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堂，民国时期知名学者，曾在武汉大学和河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贵州大学任教，最后至西北大学任教，并曾一度兼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张西堂在船山研究方面先后撰写了《船山思想之体系》(《文哲月刊》1937年1月1卷第10期)、《王船山的经世思想》(《经世》1937年1月第1期)等论文，其船山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王船山学谱》。张西堂在《王船山学谱》之《自序》说，因在北平执教课程中有清代思想一门，船山思想又所夙好，故撰《王船山学谱》，书成于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南迁长沙后出版。[1]张西堂先生的船山学研究在民国时期有其重要的意义，解放后长期被漠视。前苏联弗·格·布罗夫评价张西堂《王船山学谱》时说：“第一本书考察了王船山的注释活动。他的简短传记作了著作的前言。这本书结束了意义不大的对学者个别著作准确性的研究，而同时研究他写作的年代。很可惜，这本书的引文太多了。……应该指出，张西堂关于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王船山世界观的影响的证明只是一种胆怯的企图。”[2]26-27张西堂的船山研究果真如布罗夫所批评那样吗？答案显然不是，因此有必要再评价。

张西堂的王船山研究可以说是民国时期较扎实、较深入、创获较多的研究成果之一。

最后，科学合理地安排英语阅读时间。要根据学生的平时英语阅读习惯，来有针对性地安排课外阅读的时间，并对其课外阅读学习进行指导，鼓励学生养成收集英语阅读材料的好习惯，提高学生英语阅读的自觉性，并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集体阅读。相比较而言可以适当地减少英语其他方面的作业布置时间。

何以说他研究较扎实呢？《王船山学谱》大量引用了王船山的原文，张氏并没有自吹他通读过《船山遗书》多少篇，也没有交待他是否读懂，但他就这么实在地大量引用原文证明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倒成了缺点，被布罗夫指责为引文太多了。扎实还体现在对王船山生平、著述等方面的研究。无论是介绍“名号籍贯家庭”，还是介绍其生平事迹，均引用《姜斋公行述》和刘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谱》、王之春《船山公年谱》、潘宗洛《船山先生传》等文献资料进行介绍，不发无根据之言。这部分的末尾附《船山年表》，张西堂明言是根据刘、王二年谱撮要而成，其目的是补《传纂》所未详明，刘、王二年谱所未及者也附入。张西堂据前人所论，对船山著述进行全面的考证。未见的著作，注明未见。已见的著作，标明版本情况，著作时间，前人已考证清楚的，抄录原文。前人有误的，予以更正。前人无考的，依据著述所记甚至是据船山观点的演变予以推测。如考《四书引义》时说：

《引义》之作，当在《周易外传》之后。先生性日生，命日后之说，实详于《引义》一书，作《外传》时，犹未大明之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一云：“愚于周易，尚书传、义中说生初有天命，向后日皆有天命，……今读朱子无时而不发现于日用之间一语，幸先得我心之所然。”然《外传》所云，实不及《引义》之详。又，先生有志于注《易》在前，则《引义》之作，当在其后，亦一证也。[1]175

预警指标是防御山洪灾害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指标，由于这一指标需综合考虑当地植被、地形、地质和防洪能力等相关条件，并通过对实测水文资料和发生过的洪水调查进行比对复核。目前，预警指标往往只能以理论计算成果作为依据，离实际预警应用存在一定差距。

