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技术进步和一系列投资贸易制度的深度变革，全球价值链分工已是全球主要的生产组织方式，并将世界各经济体连接在一起，成为各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微观基础和必要条件。中国和俄罗斯同属转型经济大国，两国的“地缘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较强”“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逐渐形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中俄贸易合作提供了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政策保障和政治保障。[1]截止2010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则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伴随中俄贸易的快速增长，两国价值链合作也得到较快发展，其价值链合作度由1995年的68.58%增加到2011年的73.91%。①数据来源于后文的表1。

学术界有关中俄贸易合作已展开较为丰富的研究，且大都基于总贸易流视角展开分析。例如，刘清才等探讨了中俄贸易关系发展现状；张红侠回顾和展望了中俄贸易合作[2]； 徐坡岭等从贸易增加值视角比较分析中俄对外贸易结构及相互合作机会[3]。然而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中俄贸易合作主要围绕价值链合作而展开，且以价值链合作为载体。故从价值链合作视角来重新审视中俄经贸合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准确地了解中俄贸易合作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进而为中俄贸易合作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值得注意的是，价值链合作是借助于各种模式或途径来实现的，深入考察中俄价值链合作需要以价值链合作模式作为切入点。在详细甄别并深入分析中俄各种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再探讨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演进历程及其影响因素，方能全面、深入地考察中俄价值链合作。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借助于WTO/OECD-TIVA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首次从总体（即价值链与非价值链合作模式）、价值链合作方式（即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和价值链合作深度（浅度与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三个维度构建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分析框架，层层递进地考察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演进历程，并从总体和分行业两个维度全景式展现了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内在特征和演变态势。为探寻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内在动因，本文进一步利用多种估计方法对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可为中国制定恰当的对俄经济合作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 误食挥发性的液体：如汽油、煤油、香蕉水、指甲油等。不可给予任何液体及催吐，紧急就医。因为挥发性的液体呕吐时容易吸入肺部，导致吸入性肺炎或化学性肺炎。

二、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构建

1.中俄价值链与非价值链合作模式指标

征诸文献，西周“国人”因资料限制，难言其详，春秋“国人”(下文所言“国人”，均指春秋 “国人”)则具有明确的历史内涵。所谓“国人”，指春秋伦理秩序中的卿、大夫、士。其中，士是“国人”的主体。春秋时期，庶人、工、商不当列于“国人”范畴。以下对这一问题依次予以考证。

其中，上标C和R分别表示中国与俄罗斯。VCCt为 t年中俄价值链合作度，为t年俄罗斯对中国总出口额，为t年俄罗斯最终品增加值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之比，为t年中国对俄罗斯总出口额，为t年中国最终品增加值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之比，为t年俄罗斯进口中包含的中国增加值，为t年中国进口中包含的俄罗斯增加值。

 

俄罗斯总产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俄罗斯经济规模扩大有助于中俄更好地开展价值链合作。可能的解释是，俄罗斯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三化”特征， 即经济原材料化、出口原材料化与投资原材料化 [13]，经济规模扩大意味着俄罗斯能源等原材料产出规模的扩大，进而对中国的能源等原材料出口规模随之扩大。

按照中俄之间的贸易方式差异（即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我们可将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模式划分为价值链与非价值链合作模式，并借助于价值链和非价值链合作度进行度量，具体的核算公式如下：

2.中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指标

其次，要综合考虑上下游营改增政策的实行状况，对定价和收款的方法进行合理的调整。尤其是下游不动产企业，在其执行营改增政策以后，要对双方的纳税需求进行统筹分析，提前筹划，有效节省税制变动成本的支出。

大医二院始建于1958年，今年正值60华诞。数十年发展过后，医院如今已成为辽南（辽宁省南部）地区的区域医疗中心，年门急诊量近200万人次。应和政策和管理需求，医院信息化建设一再提速，许多思路的设计颇具前瞻性。

根据两经济体之间是否直接开展价值链合作，我们可将两经济体之间的价值链合作方式划分为直接价值链合作和间接价值链合作，相应地，两经济体之间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也可划分为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和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具体而言，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是指两经济体借助于直接的中间品贸易渠道而开展的价值链合作模式，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是指，一经济体通过向其他经济体出口中间品并经加工后再以中间品形式出口到另一经济体的渠道，与另一经济体所开展的价值链合作模式。根据指标定义，并结合WTO/OECD-TIVA数据库所提供的相关数据指标，我们利用中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分别来刻画中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具体指标构建如下：

