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是指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从一种类型变更为另一种类型的节点。如，一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从大幅度演变变更为小幅度演变的节点即该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分水岭。从分水岭前后廉洁政治生态属性的区别来看，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可以分为两种，廉洁政治生态由差或较差状态演变为优或较优状态的分水岭，廉洁政治生态由优或较优状态演变为差或较差状态的分水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当代中国的廉洁政治生态得到显著优化，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制度短板的迅速补齐、经济发展水平由量变到质变的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进一步调适、反腐制度化水平提升状态下的反腐力度增强、外部负面影响的显著减弱等，共同促使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从较差区域内大幅度演变向极优区域内小幅度演变转变，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得以出现。

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诸多学者近年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优化展开分析并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尚无学者对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分水岭展开深入分析。对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分水岭展开分析，有助于发现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规律，进一步优化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途径。鉴于此，有必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案件数量（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最直观呈现）的统计与分析对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分水岭展开分析。

一、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

从宏观历史视角来看，当代中国（专指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廉洁政治生态一直在较差区域内大幅度演变，呈现出“大幅度优化—大幅度恶化—大幅度优化”的周期性演变，并由此生成一些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周期。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1978年底至2012年底）这一期间，多次严厉反腐举措的实施看似会促使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进入全新状态，但事实表明这一时期的反腐举措均未催生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分水岭，这一情况直至党的十八大之后才得以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案件数量变化是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最直观呈现，根据1979年～2016年中国的腐败案件数量变化可绘制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案件数量变化曲线图”，可视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曲线”的直观展现，如图1所示：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案件数量变化曲线图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0-2017年）．http://www．spp．gov．cn/gzbg/index．shtml．

如图1所示：X轴（横轴）表示年份，起点是1979年终点是2016年，Y轴表示腐败案件总数量，最小值是0件，最大值是6.5万件。1984年～2011年期间，中国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一直较多且呈现出周期性变化态势（这一期间主要有5个演变周期），表明中国廉洁政治生态一直在较差区域内周期性演变。值得注意的是，腐败案件数量变化与廉洁政治生态状况这两者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延滞性，腐败案件数量最大的那些年份，通常并非廉洁政治生态最差的年份，而是表明之前一年或数年的廉洁政治生态很差，如十八大以来腐败案件数量的增加（主要由查处大量发生于十八大之前的腐败案件所致）所表明的是十八大之前数年廉洁政治生态较差。

进行牵引供电系统供电能力的场景测试，对于新建线路的开通运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该测试，可以测量出不同载荷列车的起动电流波形，再结合车辆和车站机电的负载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此分析结果为依据，可分析出不同牵引供电模式下的列车通过能力。该测试所得数据，可为线路后期运营阶段各类故障状态下的行车组织及对应的负载需求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为今后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运营方式的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及依据，同时也能为新建线路在牵引变电站出现各类故障情况下的运行保障提供技术依据。

表面上来看，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召开于2012年底，中国腐败案件数量的统计中以2012年计），中国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依然在较大范围内周期性变化，腐败案件数量的具体数据如：2012年为34 326件，2013年为37 551件，2014年为41 487件，2015年为40 834件，2016年约为35 403件。[1]这一情况似乎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廉洁政治生态依然在较差区域内周期性演变。实际上，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十八大以来，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并非在较差区域内周期性演变，而是出现显著优化且成为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的分水岭，阐释如下：

②平滑点数设置对平均相关系数 ）的影响。表1的值是在系统默认的平滑点数设置为9时、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在特征谱段不变、数据预处理方法为二阶导数的情况下，变更相关系数模型的平滑点数设置，平滑点数分别设置为“5/9/13/17”，比对结果见表2。