何以说张西堂的创获甚多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关于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张西堂说：“先生之政治著述，虽只有《黄书》《噩梦》数种，其议论散见于其他著述者实多”。[1]110张西堂认为王船山由天人关系“天道人情，凝于仁，著于礼，本仁行礼”则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为王船山政治思想根本观念，但是，仁当笃于父子，仁以自爱其类，凡同类者不可相贼，而异类者，不可以骤云博爱；所谓义者，亦非立一成之轨，“时地异则义徙”。张西堂说：“由先生之政治思想，虽并重仁义时权情礼，而‘仁天下也’四字尤为其本根，则其基本概念，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仁矣。”[1]117这种研究比起谭嗣同、梁启超仅以“民权”二字论之要深刻得多，也合理得多。由“仁天下”的根本观念自然会重民，张氏说：“先生之政治思想，植本于仁，仁以自爱其类，则秉国政者，当以民为重，此不待言也。”[1]121民族主义亦为王船山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张西堂说：“先生于博爱为仁，以为当有差等，而于夷夏之分，则认天下之大防；就理论言，已当主张民族主义。先生年二六时，正当明代甲申之变，清以异族入主中国，则更不能不一发而为极激烈之民族主义矣。” [1]117认为王船山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思想，晚清学者均有此论，但将划归为政治思想之类，分类更为精当。论政治就必定会涉及政治制度。张西堂说：“先生之著述中，所论政治制度非一，惟以为兴废繁简之间，当因乎时而不可执，此则为其主旨所在。” [1]125在此之前，郑行巽1929年发表专文《王船山之经济思想》(《民铎杂志》第十卷第3号)论生产、国营生产事业、分配、货币、财政，属首创。张氏的王船山经济思想之论更扼要：“先生之经济思想，则颇倾向于重农。且以重农之故，主张抑豪强而贱商贾，此先生之所处时势使然也。”张氏的贡献还在于第一次将经济思想列为王船山思想体系之中。

第三，对于王船山思想渊源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方面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经学虽为传统学问中的首类，但张氏列经学一类在王船山研究中发凡起例，亦有可述。张西堂说：“明末学术空疏，酿成亡国之祸，当时巨公颜顾黄辈或倡经学即理学之说，或与人约为读书穷经，然夷考其著述，其卷帜之浩繁，实多有未逮先生者，先生之于当时，盖真为读书穷经之士也。《易外传》《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诸书，多为‘敷宣精义，羽翼微言’，即经学以穷理；《稗疏》《考异》之作，则于清代中叶治经之学风，颇为相近，考订草木虫鱼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异，字句参差，经学后先生而起者无虑百十人，所言皆有根柢，然有矜为创获，不知为先生所已言者。”[1]140-141张氏将王船山经学确定为三个领域：注重名物训诂，兼采、汉宋之长，考据义理并重与易书诗礼春秋中之发明。虽说是旧的经学研究范围，但经学一类在此后的学术的研究少提起，在21世纪的王船山研究中或许还是一个重点。

第一，构拟了当时比较完备的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张氏在《例言》中说：“船山先生著述宏富，兹编所述，提要钩玄，虽不过十万言，大体固已具见。”[1]2张氏于《王船山学谱》第二部分《学述》中又说：“兹于先生之学(一)先述其思想渊源，(二)次论其时代背景，(三)再述先生之哲学思想，(四)先生之政治思想，(五)先生之经学，(六)先生之史学，(附)诸子学，(七)先生之文学。”[1]2从其所拟的构架来看，张氏将王船山的思想体系分为哲学、政治、经学、史学、文学五个大的类别，而经济、诸子学附政治和史学之内。如果将经济一类独立出来，那么张西堂所确定的船山思想体系就有六个大类。关于王船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他概括道：“船山深恶陆王之学，窃佛老虚无之旨，贻害于天下国家，乃倡实有生动之论，以破虚无寂静之旨。其言曰：‘尽天地只是个诚’，而其所谓诚者则‘实有’也。宇宙之起源，本为实有；宇宙之本体，亦为实有。物生于有，不生于无。而太虚本动，至诚无息，天地之德，生生不已惊天动地是更发为天地之化日新，物质不灭，诸说。实有生动之论立，则虚无寂静之旨自破。此其立言已有过于黄、顾诸儒而无不及矣。”[1]自序张氏提出的王船山思想体系为六个大的类别，而根据张西堂在《王船山学谱》展开的王船山研究的逻辑构架，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应为九个类别即增加王船山生平、师友考与思想渊源一类、时代背景一类和王船山著述考释、整理一类。这种王船山研究体系不仅反映了张氏个人的研究，而且还是对前此王船山研究的总结。如关于王船山的师友研究，张西堂说：“湘潭罗正均《船山师友记》撰集先生师友共百五十七人，凡遗书姓名可见者咸录于篇，全书共十八卷，末卷为述赞所考实甚详。惟其范围不限于学术一方面，兹择其与学术政治比较有关系者，略述于篇；更就《罗记》所未及者，参考他书，略补苴；庶于先生之学，更可藉以明了。《罗记》未允当者，变为之辨正焉。” [1]200又如前已论的王船山的生平、著述研究都是如此。至于研究中提出的新命题或范畴那就更多了。