规范对圆曲线的规定主要针对圆曲线最小半径与圆曲线最小长度。因为公路与城市道路对圆曲线最小长度的规定一致，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可以按规定并考虑老路现有情况、工程造价等因素执行。

 

其中，DIVCCt为t年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 为t年俄罗斯对中国总出口中包含的俄罗斯增加值， 为t年中国对俄罗斯总出口中包含的中国增加值。

 

其中，IVCCt为t年中俄间接价值链合作度。

3.中俄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指标

对于某一全球化分工特征非常明显的产品而言，如果一经济体在承接该产品某一增值环节过程中所创造的增加值以中间品形式出口到另一经济体，经加工后再出口，那么，两经济体就开展了深度价值链合作[ 4]，相应地，将该种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称为深度（Deeper）价值链合作模式；相反，如果一经济体在承接该产品某一增值环节过程中所创造的增加值以中间品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并被其他国家直接吸收，我们就认为两经济体仅开展了浅度价值链合作，相应地，将该种价值链合作模式称为浅度（Shollow）价值链合作模式。我们利用中俄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度分别来刻画中俄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具体指标构建如下：

 

其中，SVCCt为t年中俄浅度价值链合作度，和 分别为t年中国和俄罗斯的中间品进口加工再出口占中间品进口之比。

其中，DEVCCt为t年中俄深度价值链合作度。

（二）数据说明

本部分采用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最新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进行指标的测算，TiVA数据涵盖了中俄34个行业的1995年～2011年17个年份数据，也包含了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指标中的所有二级指标。由于指标测度所采用的数据均源于TIVA数据库，这保证了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测算结果的准确性。

三、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动态演进

 

中俄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在直接价值链合作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而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相对较高。由图5、6可知，俄罗斯与中国、美国的浅度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低，而与欧盟的浅度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高；俄罗斯与美国、日本的深度价值链合作度均相对较低，而与中国、欧盟的度价值链合作度均相对较高，此外，日俄深度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低。由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俄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在直接价值链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大，而中俄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在直接价值链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欧俄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在直接价值链合作中所发挥作用均相对较大，而美俄与欧俄的情形恰好相反。此外，我们还发现，欧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相对较高是欧俄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中俄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所引致。

南通范氏为“宋资政殿学士文正公之后也”[1]253，祖居苏州，南宋覆亡之际由江西抚州始迁南通，落地生根。历经明、清、民国直至当代，上下四百五十年，绵延十三代，且代有诗人，文脉不绝，涌现出许多英才俊杰、贤达鸿儒。尤其以明末英烈史可法所钦慕的“东林眉目”范凤翼（1575-1655）、为陈三立所推许“苏黄而下无此奇”的诗坛巨擘范伯子（1854-1905）以及当代著名画家范曾为主要代表。范氏家族中其他如范国禄、范如松、范罕、范毓、范子愚诸人均不负家学，为一时人物。

（一）基于贸易合作方式视角地考察

由表1的测算结果可知，在1995-2011年间，总体而言，中俄价值链合作度显著大于非价值链合作度，价值链合作度均在68%以上，而非价值链合作度均在32%以下。这说明以中间品贸易为依托的价值链合作模式是中俄贸易合作的主导形式，而以最终品贸易为依托的非价值链合作模式为中俄贸易合作的次要形式。需注意的是，具体到变动趋势来看，中俄价值链合作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动态势，其中，1995年到2004年为上升期，由1995年的68.58%增加到2004年78.92%，2004年到2011年为下降期。具体到分行业而言，中俄采矿业价值链合作度最高，均在90%以上，其次为制造业，均在70%以上，服务业与农林牧副渔业的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低。采矿业价值链合作度较高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从产品特质层面而言，采矿业所生产的能源、矿物等产品大都作为中间品被用于再生产，因而具有较强的中间品属性；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能源资源较为丰裕，而制造业相对落后，中国制造业发展对能源的强烈需求与俄罗斯充足的能源供给形成较强的互补性贸易，所以，中国向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产品主要被用于中国制造业的扩大再生产。中俄制造业价值链合作度也相对较高，均在70%以上，这是因为中俄制造业的内部行业竞争力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的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强，而俄罗斯的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强[ 5]，这说明中国在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而俄罗斯在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方面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制造业价值链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此外，俄罗斯长期奉行的“出口矿产资源、进口机器等工业制成品”的单一经济模式[6]，与中国坚持的“进口中间品、出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加工贸易模式，为制造业价值链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中俄服务业和农林牧副渔业的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低，主要是因为两国服务业和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均相对滞后，且贸易保护程度较高，难以达到价值链合作的技术和制度要求。

