轻重量力拨款补助,并推举专员分赴较重灾区”[15](P111)。 江苏的江北地区的赈济同皖北相似,具体措施如下:

1.办粥厂

红卍字会所设的粥厂,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组织严密。依据其组织形式可分为固定粥厂,流动粥厂。按施粥形式可分为施给现成热粥的热粥厂和只发给米柴的冷粥厂。红卍字会依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一方面便利了灾民,同时也有利于节省经费,使得有限的赈款尽可能惠及更多灾民。

在安徽,红卍字会所设的粥厂是施给现成热粥的粥厂,供灾民前来就食。如在皖北蚌埠、阜阳、寿县设固定粥厂3处,成效显著。以寿县粥厂为例,该粥厂为红卍字会联合红十字会合办,开办时间较长“延至次年麦收始行结束,全活灾民数十万”[15](P106)。而凤阳城区同其他临近淮河之地区相比受灾相对较轻,交通状况相对便利,该县红卍字会联合当地“殷实绅商”合办流动粥厂26处。

[16]朱庆澜.苏赈纪要[M].1932:8.

据统计红卍字会在苏皖两省共设固定粥厂38所,另有流动粥厂26处。这些粥厂在红卍字会赈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江北为例,江北灾区共有28处粥厂,“平均每日一厂养500人,每日可养13500口,5个月计之全活之数在百万口以上”[15](P116)。在皖中和皖南,红卍字会设大型粥厂5所,“巢湖粥厂开办以后,沿巢湖者如舒城、含山、庐江等县之灾民赖以生活者不下数万人”[15](P111)。红卍字会粥厂的开办,使得大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极贫灾民获得了一定的充饥食物,对于灾情的缓解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2.设平粜局

设平粜局是本次红卍字会冬春两赈的重要工作内容。具体办法是在县、镇一级城市设平粜局,所需资金大多由红卍字会分会自筹。临淮分会自筹11万元,用于办平粜[15](P107)。如皋分会同当地赈务会合作共筹13万元用于办平粜和粥厂等项[15](P117)。平粜局米、面均平价售予灾民,对于实在无力购买之灾民则免费发放。

平粜的实施区域主要在受灾较重的皖北和江北区实施,“皖北灾后春季仅收一二层,杂粮尤为缺乏,粮食昂贵,贫民谋食维艰,举办平粜实为最重要”[15](P107)。 以临淮镇为例,红卍字分会在临淮镇设平粜总局。后来,又在其他地方设分局。“每日售面三百余袋,自九月开办至次年五月结束,共计八月。”正阳分会办平粜同时还免费施放,在放赈前,先派调查分出极贫和次贫。对于极贫之民免费施放,次贫实行平粜[15](P107)。五河县分会以灾民户人口多少为标准,制订平粜标准。规定:“凡在五口以下者,准粜米一升;五口以上准粜米二升”[15](P107)。 开办时间为4个月。寿县的平粜同红十字会合办,方法同五河相同。江北的如皋、邵伯、兴化等地都设有平粜局且发放方式相似。平粜局的设立对于缓解灾区灾民冬春之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贷牛、种子、草料

贷牛、种子,是帮助农民恢复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时间是1932年3月到9月,共6个月。具体办法是各地分会联合当地官绅先调查清楚各地贫农数量,农民找到担保人即可向临时牛、种义贷处借贷[15](P108)。 另外,为保护灾民手中尚存的耕牛,江都县红卍字会于邵伯镇设立贷料所,“系有耕牛无力喂养者,经本所查验确实,由牛主觅取二户以上之的保于相当期内带给料价,大牛每月给料价洋五元,小牛每月给料价三元”[16]。该贷料所得到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江苏赈务专员成静生的认可,他在给江苏各县查放局的电报中称“朱石僧先生在邵伯办耕牛带料所,意美法良”,要求各县查放局“参酌施行并劝地方善团仿照办理”[16]

4.办因利局

因利局是为使小贩能继续经营而设。具体办法是红卍字会各分会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酌情设因利局“以资救济”。皖北如临淮、凤阳、颍上各开办一处。以蚌埠因利局为例,该局流动基本金为1000元,凡是无力谋生的灾民获得担保后,便可向因利局借10000铜元。借款人仅分期还本金即可,不收利息。“每月可接济灾民八九百人。”[15](P108)临淮因利局基金为2000元,每户可贷5000铜元。其他如颍上、凤阳办法和上面所说相似,不再详细介绍。因利局的创办,对于无以为生的小贩获得生存资本有一定好处。但因需要担保人并且所借金额不足,多者10000铜元少者5000,其实际效果会比较有限,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对红卍字会赈济工作的评析

