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农村劳动力问题属于“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随着我国针对解决“三农问题”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农业方面，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一部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有了解决思路和解决路径。但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4%，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率为40.3%。由于国内粮食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大部分粮食作物的供给严重过剩，粮食价格持续下降，而政府受财政财力所限，不能保证粮食的政策性收购价格，农民收入也因此受到影响[1]。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劳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明显下降，2015年的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3072元，其收入的增速为7.2%，虽然高于农村部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但远低于农村部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增速15.5%[2]。“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的解决，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新的指导思想。

“三农问题”不仅体现为结构性问题，同时也体现为发展性问题。要解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农民自身的发展问题。只有从根源上解决了农民自身的发展问题，让农民从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达到人的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五大发展”新理念就提示了我们解决农民发展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农民增收的途径之一就是合理利用农忙农闲时间外出务工，外出务工在经济学上属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范畴，有效率的劳动力转移可以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农民的家庭财产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能力得到明显的提高。同时这也是我国是否能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城乡共同富裕、促进地区共同富裕、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实现比较充分就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

2018年，潍柴动力比较大的一个战略动作是于8月29日宣布正式进步燃料电池动力市场。根据其当时的现场“豪言”，潍柴要在2021年前在中国为商用车提供至少2000套燃料电池模组，据说这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用车燃料电池汽车部署计划。

劳动力转移属于贸易范畴，贸易本身要遵循开放发展的理念，而开放发展的本质是要统筹国际和国内的两个大局，有效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内与外的联动问题。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能从内因上明确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以及影响程度，为外在解决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的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有效解决农民问题的内外联动问题，实现农业的三个主要目标，即农产品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秦铁崖听乔十二郎介绍自己是他表姐夫的好朋友，既感到滑稽，也感到温暖，随即对老太医说：“不用客气，饮茶清谈，也很不错。”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在因素分解以及相应的影响分析中最常用的分析方法为指数分析法。经常使用的指数分析法有Laspeyres法、Paasche法和 LMDI （log-mean divisia index）法。 Laspeyres法、Paasche法属于 Divisia法，多用于宏观经济的分析，有着分解后存在残差项，对模型的解释不够详细的缺点，因此，本文选用没有残差影响的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即LMDI法对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进行分解分析。LMDI法应用广泛，研究成果数量多，有基于LMDI法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3]，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4]，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5]，城乡收入变化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分析，信贷规模、效率和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影响分析[6]，税收增长宏观因素分解分析[7]，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影响分析，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分析[8]，税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教育投入对经济的影响分析[9]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经济发展的形势、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异、个人意愿、家庭选择等多个方面。本文要进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分解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10]，用LMDI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进行分解分析，找出影响因素并分析影响程度。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总量可以表示为以下的基本等式：

 

公式中左边的AL可表示实际的就业劳动力总量；公式中间的PL、IL、SL则表示农业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总量、工业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总量、服务业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总量；公式右边的CL和TL分别表示的是农村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总量和城市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总量。

效率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到了抑制作用，在1995-2015年间减少了32113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二、三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互为因果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抑制劳动力的需求。但我国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产业总量都在扩大，新兴业态的出现也必然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因此，经济水平和结构因素相加可抵消效率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抑制作用，使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在总体上表现为增加的趋势。

由等式 （1）变形可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TRL）：

 

这里假设农民只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因此等式（2）左边可表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即农村实际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与农业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数量的差额，等式（2）右边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数量与城市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数量之间存在的差额，第二产业的工业与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从业的城市劳动力数量的不足，可以看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转移人口数量。

运用LMDI法进一步把等式（2）分解为：

 

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其实力雄厚，根基稳固，在面对客户时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金融创新的难度也相对小，而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有限的金融开发创新能力，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的难度相对大银行来说会更大，可能会出现部分小银行倒闭或被并购的情况。

对于等式（3）中的模型，可假设基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量为C0，T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量为Ct，用下标tot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的变化。本文采用加法分解，将差分分解为：

 

药剂掺量对高黏粒含量废浆渗透性和真空固结特性的影响······························武亚军 顾赛帅 卢立海 强小兵 骆嘉成 (4,617)

具体的各分解因素的贡献值表达式分别为：

 

 

因此，总效应可表达为：

 

（二）分析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本文的数据包括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数量、农村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数量、城市实际从业的劳动力数量、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总产值、农村人口总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6）》，GDP所采用的均为当年价格。

《中国统计年鉴》中与劳动力相关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按一、二、三产业统计的就业人员数量、按城乡划分的就业人员的数量、城镇已登记的失业人口数量、城镇已登记的失业率等项目。其中，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年龄，具有劳动能力，表示为失业人口，包括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与就业人口的总和；按一、二、三产业统计的就业人员数量是指按照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划分的各个产业部门的实际就业、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力数量，第一产业即农业表示为实际从业劳动力数量；就业人员，是指在一定年龄以上，具有劳动能力，为了取得一定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具体指的是年满16周岁，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时限内从事了1小时（含1小时）以上劳动的人员；或者由于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调查时限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或场所的人员；或由于季节性歇业、单位不景气而放假等原因在调查时限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的状态，但不满三个月的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具有非农业户口，在16周岁至退休年龄的一定的劳动年龄以内、具有劳动能力、没有工作但有工作意愿，并在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有失业登记记录的人员。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与实际就业劳动力数量之间有一个差额，即为未就业的劳动力数量。未就业劳动力数量由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员组成。

三、结果及分析

（一）1995-2015年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6）》所记载的数据，经过计算、整理，可得到我国1995-2015年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具体数据可见表1。

[2]江小国，洪功翔.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路径与国际经验[J].现代经济探讨，2006（10）：35-39.

