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思考，是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之道的反思密切相关的。20世纪初，当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欧洲多国相继发动的工人起义却屡遭失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被迫转入了低潮。如何正确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是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解决的问题。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在批判第二国际庸俗决定论、借鉴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策略同意大利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思想。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

葛兰西借助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以及对阶级联盟的考察，认真反思了欧洲工人运动衰落及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

（一）社会基础：从“政治社会”到“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葛兰西关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核心范畴，是由社会统治集团行使主导权的工会、学校、教会、报刊、文化团体、机构等组成。在葛兰西看来：“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 [1]借（P222）助这一范畴，葛兰西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展开了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东方，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形成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 [1]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统（P180）治阶级不仅依赖强制力量和机构来维护统治，而且依赖对市民社会领导权所提供的民众的“同意”。

葛兰西强调，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不同于以往统治者的巧妙之处正在于它更多地依靠领导权来获得大多数群众对其统治的服从与认同，更确切地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来影响和支配民众，告诉他们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选择，对民众实行“知识和道德领导”。借此，在危机到来之时，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为自身打造了最后的、顽固的、也是极为“有效的防御工事”。葛兰西据此指出，欧洲革命运动屡遭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面对资产阶级霸权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市民社会抵抗的无能。为此，在西欧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必须在（P317）赢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获得并行使这种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二） 阶级基础：从“阶级联盟”到“历史集团”

面对意大利共产党屡遭失败而法西斯主义却异常兴起的革命形势，葛兰西意识到，为了形成一种真正具有人民性，能够打倒法西斯主义，实现社会改革的阶级联盟，必须超越社会上已分散为不同群体、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彼此误解和敌视。在寻求消除误解和敌视的过程中，葛兰西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及政治派别联盟的思想中汲取了灵感。

有学者研究认为MRI常规序列在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发病2 d内阳性率较低，发病5～7 d后信号值才比较可靠，最适宜检查周期为发病2～4周，因此MRI常规MRI序列在早期发现缺氧缺血性脑损伤能力有限[10-11]。而有学者[12]认为MIR常规扫描序列也可明显提高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诊断准确性，并能够对患儿病变类型、损伤程度做出相对明确判断，能为临床治疗方案制定提供参考依据[13-14]。

葛兰西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实质是一种“总体性”的革命策略。“阵地战”作为一种和平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并非与“运动战”相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葛兰西倡导“阵地战”，但也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直接采用暴力夺权的“运动战”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阵地战”是“运动战”的序幕，“运动战”是“阵地战”的继续。

如前所述，葛兰西将赢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视为一个社会集团赢得政治社会权力的前提，并且认为“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牢牢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集团” [1]，必须继续维护巩固这（P317）种文化领导。由此可见，葛兰西把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维护视为一个没有终点的、动态的“在生成的”过程。因为在葛兰西看来，作为文化领导权基础的社会“认同”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需要统治阶级在协调多方利益中持续建构。葛兰西强调，一个社会集团即便是执政后，也必须继续协调其与同盟及社会从属阶层等多方关系，在动态平衡中获得持续的、广泛的“认同”，以保持其领导权。只有“在它帮助并跟随这些社会阶层的绝大多数人的情况下，才能赢得并建设社会主义”。 [7]葛兰西的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与革新了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权思想。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与策略

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是必须全力争取和维护的。列宁曾强调：“革命在不同的国家里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 [3]为此，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据本国实际，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

如：科研人员有意或者无意的曲解或者误解科研资金预算管理科目，会计人员也缺乏对科研资金管理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在费用报销时对于该科目的报销财务人员审核不严格，往往存在报销个人的手机通话费，甚至是家庭的固定电话费。在知识产权事务费用中，将大量的专利维护费列入其中，没有准确把握该部分费用的真实含义。《关于深化科技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苏发〔2018〕18号）文件中，已经将此科目预算归集到科研项目其他支出科目中，就更需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加强管理，规范经费的实际支出。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从“政治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即建立一个有能力控制和领导整个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问题，是各国无产阶级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培养和有效组织原则的确立。

