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金陵本《船山遗书序》中谈到此书刊刻过程时说：“道光十九年，先生(指船山)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崧伯山等分任校雦，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1]419而张文虎在同治六年(1867)致曾国荃感谢赠全套《船山遗书》的信中说：“船山遗书，刘伯山明经用功最深。文虎所参校不及十之二三，而节相弁言乃独以贱名与伯山首署。兹复叨惠钜帙，汗颜滋甚。”[1]622这两段话表明，刘毓崧和张文虎在金陵本《船山遗书》的编校过程中，是起了中坚作用的，其功绩不可没。

一

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江苏仪征人。其父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江苏仪征人。嘉庆己卯优贡生，候选训导。稍长，即精研古籍，贯串群经。于《左氏传》致力特勤。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其稍可观览者，大抵袭取旧说。爰辑《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之，所剿袭者彰之，其沿用韦昭语注者，亦一一标记。”毓崧道光二十年举优贡生。从父受经，长益致力於学；治左氏缵述先业，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以文淇考证左传旧疏，因承其义例，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

在《王船山遗书校勘记自序》中，刘毓崧讲了他自己在《船山遗书》刊刻过程中的作用：“衡阳王氏船山丛书，其目录可考者七十五种，稿本访得者六十一种。湘乡爵相及介弟爵帅捐俸授梓，自甲子(1864)春至丙寅(1866)夏，刻成五十三种。此三年中，延致诸同人或校稿本，或校写本，或校刻本。毓崧亦在局中，专司覆校稿本。合计已刻未刻各书，除未经覆校者六种(《说文广义》《相宗络索》《夕堂八代诗选》《四唐诗选》《明诗选》《词选》)，余五十五种，皆检其所引原书、所用故实，为之校勘。”[1]429这说明，刘氏在《船山遗书》编辑刊刻过程中的作用，是对拟收入遗书的船山著作的稿本进行校勘，正如他自己所说“检其所引原书、所用故实”，即对原著中所用引文及所涉及的人物典故是否准确进行核对。

金陵本《船山遗书》整个刊刻工程的负责人是欧阳兆熊，但编校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则是刘毓崧。所以刘氏在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其二则是《王船山丛书校勘记》二卷。透过这两个文件，可以看出刘氏校勘工作的细致和校勘水准之高。

先让我们看看《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首先，凡例以邓显鹤的《船山著述目录》为参照，介绍了金陵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53种的情况，其中邓目未载此次刻书访得者4种(《永历实录》《莲峰志》《庄子通》《岳余集》)，邓目已载未刊此次访得付刊者23种，邓目已载且王氏守遗经屋刊本已刊，这次又补刻者18种，邓目已载但为别本所刊者今又补刻者8种。接着，凡例就遗书的卷数、缺卷缺篇缺行缺句缺字、字体、避讳等问题如何处理的进行了说明。这些都是一般古籍整理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凡例有几条颇有特色：