纵观红卍字会此次在皖苏两省的水灾赈济,无论是赈济模式、查放急赈、办粥厂、因利局,还是贷牛种,办平粜,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办理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中好的一面值得我们借鉴参考,不足之处也值得注意。

(一)赈济工作的成效

整个赈济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本次红卍字会在皖苏两省的水灾救济工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1.筹集赈款及物资数量较大

红卍字会是一股民间力量,在财力和人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展开赈济活动,并且成效显著。据笔者以现有资料统计,红卍字会本次水灾赈济过程中,在苏皖两省共筹资金56万余元,设大小粥厂64处。另外,在皖北,临淮红卍字分会平价出售面粉76000余袋,五河分会售米2400余石[14](P107)。宜兴急赈无锡红卍字会联合当地赈务会发放小麦18680包[14](P121-122)。这些物资和资金的筹集,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要知道,红十字会仅筹集53万元资金且投放到全国范围[17]

2.注重发挥合作办赈的优势

水灾灾情过于严重,已经超出了任意一民间组织的办赈能力。具体受灾面积及损失情况前面已经有所叙述。对此,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民间团体均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国民政府为此专门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主导水灾救济工作。而上海筹募水灾急赈会清楚指出“二十年水灾,就其广阔之区域及惨破之灾情而论,救济一事,诚未易言,而以社会团体之立场办理,其心力相当之困难”[18],红卍字会也承认由于“各省水灾浩大,非联合各会研究办法,不足以宏救济”[19],因此红卍字会自然也重视合作办赈。

首先,和其他民间慈善团体合作。由于本次水灾被灾区域广,灾民众多。单个善团的力量有限,因此合作办赈便成了不错的选择。水灾发生之初,红卍字会安庆分会率先同省商会、安徽慈善联合会轮流散放急赈,而后联又同安徽慈善联合会共同向许静仁发电呼吁赈济灾民[20]。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员加入南京救济水灾急赈会,分头散放急赈,以期使更多灾民受益[21]。皖北是这次水灾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灾民人数超过百万[22]。凤阳县红卍字会分会联合其他团体组织水灾救急会,筹款赈济灾民。

其次,同政府合作。在后来的善后赈济过程中,红卍字会更是沿着合作办赈思路,积极同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合作。以皖北为例,皖北“凡灾区已设红卍字会者”交由红卍字会统筹办理,“其未设立红卍字会之灾区,归官赈办理。本处(上海总办事处)若有余力,再行酌予补助”[15](P106)。 据统计红卍字会在皖北八县,共设粥厂29处,筹款165000余元。平价售面72000余袋。这种同政府分区办理的办赈模式,是对熊希龄“分工合作救灾思想”[23]的具体实践,一方面,有利于减轻政府负但。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赈灾效率,惠及更多灾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最后,红卍字会内部各分会之间的合作。红卍字会历来重视内部合作,并且成立了诸多联合办赈机构,如皖北联合办事处、皖中南联合办事处及江北办事处等。具体来说就是由联合办事处负责制订计划,并协调力量,各分会负责具体实施办赈。

水灾发生后为协调水灾救济事务,中华总会成立水灾赈务委员会,统筹本次水灾赈济工作[19]。东南各分会成立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统筹东南五省水灾赈济工作。皖北设有红卍字会的灾区的水灾善后赈济交由皖北联合办事处负责;江北地区设有红卍字会各县的赈济工作,交由江北办事处统筹。当然上述联合办事机构也会根据情况向地方分会提供一定资金、物质以及人员支持。皖北和江北赈济冬春两赈实施过程中,上海总办事处分别向皖北联合办事处和江北办事处提供了21500元资金,290袋面粉,200套棉衣,7000余件夹衣和9020元资金[15](P106-116),由以上两办事处根据各分会具体情况酌情补助。本次的皖北和江北施行的联合办赈方式,为以后更大范围的联合赈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3.赈济措施全面且持续时间长

红卍字会本次水灾赈济措施中既有活人性命的临灾急赈,善后平粜、粥厂等措施,也有帮助灾民恢复农业生产的贷给耕牛、种子、草料等,同时也有为帮助小商贩维持经营而设的因利局,可以说措施非常全面。同时期的华洋义赈会则侧重于农赈,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则侧重于筹集资金。从时间跨度上来看,红卍字会本次水灾赈济,最早从七月分开始,最晚持续到次年麦收,临灾急赈、冬赈、春赈持续进行。

