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概念的提出

由于对互联网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早，因此基于互联网的抗争政治在国外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的著作论述也层出不穷。而从一些文献如“Broadcasters and Hidden Influentials in Online Protest Diffusion”“The Targets of Online Protest”“Cyberprotest: New Media, Citizens and social movement”中可以看出，较多的采用了Online protest，online contentious politics，Cyber－protest等不同的形式对网络抗争行为进行了定义。在英文学术共同体中，有关互联网与这方面的著作主要出现在如new media & societ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等学术期刊中，而以往专门探讨社会动员和抗争的学术期刊（比如Mobilization，Social Movement Studies）在最近的研究中，也对互联网的应用青睐有加。的确，作为新的传播技术的互联网的面世，在西方世界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它对社会运动或政治有着何种影响，以及多大的影响力，这都是研究者所热衷探讨的议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时隔二十多年在他的著作《整个世界都在看》的序言中依然表示：“直到今天，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1]

脑卒中严重影响了患者ADL,给患者及其家庭均造成严重影响。康复治疗的目标就是减少并发症及后遗症、调整心态、提高机体各项功能、力求患者可生活自理,最终回归社会。目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康复治疗的一大难题。本研究显示,康复训练结合中医治疗的观察组Barthel指数评分及简明生活质量量表SF-36评估结果优于单纯康复治疗的对照组,患者ADL和生活质量均获得了更显著改善。

国内学者对此领域的涉及并不多，而对概念的界定和辨别主要有以下几种：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政治抗争、网络抗争、网络空间的抗争，等等。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对此论题的研究论述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更谈不上形成某一较为统一的概念。概念作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同一现象却存在“名”“实”不符，严重造成学术研究与现实的脱节。通过CNKI检索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当是目前学者使用最多的表述，但是作为以“网络”为限定词下“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移植，其内涵更多的是基于“群体性事件”所强调的非常规性和破坏性，而这与蒂利等人将抗争政治作为政治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的解读相悖，也正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抛弃意识形态颇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概念表述，转而使用其他术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谢金林在《网络政治抗争类型学研究》一文中将基于互联网的抗争行为定义为“网络政治抗争”[2]，他框定了“网络群体”作为抗争的发起者，强调了这种抗争的政治性，也就是政府及其代理人是抗争的对象，而抗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的价值诉求。郭小安提出的“网络抗争”[3]则是基于社会抗争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新形式，它依然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近几年颇为流行的恶搞、网络动员、人肉搜索、网络签名等等均属此列。互联网专家杨国斌认为，权力在加紧对网络的控制之时，抗争也应激而起，网络行动的形式应控制的形式而生。

二、互联网对抗争行动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的出现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为常规政治领域中的诸多事物带来变化，同时也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抗争政治的景象，网络抗争政治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现象呈现在世界政治舞台。

发端于西方社会的互联网，对于其在集体行动方面的应用也较早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无论是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还是利用互联网传播特性所开展的线下行动，都被视为是原有社会运动的延续，而有关的专著也早就面世。1997年，学者Laura J. Gurak在其著作《网络空间的的说服和隐私》（Persuasion and Privacy in Cyberspace：The Online Protests Over Lotus Marketplace and the Clipper Chip）中为了探讨网络空间的隐私问题，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美国BBS上的抗议活动。[4]近年来有关网络抗议活动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美国学者凯利·甘瑞特(R. Kelly Garrett)所做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比较具有开拓性和借鉴意义，他是在麦克亚当、麦卡锡及左尔德提出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础上，以“动员结构”“政治机会”和“框架化工具”这三种研究途径来区分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5]事实上，这一研究路径仍然遵循着解释抗争政治的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而且当前绝大多数研究者们已经采取了这一种共同的研究议程，其相互间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构成这一议程的不同要素所给与的强调在程度上的相对差别。

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作用于政府和社会。政府治理水平日益提升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网络抗争政治的兴起。在中国本土化的语境下，学者对于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杨国斌较早注意到了互联网的作用。虽然中国真正接入互联网的时间是在1994年，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就开始以电邮、BBS等方式展开交流。而在之后的发展中，一方面，网络日渐与基于特定地点的传统抗争形式相融合，被用来发动线下的抗争活动。另一方面，在很多案例中，民众抗争就是在网络空间展开的。研究者们已经广泛认识到互联网在草根抗争中的作用。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网络结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构。即互联网的出现确实加大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较之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这种作用要大很多，因此感受到的冲击也较为明显。[17]“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的功能”[18]。但到目前为止，对互联网在抗争政治中的作用研究仍然还是所知甚少，而从梳理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六种。