其一，强调尊重船山原著。这突出地表现在纠正邹汉勋在王氏守遗经书屋对五种稗疏所做的窜改：“群经稗疏五种，前此所刻，系邹氏汉勋所校，增删改易，非复本真。”刘氏指出，这5种稗疏，其中《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种，《四库》著录，《四书》一种，虽未著录，但原稿犹存。所以金陵本遗书在刊刻这5种稗疏时，就是以阁本和旧抄本为主。“其抄本传写脱误，邹刻补正，至当不易者从之。”邹氏“托诸家藏改本及旧刊本者，均不可凭。”“邹刻全条删去者，今皆据原本补刊。”这样，就恢复和确保了船山著作的原貎。其二，强调正确处理旧抄本与旧刻本之关系。刘氏指出：“旧抄本可正刻本之误者，固属当从；其中刻本是而抄本非者，不必据传写之讹改校定之确。”为此，刘毓崧举《读通鉴论》卷九“韩遂则与马超相疑矣”，抄本“超”作“腾”；卷十三“慕容翰之追慕容皝”，抄本“皝”作“廆”；卷二十一“有罪可讨而蔡确亦以歌咏论刑”，抄本“蔡确”作“章惇”；卷二十五“穆宗忧而谋于郭钊，钊曰俟之”，抄本两“钊”皆作“暧”，均当以刻本为是。其三，强调正确处理引文。“书中征引群书，得一本可据者，即不须改(如《老子衍》“抟之不得名曰微”，即有作“抟”之本，不须改“搏”；《庄子解》“木中有火”，既有作“木”之本，不须改“水”。)恐别有所出者，即不须删(《诗经考异》引韩诗“墙有茨”，“茨”作“薋”自来辑韩诗虽无此条，然恐别有所出，后此辑韩诗者不妨增此条也。)未引者概不必增，既引者亦不必去。沿袭俗刻者不必改从旧本，隐括大意者不必改从全文(凡引书不用“云”字“曰”字，而用“谓”字及“以为”等字，多系隐括。)期于各适其宜，无庸执一。”其四，注意语法句读。“各书之中，有文法奥折者，审其句读，则指趣自明。(如《四书训义》卷十一《陈司败》章云：“乃今观之，君子亦党乎？心有所偏护，不恤理而唯所好之是阿，何也？”“阿”字绝句。“何也”二字另一句。“何”字非误非衍。)有语势奇险者，识其指归，则气脉自顺。(如《读通鉴论》卷十六云：“故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不”字似有误，而实不误。其上文云：“故天子之令行于郡而郡乱，州牧刺史之令行于县而县乱，郡守之令行于民而民乱”，下文云：“上侵焉而下移，于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合观之，语正相贯。)像这样的情况，“均不率加改易，以免纷歧。”[1]422-427刘毓崧说的这些意见，确是善于校勘者的经验之谈。表现了金陵本遗书的校勘者水平的确很高。

综上所述，随着当前医疗水平和技术的进步，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存活率逐渐提高，而术后并发症则成为制约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下肢淋巴水肿，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当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尚不够，有必要开展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全面评估危险因素，制定合理有效的评估标准、预防措施和管理手段，减轻患者负担，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同治七年(1868)五月十六日张文虎日记记载：“阅王船山《易·大象解》，谓《象传》乃孔子学《易》之书，不与彖、文诸传同，甚是。其所著《周易内外传》，大都本伊川(程颐)、横渠(张载)之说而畅发之，净扫汉儒及陈邵之陋，而独取周子《太极图》，不知楚固失之而齐亦未为得也。”[3]140 “楚固失之而齐亦未为得”，表示争论双方都有失误，语出汉司马相如《上林赋》。这表明张文虎既不赞成汉儒及陈邵之陋，也不赞成周敦颐《太极图》之说。

张文虎还写过一篇《书王船山说文广义后》的文章。张氏对《说文广义》评价不高，认为王氏对古字的读音“未免矫枉过正，又未见《说文》原本，所据者坊刻《五音韵谱》，舛误百出，颇受其蔽。然明一代人，尟为《说文》之学者，先生始为之。至我朝通儒辈出，讲论益精，而其论发之王氏，功固不可没云”。[1]622

刘毓崧在《王船山丛书校勘记自序》中谈到他在校勘过程中发现书稿中问题形成的原因时指出，除了旧刻本有臆改之误，新抄本有传写之误等情况之外，还有王氏原著自身的原因，其一，是检阅之误。刘氏举例：《春秋稗疏》卷上云：贯，“范宁注音古乱反。”又云：厉，“公羊注音赖是已。”今按何、范皆无音切。范宁注当作《谷梁释文》，公羊注当作《公羊释文》。此因注疏与释文合刻，检阅时误采书名也。其二，是王氏记忆之误。刘氏举例：《周易外传》卷六云：“杨亿披缁而辱逮于死。”杨亿乃王旦之误。《尚书引义》卷三云：“若夫陸子静、杨诚斋、王伯安之为言也。”诚斋(杨万里)乃慈湖(杨简)之误。《诗广传》卷三云：“刘裕终广固之役，建业虽虚，甫旋兵而孙恩已溃。”孙恩乃卢循之误。《读四书大全说》卷四云：“道安立雪断臂。”道安乃慧可之误。《读通鉴论》卷四云：“况仇士良之以家奴而门生天子乎！”仇士良乃杨复恭之误。卷二十八云：“李山甫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山甫乃巨川之误。卷末云：“李存勖三垂岡之叹。”存勖乃克用之误。《姜斋文集》卷三《读陈书书后》云：“鲁悉达之言违于俄顷，玄武之溃应如鼓鐘。”鲁悉达乃萧摩诃之误，玄武乃朱雀之误。刘毓崧说，开始时，编校者拟在新刻本中保持原稿中的错误，而将问题胪列在《校勘记》中，但同人有人认为，这种错误“词义显然不必存疑者，于是刻本内此等遂多改易，惟误处须引证而后明，以及改之有碍于上下文者，则未尝改。爰即此类次第编辑，成《校勘记》二卷。”[1]430这说明，上述刘氏所举的例证并没有收入《校勘记》中，而通过核查《船山遗书》的刻本，刘氏《校勘记》所指出的问题，刻本的确“未尝改”。