赈济措施之所以如此全面并且持续近一年的时间一方面与红卍字会前期筹集到的大量的物资和赈款是分不开的。资金及物资是施赈的前提。正如前面所说的红卍字会所筹集到的物资、赈款较多,正是因为物资丰富,才使得红卍字会拥有全面开展赈济的力量。另一方面与该会丰富的办赈经验是分不开的。红卍字会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自成立以后,红卍字会近乎达到了“有灾必救,有难必帮”[24]的程度,据统计截止到1936年红卍字会共救济水旱兵灾共计48次[25]可谓办赈经验十分丰富,此次水灾的赈济对于办理过1928十三省水灾的红卍字会来说已有经验可借鉴。1928年的十三省水灾的救济的分区办赈的经验,可谓在1931年水灾救济中再度得到应用。当时一区负责东南各省灾区的赈济工作,主要是皖苏两省红卍字会参与,由当时的南京和江宁红卍字会负责筹办其他分会辅助。在1931年的水灾皖苏的水灾救济中由于已经成立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则交由该办事处统筹办理,其他分会协助。“该办事处的成立使得原本相对分散孤立的五省各个分会有了统一的协调和领导机关,其救济灾害的力量得到了加强。”[26]

GB 50009—201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中未涉及地下水的荷载分项系数,只规定了永久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分项系数可取1.1。表1是国内外其他规范关于水压力与恒荷的分项系数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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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红卍字会在本次安徽省水灾赈济中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在看到成效的同时,有些不足也应当注意。

本工作介绍了一种改进型DIC分析技术.基于室内模型试验,结合改进型DIC分析技术,针对静压沉桩过程中桩-土界面土体位移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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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中央多次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我们强调共同富裕,绝不是否定先富政策,是对邓小平先富带共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先富与共富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的实践,通过先富的量的积累,实现共富的质的变化,所以先富是实现共富的途径和手段,没有先富就不能实现共富的目的和目标,但先富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共富这个目的和目标。

[13]佚名.芜湖快信[N].申报,1931-07-27(8).

其次,出现腐败问题。1931年合肥大水,红卍字会救济水灾过程中,由于放赈员工良莠不齐,“间有发生贪污救济资金截留救济物资情事,其中案情较大的有一职员,经沪方控诉关押追赃究办”[28]

最后,皖中南冬春两赈由各分会各自进行,缺乏统一规划,整体赈济工作不如皖北完善“皖中南各红卍字会均各量力筹募办理冬春两赈”[15](P106),“而皖北一切赈务(指皖北设有红卍字会分会的地方的赈务)则统归本会皖北办事处计划进行”[15](P111)

从以上可以看出,红卍字会在本次水灾赈济过程中虽然做了相当工作,竭尽全力救济灾民,但奈何由于灾区过于广大,灾民数量过多。红卍字会的工作的实际作用依然有限。且所从事的如办粥厂、平粜、因利等多为以救济灾民生命为目的的消耗性救济,而对于恢复生产性质的工作从事较少。虽然工作中也有贷牛、种等措施的实施但数量有限,更不用说是大规模的工赈工作。笔者认为,这跟红卍字会作为民间慈善团体的自身的弱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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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的不足,多是由于一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不是红卍字会不愿做而是实在是无力去做。虽然工作存在一定不足,但我们不能对红卍字会的工作过于苛责。总体来说,红卍字会作为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在本次水灾救济工作中,能做出上述成绩已属难能可贵。

注 释:

红卍字会各分会在水灾发生之初便积极投入到赈济工作中,在临灾急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傍晚时分,我们玩得有些累了。表哥摘下眼镜,哈了一口气,掏出纸巾擦了擦镜片说:“我们该回去了。怎么样,下次还来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来,还来,只要表哥喊我。”

②皖北固定粥厂3处,流动粥厂26处,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报告书》,1932年,第106-107页。皖中南有粥厂5处,皖中南赈务,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报告书》,1932年,第111-112页。江北设粥厂28处,江北赈务,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报告书》,1932年,第116页。南京设粥厂两处,江南赈务,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报告书》,1932年,第117-118页,总计64处。

③中国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中国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业刊。

参考文献:

[1]孙语圣.1931·救灾社会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29.

[2]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R].上海:中华书局,1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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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 [J].金陵大学学报,1932(1):223-224.