 

表1 网络抗争类型（A typology of a new digitalized action repertoire．）

  

资料来源：转引自吴洁．网络抗争：社会抗争的新剧本[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7-27(B02)．

 

网络支持型 网络依赖型高技术阈限 低技术阈限1合法游行消费行为捐款更多暴力行为/对财产的破坏静坐抗议/占领跨国示威/集会3电邮炸弹/虚拟静坐/在线请愿24黑客文化干扰/网络抗议/另类媒体

而另一路径的学者，则更为关注互联网对于线下社会抗争组织动员过程的影响。[9]曼纽尔·卡斯特尔指出，“互联网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应用，并且将日益得到应用，因特网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 [10]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可以被看作是抗争行动的动员结构。而动员结构“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体工具，通过它人们被动员起来，并参加集体行动” [11]。对已有的文献进行回顾可以发现，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互联网的动员作用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从虚拟社区出发，认为互联网能够不受空间限制进行信息交换，这种特性有助于更广泛的虚拟社区的形成。 [12]而这种虚拟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影响现实中的交往模式，当二者完全或者部分重合时，相互强化的作用将有助于促成集体行动的生成。也有许多经验性研究表明，在反全球化运动或反战抗议中，活跃分子在在线媒体中获得“编辑权”，即时地以文字或者多媒体将抗争现场所发生的事件上传到互联网 [13]，通过这种路径，使全世界各地的行动分子都能够在短时间内被动员起来，参与行动。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可以被视为新生的公共领域，互联网所引发的政治讨论不仅发生在在线领域，还可能延伸到现实生活中，转而促进政治参与。塔罗则从认同感出发，指出商业出版媒体和社团及社会化活动新模式的发展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本身并没有造成新的不满和冲突，但却使提出诉求的方法得到传播，而这些方法又促使普通民众将自身看作是更大的群体一部分，并使自身和那些更为优越的人一样平等。”[14]

第一是将互联网作为我国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在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互联网能否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在中国，已有不少实证研究调查显示，中国网民对互联网无论是接受程度还是信任度都比较高。更有研究表明，网络参与者的民主精神比一般公民要更强。 [19]互联网所具有的传播特性在提高参与者的互动性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而正是这种良好的互动体验，进一步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 [20]周巍、申永丰二人则认为正是因为互联网在降低政治参与的成本和风险上的显著效果，从而拓宽了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渠道，使那些横亘在政治行动前的传统障碍都被逐一消除，以至于在网络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那些现实中难以想象的宏伟事业。陆斗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将这种新的政治现象称为“围观式政治参与”，并认为是网络技术的进步塑造了新的政治交往方式，而原因就在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海量性、即时性、多媒体性等等；同时，网络的离散结构使网民“围观”权力成为可能。 [21]熊光清指出互联网的兴起促进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扭转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非参与性的典型特征。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可以说，政治参与的范围因互联网数量的增加而扩大。 [22]而由此形成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能够对政府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旦不能够对信息进行垄断，政府就会对自身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20]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最为深入和详实，多数学者都已经认同将互联网视为政治沟通的桥梁，但正是过多地关注一般化的理论分析，而缺乏详细的经验研究，往往忽视了互联网时代网民一些更为创造性的应用。

作为这两类研究路径，研究者们都肯定了互联网作为传统社会运动的辅助工具或者社会抗争新的组织模式的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论断表示了质疑和担忧。诚如塔罗所指出的，“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产生” [15]。赵鼎新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认为，那些纯粹生发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运动的效果极为有限，因为要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条件都极为严苛，从环境、动员方式、社会网络等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而互联网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大。另外，Jeroen Van Laer 和 Peter Van Aelst 虽然肯定了互联网作为技术手段，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他们也指出新媒体技术从根本上无法创造持续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积极分子之间的稳定联系，所以互联网并不能使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流。[16]

“解释中国”是郑永年教授提出的在对待中国问题时的研究理论导向或者说是学术理想。旨在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这对于研究中国网络抗争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学术思维。需要强调的是，本土化经验研究的拓展并不是简单地为既有的理论增加一些案例。作为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回应，网络抗争作为互联网力量的表现，会一直保持着它的态势。而这也在实践层面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深刻的剖析。西方社会研究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大多套用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而引入中国后，也难以避免继续沿用经典理论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然而任何针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都必须秉持“从中国经验里来，到中国经验里去”。解释中国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西方的经典著述，而是通过观察那些著述如何从西方社会的实践中提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注重经典理论的逻辑提炼过程，而非仅仅套用其已有的理论概念，进而将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这将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理解。