张文虎校勘《船山遗书》的具体工作，时间都在同治四年，这说明遗书的校勘工作主要是在这一年进行。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日日记载：“节相(指曾国藩)寄示所撰《〈王船山遗书〉序》，从容详瞻，复简洁不支，固是南丰世家。” [3]68“南丰世家”，此指曾氏古文传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曾国藩的祖籍为江西人，他又推崇古文，所以张文虎说他继承了曾巩的古文传统。同治六年(1867)三月十二日，张文虎与李善兰、戴望等金陵书局同人拜见曾国藩时，曾氏说：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刊行时，“中间从《说文》之字，皆邹叔绩(汉勋)所改。其文亦多改窜，非原本。曾致书诤之，不听。”张文虎听后，“乃恍然前为沅帅重校付刊时，于此等处疑船山原本如此，故不敢轻改，今已刊成，无及矣。”[3]84七月二十一日，“节相(曾国藩)送《王船山遗书》，沅帅(曾国荃)寄来也。”[3]98九月初五日,“写谢曾九宫保(国荃)送《王船山遗书》信。”[3]103在这封信中，张氏不仅如前所述，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他和刘毓崧在编校金陵本《船山遗书》过程中的作用(须知，张氏写此信时，已得知刘氏去世)，而且提出将船山一些重要著作单行出版，以利普及：“伏思船山先生著述等身，而行世者甚尟，今得重刊全帙，宣布遐迩，讵非盛举？惟卷帙较重，寒士力不能置，亦不便舟车携带。中如诸经《稗疏》《礼记章句》《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诸书，似可散印单行，各随所嗜。质诸表彰前贤，嘉惠来学之盛心，以为何如？”[1]622十一月初九日，张文虎在谒见曾国藩时，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又请于《王船山遗书》内别印《易》《书》《诗》《春秋》四书《稗疏》为一帙，《礼记章句》为一帙，《通鉴论》《宋论》为一帙，《庄子解》为一帙，《楚词〔辞〕通释》为一帙，《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各一帙。各帙单行，可分可合，俾寒士易于购买，而书亦易于行远广传。节相以为然。此议前寄沅浦中丞书中曾及之，复信亦以为是。”[3]112

二

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又字啸山，自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贡生。嗜古博览，不求闻达。于名物、训诂、六书、音韵、乐律、中西算术皆研究深造，尤深校勘之学。于诸书是非得失，源流异同，莫不参稽博考，以得其旨要。而于《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考核尤深。馆金山钱熙祚家三十年，所校《守山阁丛书》、《小万卷丛书》等凡数百种，时称善本。又曾三次赴杭州文澜阁假书校八十余种，钞四百三十二卷。同治初(1862)，与李善兰同客曾国藩幕中，甚受器重，保候选训导；金陵书局开后，主校席十年。其著作有《古今乐律考》《舒艺室随笔》《舒艺室诗存》《诗存·诗续存·尺牍偶存》《舒艺室全集》《索笑词》《史记札记》《周初朔望考》等。