张西堂说：“先生史学之论著共有五种。《永历实录》《大行录》则专载事迹，《莲峰志》则关于地理者，《读通鉴论》《宋论》两书虽属史论，而于修史之法，既略言之，其中精微之论，又足以见先生之历史哲学，则不当仅以史论视之。”[1]155关于王船山的史学，前于张氏也有一些人研究。如梁启超曾以史论目之并强调其“攘夷排满”主义的曾发挥过作用，今已过时[3]78-81，王孝鱼论述了王船山历史进化论。张氏在他们的基础上直接将王船山的史学推崇为“历史哲学”，直接影响了这之后的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至于张氏所提出的“经世致用”与“奖善惩恶”均是来源很古的常调。关于王船山的文学，张西堂说：“先生之于文学，其注释选评者，有《楚辞通释》《夕堂永日八代诗文选评》《唐诗评选》《明诗选评》《李杜诗评》《刘复愚评》；其属于创作者，辞赋则有：《仿符命》《连珠》《九昭》《南岳赋》《练鹊赋》《孤鸿赋》《雪赋》《霜赋》《祓禊赋》《章灵赋》等篇；诗词则有：《桃花诗》《落花诗》《遣兴诗》《和梅花百咏诗》《潇湘怨词》《鼓棹词集》诸作；戏剧则有《龙舟会杂剧》一种；诗文评则有《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编》《南窗漫记》各书。于文学之批评与创作俱擅长，非其他思想家，专知义理，不知文学者所可比拟也。”[1]163王船山文学一类，前此无人研究，应属张氏首创。其类别有：(1)情景不离。(2)注重意势。(3)反对格局。(4)对于曹子建刘梦得之批评。(5)对于宋明两朝文学之批评。[1]163-170这些命题都为后之学者所不断研究。

张氏关于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创获非只见于以上两类，于史学、文学两类仍有许多创见。