纵观互联网对抗争行为影响的研究，通常把网络作为外在的技术力量，分析它对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这种传统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应用在互联网研究中，极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这一类研究视角研究的重点是揭示具体的因果关系。而这在愈发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难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不可否认，互联网的出现确实通过降低成本、提升集体认同和创造机会促进动员，加快并扩展了抗争的传播，丰富了抗争的剧码，但是遵循着之前有关互联网政治的思考，“技术决定论”下对互联网技术特性的过于自信和依赖只能是“本末倒置”。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出发，杨国斌（Guobin Yang）在2009年出版的《连线力》（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一书中就对“技术决定论”进行了反思，摈弃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因果分析法，把互联网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作为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的产物，从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出发，诠释网络运动的途径。

由图3可知，忽略连杆AB的质量，将连杆AB看作二力杆，则连杆AB在B点的受力可以分解为连杆方向的力FAB、弹簧拉力Fk以及外负载F，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

三、中国经验下的研究取向

根据蒂利的理解，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在抗争行动中的主要作用则是(1)召集人们到某一点参加示威行动，或是(2)协调在广泛地域内的许多地点发生的示威行动。与此相对应的，针对这一理论命题，西方学术界的研究也主要沿着这两大路径展开。一类路径关注直接发生在网络空间内的公民行动和抗争行为；另一类路径则侧重考察通过互联网作为现代传播手段如何组织和动员网下的行动。在第一类研究路径中，有关的社会运动文献主要探讨互联网带来了抗争形式和抗争情节的变化，各种样态的网络社会抗争的勃兴使传统抗争剧目得到了革新。这种革新正如蒂利所指出的，“21世纪抗争剧本的演变趋势是‘不需要身体共同在场的虚拟表演’”[6]。斯坦莱·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也认为，互联网导致“时空缺场”取代传统集群行为的“时空在场”，“时空区隔”取代“时空一致”。[7]而这也导致了人们参与传统社会运动和抗争的风险大为降低，参与线上抗议成为了每一个人举手之间就可以实现的事情。在著名社交媒体专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看来，这种对传统诸多限制的超越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必然趋势，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人们的联接、合作、共同行动都变得轻而易举。[8]Jeroen Van Laer 和 Peter Van Aelst则将网络抗争通过两个维度来对其进行分类：技术阈限以及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 [6]（参见表1）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支持下的抗争行动事实上是在业已存在的传统剧目中加入互联网技术，而新元素的加入使得这种抗争行为更具效率，例如在传统社会中实施一场跨国性示威集会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网络技术则为此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轻轻地点击鼠标，瞬间就能与全球各地的同盟者进行对话；而网络依赖型下的抗争剧目则是完全诞生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之下，例如黑客攻击、电邮炸弹、在线请愿等等形式。至于技术阈限的划分，则是完全在于这种抗争行动中技术含量的高低。相较之下，黑客攻击所需的专业技术远复杂于在线请愿。

2.3 主要照顾者不同时间点SDS得分的情况 治疗后，组内比较显示各组不同时间点的两两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组间两两比较显示，治疗1个月时，早期组和晚期组、早期组和对照组SDS得分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晚期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3个月时3组两两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5。

第二种是将互联网视为一种不断扩张的政治机会。在权力与抗争的永恒话题中，政治机会一直是核心问题。新媒体技术在中国，网络行动应特定议题的政治机会而起。首先，那些在政治上更容易被容忍且更会引起公众共鸣的议题，更有可能进入公众领域，成为抗争性事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中国社会许多特定的抗争议题获取了更大的政治机会。比较突出的就是在环境保护议题上，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环境保护的网络组织，比如绿网（Green Web），它们通过建立网络论坛，吸纳成员，成员之间相互讨论、协助发展线上线下行动。不可否认，作为政治机会的互联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样的，在弱势群体维权的议题上，汪建华通过对珠三角罢工事件的考察，指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作为动员中介，能够将缺乏组织性的分散的工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外部力量的动员改变了政治机会结构避免镇压。 [23]网络技术借势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社会抗议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机会。互联网不仅能够帮助运动者们作为与政府进行沟通、传递消息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赋予个人或组织一定的机会来建构“斗争的网络联盟”。加之使用者们创造性的运用，给当权者造成一定压力的同时也在更广范围内带来了政治机遇。笔者曾经就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机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在社会层面伴随的是技术环境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在国家层面，民主建设的加强、政府对网络行为认同度的提升以及央地政府在对待网络事件上的态度分歧，都是作为生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有利条件。