当代中国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增多之时，腐败案件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发生于反腐力度增强之前的案件（旧案），其二是发生于反腐力度增强之后的案件（新案）。党的十八大之前查处的腐败案件之中，旧案和新案的比重大致相当，被查处腐败案件总数量的变小归因于旧案和新案的减少。反腐力度增强之后，一些公职人员并未收敛、收手，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的公职人员数量很小。党的十八大至今，中国查处的腐败案件绝大部分是旧案，新发案件极少，被查处腐败案件总数量的变小主要归因于旧案存量的减少，如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苏荣、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这些案件都是旧案，其它贪腐案件绝大部分也是旧案。反腐力度增强之后，只有极少数公职人员依然不收敛、不收手，如2016年1月到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61.5万件，问题线索存量持续下降，增量逐渐减少[2]，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案数量在减少。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绝大部分是旧案）的公职人员数量较多，且在2016年呈现出增多态势，如2016年上半年，这一方面的人数是2.9万人，是2015年全年总人数的五倍多[2]。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十八大至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大量腐败案件，但大部分是旧案，新发腐败案件数量很小且数量不断减少，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得到显著优化，由此进入极优区域内演变，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制度短板的迅速补齐、经济发展水平由量变到质变的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进一步调适、反腐制度化水平提升状态下的反腐力度增强、外部负面影响的显著减弱等因素影响，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再度明显恶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十八大以来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优化成为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的分水岭。

3．强政权状态的进一步强化。软政权状态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由行政命令的贯彻能力退化、行政实施的效率低下以及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这三者共同作用引致的一种综合现象。[4]强政权状态的情况则与软政权状态相反，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推进现代化进程之后，现代性已经较为明显，由行政命令的贯彻能力明显上升、行政实施的效率显著提升、法律规则得到普遍遵守这三者共同作用生成的一种综合现象。

二、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特征

（一）分水岭上承较差廉洁政治生态，下启极优廉洁政治生态

从当代中国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来看，2006年至2011年，腐败案件数量明显少于此前十余年，这一期间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看似较为良好，实则不然。首先，这一期间腐败案件数量较少的主要原因是（与中共十八大之后相比）反腐力度较弱，很多旧案及发生于这一期间的腐败案件并未查出；其次，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大部分是旧案，这些旧案中很大一部分发生于2012年之前的数年之间，这表明这一期间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实质上较差。这些情况意味着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分水岭上承较差廉洁政治生态。

我国从美国进口的猪、牛、羊产品总量都不大，2017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猪肉及其制品5.84万吨，占猪肉需求总量的26.64%，进口总量不大；牛肉及其制品美国进口量为0.22万吨，占国内牛肉需求总量的比例仅为0.75%，且多为高端牛肉制品；羊肉及其制品从美国的进口量仅0.6吨。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和我省肉制品市场供求和贸易格局影响不大，而且猪肉和牛肉制品进口的下降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缓解国内猪、牛肉的销售压力。

从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向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中央与地方关系会得到进一步调适，反腐制度化水平会继续提升，反腐力度一直保持在较强程度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廉洁政治生态会继续优化，在进入极优区域之后得到长期保持。这些情况意味着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分水岭下启极优廉洁政治生态。

元代声律学家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宫调的声情特色作出归纳，其中有“仙吕调清新绵邈，黄钟宫富贵缠绵”，与姜夔“清空峭拔”词风相偕，本词的宫调应合仙吕调。不论是否入乐，“燕”作去声时似乎更能将音韵延长，以达“绵邈”，且“燕子”轻灵之感亦增清新面貌。姜夔颇晓音律，对平仄音节应较为敏感。“燕”作平声时，与“雁”字连读，则似有不顺，略为拗口。尽管“燕地”渺远，有似开拓意境之嫌，但既思之意境，何不用“幽雁”“北雁”呢？

（二）分水岭展现出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发展性

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性是指，廉洁政治生态得到实质优化且优化后的廉洁政治生态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得到保持。这种发展性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廉洁政治生态的实质优化和良好廉洁政治生态的长期保持。从当代中国腐败案件数量的变化情况来看，1982年～1984年，1989年～1992年，1997年～1998年，2002年～2009年这些阶段的腐败案件数量都出现显著减少，但并不完全意味着廉洁政治生态的实质优化，如2006年之后的数年间中国腐败案件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是（与十八大之后相比）反腐力度较弱，这一期间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并未实质优化。1982年～1984年，1989年～1992年，1997年～1998年这三个阶段腐败案件数量的明显减少意味着廉洁政治生态的显著优化，但这种态势并未得到长期保持。由此可见，十八大之前，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并未呈现出发展性。