 

表1 中俄价值链与非价值链合作度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WTO/OECD-TIVA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整理计算所得。以下各表同。

 

农林牧副渔业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68.58 70.78 71.11 71.51 74.55 78.15 76.94 75.26 77.09 78.92 78.56 76.85 73.68 73.76 71.85 72.22 73.91 59.96 66.04 66.40 48.05 42.55 41.32 41.15 42.20 44.90 48.58 53.00 53.61 59.96 60.76 58.39 62.57 62.35 92.76 93.78 94.65 97.05 96.55 96.72 96.12 95.62 94.75 94.80 94.48 93.80 93.28 92.77 91.48 90.51 90.63 50.59 51.10 51.73 52.09 54.52 58.08 56.79 54.57 56.95 61.27 63.36 63.89 61.68 63.23 60.59 62.32 65.50 31.42 29.22 28.89 28.49 25.45 21.85 23.06 24.74 22.91 21.08 21.44 23.15 26.32 26.24 28.15 27.78 26.09 73.33 75.04 76.07 76.73 79.34 80.77 79.89 78.46 80.07 81.41 79.75 77.99 74.75 74.56 72.59 72.97 73.49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 总体总体农林牧副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40.04 33.96 33.60 51.95 57.45 58.68 58.85 57.80 55.10 51.42 47.00 46.39 40.04 39.24 41.61 37.43 37.65 26.67 24.96 23.93 23.27 20.66 19.23 20.11 21.54 19.93 18.59 20.25 22.01 25.25 25.44 27.41 27.03 26.51 49.41 48.90 48.27 47.91 45.48 41.92 43.21 45.43 43.05 38.73 36.64 36.11 38.32 36.77 39.41 37.68 34.50 7.24 6.22 5.35 2.95 3.45 3.28 3.88 4.38 5.25 5.20 5.52 6.20 6.72 7.23 8.52 9.49 9.37非价值链合作度价值链合作度

（二）基于价值链合作方式视角的考察

在对中俄总体价值链合作模式考察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价值链合作方式视角对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和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进行探讨。由表2可知，总体而言，在考察期内，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显著大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前者均在50%以上，而后者均在24%以下，说明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在中俄价值链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居于次要地位，中俄价值链合作主要借助于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开展，可能的原因是，其一，中俄地域相连，交通设施完备便捷，在中俄接壤的边境线上设有众多开放口岸，这使得中俄贸易成本较低，贸易潜力巨大，为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二，中俄两国一直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两国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定）、条约和宣定，例如《中俄关于经济贸易关系的协定（1992）》、《中俄联合宣言（2000）》、《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01）》及《关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市场准入协议（2004）》等，为中俄经贸合作甚至直接价值链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从变动趋势来看，总体而言，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趋于下降，由1995年57.74%下降到2011年的53.01%，而间接价值链合作度趋于上升，由1995年10.84%上升到2011年的20.90%，显然，直接价值链合作度的下降幅度显著小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的上升幅度。这说明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而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呈现出由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向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转变的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俄价值链合作方式逐步向多元化转变。此外，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在考察期内，入世和国际金融危机两个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得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由表2可知，从入世前（2000）到入世后（2001），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趋于上升，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趋于下降，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形与入世恰恰相反。

从分行业视角来看，在考察期内，各行业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均显著大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说明中俄各行业的价值链合作主要借助于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进行。进一步比较各行业的价值链合作方式发现，采矿业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的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高，说明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分别在采矿业和制造业价值链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最为凸显。究其原因，通常而言，制造业价值链的碎片化与全球化程度均相对较高，多个经济体协作生产某一制造品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全球生产分工的主要特征，所以，由其他经济体扮演中俄价值链合作桥梁的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就成为中俄制造业价值链合作的主要途径。采矿业的情形与制造业恰好相反。