[5]佚名.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分各会历年经办慈业概要[J].卍字月刊,1939,1(4):1.

[6]佚名.红卍字会积极筹赈[N].大公报,1931-08-19(4).

[8]佚名.世界红卍字会皖北水灾赈救会报告赈务概况[N].民国日报,1931-8-11(2).

医疗技术人员、资源配置、诊治能力是医疗水平的重要体现。诊疗设备的使用率与诊疗人次密切相关,为提高中心大型诊疗设备的使用率,最重要的是提高中心的医疗水平,增强患者的满意度和认可度。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从升级医疗硬件设备的“硬实力”,向加强团队建设的“软实力”上转变。一方面,加强人才引进,从省内外引进高水平人才,使中心医师整体素质及能力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注重在职医生的职业培训,选派业务底子好、肯钻研的人才外出学习,使中心相关科室医生的影响力在本地区同行中有较大的优势。

[7]世界红卍字会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报告书[R].乙编,征信录,1932.

对于近年开展的“送培下乡”活动,我们通过座谈方式了解到:我们主动送课到乡,为学员节约了培训时间和培训成本,切实帮助他们取得了继续教育合格证书、普通话和电脑等级证书等,这一系列举措已获得学员好评。但我们通过问卷形式对送培活动参与者展开的调查发现,我们的培训活动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1.农村学校教师工学矛盾冲突,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2.多学科混合的单一课程内容不能满足教师的培训需求。3.培训机构只管送的过程而不顾送的结果,教师的真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4.教学设施和条件已不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

在GeoIPAS软件平台支持下,以地球化学图为依据,结合区内各元素分布分配特征和地质构造条件,确定单元素异常下限并圈定单元素异常。异常下限计算采用对数计算公式:

[9]佚名.皖北各县灾情之调查、各县纷组赈灾会向各方呼吁请赈[N].申报,1931-07-24(11).

[10]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肥市志(3)[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11]纯一.大可注意的三十万元[J].皖灾周刊,1932(4).

[12]佚名.蚌埠水灾之状况[N].大公报,1931-07-15(5).

首先,资金不足。虽然红卍字会总分各会在本次水灾赈济中筹集了56万余元的资金,但苏皖两省灾区广大,灾民众多,这点资金依然杯水车薪。皖北办事处查放寿县急赈,灾民有6000余户,而筹集的赈济款仅 4000 元,平均每户不足一元[15](P109)。 而据当时《民国日报》的报道,一个灾民要维持一个月生命的最低消耗为一元[27]。仅以一户4人计算,红卍字会的这点赈款,也只能够维持一周左右。一周后,灾民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皖中南的八都湖,灾民7000多口。红卍字会所发赈米“平均每口摊米不足二斤”。灾民依然不得不“以煮食树皮草根为活”[15](P112)。 另外有些地区交通条件差,导致赈济品无法及时运输。如“蒙城、涡阳、亳县、太和等处,比因交通困难,未能及时前往”[22],灾民只能忍饥受冻。

[14]佚名.皖南北各县之灾报[N].申报,1931-08-08(14).

[15]世界红卍字会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报告书[R].工作报告,1932.

在江苏江北地区,红卍字会所设的28处粥厂,完全采用冷粥厂模式。即仅提供米柴,不给现成热粥。具体办法是,先按户口册调查确定灾民人数。然后发给赈票。灾民每周凭赈票到指定粥厂领取柴米一次。这种方式可使得“粥厂无举火之费,而食粥者亦可免跋涉之苦”[15](P106-107)

[17]池子华,郝如一.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65.

[18]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工作报告[R].1935:46.

[19]佚名.北平通信[N].大公报,1931-08-31(4).

[20]佚名.皖省两善团为水灾乞赈 [N].申报,1931-08-07(14).

[21]佚名.红卍字会最近之工作 [N].大公报,1931-08-13(4).

[22]佚名.世界红卍字会皖北水灾赈救会报告赈务概况[N].民国日报,1931-08-11(2).

[23]文姚丽.民国时期救灾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01-210.

[24]李光伟.民国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的衰亡原因与评价刍伦[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3.

[25]熊希龄.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一览[R].(序):1.

[26]邵雍.近代江南秘密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88.

[27]佚名.上海一日所耗的電影費急赈災民四千六百餘人[J].新陕西月刊,1931,1(3):83.

[28]合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肥文史资料(1)[M].合肥:安徽省出版总社,1984:181.

[29]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华洋义赈会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9.

 
方乾坤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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