2．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努力提升现代化水平。“现代化恶化廉洁政治生态，现代性优化廉洁政治生态”，前者与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之前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有所恶化密切相关，后者则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显著优化息息相关。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现代性依然有待进一步强化，这是廉洁政治生态尚未呈现最优状态的宏观原因。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有效强化中国的现代性，实现“现代性优化廉洁政治生态”。具体举措如：持续推进当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下放一些行政审批权的同时关注对地方政府行使行政审批权情况的管理，强化这一过程中的服务效能；进一步改革公务员监督机制，赋予我国公民更多的监督权，并在维护现有监督渠道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监督渠道，使监督主体能够借助这些监督渠道实施有效监督；宏观上继续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在某些领域（如房地产行业）须强化政府监管，以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调适。

（三）分水岭是廉洁政治生态最新演变周期的组成部分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案件数量变化情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腐败案件数量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周期通常由腐败案件数量增加的年份和腐败案件数量减少的年份共同组成，即由廉洁政治生态恶化期和廉洁政治生态优化期共同组成。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包含多个演变周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显著优化，从发展趋向来看，中国的廉洁政治生态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优化，但是这一态势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廉洁政治生态会无限期优化，在廉洁政治生态得到长期优化之后，当出现反腐力度有所减弱或央地关系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等情况之时，腐败案件数量有可能会有小幅度增多，由此终结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长时间优化状态，并以此为节点，使十八大以来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显著优化（分水岭）成为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当前周期的组成部分（廉洁政治生态优化期）。可见分水岭是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最新演变周期的组成部分。

在较长时期内，中国会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并不断完善各类制度，当后者慢于前者之时，制度短板会随之出现并引致贪腐现象有所增多，从而引致廉洁政治生态小幅度变差。必须注意的是，受“中国现代性的进一步增强，制度短板的补齐，体制性障碍的消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强政权状态的增强，强有力反腐力度及高度反腐制度化水平的存在，外部负面影响的减少”等情况的影响，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绝对不会再度呈现出较差状态，而会一直在极优区域内以极小幅度演变。

（四）分水岭与20世纪之交美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存在异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强有力改革举措的实施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量变演进为质变，国家的现代性日益明显，各类法律、法规、制度和机制等已经十分完善，能够非常好地解决变化环境中出现的新问题，腐败、裙带关系等现象得以显著减少，且肯定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极优区域之中演变，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分水岭随之出现。

  

图2 美国腐败指数曲线图

 

数据来源：张宇燕,富景筠: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J]．炎黄春秋,2005(8):65//周淇．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J]．美国研究,2004(3):57-68．

特色古镇的开发一般有扩建、新建、原街保护3种方式，随着特色小镇建设的兴起，各地特色古镇除古镇内建筑纹理、风格有所不同，软景设计大同小异，无特色之谈。故而日后特色小镇建设需要在软景设计上凸显当地特色，以烘托小镇特色。

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分水岭与美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分水岭的相同点（或相似点）主要是：1．两个分水岭都是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两大类演变的节点（连接点）。2．两个分水岭的演变形态极为相似，上承较差廉洁政治生态，下启良好（或极优）廉洁政治生态。3．两个分水岭的宏观成因相同，均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分水岭与美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分水岭的差异主要是：1．美国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的成因之一是大量旧案与大量新案的同时查处，反腐力度的强化、反腐制度化水平的提升未能遏制新案的出现；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的成因之一是大量旧案及少数新案的同时查处，反腐力度的强化、反腐制度化水平的提升有效地遏制了新案的出现。2．美国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出现于两党交替执政的政治环境之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合两党之力才催生了这一分水岭；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出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一政治环境之中，主要以中国共产党之力催生了这一分水岭。3．美国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耗时较长，起点是1876年，终点是1914年，共耗时38年才使美国廉洁政治生态进入良好区域内演变；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耗时极短，十八大召开至今，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极优区域内演变。