《张文虎日记》记录了张氏参加金陵本《船山遗书》编辑的全过程。在湘军攻克太平军首都南京之后，张文虎一行在欧阳兆熊率领下，于同治三年(1864)阴历九月二十二日从安庆来到南京，并入住铜作街原太平军慕王(谭绍光)府，至同治六年三月迁飞霞阁之前，金陵刻书局一直设此。在此期间，张文虎的主要工作是校刻《船山遗书》。据其日记记载，同治四年三月十六日“校王船山《礼记章句》新刊样本竟。欲作归装，而晓岑(欧阳兆熊)意欲再留。”[3]29四月初八“校王船山《读(通鉴)论》毕。”[3]33五月初七日开始“校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至五月十八日“校王船山《读四书大全》竟”，并且发表评论：“辨析性理处，颇有发宋儒所未发者，而好恶任情，诋韩、欧、苏、曾为乡愿，至谓子路、子张之气质粗疏，不足与入圣贤之域，则不知其自居何等也？”[3]39-40五月十九日，“晓岑以王船山所选《历代诗选》属校，首为绪论一卷，古乐府歌行一卷……共二十二卷。予以卷帙太繁，而其诗大都家弦户诵，今欲大工急竣，拟仿《郭伯庵诗评》例，只刊其评，或并存其目，晓岑以为然。”五月二十日，“晓岑以刻工急于接手，不及整顿，遂定全刻《历代诗评》，随校随发写。”五月二十一，“从芋仙借《诗纪》校王船山《古诗评》。”五月二十二日，“校《古诗评》竟。复从芋仙借《全唐诗》校《唐诗评》。二十四日，“灯下校《唐诗评》竟。”二十六日，“校《明诗评》。”二十八日，“校《明诗评》竟。”[3]40-41芋仙，李姓，名士棻(1821—1885)，四川忠州人。字重叔，号芋仙，道光拔贡。博学工词。以名孝廉为曾国藩所赏，依其幕府有年。同治初出知彭泽县，移临川。去官后流寓上海近二十年，结社题诗闻名一时。

“哎，大‘学霸’，我们就靠你了啊！”一下课，周围几个同学就围了过来。后排的张健一巴掌拍在我肩上，我只好呵呵笑着，还没想好怎么应付过去呢，又一个声音说：“姜磊啊，你都不知道，你害得我们有多惨！上次家长会之后，我妈连续一个礼拜跟我说话都是这样开头的：‘看看人家姜磊……’我都以为我是捡来的。”

刘毓崧在校勘《船山遗书》的过程中，还为其中的两本著作作跋，其一为《尚书引义跋》，其二为《永历实录跋》。《尚书引义跋》认为，此书就《尚书》每篇之义引而申之，其体裁近于《韩诗外传》、《春秋繁露》，虽不尽与经义比附，而多于明代事有关。其中有显揭其指，人所共知者；亦有即其事未经显揭，然其意可揣测而知者。对这两种情况，刘氏都举例说明之。刘氏认为，此书之立论不无驳杂，而秉心则甚纯矣。其尤有功于名教大防者，则论《多方》之殷士，谓顽民既迎周而复叛周者，以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托于忠孝，援《春秋》之例，贬反覆者为凶德狂愚，义正辞严，森如斧鉞。盖借是斥吴三桂之进退无据，始为贰臣，终为逆臣。此船山所以避伪使之招，自全其贞士逸民之德。其卓识定力，具见于斯，所当表微阐幽，以彰其志节者矣。若夫持论好立异同，前哲名儒，自刘子政(向)以下，皆肆意攻击，此诚识有所偏。然其所著各书，大率类此，且有较甚于此者。只须鉴其失，不必删其书也。[2]439