关于王船山的哲学，张西堂先从总的方面概括说，王船山生当明末清初之际，深感王学末流之弊，窃佛老之旨，游心于虚无，而引起亡国之祸，故提倡实有生动之说，以破虚无寂静之谬论，实有观念，在王船山思想中，实占极重要之位置，因实有而主张生动，乃有天地日新，物质不灭诸说。[1]自序又根据西洋哲学与中国传统理学的内容将船山哲学思想分为四个研究领域：宇宙论、心性论、修为论、知识论。由此可见，张氏船山哲学研究既非传统理学的研究，亦非单纯套用西方哲学体系。关于宇宙论，张西堂认为王船山对宇宙的起源的认识是“太虚一实、物生于有”。[1]27-31王船山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是“理气一元、道器相须、心物一元”“诚与道异名同实”。 [1]31-40王船山认为天地日新，将实有与日新相联，因而物质不灭、自然永久、盈虚终始。[1]40-48王船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亦有其特别之处，以人为本，人为天地之心，人又为天之绪，天命不可违，要求天人合于一理。王船山对体用与动静的认识，张西堂认为船山提倡体用合一，但于体重用，由用以见体，主张动静合一、理势合一。[1]59关于心性论，张西堂指出：“先生之心性论，以形色论天性，而谓性命日生，亦合于实有生动之说，至于性情一元，理欲一元，则犹其论事物之无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说也。以恶由习而来，颇与颜习斋之意见相合，皆极有价值之论也。”[1]59主要论述五个问题：性善之根据，性命之日生，才情之善恶，不善之由来，理欲之关系。关于修为论。张西堂说：“先生之心性论，以性为善，而以情则居于为功为罪之间，其说曰：‘若论情之本体，则如杞柳如湍水，居于为功为罪之间，而无固善固恶，以待人之修为而决导之，而其本则在尽性。是非静以存养，不能与于省察之事，《大学》之所以必正其心乃可与言诚意也。’先生之修为论，其大纲已略具于此。先生谓恶由习来，而坊习之深，则在于礼。则由先生之论尽心知性，存养省察，正心诚意，克己复礼，可以见修为论之要旨矣。” [1]77-78关于知识论，张西堂说：“格物致知，亦先生所谓修为论中之一法也，顾其义不止于修为，兹别立知识论一项以述之。”[1]93论述两个问题：论格物致知、论知行学思。虽说，在张西堂之前，许多学者在王船山哲学研究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如梁启超在谈王船山哲学时强调了王船山在理欲关系及知识论方面创新之处[3]75，李石岑研究王船山哲学而提出“体用一源、有与动、理气一源”等命题[4]264，王孝鱼在《船山学谱》中更是构筑了王船山哲学的基本体系即根本观念、气化论、心性论、修养论、知识论，但是，张西堂的构建船山哲学思想体系的贡献仍是不容否认。以王船山哲学的重要命题或范畴而言，王孝鱼提出天下惟器、依有生常、天人相通、气化日新、太极、动静等范畴，张西堂在袭用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提出了“太虚一实，物生于有”、“理气一元，道器相须，心物一元”、“太极阴阳，诚与道异名而同实”、“天地之日新”、“天人之关系”、“体用与动静”等范畴。人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王孝鱼，尤其是张西堂关于王船山哲学的论述与唯物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张西堂说：“宇宙之起源，本为实有而非虚无，先生此说，可谓近于唯物论一方面” [1]31，但他并不认为王船山哲学是唯物论，他说：“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哲学思想尚无所谓纯唯物论，船山虽以宇宙原于实有，而极重视乎物，所谓天下惟器论，固非船山对于宇宙本体最终之论调，船山之学受《易》与横渠之影响甚深，其于事物固亦当以为一物而两体，而持道器相须、理气一元、心物一元之说。”[1]34-35即使张西堂否认王船山哲学为唯物论，但张氏对王船山“太虚一实，物生于有”等范畴的深入阐释毫无疑问为后来的王船山哲学为唯物论哲学的研究开了先路，许多命题为后来唯物论者直接继承。

第二，不仅构拟了体系，而且对体系中的相当多的类别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的创见或给后来学者以启发。在张氏所分的王船山思想体系的类别中，他认为最重要是哲学、政治思想两类。 [1]17在这两类他确实开创了很多范式。

在不同播种量下，小麦的出苗期完全相同，均为4月16日出苗。但抽穗期偶有不同，其中以播量为180 kg/hm2时抽穗最早，为6月7日；播量为150 kg/hm2、210 kg/hm2、240 kg/hm2 时次之，均为6月8日，播量为 270 kg/hm2、300kg/hm2时最迟，为6月9日。在成熟期上，播量为150～240kg/hm2时均在7月23日成熟，而播量为 270kg/hm2、300kg/hm2时成熟较晚，为7月24日。总整体来看，随着播种密度的增大，小麦的抽穗期和成熟期均有一定的推迟。生育期也在播量较小的情况下较短，均为98 d，播量较大时，延长了生育期，为99 d。