第三种是将互联网视为动员结构。目前，有关这一取向的研究较为成熟。学者们大多都认同互联网在改变政治动员方式上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互联网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并显著降低了传统信息发布及获取的成本；另一方面，互联网不同于传统时空逻辑的特性，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这种新的网络关系更易使个体之间形成联盟，而转向集体行动。正如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正是借助互联网作为公共讨论的平台，使得原本隐蔽的信息被公开化，而在这个过程，网民间持续性的互动讨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章友德与周松青借助西方资源动员理论，揭示网络动员在结构和模式上的优势。 [24]黄荣贵对来自上海的15个个案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发现，依靠网络成立的业主论坛已经成为重要的动员手段。 [25]在这个基础上，网络动员模式成为解读当下都市业主抗争的重要框架。而具体到有关网络动员的策略，则主要集中在对话语的建构和情感的共鸣上。刘琼在对网络动员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那些能够产生“我们”意识的话题更容易获得社会动员的成功，诸如爱国、维权、反腐、环保，等议题；而在话语的使用策略上，悲情叙事和戏谑两种方式往往最容易在短时内获取较高的注意力。 [26]高恩新则认为是“共意动员”推动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积极网民参与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建构，而要实现这种共意动员除了凭借人们对“不公正”的情感共鸣外，媒体“包装”和宣传下的特定行动也是实现动员的重要保障。 [27]郭小安则认为，中国的网络抗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理性计算的逻辑，而往往表现出“以势抗争”“以死抗争”的形态，愤怒、悲情、戏谑等情感成了事件发展的重要线索，谣言的情感动员是网络抗争的主要策略与剧目。[3]

甲基莲心碱与荷叶碱作用HepG2细胞对其上清液中LDH、TGF-β1、VEGF 的比较…………………………………… 李 娜，宋金春（2·89）

第四种研究取向则是将互联网概念化为公共舆论。互联网作为民意表达的渠道，无论是在国内国外都已经成为一种显化的功能。公共舆论的首要价值在于它能够直接和政治发生关系，并且在现代社会中决定政治的正当性。基于此，公共舆论的研究中最为关注的就是其民主功能及对议程设置的相关问题。郑萍和薛冰基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认为网络公共舆论是基于平等话语权的行使过程所形成的共识性见解。[28]陈剩勇、杜洁也指出以商谈为形式，在辩论中产生的公共意见能够影响制度化的政治系统内的活动。 [29]这些对于公共舆论本身内涵的分析就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民主价值。郭小安指出，众多社会热点事件的最终结局都与网络舆论的压力有关，那些曾经静默且彼此隔阂的公众声音，在网络空间中汇集放大，使得现实政治被迫做出回应，这无疑是民主的进步。 [30]而之所以有这种政治效应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所存在议程设置功能，而且相比传统媒体，网络的议程设置的功能导向要明显得多。除了媒体，普通网民也可以相对自主地设置话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网络民意作为现实的映射，几乎所有的社情民意都会在互联网内一一展现，陈剩勇等人在对网络公共论坛讨论的话题进行考察时，发现排在前两位的热门主题是民主法制建设和反腐倡廉，这也与中国社会当下的政治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网民数量的增加，民意开始呈现出愈来愈倾向弱势群体的趋势。特别是在公权力与民权利的较量过程中，网络舆论毫无疑问地偏向弱势的权利一方。当某一突发事件发生，网络民意能够瞬间汇聚形成强大的力量作用于现实，特别是与传统媒体的“合谋”时，其形成的强大的舆论压力能够左右政府的政治决定。最典型的莫过于“孙志刚案”引爆的网络舆论，在短短2个月内就催生了一部新法，网络舆论可谓是居功至伟。互联网作为聚集民意的平台，普通公民可以在网络平台上针砭时弊，抗议政府的不当作为，这也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动力所在。特别是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决策中，公众不再是“沉默者”，他们积极动用网络舆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明辨的前提，就是“舆论包含民意，但并不必然代表民意”。事实上，有关这一点已经成为研究共识，而且有关网络舆论呈现偏激化和非理性的特点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因此，网络舆论所勃发的民主之春在中国仍然有待考证。