张文虎得到《船山遗书》之后，还抽空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并且发表了读后感。例如同治六年十月初十日日记记载：“上月来灯下阅王船山《通鉴论》《宋论》，至此毕。中间极有独出手眼者，有不近人情者，不可以概论，要非矮人观场者所可与语。其《永历本纪(实录)》则似可以不刻。”[3]107张文虎虽然没有说明《永历实录》可以不刻的理由，但这段话表明他认为此书缺乏价值。刘毓崧与他的观点则不一。在《永历实录跋》一文中，刘氏认为，此书记吴三桂之害桂王，“笔挟风霜，词严斧鉞，其不畏强禦，可谓南、董替人。”“南、董”为春秋时代齐国史官南史、晋国史官董狐的合称。皆以直笔不讳著称，后用以借称忠于史实的优秀史官；“替人”指接替的人。“南、董替人”，就是认为船山是南史和董孤的接班人。接着，刘氏指出，由于船山在南明王朝所处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其后高蹈远引，所以其资料的收集容有未周，故有应立传而无其目，或但有目而无其传，或仅举其字而阙其名，或附见其人而阙其事，或特书其事而未得其情，或不没其名而未核其实。总之，此书有见闻之确，亦有纪录之别，在乎择善而从。至于此书之大概可宝者，也非止一端。其一，是有他书罕见之人：如嗣韩王、嗣通山王皆宗室之良；黄奇遇、黄公辅、管嗣裘、朱昌时，皆朝臣之选；熊兴麟等文臣九人，满大壮等武臣六人，皆忠义之徒；等等。这些于文献均有裨益。其二，有他书罕载之事。如矍式耜、何腾蛟、焦琏、皮熊、张同敝、严云从、李国辅等人传记所载，并足以资考证。所以这是一本有关掌故之书。刘氏进而指出，此书最为可惜的是，船山于1650年(庚寅)在肇庆、梧州时，“疑五虎(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袁彭年)为正人，引为同志，过信其言。”所以船山纂辑此书之时，未免以先入之言为主，凡金堡等深怒积怨者如朱天麟、吴贞毓、郭之奇、张孝起、鲁可藻、吴炳，传中率加贬词；与金堡等人稍有嫌隙者，如黄端伯、姚奇允、姚端、王兴，亦多不满；虽忠烈如何腾蛟，而与堡不合，则词有抑扬；甚至反覆如陈友龙，而堡所私，则语多回护。这样就难免因采访不实，至涉纷歧。尽管有这些缺点，刘毓崧还是认为，由于船山疾恶甚严，不愧古之遗直(继承了古代正直的遗风)，其失误只是由于偏听，而非逞一己之私。我们既然知道此类为金堡等舞文，可以置之不论，那么其全编就仍足以传信而于史学有功。所谓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也。故缕析言之，俾阅者知所择焉。[4]561-567刘毓崧这样的分析是十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对于货车，满载和空载时各前轮定位参数均有变化，而在检测时汽车是空载运行。为符合车辆实际运行状态，应检测汽车满载运行时的前轮定位参数。即空载时侧滑量偏大，而满载时汽车正常运行不受影响。对此类汽车，也应具体问题

六月初九日，“复校王船山《读通鉴论》竟。”六月十二日，“校王船山《诗经稗疏》。”六月十四日，“校王船山《诗经稗疏》竟。”张氏在校此书卷三《大雅·黄流在中》“按《说文》：郁，芳草也。十叶为贯，二十贯为筑。筑者，二百叶”时，认为是“误中之误”。在校卷四《商颂·天命玄鸟》“故《天问》亦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至胎，女何喜？”时，张氏曰，“邹(汉勋)刻本胎作诒，与《天问》合。然下文言至云者，若合致之而非燕卵之为胎元也，则元(原)文固作胎矣。”(《王船山丛书校勘记》卷一)六月二十日，“灯下校王船山《宋论》竟。”六月十七日，“校王船山《噩梦》。”并且发表评论：“所言皆经国治民之事，大都据其时目见而言，补偏救弊，虽卑无高论，而多中肯綮，较他著述为平正，凡一卷。”[3]52七月二十四日，“校王船山《春秋世论》。”七月二十五日，“校王船山《春秋世论》。”七月二十六日，“校王船山《春秋世论》竟。凡六卷，持论尚平正，惟痛诋晋武、赵武，未免深文”。[3]53-54

金陵本《船山遗书》有校勘记二卷。一般来说，校勘记的主要内容是说明不同版本的古籍之间的文字异同，即通常所谓的讹、脱、衍、倒的问题，讹指以讹传讹，错误的文字；脱：缺字、缺句子等；衍：后人增加的文字；倒：文字顺序颠倒等。但《船山遗书》的这二卷《校勘记》却颇为不同，它不是一般的校勘文字，而是校正船山著述中的各种差错。对此，刘毓崧在凡例中有说明：“书中年分、地理、姓名、谥法、事迹、训诂，有叙述详而不必求备者，有证佐多而不必求全者，有沿旧说而未暇考核者，有抒己见而未经引申者，有纪载殊异而难于遽定者，有传抄脱佚而难于轻补者，今此所刊，概不增易原文，庶免失其初意。间有记忆偶误、检阅偶差者，欲改之则与本意不符，竟置之又虑阅者滋议，故刻本于此类仍存其旧，而别著于《校勘记》焉。” [1]428-429这个《校勘记》虽然是署的刘毓崧的名字，这与他在遗书刊刻过程中“专司覆校稿本”是分不开的，但其中也记录了其他几位《船山遗书》校勘者的校勘意见，因此可以说这个《校勘记》也是金陵本遗书校勘者的集体劳动成果。