从变动趋势来看，采矿业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相对稳定，农林牧副渔业和制造业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总体趋于下降，而间接价值链合作度总体趋于上升，服务业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均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且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的上升幅度更大。由此可见，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在不同行业价值链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两种模式在采矿业价值链合作中的地位相对稳固，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在制造业和农林牧副渔业价值链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趋于弱化，而在服务业价值链合作中的作用趋于增强，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在制造业、农林牧副渔业和服务业价值链合作中的作用均趋于增强。

（三）基于价值链合作深度视角的考察

有上文可知，中俄主要借助于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开展价值链合作活动。那么，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孰轻孰重？为回答这一问题，本部分从价值链合作深度视角分别测度并分析中俄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状况。

由表3的测度结果可知，总体而言，在1995年～2006年间，中俄深度价值链合作度大于浅度价值链合作度，而2007年～2011年的情况完全相反。由此可见，2007年以前，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主要借助于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实现，两国主要开展较为深入和复杂的价值链合作，且参与的价值链合作环节相对较多、价值链条相对较长；但2007年后的情形恰好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对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的主要依托模式由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转变为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可能的原因是，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消费支出削减效应、库存调整效应、不良信贷供给变动效应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效应等途径促使中俄出口贸易大幅下滑。进一步，出口下滑会逐级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传递，这使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的中俄中间品生产和出口呈现出更大幅度地下滑，进而导致中俄深度价值链合作度也随之下降，与深度价值链合作度不同，中俄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受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

 

表2 中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 （单位：%）

  

农林牧副渔业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58.03 56.56 56.48 59.22 60.78 61.81 45.11 38.36 82.61 74.87 63.00 70.19 43.34 44.22 44.68 46.80 12.75 14.55 15.03 15.33 59.99 57.42 57.84 59.94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57.74 60.05 60.78 59.25 56.45 55.32 56.48 54.20 52.50 50.65 52.02 50.56 53.01 53.24 36.47 37.00 38.82 39.35 36.55 40.25 39.72 56.22 53.82 52.06 52.58 50.94 83.90 63.39 68.95 76.97 78.14 86.08 87.78 87.76 86.55 82.19 83.85 82.48 82.60 45.17 48.49 48.27 47.17 46.71 51.28 52.32 52.89 50.79 49.34 47.78 48.27 52.06 10.84 18.10 16.16 16.01 20.64 23.60 22.08 22.65 21.18 23.11 19.83 21.66 20.90 59.76 59.40 60.68 57.91 54.14 47.80 47.29 44.23 44.47 44.51 46.48 44.99 45.76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 总体总体农林牧副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6.72 13.575.42 8.86 5.26 4.59 2.94 4.19 4.85 4.15 3.38 5.55 20.55 25.93 7.40 10.24 18.65 16.61 12.03 12.75 13.89 3.74 6.94 6.33 9.99 11.41 33.76 30.28 30.05 26.11 27.98 27.73 11.00 10.89 13.89 12.81 14.05 13.44 6.04 6.73 10.58 7.63 8.03 8.03 15.05 18.65 18.89 19.40 21.37 19.21 33.61 32.46 7.76 7.51 7.41 7.72 9.59 8.52 9.99 11.04 11.17 19.78 34.05 26.36 33.33 27.17 8.72 6.70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直接价值链合作度

通常而言，各经济体之间的价值链合作是以中间品贸易为桥梁和纽带，因此，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设定，既应遵循研究国际贸易流向的常用分析工具—引力模型的构建思想，也应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实践特征。最基本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以双边贸易额为因变量，以贸易双方的GDP和双边距离为自变量，由于本文只研究中俄两国价值链合作模式问题，因此距离是固定的常数，本文的模型就不予考虑，仅将两国GDP纳入到计量模型。此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将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分解成若干阶段或流程，根据不同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并对国际生产网络进行系统整合[ 7]。由于各经济体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阶段或流程的主要依据，故要素禀赋差异就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的主要决定因素，并将其纳入到计量模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备受学者们关注的课题，并达成诸多共识，最为典型的共识认为，政治关系是各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政治关系更有助于各国贸易往来[ 8]。由此不难推测，政治关系也应是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故将其纳入到计量模型。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我国的高铁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我国的铁路运输事业也在高速的发展。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尽管客运业务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铁路货运业务的发展速度却相对迟缓。其中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便是影响该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物联网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设，货主不仅可以实时的下单，同时还可就货物的运输情况加以了解，进一步提高运输水平。