关于王船山的思想渊源，张西堂先生不同意唐鉴之论，称“先生之学，原本渊源，固在张子”，“先生之于程朱，则时有所訾议”。还指出先生之学得之于《易》《春秋》者实亦甚深。于《大学》《中庸》，先生则喜《大学》；于《孟子》一书，虽亦推崇并受其影响，但也有微词。于佛老有驳难，而先生论天地日新，性命日生，实又受道佛二家学说之影响。至于力诋阳明、心斋、卓吾，而先生家学又与邹东廓、邹泗山有关系，先生于明儒之学，亦当不无涉览。张西堂归结说：“固不止于以汉儒为门户，宋五子为堂奥，参伍洛闽，推尊横渠也”。关于时代背景，张西堂从六个方面考察时代对王船山的影响：一是道学时文之反动，二是古字古音之研究，三是藏书刻书之渐盛，四是历算诸学之输入，五是明代乱亡之影响，六是经济变革之影响。这六个方面的影响应该说其中有五点是梁启超所说过的，但其中第六点“经济变革之影响”，是张西堂之新创亦是后来唯物论者所常用。是首创难免有不足招来指责：“应该指出，张西堂关于十七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王船山世界观的影响的证明只是一种胆怯的企图。”[2]26-27

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研究方法。张氏的王船山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是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兼采。一方面这是当时学界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为风气所染。另一方面是有王孝鱼《船山学谱》的榜样在前。王孝鱼在《船山学谱》之《凡例》介绍了他著书的体例：“本书仿陆子学谱薛子条贯之例，将船山言论之涉及哲学者分类纂辑”，另一方面“将每类思想融会贯通熟思至再然后排列，复于每段首尾各加联络之语，使一堆散沙之材料宛如一篇有结构之论文”。[5]凡例张氏在体例和研究方法上萧规曹随也是不容否认的。再就是张氏自己喜朴学又积极参加古史辨方面的活动，更有其殊之处。他自言：“以详确之考订，为系统之叙述，藉以介绍欲知先生之学者。”“以本经证本经之法，可用之于述学也。”[1]例言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的兼采在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分类上也有体现。张氏将王船山思想分为哲学、政治、史学、文学等，这完全是西方的分类体系，但又在其中夹杂有经学、诸子学等。在具体的论述中，也时见西方哲学术语。二是研究的平实。平实不是缺点，但使其研究在当时不为人注意。譬如张西堂论述了船山哲学中的对实有的肯定，对动静、日新的阐述，却又不认定船山哲学为唯物哲学，又未能证明他是唯心哲学。这样，张氏哲学不依附亦不从属于流行的唯物与唯心派别，所以其研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在实际的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一些建筑企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缩减管理人员编制，导致在工程管理控制过程中，往往是一人身兼数职，管理效果大打折扣，无法有效地控制施工维持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无法监控每一个施工环节保证自身质量。而且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也比较难以追查最终责任负责人。导致公司施工管理以及质量控制工作目标不能实现。

综上所述，张西堂的船山研究是民国时期较扎实、较深入、创获较多的研究成果之一：第一，构拟了当时比较完备的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哲学、政治、经学、史学、文学以及王船山生平、思想渊源研究，时代背景与王船山著述考释、整理等九个类别；第二，不仅构拟了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而且对体系中的相当多的类别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的创见或给后来学者以启发；第三，对于王船山思想渊源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方面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张西堂的研究方法中西兼用，而研究结论比较平实，或是其影响不大的主因。

旅游促进了桂林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2012年和2014年在桂林永福举行的广西彩调艺术节吸引大批的戏曲爱好者和求真寻异的旅游者，以永福为中心的彩调艺术圈不断扩大。此外，作为民间桂剧团的桂林市七星桂彩艺术团为在旅游者宣传推广方面做了巨大贡献。该剧团演员一共有近30人，由一群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形成，至今已发展10多年；剧团在桂林六合圩旁的一座小礼堂里对本地居民和游客进行桂剧和彩调演出，每张门票仅售3-5元，总演出场次超过3000场。在这个小小的舞台，聚集了这么一批戏曲爱好者，形成了群众的“百姓大舞台”，也成为游客了解戏曲艺术的窗口。

参考文献：

[1] 张西堂.王船山学谱：自序[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2] 湖南省船山学社.王船山研究参考资料[Z].长沙：船山书社，1982.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 王永祥.船山学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