在建立一致性模型与相关系数模型前，需寻找雷公藤木质部与皮部相区分的特征谱段，首先对木质部和皮部光谱进行一阶导数处理，见图3所示。

2007年，在国家防总统一指挥下，淮河防总协调流域各省防指，采取了“拦、泄、蓄、分、行”等各种措施。 上游18座大型水库拦蓄洪水21亿m3，有效减轻中下游防守压力；启用濛洼、姜唐湖和荆山湖等10处行蓄洪区，蓄洪总量15亿m3，降低正阳关洪峰水位0.45m，缩短了润河集至正阳关河段警戒水位以上时间7～10天；充分利用入江水道、入海水道、分淮入沂和灌溉总渠加快泄洪，洪泽湖最大出湖流量11 400 m3/s，洪泽湖最高水位仅为13.87m，其中入海水道的启用，降低洪泽湖水位0.4 m，有效地减轻了中游和洪泽湖的防洪压力。

对此，葛兰西持肯定态度，认为一个阶级要获得广大民众及社会其他利益集团的认同与支持，就必须将考虑到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必须借助谈判、协议甚至是“妥协”的方式做出一种不触及根本的“经济—团体”上的牺牲。葛兰西强调，如果无产阶级不牺牲其社团利益来克服这种矛盾（指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其生活状况暂时不如其他被领导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状况），那它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甚至在它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如果它不为了总的和长久的利益而牺牲这些直接利益的话，那它就不能坚持其领导权和专政。为此，葛兰西将阶级联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反法西斯力量乃至乃至资产阶级力量在内的 “历史集团”之间。

葛兰西充分肯定了列宁所看重的政治领导权，认为“伊里奇（列宁）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1]“正（P141）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武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补充，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形式。”[6]但是，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并不是对列宁政治领导权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中融入了道德价值因素，将“政治领导权”转变为“文化领导权”。

（二）社会主义革命策略：从“运动战”到“阵地战”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权思想的“文化”革新，葛兰西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策略上进行创新，提出了适合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被喻为“分子式入侵”的革命策略——“阵地战”。在葛兰西看来，类似运动战、阵地战、地下战等“军事领导不应该仅仅理解为狭义的、技术上的军事领导，……相反的，应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并且与真正政治领导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去理解它” [1]。借此，葛兰西赋予军事术语（P340－341）以政治意蕴。

在葛兰西那里，“运动战”是一种直接对国家政权发动正面武装进攻的革命策略。与直接武装斗争不同，“阵地战”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是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这一上层建筑领域持续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实施“分子式入侵”、逐步攻克，直至最终彻底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策略。葛兰西认为，在俄国，包括市民社会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处于初生而未形成的状态，发育不充分，因而在沙俄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没有多少中介机构可以争取，布尔什维克党可以直接用武力夺取国家政权。但西欧国家的情况与此不同。伴随着西方民主的发展，西欧国家内部催生了一大批复杂的政治团体和制度，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必须促使上述政治团体和机构摆脱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关系。为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市民社会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不断实施“分子式入侵”，逐一攻克，直至最终瓦解并取而代之。

在苏维埃建国初期，面对外国武力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艰苦条件，列宁意识到无产阶级仅仅同被剥削的贫农结成紧密的联盟是不够的，无产阶级必须同其他阶级及政治派别联盟。为此，无产阶级要善于向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社会基础的中农“妥协”，与其结成“联盟”，以便于“促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立场的转变，实现并巩固“联盟”。[2]

三、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自身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获取通常侧重于直接使用暴力革命方式夺取。例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4]。再如列宁在论述民主革命策略时也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5]列（P558）宁在此处论述中不仅强调了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治领导权。

（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从外部“灌输”到“批判的自觉”

面对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把革命的指导思想简单地理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主张历史的变迁仅仅被经济发展所决定，完全忽视思想、政治、文化等环节和因素对经济运动的能动的反作用、无视主体的能动性对于社会革命的推动作用的错误主张，列宁首先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5]充分肯定了革命意（P331）识、意志等文化因素的反作用。随后就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培养问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列宁指出：“各国的历史都已证明：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5]。也就是说，“阶级政治意（P317－318）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 [5]与列宁相一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P363）建筑的关系方面，葛兰西虽不否认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认为知识与道德的改革必须同一种经济改革计划联系在一起，但与此同时，更强调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革命性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