一矿共有三对副井，即院内副井、北一副井、北二副井，分别服务于一、二、三水平，均为立井提升，负责各水平的升降人员和提升物料等辅助提升任务。院内副井提升系统核定能力为173.83万t/a，北一副井提升系统核定能力为292.82万t/a，北二副井提升系统核定能力为92.41万t/a，提升系统总核定结果为559万t/a。

三

刘毓崧在编完《船山遗书》之后，又于同治四年(1865)利用他掌握的船山著作及有关资料，编了《王船山先生年谱》上下两卷。光绪十二年(1886)由江南书局刻板印行。江南书局是光绪初年由曾国藩于同治四年在南京创立的金陵书局改名而来。光绪十五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为《王船山先生年谱》作序称 ：“同治初年，国荃刻其(船山)遗书三十八种，仪征刘毓崧伯山复为撰年谱二卷，事迹多采之先生遗书，掇其只辞片语，想像得之，虽不免于罣漏，要其平生梗概略备矣。后之读是书者，论其世，知其人，则于先生所志所学，犹是圣贤豪杰之用心，方之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诸君固无多让，由是上溯荀(卿)王(通)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之道，有不造阈而入室者乎？”刘氏在自序中说，自己虽然编了这个年谱，但是由于书阙有间，挂漏良多，他并且具体列举了七种“未备”，“故编辑此谱，时阅半年，仅成初稿，虽草创粗具，尚未讨论，容俟异日续有见阙，重加考订焉。”[1]138-140可是由于刘氏英年早逝，所以未能“重加考订”，因而留下种种错误或不足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此谱的优点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狐臭柴(Premna puberula Pamp.)又名神仙豆腐柴等，隶属于马鞭草科豆腐柴属(Premna Linn.)的直立或攀援灌木至小乔木，分布于我国西南、西北、华南、华中等地区。其叶片含有丰富的果胶、植物蛋白质、纤维素和过氧化物酶[1]，根茎中含有多种药用成分[2-3]，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血、主治毒蛇咬伤、无名肿毒、创伤出血的作用[4]，使其具有较高营养、保健及较多的药用功效，成为一种药食兼用的植物。民间常采集其嫩叶和嫩枝制作成凝胶小吃，称为“神仙豆腐”、“观音豆腐”或“斑鸠饭”。