X轴（横轴）表示年份，Y轴（纵轴）表示腐败指数的数值。图2中可以看出：1876年至1914年期间，美国腐败指数曾出现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之前腐败指数曲线在极高范围内大幅度波动，之后腐败指数曲线在较低范围内小幅度波动。这意味着美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历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质上是1876年～1914年）曾出现一个分水岭，这一分水岭之前的时期，美国廉洁政治生态在极端恶化区域内大幅度演变，这一分水岭之后的时期，美国廉洁政治生态在较为良好区域内小幅度演变。

三、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成因

（一）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宏观成因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指出，“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它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 世纪和20 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大约没有19 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 [3]根据这一观点可以整理出一个（P54-55）与亨廷顿著名的“现代性产生稳定性，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 [3]相似的论断：“现代化加剧（P45）腐败，现代性遏制腐败”。进而演变为“现代化恶化廉洁政治生态，现代性优化廉洁政治生态”，即现代化初期，国家的现代性尚不够明显，各类法律、法规、制度和机制等处于演进过程之中，常常慢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法律、法规、制度和机制等较难完全应对变化的环境之中出现的新问题，腐败、裙带关系等现象会有所增多，廉洁政治生态随之恶化。现代化推进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的现代性日益明显，各类法律、法规、制度和机制等已经较为完善，开始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法律、法规、制度和机制等能够较好地应对变化的环境之中出现的新问题，腐败、裙带关系等现象会明显减少，廉洁政治生态随之优化。后者即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分水岭的宏观成因。

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一直在推进现代化进程，这一举措类似物理学中的加速运动。中国政府不断实施改革举措，尽管不同时期的改革力度存在一定差异，但以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的改革举措一直在实施，促使中国的现代化速度日益加快。20世纪90年代初至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的现代性尚不够明显，各类法律、法规、制度和机制等处于演进过程之中，较难完全应对变化的环境之中出现的新问题，腐败、裙带关系等现象难以在有效减少之后保持在较少水平，致使廉洁政治生态一直在较差区域内周期性演变。

美国腐败指数是美国廉洁政治生态的重要展现，19世纪中期至今美国腐败指数曲线如下图所示：

（二）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关键成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党采取诸多措施优化党内廉洁政治生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建首位并全面强化纪律建设，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强化巡视制度效能，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级政府也采取诸多举措助推廉洁政治生态的优化，迅速补齐制度短板，进一步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提升反腐制度化水平并增强反腐力度，减少外部负面影响。党内廉洁政治生态的优化和政府廉洁政治生态的优化催生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从较差区域内大幅度演变向极优区域内小幅度演变转变，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得以出现。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关键成因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三）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微观成因

1．制度短板的迅速补齐，体制性障碍快速消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换言之，现代性较低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不稳定现象，这些国家的稳定性在其现代性程度较高之后会得到明显提升。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制度完善速度慢于现代化速度，制度短板随之凸显，引发腐败等现象增加、行政运作效能下降等问题，并进一步催生不稳定现象。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完善速度赶上现代化速度，制度短板随之消除，腐败和行政运作效能偏低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国家的稳定性随之上升。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之前，中国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制度完善速度常慢于国家现代化速度，制度短板有所增多，廉洁政治生态有所恶化。如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公职人员的引入制度和监管制度等存在一些短板，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历经考验的党政人员群体及当前受过高等教育、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党政系统的公职人员相比，公职人员的整体素质稍低，其中一部分人员在进入党政系统之后退变为腐败分子，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有所恶化的原因之一。十八大以来，诸多制度短板被迅速补齐（如用人、管人制度的显著优化），在这种制度十分完善的环境之中，贪腐现象的出现率迅速降低，为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十八大之前的诸多优化廉洁政治生态举措实施过程中，常常发现体制性障碍的存在阻滞了廉洁政治生态的优化，如在资本市场之中，审批权集中于中上层政府之中，审批为主的事前监管是主体，为资本市场的监管效能、服务效能等都不够高，行贿及收受贿赂等现象随之出现于资本市场之中，廉洁政治生态的优化明显受到阻滞。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政府开始展开资本市场改革，诸多行政审批权逐步下放，“审批为主的事前监管”变革为“以合规性监管为主的事中和事后监管”，强化了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效能和服务效能，这些改革绝大部分属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有效地消除了优化廉洁政治生态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原本大量存在于资本市场之中的腐败现象显著减少，助推了全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显著优化、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分水岭的出现。