目前，中西方学界都倾向于将互联网视为现代传播手段，借以资源动员和政治机遇等理论加以考察。然而，这一研究框架聚焦互联网为“功能性”媒介手段的特点，模糊了与其他媒介技术之间的差异性，而这一论调近年来也不断被事实所推翻。特别是在中国，网络抗议的强劲势头以及所爆发的力量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自己，都是始料未及的，而这也进一步说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之间所产生的某种“化学反应”，是史无前例的。而有关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正在逐年增多，无论是对互联网政治社会内涵的进一步挖掘，还是对抗争政治的拓展化研究，都值得对该领域进行深入探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还处于理论化不足的阶段。即使是在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中，那些主要的理论范式也难以对此做出充分的解释。因此，在对涉及该领域的一些重要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反思的过程中，有必要建构一些理论想象，这将有助于更为现实、充分地理解互联网内抗争政治的特殊性以及现实影响。

目前，以关注度较高的新媒体事件为研究起点，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详细剖析事件的内在动因、过程，事件中的具体行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等等，是当下有关中国社会互联网研究的热点和主要取向。虽然对个案的详细剖析研究可以推进相关理论的发展，但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依然是个案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虽然这些新媒体事件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从环保维权、民族主义、社会公义的维护、弱势群体的反抗等等，但依旧无法穷尽，正如费孝通所言，它缺乏范围上的广度，结论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条件性。一方面那些经由媒体广为报道的网络抗议行动作为个案，也许能够契合研究主题提供合乎旨趣的研究结果，但是却无法自证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推广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抗争行为作为人主观能动性的展现，成为首要问题，而围绕这些个案展开的研究则具有微观性和反历史性，而往往忽略宏观因素的作用，例如社会环境的变迁。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复杂，抗争事件愈发激烈和典型化，中国抗争政治的现场异常复杂，虽然那些有关农民维权、工人、业主抗争的研究丰富详实，但个案分析却是研究者们最为青睐的，通过对特定个案的描述、分析来展现某一类型抗争运动的基本发展模式和演进过程，再追本溯源上升到结构层面引致抗争运动的原因及本质，从而能够对类似的现象进行普遍的概括。但中国政治社会条件的复杂性以及互联网的异质性，往往使得这一目标落空。因此，拓展个案研究的方法实属重要。诚然，个案研究无法做到定量调查在概括上的准确性和效度的可检验性，特别是在细节描述的过程中，容易只关注其特殊性而陷入集体失语的境地。因此面对不利的局面，应当把握“个案中概括”的原则，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个案代表性，而应当遵循逻辑关系的递推性原则。拓展个案研究的一种典型性做法或者思路就是蒂利所说的“包围性比较”，即在一个宏大结构或过程中选择若干“位置”，通过微观之地的经验考察，体察结构、制度、权力、文化等宏观因素对行动策略的渗透和影响，力图从宏观结构的高度看待具体微观行为，同时也从具体行为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进而跳出了个案研究的“狭隘之地”。简单来说，也就是利用微观与宏观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微观层面的差异，再去理解那些微观上的差异是如何为宏观结构所型塑的。由此，拓展个案的研究方法出色地填补了传统方法论意义上的局限性。

  

图1：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模型

 

资料来源：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M]．邓燕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四、文献反思下的本土化修正

第五种研究取向则从虚实互动的层面出发，考察互动机制如何影响政治动员过程。虚实互动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网络政治的主流视角。张雷在《虚拟技术的政治价值论》中指出，“虚拟社会政治动员的背后，是现实社会政治事件对虚拟社会的影响” [31]。娄成武与刘力锐进一步指出，虚实转化是网络政治动员的核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空间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动员主客体身份、以及信息资源向动员力量的转化。 [32]网络政治动员虽然是基于虚拟的互联网空间，但是借助对现实社会中偶发事件的传播，在个人和组织间进行动员，形成强大的利益或者情感“绑带”，进而实现改造和形塑现实政治的目的。无论是官民对立、贫富不均、执法不公、环境污染等等社会问题都可以一一投射在网络空间。伴随着大量“公民记者”的出现，他们凭借新媒体技术，不断曝光公权力部门及公职人员的不当作为。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正是在“公民记者”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舆论风暴。同样的，在一定条件下，互联网上的抗议也会演变成线下的集体行动，2007年厦门市民反对PX游行就是最好的明证。不难发现，线下大规模的游行运动中互联网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大小，根据黄荣贵和桂勇在对一项都市业主抗争的调查分析中指出，二者在社区性质、成员、成员身份等条件上越相当一致，那么互联网在实现集体行动中的所发挥的作用也将越大。 [25]的确，线上线下、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疏远，互联网抗争也遵循与线下抗争同样的共性，例如显示出欧博文（Kevin J. O’Brien）所说的“很少直接与中央政府对抗，也很少要求更大范围的政治变革”[33]等特征。还有在抗争议题上，也都紧紧跟随着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例如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弱势阶层的维权、爱国主义行动等等，这很大一部分都与政府的议程相吻合 [34]，而这也是当下网络抗争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所有有关网络事件的案例研究都验证并进一步发展了虚拟互动模式。