 

表3 中俄浅度与深度价值链合作度 （单位：%）

  

农林牧副渔业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7.74 28.88 28.12 25.09 26.25 26.89 28.25 26.86 26.02 26.34 26.01 25.53 27.12 27.66 30.08 29.62 30.93 42.64 51.65 51.47 35.52 27.58 25.45 26.17 27.34 28.90 29.90 33.89 34.14 36.26 36.65 37.96 39.50 36.81 60.84 56.62 49.95 39.88 35.58 37.06 48.37 53.84 55.00 58.16 58.02 56.90 56.53 53.95 62.00 59.26 59.63 27.60 27.02 26.50 24.82 24.71 26.24 26.89 28.05 27.04 29.27 28.89 29.15 29.68 29.28 30.82 30.91 32.00 30.01 29.15 28.44 31.39 32.97 33.15 32.54 32.39 30.43 28.98 30.47 28.68 25.38 22.99 21.95 20.95 22.09 27.76 25.78 24.47 22.41 24.11 24.25 25.27 23.24 22.22 20.87 20.17 20.60 23.75 24.54 26.28 25.89 26.12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 总体总体农林牧副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10.60 32.0017.57 23.06 9.14 10.34 9.59 10.78 35.43 35.83 19.86 22.09 23.12 34.61 11.02 10.83 11.48 10.46 34.66 31.92 19.12 19.67 23.13 23.13 6.65 6.36 5.58 19.96 17.17 14.11 13.08 14.13 23.64 20.73 19.97 20.20 19.10 19.65 23.74 21.10 20.06 16.96 17.37 20.06 30.86 30.02 28.24 21.85 23.21 22.97 34.22 32.95 35.15 35.41 26.93 27.12 16.32 17.72 22.25 21.39 22.01 23.42 25.99 24.92 26.33 20.58 27.92 29.76深度价值链合作度浅度价值链合作度

（四）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比较分析

为了从横向维度考察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在俄罗斯对外价值链合作模式中位居什么样地位，本部分试图比较分析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情况。所得结论如下：

本部分的估计思路为：首先，从总体视角考察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其次，从价值链合作方式视角将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划分为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并分别考察中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这是对总体价值链合作模式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最后，从价值链合作深度视角进一步将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划分为前度与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并分别考察中俄浅度与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这是对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1) 该地堆积体主要由粗、巨颗粒占优势，其占比约95%，细粒占比不到5%，堆积体密实度高。根据Shepard三角沉积分类，其样品点2 mm以下颗粒以粗颗粒砂占优势。

  

图2 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度

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在价值链合作中的地位相对较高，而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相对较低。由图3、4可知，中俄和欧俄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高，而美俄和日俄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的情形与直接价值链合作度完全相反。这说明中俄和欧俄的价值链合作主要依靠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实现，而美俄和日俄的价值链合作主要依靠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实现。可能的深层次原因是，中俄和欧俄地缘相近、交通便利，因而运输成本较低，这成为中俄和欧俄直接价值链合作的成本优势；此外，中俄和欧俄的高层政治往来密切，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友好互惠的协议和协定，这为中俄和欧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相反，日俄和美俄相距较远且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较高，此外，日美同盟关系甚密，在政治上共同与俄罗斯对抗，日美与俄罗斯直接价值链合作受政治阻挠较为严重，所以日俄和美俄的直接价值链合作相对甚少，主要开展以中国和欧盟为桥梁和纽带的间接价值链合作。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调任杭州太守。这时，王安石的变法有20年。而“变法”的“后遗症”也日益显现出来。苏轼在给朝廷的奏状中列举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据:

  

图3 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

  

图4 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的间接价值链合作度

为系统、深入地考察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动态演进，本部分分别从贸易合作方式（即价值链与非价值链合作模式）、价值链合作方式（即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和价值链合作深度（浅度与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三个维度进行测算与分析，此外，本部分还比较分析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动态演进的行业异质性和经济体异质性。具体测算原理为：根据式（1）、（2）可测算中俄价值链与非价值链合作度，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式（3）、（4）可测算中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式（5）、（6）可测算中俄浅度与深度价值链合作度，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式（1）与式（2）-（6）可测算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模式，所得结果如图1-5。

  

图5 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的浅度价值链合作度

  