对于葛兰西而言，作为其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想有机生长点的文化领导权，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广泛认同基础上的、颇具“文化”特色的领导权。这里所说的“文化”，除了作为一种类似“常识”的文化价值观预设外，还意味着一种“非强制性”的领导方式（非强制性的教育方式、非强制性的知识和道德的改革方式）。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用本阶级的伦理世界观来引导这个社会，说服民众接受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由此“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统一以及符合那种克服了常识并成为批判的（哪怕暂时还在有限的范围的）现实观的伦理” [1]。这是一种（P16）知识与道德层面的领导，不同于暴力统治。

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培养方面，葛兰西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步骤。一是将列宁所强调的外部教育“灌输”同无产阶级发自内心的“批判性的自觉”相结合。因为在葛兰西看来，外部教育“灌输”的权威最终来自与社会民众的公认和威信。如若缺乏民众发自内心的“批判性的自觉”和认同，采取任何教育方式都是苍白无力的。二是将列宁所强调的外部教育“灌输”具体化为无产阶级内部“有机的知识分子” ①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概念。葛兰西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点，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后者则是指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意义上，能够对于群众实践活动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同这些群众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对先进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因为在葛兰西看来，“从历史上和从政治上看，批判的自觉表现在造成智力的杰出人物上面。群众不组织起来（广义地），就不能‘崭露头角’并成为独立的‘自身’：而这种组织，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不可能的。” [1]无产阶级自身“有机的”（P16）知识分子的外部教育，在无产阶级由“自发性”阶段发展为“自觉性”阶段的过程中起着“催化”作用，促使“它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把它提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界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 [1]并（P6）且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实现。

（二）组织原则：从“民主集中制”到“有机的”民主集中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已经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但未用过“民主集中制”的提法。第一个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的是列宁。早在1905年，列宁就提出：“要实现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 [8]。随后，“党内民主（的）集中制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9]又得以在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组织的基础》决议草案中提出。共产国际建立后，列宁又明确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10]此后，各国共产党纷纷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

这一组织原则也被葛兰西继承。在批判斯大林奉行的“官僚集中制”危害的基础上，葛兰西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有机的”民主集中制。葛兰西认为，对于党的发展来说，当官僚集中制占主导地位时是极为不利的。官僚主义最后不会导致真正的统一，而是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机械的结合。这就促使葛兰西思考党内新的组织原则——“有机的”民主集中制，并将其逐步扩大到包括无产阶级及同盟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

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的”民主集中制首先强调的是与“官僚集中制”相对立“民主”。葛兰西认为，这一“民主”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它揭示了“人们寻觅与人民、与民族的联系，所谓联系就是指必要的一致，不是被动顺从引来的奴性一致，而是积极的一致，充满生活的一致” [1 ]。无产（P469）阶级政党要想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在党内外实行民主，创造一种自由的言论氛围，把自己的领导同真正的党内外民意结合起来，促使普通党员和民众在发自内心的认同中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保持一致。

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的”民主集中制还强调一种持续建构的“动态性”。葛兰西认为，“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产生‘有机性’……也就是说，它是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现实的运动，使下面的推动力与上面的指令相配合，使基层群众产生的分子不断介入统治机器的坚硬的骨架从而保证连续性和经验的稳步积累的过程。” [11]借此，无产阶级政党得以在持续建构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从属阶级、同盟集团以及民众之间“动态的平衡”中获得并维护领导权。

葛兰西对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凸显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主体性因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借鉴与革新，而且在实践中为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虽说这些探索由于葛兰西的过早离世而成为一种“未完成的”政治思索，但其影响已逾越时空，为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借鉴。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也不无裨益。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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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悬浮架采集的4路间隙信号中取两端的间隙信号2、间隙信号3进行分析，并根据4路信号计算求得折角。由图7的轨缝折角变化仿真图可知：悬浮架通过轨缝折角过程中，首先，前两个监测探头进入折角区段，折角值先变为负值；接着，后两个探头进入折角区段后，折角值归零；而后，前两个探头通过轨缝，进入折角反向区段，折角值达到峰值；最后，随着后两个探头、前两个探头离开折角区段，折角值依次归零、变负、归零。

参考文献

[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俞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及政治派别联盟的理论[J]．社会主义研究,2011（08）．

[3] 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8．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5]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意 ]朱 塞 佩 · 费 奥 里 ．葛 兰 西 传 [M]．吴 高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2．

[7] [英 ]斯 蒂 夫 · 琼 斯 ．导 读 葛 兰 西 [M]．相 明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57．

[8] 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25．

[9] 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36．

[10]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专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3．

[1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M]．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