2．经济发展水平由量变到质变的实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由两大领域的情况加以衡量，经济增速和经济规模。前者通常以GDP增速来判定，后者通常以一国基本生活用品、复杂的生产资料、精神财富、文化产业等总量来判定。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速极快但经济规模尚不够大（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够高），基本生活用品、复杂的生产资料、精神财富、文化产业等总量较小，党政系统中公职人员所处大环境较差，一些公职人员因德道素质较低（精神财富等影响力较小的表现）而以权谋私，腐败现象随之增多，廉洁政治生态随之恶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量变阶段，在经济极快发展的同时，经济规模在稳步扩大。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期，但经济规模显著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由量变期进入质变期，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较高。基本生活用品、复杂的生产资料、精神财富、文化产业等总量的显著增加使公职人员所处的大环境明显优化。一方面，公职人员生活条件的优化降低了其以权谋私以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概率，也就降低了腐败现象的出现率；另一方面，精神财富文化产业等总量的显著增加有效地提升了公职人员的素质，降低了其进行贪腐行为的可能性。这些情况的出现都助推了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显著优化、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出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室内的要求也在不断发展，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近现代的日常生活中室内所具有的功能与形式不同，并不断的发展[2]。

例1：在固定画面的视频中，比如学生的校园表演，添加“视频摇动和缩放”滤镜，可以模拟相机的移动和变焦效果，增强视频画面的动感。打开该滤镜的自定义属性窗口，根据需要设置时间轴上的多个关键帧，调整各关键帧中心点“+”的位置，设置各关键帧不同的缩放率数值，“+”连成的轨迹曲线就是模拟的摄像机运动路径，画面沿着这个轨迹进行移动。使观众产生一种置身于其中的感觉，仿佛身临其境观看学生的校园表演，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增强了微视频的艺术感染力。

改革开放之后，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到稳步推进，但必须注意到，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之前，中国的强政权状态不够明显，表现为某些地方政府在获得中央政府下放的一些权力之后开始在执行行政命令的过程中出现消极应对状态，行政实施效率随之下降，极少数地方政府甚至为了维护地方利益而违抗法律法规（如：为了保证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放任高污染企业长期运行）。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注意到这些问题之后，开始着手强化强政权状态，如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强政权状态进一步强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及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行政命令的贯彻能力、提高行政实施的效率，一些新的法律被制度出来并加以实施，一些因现实情况的变化而适用性降低的法律被废止或修改，法律法规（尤其是反腐领域的法律规则）效力得到持续提升，为腐败现象发生率的降低创造了有利条件，助推了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出现。

4．反腐制度化水平提升状态下的反腐力度增强。腐败现象发生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有赖于强有力反腐举措及高度反腐制度化水平的同时存在。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之前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在很多阶段会显著增强反腐力度，廉洁政治生态随之得到优化，但必须注意到这一时期中国的反腐制度化水平提升速度较慢，难以为良好廉洁政治生态的长期保持提供反腐制度方面的良好保障。反腐制度化水平的提升进程在十八大之后得到进一步重视且继续加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效。当前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5]在2017 年1 月6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反腐制度化的重要性及中央的强力反腐决心等。[6]反腐制度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廉洁政治生态的变化幅度：反腐制度化水平得到提升之后，对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中，反腐具体举措的影响力小于反腐制度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下，反腐力度的变化难以对廉洁政治生态演变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得到显著优化、进入极优状态之后出现“反弹”（再次明显恶化）的可能性极小，这一情况成为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生成条件之一。

对于旅游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外界影响因素和个体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外界影响因素包括事件特征因素和社会影响因素，个体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关系因素和个体自身因素。