（一）从个案研究到拓展个案研究

第六种研究取向则是从多元互动的视角下考察网络行动。近年来，社会运动学家对于关系性的动态过程的关注促成了这一多维动态的分析路径。就连著名的结构主义者们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都曾在《斗争的动力》中写道：“我们一直以来秉承结构主义的传统。但是，我们在研究欧洲和北美非常多样化的抗争政治的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将策略性互动、意识和历史累积的文化纳入我们的分析中。” [35]这种对于互动关系的关注，是当代复杂社会条件下学术研究的大潮流。杨国斌的《连线力》一书中就是以多元互动视角出发分析中国网络行动（如图1所示），意在呈现中国网络行动的复杂性。该分析框架强调网络行动同以下诸方面的互动：(1)国家权力(2)文化(3)市场(4)公民社会(5)跨国行动。通过对各个方面与网络抗争行动的互动分析，将网络行动视为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型构和长期革命，在更宏大的社会变迁背景中进行考察，而这一革命无时不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是各种力量汇聚和争论的焦点。正是因为中国网络行动的复杂性是任何其他社会现象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多元互动性的概念能够深刻反映这一时代特征。

（二）“解释中国”的学术导向

应用层属于系统设计的第三层，对于不同的水工结构类型的设计要进行功能上的定制，确保各种具体业务应用与设计要求相符。

企业一味追求当前销售额的最大化，尽管为鼓励债务人按时还款提出了很多商业优惠，但却忽视了信息查询系统对严重失信企业的公告，没有及时、定期查询往来客户的信用记录，对客户的信用信息缺乏详细的分析判断。导致企业应收账款长期无法收回，发生的坏账也无法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致使企业资金受到严重损失。

（三）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策略——互动”转向

蒂利等人注重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抗争政治研究已经成为一次“结构主义”力量的展现，抗争政治的结构观假设，所有结构性变化对任何一种集体行动成功或失败都具有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作用。以往的理论大多展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结构能够影响行动者的行动；但是反过来，行动也能反作用于结构。按照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机理，“结构—行动者—结构”成为最佳的解释框架。在这里，社会结构依然是作为我们理解具体行动意义的起点，同时，行动者的行为本身也是重要的考察对象，包括它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剖析特定时空背景下行动者、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所展现的生动的大众抗争图景，将为我们详细地揭示出互联网在国家社会互动间的作用。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国家的作用不仅仅是被动地提供客观的制度结构，任何政治体系都可能采取一定的管制手段来应对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们也会改变其策略来应对这种变化，这就形成了关于国家和社会如何在互联网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为了竞逐对其的控制力而展开的对抗争策略和手法的创新的讨论，这便是从“互动—策略”的角度进行考察。当然，结构性因素历来的重要位置也不可取代，这些体制结构性因素能够帮助我们系统地理解抗争者何以依赖某些特定的策略来合法化其主张，但在结构主义的主流视角下所进行的一次“策略—互动”转向，可以矫正“结构主义偏见”进而重视主体的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新命题对于体制结构的抗争形式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起点。

实验节点如图1(b)所示，节点采用RouterSationPro嵌入式平台，操作系统是OpenWRT,内核为Linux kernel 2.6.配置了30dBi的高增益定向天线，UBNT SR71-A无线网卡.该网卡能支持3×3 MIMO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但是实验中受所用天线的影响，只能使用到2×2 MIMO，对应MCS 0-15，其中MCS 0-7为单个空间流，MCS 8-15为2个空间流，下文分别简称为单流和双流.