图6 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的深度价值链合作度

四、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从分行业来看，在考察期内，农林牧副渔业、采矿业和服务业的浅度价值链合作度均大于深度价值链合作度，其中，农林牧副渔业和采矿业更为凸显，这说明这些行业的直接价值链合作主要通过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实现，而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与总体层面所得结论相似，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中俄制造业直接价值链合作的主要依托模式由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转变为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见表3）

本文研究表明，对不同类型医疗机构分析显示，医疗机构发现的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大型综合医院和中等规模医院。社区医院总的HIV抗体检测量较高，但发现的阳性数及检测阳性率均较低，因此在大中型医院推广PITC服务，可以提高有效检测，发现更多的感染者［13］。

 

方程（7）中各变量下标分别表示各行业和年份，C为常数项，为随机扰动项，为自然对数符号。因变量为中俄价值链合作度、中俄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度和中俄浅度与深度价值链合作度的总称，以此反映中俄不同价值链合作模式的现状与演进。因变量的测算方法及结果上部分已给出，这里不再敖述。

双边政治关系。本文采用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提供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数据。该数据库采用量化的方式，将1950年以来的中国与多个国家的双边关系用分值表示出来，范围为-9至9，分值越高，表明两国之间政治关系越良好。为便于实证分析使用，我们将分值标准化为1-19。

中国各行业的经济规模和俄罗斯各行业的经济规模分别利用历年总产出实际额（以1995年为基期）的对数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WIOD数据库的社会经济账户。

要素禀赋差异。Hausmann et a1.将要素禀赋划分为自然资源、劳动力、物质资本和制度质量等方面[ 9]，由于本文从行业层面展开实证分析，国家层面的自然资源禀赋难以度量，本文在实证模型中仅考察了劳动力、物资资本和制度质量禀赋差异。劳动力禀赋差异和物资资本禀赋差异，分别以中俄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之差和物资资本报酬之差的绝对值表示。其中，利用高技能工人的劳动时间份额来度量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中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之差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两国劳动力技能结构差异越显著；高技能工人的劳动时间份额和物资资本报酬数据均来源于WIOD数据库的社会经济账户；制度质量差异。借鉴Kolstad and Wiig与蒋冠宏和蒋殿春的做法[10-11]，本文采用世界银行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集所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来表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全球治理指标包括6个维度的指标：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及腐败控制，每个指标的取值范围为-2.5-2.5，取值越高意味着治理结果越好。本文采用6个指标的平均值度量中俄两国总体制度质量，并利用中俄总体制度质量之差的绝对值来表示两国制度质量差异。

（二）估计结果与分析

1.估计思路与方法

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相对地位较低。由图2可知，在考察期内，中俄价值链合作度显著低于俄罗斯与其他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度，说明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在中俄贸易合作中所发挥作用相对有限，中俄价值链合作程度较低，当然这也从反面预示着中俄价值链合作的潜力较大。与中俄不同，日俄和美俄的价值链合作度相对较高，均在70%以上，说明日俄和美俄的贸易合作主要以价值链合作为主，这是因为，日俄和美俄在要素禀赋和产业分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为价值链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主导亚太价值链分工的众多跨国公司大都来自日美，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环节链接了日美和俄罗斯的价值链分工，这为价值链合作提供了桥梁和纽带。需特别注意的是，俄罗斯与其传统的经济合作伙伴欧盟 ②本文所指的欧盟为欧盟25国。的价值链合作程度也相对较低，这说明俄罗斯与欧盟主要开展最终品贸易，围绕价值链合作而开展的贸易合作相对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欧俄的贸易合作基础不稳固，没能得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强力支撑。

采用菌落形态对比、电镜显微特征对比(电镜图片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拍摄)、产孢结构对比分析(采用奥林巴斯普通光学显微镜BX53)，将选育菌株和出发菌株进行制曲发酵酱油，对比相应指标的变化情况。

估计方法的选择。本部分首先采用时变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的面板OLS方法估计计量方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所有的计量方程均应采用时变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在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分析时，通常会面临组间异方差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的困扰，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此，我们对各计量模型分别进行了组间异方差和组间同期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各计量方程均存在组间异方差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故我们利用可同时消除组间异方差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的面板FGLS方法估计各计量方程。对比表4的OLS和FGLS估计结果可知，从各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来看，FGLS估计结果的确优于OLS估计结果，所以FGLS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和有效。由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直接关系到经验研究的成败，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普通面板数据方法的回归结果有偏和非一致。为此，借助于Durbin—Wu—Hausman检验方法，本文对双边政治关系、两国经济规模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变量逐一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现内生性问题的存在 ③由于篇幅所限，具体检验结果并未列出，倘若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说明面板FGLS方法估计结果是有效的，估计结果分析将以此为基准。