其一，着力揭示谱主的心路历程。王船山家境贫寒，青年时代又处于明清鼎革、汉族政权被满洲贵族取而代之的激烈变更之际，所以其心路历程是极其复杂的。对此，刘毓崧是努力将之表现出来。例如，崇祯十二年(1639)王船山与其兄介之考上举人之后，准备赴北京进行朝考，但家中经济困难。有个姓金的观察使知道后，对船山兄弟说，有一个“劣而枭”的罪犯，按照法律应该处死，但他如果能够出一千两银子支持你们兄弟北上赶考，就可以免除死刑。那个犯人托人找船山兄弟求情，介之问船山：“何如？”船山答曰：“此固不可。”介之高兴地说：“这也是我的心意。”这时有人说：“古人有一种说法:‘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谁能够保证他能得到这种幸免呢！”此时，兄介之对船山微笑。船山又说：“我怎能令此人必死呢？但我决不介入此事！”介之说：“此人这次如果能够免死，将来会祸害乡里。如果这样，我将会感到愧疚的。弟弟，你说的对。”于是，船山兄弟严辞拒绝了那个罪犯的请求。可是，这个罪犯还是通过资助别人而免死，后来也正如王介之所预料的那样，仍在继续祸害乡里。[1]159这一件事说明，王船山兄弟都具有一颗“君子固穷”的心。崇祯十七年(1644)夏四月，船山闻崇祯帝殉社禝，涕泣不食者数日，作《悲愤诗》。年谱引《章灵赋》自注：“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师，思庙自靖。五行汩灾，横流滔天，祸婴君上，普天无兴勤王之师者，草野哀痛，悲长夜之不复旦也。”[1]163此后，船山一直怀着忠于明王朝即汉族政权之心，并且曾在南明永历小朝廷出任行人司行人。虽因朝廷内部矛盾而被排挤出局，但他的心却是一直向着南明王朝的。顺治九年(1652)，船山侨居邵阳耶姜山旁蒸水之源，南明大帅李定国兵下衡州，招船山，不往。年谱引《章灵赋》自注：“时上受孙可望之迎，实为所挟，既拂君臣之大义，首辅山阴严公(起恒)以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王封，为可望贼杀。君见挟，相受害，此岂可托足者哉？是以屏迹居幽，遁于蒸水之原。而可望别部大帅李定国出粤楚，屡有克捷，兵威震耳。当斯时也。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1]196这段话，深刻地反映了船山当时的内心矛盾。顺治十年(1653)夏四月作《章灵赋》，年谱引赋序云：“时孙可望挟主滇黔，有相邀赴之者。久陷异土，既以得主而死为歆。托比匪人，尤以遇巷非时为戒。”又引《章灵赋》自注云：“自违君侧以来，于兹三年，而孤踪屡迁，望属车之清尘而深其慕忆。盖愿得朋以出大蹇，倘值其人，乐与来连者矣。乃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饱，飏尾而游，而大君之威，虎为狐假，返退养夫巽顺。若此者，岂足以有为？神器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无成，固其所矣。桓温失志于枋头，刘裕覆师于关内，今古如一，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也。”[1]197船山“望属车之清尘而深其慕忆”，即其心中随时都在想着当年是如何追随桂王的车架，但又考虑到“大君之威，虎为狐假”，所以又“去之唯恐不速”。康熙元年(1662)夏四月二十五日，桂王为吴三桂所害。年谱说：这年诗“大都为桂王而作。”《长相思》第二首云：“长相思，永离别，地坼天乖清泪竭。油卜罢春灯，寒碪谢秋节。宝带裂同心，他生就君结。”刘氏评论说：“其词甚苦，其志尤可悲矣。”接着，年谱还引这年船山所写《金人捧露盤》“和曾纯甫春晚感旧韵”中的词句，以及《烛影摇红》“十月十九日”中的词，并指出：今考“崧台双阙”，谓桂王以肇庆为行阙；“朱邸离宫”，谓衡州为桂藩旧邸；十月十九日系桂王生辰；“魂归无踪”“桥山夜月”，知其时桂王已殁[1]213。正是通过这些叙述，从而充分显示了船山对汉民族政权的无限思念。