5．外部负面影响的显著减少。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结束相对封闭状态，开始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随之增加。经历战争洗礼、20世纪50年代初廉洁政治生态恶化期洗涤的老一代公职人员逐渐退出工作岗位，与老一代公职人员群体相比，新一代公职人员群体对外部负面影响的防范能力有所下降，某些公职人员的危机意识、事业心等的变弱，其对自身的监督力度开始下降甚至会因为取得一定成绩而抵制外部监督，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对其的负面影响显著增强。这些情况的存在是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之前这一时期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未呈现极优状态的原因之一。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管党治党。第一，正风肃纪、反腐倡廉，重构党的好作风。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等200多名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被审查，100多万人因违纪违规受到组织处理。 [7]在严厉反腐的环境之中，绝大部分党员干部主动增强了防范外部负面影响的意识及能力。第二，整顿基层、优胜劣汰，显著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及对外部负面影响的防范能力。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规定的指导下，各地倒排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7.7万个村、社区党组织重新焕发活力，并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实现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7]，为党员群体有效防范外部负面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以上率下、抓“关键少数”，强化党的领导力、号召力及防范外部负面影响的能力。十八大以来，共有50余部党内法规得以制定或修订[7]，为以上率下提供了制度基础，针对“关键少数”作出许多“硬约束”，从上至下强化了党员干部防范外部负面影响的能力。这三大变革的出现均为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使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在得到显著优化的情况下能够长期保持极优状态。

四、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发展趋向及推进途径

（一）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发展趋向

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发展趋向可从两方面分析，廉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和廉洁政治生态难以无限期优化。

1．廉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当前，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已经呈现极优状态，但党和政府并未停止进一步优化廉洁政治生态的步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月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8]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制度短板能够得到进一步补齐，消除体制性障碍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强政权状态进一步增强；强有力的反腐力度能够得到保持且反腐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来自外部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减少。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廉洁政治生态继续得到显著优化，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会继续得到发展。

2．廉洁政治生态难以无限期优化。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出现意味着廉洁政治生态由在较差区域内演变进入极优区域内演变。换言之，分水岭是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从较差区域进入极优区域的节点（或过渡阶段）。其起始于廉洁政治生态从较差区域向极优区域演变之时，终结于廉洁政治生态在极优区域内小幅度恶化之时。如果廉洁政治生态无限期优化，也就意味着分水岭的终点一直没有出现，分水岭也就无法“成型”。

(1)建立就业创业资金池，直接支持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就业创业资金的直接支持是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最有效的支持行为。政府引导银行资金、社会资金和私人资金投入到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活动中，扩大资金的总体投入规模，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项目上，形成一个以政府专项资金为主、高校就业创业基金和社会各方投资基金为辅的就业创业资金池，从创业资金方面对返乡就业创业初期资金困难的大学生予以直接支持。

（二）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发展趋向的推进途径

1．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关键成因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因此，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发展趋向的关键、首要推进途径是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体党员及党政系统全体公职人员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并将此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加强党建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理论武器，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思想理论基础；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政治品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为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提供有力保证；坚决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及命令，把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量旧案被查处且新发案件数量极少，意味着中国廉洁政治生态得到实质优化，从未来发展趋向来看，中国廉洁政治生态会在较长时期内得到呈现极优状态，因此，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的分水岭展现出廉洁政治生态演变的发展性。

3．继续补齐制度短板、消除体制性障碍。十八大以来，大量制度短板得到补齐，很多制度障碍及时得到消除。从目前情况来看，尚有一些制度短板有待补齐、一些制度障碍有待进一步消除。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补齐制度短板的力度，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的速度，努力消除制度障碍。如：梳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时发现制度短板；终结或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完善现存制度，提升补齐制度短板的力度；根据新情况、新变化及时构建新制度，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的速度；为依照法规展开监督的主体提供制度保障，增强优化廉洁政治生态的推力。

第一,“追求基础原理”是一流论文产出的首要条件。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通常会引领众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潮流,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更容易被引用。1996年,日本发布《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指出要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这成为日后日本出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的原因之一。2018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进行部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来自“巴斯德象限”、具有双重性质的研究,这些研究对基础原理的突破性成果进行拓展,具有更高的研究成果转化率,能更直接地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研究者们应保持学术的“初心”,不懈追求基础原理的突破性发现,最终得到一流的科研成果。