2.基于总体价值链合作模式的估计结果分析

由表4第二列的面板FGLS估计结果可知，政治关系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显著促进了中俄价值链合作。这表明，对于中俄而言，更为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两国开展价值链合作，两国关系的恶化则会对价值链合作生产负面影响，这与Pollins Brian和Han Dorussen基于贸易流视角所得结论相符。

中国总产出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对中俄价值链合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同贸易引力模型所得结论有所不符，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故对俄罗斯的能源等原材料进口随之下降；此外，经济规模扩大促使中国将更多资本投向研发支出，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科技水平及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反，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迹象。 [12]伴随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差距的增大，其价值链合作程度必然有所下降。

其中，NVCCt为 t年中俄非直接价值链合作度。

制度质量差异、劳动力禀赋差异和物资资本禀赋差异共同反映中俄要素禀赋差异。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对中俄价值链合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说明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是跨国公司在中俄两国配置生产工序的重要决定因素，二者共同决定着中俄价值链分工的基本格局，正如丁宋涛和刘厚俊所言，劳动要素的非同质性的结构化特征和制度质量差异化特征逐渐成为国际产业分工深化的两个根本动力 [14]。与以上两个要素禀赋差异不同，物资资本禀赋差异显著阻碍了中俄价值合作，这似乎与基于贸易流层面所得结论相悖。可能的解释是，中俄价值链合作主要围绕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开展，处在国际分工金字塔上层的美日韩具有相对丰裕的资本技术要素和稀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于要素禀赋优势的考量，美日韩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核心业务集聚于国内完成，而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环节分别外包给中俄。现实中，中俄是否能够成功承接美日韩的业务外包，不仅取决于两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还与两国的物资资本积累程度密切相关，因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潜在优势是否能转化为现实优势，需借助于一定的物资资本积累作为支撑，如果中俄物质资本禀赋差异太大，可能导致某一国的要素禀赋优势难以发挥，中俄的价值链合作也就难以顺利开展。

3.基于价值链合作方式和合作深度视角的再估计

为得到更丰富的结论，根据价值链合作方式和合作深度差异，我们分别考察中俄直接与间接、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

慢应变速率试验（SSRT）方法是由Henthorne和Parkins首创，并将其作为实验室试验方法发展起来的。一开始主要用于判断各种合金的组成成分和组织结构对其应力腐蚀开裂敏感性的影响，近年来开始逐步发展为研究钢材应力腐蚀的主要方法之一。

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作为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即随着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地位的上升，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地位将随之下降（由表2可知）。故有助于直接价值链合作的影响因素，对间接价值链合作却具有不利影响，反之亦然。由表4第4、6列分别给出直接与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的FGLS估计结果可知，各因素对中俄直接和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的影响作用均完全相反。此外，除显著性水平和系数大小之外，各因素对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度与中俄价值链合作度的影响作用完全相同。具体而言，政治关系改善、俄罗斯经济规模扩大、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均显著地促进了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而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和物资资本禀赋差异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就间接价值链合作而言，与以上情形完全相反。

由于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反映中俄经贸合作的较为密切和稳定，以其他经济体为桥梁的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则意味着中俄经贸合作关系比较脆弱和疏远，极易受到内外部冲击的影响。因此，如何强化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对于进一步加强中俄经贸联系、提升中俄经济一体化程度至关重要。本文研究认为，进一步改善中俄政治关系、扩大俄罗斯经济规模、强化中俄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与缩小中俄物资资本禀赋差异，均有助于强化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增进中俄经贸合作关系和经济一体化程度。

出于进一步的研究兴趣，我们想了解基于价值链合作深度视角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内部结构异质性，为此将分别考察浅度和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以识别中国价值链合作复杂程度演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具体结果如续表4所示。