（四）底层视角的关注及其超越

在中国情境下，抗争历来被视为底层社会的专利，以底层视角作为研究逻辑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取向，也是一种主要的叙事手段并日益受到重视。所谓的“底层研究”，强调给普通民众在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以新的定位。遵循这一学术价值理念，在中国的网络抗争研究中，应当明智地吸收底层视角，作为抗争政治研究拓展自身的良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下对主流社会的机体支撑。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抗争政治已不再是社会底层或被边缘化的群体争取利益的专有手段，社会中上层也在使用不同形式的抗争剧目来为自己获利。这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早在20世纪70 年代在美国崛起的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就是一例。还有2009年初兴起的源于不满美国现状而反对奥巴马政府的茶党运动。互联网具化成一个与现实社会很不同的公共空间，但互联网的“挺入”则对这一视角进行了扩充和完善。正如在蒂利的早期著作里，他曾指出在西欧现代历史上出现的三种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表现为“竞争性”“反应性”“主动性”。当前，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抗议形式同时在互联网上发生发展。这些抗议台本的不同正是源于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宏观层面，中国正在发生的网络抗争行为是对现代性后果的总体性反应。而表现出来的正是相对剥夺感加深而引发的物质怨恨。例如互联网成为反腐败的曝光台，受到“民间反腐”力量的重视，正是对特权阶级腐败的怨恨。另外，由于政府对网络的控制是在国家安全压倒一切的重要议题前所实施的，因此它的管控范围是所有公民和社会行为，环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学生、知识分子、白领等中产阶级人士无一不在其监控之下，这也决定了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角逐的场域，网络抗争行动也在这场进程中扮演特有的角色。实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已经在对“底层视角”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因此，在对当代中国互联网抗争进行研究时，我们应秉持这样一种观念。一方面，研究素材的获取及分析时应坚持关注“作为底层民众的抗争”。另一方面，在此类研究中更应当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实践导向，即学术研究应当与现实社会的实践变化相契合，不局限于底层视角而对基于具体时空中的主体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探讨，借助大量的经验分析，发展出更为体系化和更具实践性的抗争理论。

参考文献：

[1] [美]托德·吉特林．整个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6．

[2] 谢金林．网络抗争类型学——以2008-2010年为例[J]．社会科学，2012(12)．

[3] 郭小安．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J]．国际新闻界，2012（13）．

[4] 卞清．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D]．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2012：10．

[5] 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J]．社会，2012(02)．

[6] 吴洁．网络抗争：社会抗争的新剧本[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7-27(B02)．

[7] 朱婉菁 ．中国场景下网络抗争政治的逻辑理路 [J]．宜宾学院学报， 2015(05)．

[8] [美]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

[9] Harlow，Summer and Dustin Harp． Collective Action on the Web：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J]．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12(02)．

[10]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 [M]．郑波 ,武炜 ,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50．

[11] 任孟山 ． 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当代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析框架及案例考察 [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1(06)．

[12] 黄荣贵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J]．社会， 2012(02)．

[13] Ayres, Jeffrey M． From t he Street s to t he Internet : The Cyber-Diffusion of Contention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9，566 (1) :132-143 ．

[14]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72．

[15]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43．

[16] J Van Laer, P Van Aelst．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on repertoires: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M]．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0，13(8)：1146–1171．

[17] 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18] 贺卫方．中国公众参与的网络症[N]．南都周刊，2007-07-06．

[19] HILL K A, HUGHES J E．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M]． Lanham: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42．

[20] 熊光清．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8(03)．

[21] 陆斗细．围观式政治参与：中国网络参政的深层透视[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22] 游传耀．互联网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J]．发展研究，2008(09)．

[23] 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J]．开放时代，2011(11)．

[24] 章友德，周松青．资源动员与网络中的民间救助[J]．社会，2007(03)．

[25] 黄荣贵，贵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05)．

[26] 刘琼．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J]．学术论坛，2010(08)．

[27] 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公共事件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09(04)．

[28] 郑萍，薛冰．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政策制定的途径[J]．中国行政管理，2009(01)．

[29] 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

[30] 郭小安．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功能及限度[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31] 张雷．虚拟技术的政治价值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05．

[32] 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J]．政治学研究，2012(02)．

[33] Kevin J． O’Brie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 The China Journal 2002(48)：144．

[34] 杨国斌．网络空间的抗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4-65．

[35]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Dynamics of Conten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