4．进一步完善经济管理制度、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规模较大且经济增速较快，但精神财富和文化产业尚不够发达，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够高。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经济管理制度、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以优化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发展环境），具体举措如：继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等的进程，优化经济管理制度及机制，降低公职人员借助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强化经济管理制度中的惩戒机制并提升对这一领域中贪腐行为的惩戒力度，降低这一领域中贪腐现象的出现率；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从内外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提供保障，为经济规模的继续增大、公职人员获得更多合法收益创造条件，降低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以身试法的可能性；提高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视力度，为精神财富的积累、扩大创造条件，为公职人员群体道德素质的提高创造条件，使其面对利益诱惑时不愿贪腐。

BIM技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建立建筑信息模型，并通过三维数字技术完善信息模型，通过数字本身的仿真技术表达项目的真实信息，为建筑项目工程的建设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具有可靠性和完整性，该种技术的延伸可以有效保证建筑工程项目的一致性，同时通过采用数据化的形式进行演示，使设计人员更加直观地了解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在现有的数据基础上进行更加直观的设计和创新[1]。

5．稳步提升强政权状态。当前，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行政命令的贯彻能力和行政实施的效率，并强化法律法规的威慑力，稳步提升强政权状态，为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措施如：第一，制度和机制层面。及时根据现实情况变化来调整和完善制度及机制，确保制度效能、机制效能得到持续提升；继续完善法律法规以进一步提升惩戒贪腐者的力度，借助强有力威慑以降低贪腐现象的出现率；持续完善公职人员监督机制，强化公职人员对政策及命令的实施效率并有效防范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第二，人员管理层面。进一步提升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强化其准确、认真地贯彻命令的可能性；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使大部分公民愿意问责，生成公职人员认真执行政策和命令并严守法律法规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完善保护正当问责者的机制，为问责文化的强化创造条件。第三，央地关系和政市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层面。自上而下强化党委和政府的权威，为各级地方政府及公职人员准确、快速执行政策或命令创造条件；根据现实需求适时调整中央政府集权程度及政府对市场的整体干预力度，减少地方政府过度集权或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降低某些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可能性。

6．进一步强化反腐力度并努力提升反腐制度化水平。当前，中国的反腐力度极强且反腐制度化水平已经得到显著提升，对这两者加以进一步强化、提升有助于推进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反腐力度的具体举措如：严厉惩戒贪腐分子，对其他公职人员形成强有力威慑，使其不敢腐败；进一步提升公职人员的整体素质，使绝大部分公职人员不愿腐败；继续提升各类制度、机制的建设力度，补齐制度短板，使公职人员不能腐败。提升反腐制度化水平的具体举措如：继续完善公职人员的监管机制及相关法律，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推进反腐进程；惩戒贪腐分子之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消除人为干扰因素，以制度框架内容作为廉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的重要保障。

7．进一步削弱来自外部的负面影响。目前，外部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在不断下降，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有助于助推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演变分水岭的发展。通过教育、培训等方法强化公职人员的危机意识，使其认识到“某些国家对我国的敌视一直存在、国内外分裂分子一直妄图分裂我国”；进一步采用宣传、教育等方法强化公职人员群体对不良观念（如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的抵制能力，使这一群体更加重视精神追求；严惩受外部负面影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公职人员，对其他公职人员形成有效威慑；依照国际和国内法律法规严惩试图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的组织和个人等，阻止外部负面影响的来源。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3-2017年）[EB/OL]．http://www．spp．gov．cn/gzbg/index．shtml．

[2] 姜洁．净化政治生态，巩固“不敢腐”氛围——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述[N]．人民日报,2017-01-04．

[3]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4] 夏雍．关于”软政权”理论认识与思考[J]．理论与当代,2009(07)．

[5] 习近平:推进反腐制度化[J]．经济导刊,2015(07)．

[6]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习近平提出“十要”[J]．党的生活(黑龙江),2017(01)．

[7] 初晓慧．主政中国这五年，习近平三记重拳管党治党[EB/OL]．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7-08-04/doc-ifyitamv5004860．shtml．

[8] 孟海鹰,等．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N]．人民日报,2016-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