这就是五四时期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存在的两种主要翻译原则。但究其根本，这两种翻译原则都是以儿童为翻译目的。所以译者以儿童为中心，着重考虑译本的语言和风格能否符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其二，极力还原谱主生平活动实况。刘毓崧编《王船山先生年谱》时，距船山逝世已经170多年，关于船山生平的许多细节，缺乏记载，刘毓崧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详细搜抓，力图还原谱主当年活动的真实情况。例如，顺治四年(1647)年谱记载，夏五月船山与夏汝弼同登车架山白石峰，主萧常赓家。刘毓崧首先引用夏汝弼所作《白石峰记》：“岁丁亥(1647)，月在午，梅雨新霁，与王子而农披榛径登白石峰。”此文在发挥了一通关于天的有无的议论之后说：“于是两人选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无声，言无谓，相视久之，不能名其故。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又引邓显鹤《沅湘耆旧集》有关传记或按语，介绍了夏汝弼的生平：“字叔直，号莲峰，一号莲冠道人，衡阳诸生。生有异廩，刚介负气。湘衡乱，佯狂远蹈，或歌或哭，有语及时事，即闭目不答。鼎革后挈家人入九疑山，绝粒死。”又说明船山与夏氏的诗文交往：“《楚风补》仅载其(夏汝弼)《车架山同夕堂作》一诗。……船山诗有《同夏叔直出寺看碑》及《重过莲花峰是夏叔直读书处》二诗。……叔直与船山交甚挚。”又介绍萧长赓：“字一蘷，湘乡人，仕履无考。《湘乡流寓志》载：莲冠道人，邑士萧常赓见而识之，邀至家，住月余乃去。”[1]170-171这样就把船山与夏汝弼同登车架山白石峰的情况叙述得比较清楚了。又如年谱顺治七年(1650)二月条：先生由桂林至梧州，偕中书管嗣裘劝大学士严起恒谏诏狱救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蒙正发、金堡、丁时魁。年谱首先引述了王船山在《永历实录·桂王记》中对这事件过程的记述，接着指出：“五虎被劾，据《南疆绎史》在二月丁亥，据《行朝录》言在二月朔日甲申，则丁亥系二月四日。先生劝起恒救五虎即在是日。盖正月在桂林，闻桂王播迁，即往迎扈，是时已至梧州也。”又说：“堡等所弹劾者，自邦傅、吉翔、天寿外，惟王化澄贪鄙无物望，至于朱天麟、吴贞毓诸人，特与堡等意见不合，妄加诋毁，即起恒亦曾为所诬。先生《永历实录》《章灵赋》自注并推重式耜、起恒，允孚公论，而于天麟、贞毓等深为不满，未免意见之褊。故起恒之救五虎，先生之劝起恒，皆不失为君子。而五虎终不得窃附于君子之林，则天下后世固有公论也。”[1]185这说明刘毓崧在编辑年谱过程中力求还事件历史真相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三，竭力辩明谱主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过去，关于船山生平活动的历史资料，很多只有年分，而没有月日，刘毓崧在编年谱时，充分利用船山的诗文进行分析，力图把握其具体时间。例如，年谱顺治三年十二月，船山“至湘阴，上书于兵部侍郎江北巡抚章旷，指画兵食，请詷和南北，以防溃变。不省。” “十二月”这个时间是刘毓崧推定的。他的理由是：“《永历实录》：章旷以佥都御史巡抚江北在唐王时，其加兵部右侍郎在永明王即位肇庆之后。庚申系十一月十八日。先生在衡闻晋司马之命，当在月杪。其至湘阴上书，当在腊月。至次年二月，湘阴即失。八月，于野(章旷字)薨于永安。”[1]167年谱顺治七年条记：“春正月，至桂林，继室郑孺人来归。”原有资料只说郑孺人于这年来归，而没有具体的月分。刘毓崧通过对《五十自定稿》中庚子岁《哭内弟郑沗生》诗的分析，认为“先生与沗生相逢桂林，当即在正月间，孺人来归亦当在正月间。” 又通过对船山与郑孺人所生之子王敔名字的分析，认为“敔字虎止，固取义于止乐之敔作伏虎之形，然虎属于寅，或虎止即生于庚寅之冬欤？其昆仲命名偏旁从文。敔字既从文，又于虎字有关。意者因欲取字于虎，故命名为敔欤？审尔，则郑孺人以正月来归，更可知矣。”[1]181-182年谱顺治五年冬十月记：“与同年管舍人嗣裘举兵于衡山，战败军溃，由耒阳、永兴、桂阳、郴州走桂林，遂至肇庆。复由浈阳峡过清远，仍还肇庆。”刘氏说明，这些时间和地点的推定，都是根据船山的诗词：“《行述》所云‘膺难’，即指战败兵溃而言。是年春，桂王在桂林，称永历二年。八月，桂王由南宁复至肇庆。十一月，何腾蛟复取衡州。则军溃当在何军未至之前。故知以十月举兵也。先生由衡山至桂林，其涂经桂阳、郴州，见《章灵赋》自注；经耒阳、永兴，见《五十自定稿》。其由浈阳峡至清远，亦见《五十自定稿》，当是自肇庆下峡，周览形势也。知至清远后仍还肇庆者，次年春有晨发端州诗，端州系肇庆旧名，若是冬未还肇庆，则来春不得发轫端州矣。”[1]174-175刘毓崧的这些分析都令人信服的。

参考文献：

[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二册[M] .长沙：岳麓书社，2011.

[3]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4]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一册 [M] .长沙：岳麓书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