由续表4的FGLS估计结果可知，良好的政治关系既有助于中俄开展浅度价值链合作，也有助于中俄开展深度价值链合作，且对深度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更大，说明政治关系改善更有助于中俄开展深度复杂的价值链合作。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对中俄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对浅度价值链合作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俄罗斯经济规模扩大有助于浅度价值链合作，而不利于深度价值链合作，说明随着俄罗斯市场规模扩大，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中间品越来越多地被俄罗斯用于产生满足其国内需求的最终品。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对深度价值链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物质资本禀赋差异显著抑制了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

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意味着中俄价值链合作的程度较深、复杂度较高及稳定性较强，而浅度

价值链合作模式反映中俄价值链合作较为简单且较易出现中断。故强化中俄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有助于两国更深入地开展价值链合作、提升价值链融合程度及增进垂直一体化分工程度。为此，继续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扩大两国的制度质量和劳动力禀赋差异，将是中国的理性政策选择。

 

表4 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

  

注: 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估计值的t 统计值，其中* 、**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续表4 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WTO/OECD-TIVA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从贸易合作方式、价值链合作方式和价值链合作深度三个维度，构建并测算了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指标体系，并深入剖析其演进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影响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可能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通过考察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动态演进，我们发现，就总体而言，在样本期内，中俄贸易合作具有显著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为主、非价值链合作模式为辅”特征，即中俄贸易合作主要依靠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开展，其中，采矿业尤为突出。可见，中俄同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借助于地缘优势、政策优势、交通便利化优势等，在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主导下，两国广泛开展价值链合作，两国贸易合作的基础坚实。进一步从价值链合作方式和价值链合作深度发现，中俄价值链合作呈现出“直接与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为主、间接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为辅”的典型特征，即中俄价值链合作主要依靠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展开，而中俄直接价值链合作又主要依靠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来展开。这表明中俄价值链合作既相对紧密，又比较复杂和深入，进一步证实两国贸易合作的基础比较坚实。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秉持中俄之间“政热经冷”的观点，即与中俄良好的政治关系相比，两国的经贸合作远未达到政治合作的水平。显然，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中俄贸易总量视角得出。而本文基于价值链合作视角所得结论在较大程度上未能支持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中俄贸易合作的总量虽有限，但其质量相对较高（即贸易合作以价值链合作为主导形式），中俄贸易合作的基础坚实、潜力巨大。由此我们认为，目前的中俄贸易合作应为“非温即热”。

传统的STAP技术虽然在抗干扰性能上比单独的时域和空域抗干扰强[17]，但当存在大量宽带和窄带干扰时，空时FIR滤波性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18]。因此，本文引入了改进的时频域结合结构，并改进了子空间估计算法，更好的利用空域、时域和频域各自的抗干扰性能，并将其有效的结合。

2.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强化中俄总体价值链合作模式、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中俄深入地开展价值链合作，进而推进双边贸易合作健康快速发展。此外，俄罗斯经济规模扩大、中俄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均有助于中俄总体价值链合作、直接价值链合作、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的稳步推进，但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与中俄物质资本禀赋差异的影响效应完全相反，这与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所得结论不符，这主要由中俄价值链合作的内在特征性所致。以上结论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中俄应该继续增进政治关系，加强政治互信，持续扩大两国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以此助推两国开展密切而深度的价值链合作及广泛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 张红侠.中俄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05）.

[2] 刘清才，张海霞.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及其广阔前景[J].东北亚论坛，2012（03）.

[3] 徐坡岭，贾春梅，徐纪圆.中俄对外贸易结构比较及相互合作机会：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4（05）.

[4] Zhi Wang，shang Jin Wei，Xinbing Yu and kanfu zhu.“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Production Length and Vpstreanness”,NBER Working Paper23261,2017a.

[5] 欧阳峣，张亚斌，易先忠.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 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

[6] 田烟伸一郎，刘旭.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 J] .俄罗斯研究,2010（06）.

[7] 徐康宁，王剑.要素禀赋、地理因素与新国际分工[J].中国社会科学，2006（06）.

[8] Pollins Brian.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3,No.2,1989.

[9] Hansmann，R，Hwang，J，Rodfik，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June 2008．

[10] Kolstud, I，Wiig，A．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 ward FDI[J]．CMI Working Papers，WP(3)，2009．

[11] 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2012(09).

[12] 张志明，曲文轶，郭一文.俄罗斯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色及其演变态势[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7（03）.

[13] 陆南泉.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趋势与制约因素[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01）.

[14] 丁宋涛，刘厚俊.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的东亚生产网络：演化规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江海学刊，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