 

表1　1995-201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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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5-2015年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数的比较

从表1可以看成我国1995-2015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995-200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呈现一个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另一个阶段是2003-201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2002-2003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区分点。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呈现明显的波动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上升到高峰，然后下降，随后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中的升降反复波动。从总体上看和我国经济发展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呈相似变化趋势，比如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呈现明显的上升，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相符。农业实际从业劳动力和农村实际从业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均为负值，说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在逐渐减少，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则远远大于其他几个指标，说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速度过快，必须加大力度解决这部分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保证农民的收入达到稳定增长。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等式以及所收集的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所记录的数据，借助分析软件工具，可以得出1995-201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结果表示如下：

等式（3）左边的TRL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量；等式右边的IS表示工业、服务业的总产值；AGRI表示农业总产值；P表示农村人口总量。相应地EI可表示为工业、服务业效率因素、CI可表示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因素、SI可表示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P可表示为农村人口规模因素。

 

表2　基于LMDI法的1995-201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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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5-201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参考文献：

农业发展水平同样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995-2015年间推动了26364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决定着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农业发展水平的相对低下导致了劳动力从农业产业的流出。对这部分转移的劳动力必须要加大转移培训的力度，扩大其技能的掌握和水平的提高，为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的再就业提供保障。但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开展，伴随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程度的提高，可以预测未来农业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

稳定化学药剂主要有无机药剂和有机药剂两大类。无机药剂常用的有Na2S和石灰；有机药剂常用的有EDTA 及其钠盐、多胺类和聚乙烯亚胺类、二硫代氨基甲酸盐及其衍生物，主要通过与重金属发生螯合作用，对其进行固化。试验证明重金属螯合剂对飞灰的处理效果明显优于无机药剂，且投加量少，实现了飞灰稳定处理且不增容或少增容的目的，但价格昂贵，药剂成本过高。开发一种低成本的螯合类固化剂，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人口因素同样对劳动力转移起到了抑制作用，在1995-2015年间减少了4751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显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去居住。农村人口连年减少，甚至出现了“老龄化”、“空心化”现象[11]。农村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减少，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

四、结语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只用了4年的时间 （2011-2014年）就提前完成了整个“十二五”时期要新增加4500万个城镇就业岗位的规划目标，使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类型更趋向于多元化，使就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以服务业为首的现代就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十三五”时期，随着经济转型和升级对劳动力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又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区域转移的趋势，这又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新的变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政府不仅要配合双创出台各项激励政策，同时还要加快完善就业相关政策，加强就业政策与产业、贸易、税收、金融等政策的协调，积极发展吸纳就业容纳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同时，还需要密切关注农民工回流趋势，鉴于目前城乡社保体系还在进行改革，没有得到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在进程务工一段时期后，会返回故乡生活。这一部分回流的劳动力的就业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引导和保障。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终身化、普及化，持续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以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有效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率，提高解决农民劳动就业、收入增加问题的效率和效果。

从分析结果看见，对1995-201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推动作用的是结构因素和经济水平。其中，结构因素在1995-2015年间推动了12127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随着我国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中包括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效推动了劳动力的转移。在笔者之前的文章中也对安徽省劳动力转移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得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主要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服务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则很小。从而验证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随着产业结构改革的深化，从工业分流出的一部分劳动力必然要投入到服务业中。近年来网络购物的兴起，物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度增加，对吸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吸纳作用。

2.1.5 药品剂型的影响:同一药品的剂型不同,其在体内的吸收也不会相同,即生物利用度相异,如果不能掌握剂量就会导致不良反应的出现。

[1]郭社荣.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3-01.

这些研究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党建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但普遍将高校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没有深入到高校院系之间、大学生群体内部之间的差异性。

2.2 术后恢复情况观察观察组的月经恢复正常时间、β-hCG水平恢复正常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术后1周血β-hCG降低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3]郭朝先.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2）：4-9.

[4]张陈俊，章恒全，龚雅云.中国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与水资源消耗——基于改进的LMDI方法[J].资源科学，2014（10）：1993-2002.

[5]刘玉，潘瑜春，任旭红，等.基于LMDI的粮食生产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4（5）：887-894.

[6]姚宇，庆东瑞.信贷规模、效率和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影响分析——基于LMDI乘法分解[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10）：25-29.

“‘音译̕是重要的语义代偿手段。许多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物名）以及外来新概念在引进之初由于汉语中缺乏相应的称谓或词汇，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采用音译法把它们译出来”（刘宓庆，2008）。[10]

[7]张斌.基于LMDI分解技术的中国税收增长宏观因素分解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8）：12-17.

[8]辛冲冲，陈志勇.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LMDI分解法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7（3）：78-86.

[9]韩秀兰，王久谨.地方税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基于对数平均D氏指数方法的分析分解[J].税务研究，2013（12）：61-64.

[10]何建新，舒宏应，田云.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测算及影响因素分解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2）：148-152.

[11]罗浩轩.新常态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三重冲击及其治理路径——基于1981-2013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J].上海经济研究，2017（2）：2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