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程表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党员干部锻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政风的“净化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1929年闽西召开的古田会议，以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载入党和人民军队的史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开启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新篇章，对新时代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有很强的时代价值。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考验为古田会议开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新篇章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党面临恶劣的政治环境的考验。大革命失败之前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大城市干革命，以发动工人运动为主，这时党员人数极少。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时，党员还不足千人。随着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员人数在急剧增加，党的五大时，已经发展到57000多名党员，但主要在南方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内活动，碰到的危险也不大。然而，1927年，昔日的盟友蒋介石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导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面对国民党的追剿屠杀，幼年的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政治环境和农村艰苦的自然环境，党的队伍和党的前景处在严峻考验中。

（二）党面临完成新的革命任务的考验。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各种斗争。大革命失败前，中国共产党以组织工人运动为主来完成这一目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到农村干革命，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道路。要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要壮大党的力量，完成党的目标，必须赢得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实际上，早在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就鲜明地向人们昭示，让最广大的群众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因此，把占中国人口80%多的农民发动起来，组建自己的武装，开展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环境中的重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大事情，是对几千年封建传统制度的挑战，对于由城市转入农村的共产党，如何创造并发展在农村的根据地和党组织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它的成功与否，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三）党面临自身队伍变化带来新问题的考验。大革命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主要按照前苏联的路子走，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大城市干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吸收党员主要看工人成分。因此，1927年党的五大时，占中国人口比例极少的工人，在党内的比例占65%，而占中国人口80%多的农民，在党内比例只占20%。然而，短短的一年，由城市转到农村的中国共产党，把大量的农民吸收到党内，到1928年六大召开时，“党员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农民，仅只有百分之十是工人” [1]。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员队伍，是共产国际所走的道路上从来没碰到过的问题，被认为会危害党的先锋队性质，担忧中国共产党会成为“农民党”。事实上，两千多年的农民阶级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长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带来的自由散漫、农村宗族传统带来的裙带关系，长期生活的地域环境带来的保守狭隘等农民阶级局限性，带到党内出现了纪律松懈、信仰模糊、团团伙伙等各种不良的思想，影响着共产党队伍的先进性，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的能力。

（四）战斗在一线处于生死存亡的红军中党的组织面临能否独立自主解决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的考验。大革命失败之前，在大城市干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数较少，相对集中统一，而且各项工作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自己独立思考和决定重大事件、处理重大问题的空间比较窄小，加上许多革命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对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来推进党的建设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还缺少较系统的探索。然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最早探索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组成了红四军。然而，新的道路探索过程中碰到的教条主义的阻力，共产党组建起自己的军队后抛弃党的领导、单纯军事观、流寇思想，及大量的农民吸收到党内来后带来的纪律松懈、个人主义等许多新问题，加上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让处于生死关头，在山沟沟干革命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独立地思考着如何解决军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旧式军队中出现的兵随将走、武人政治的局面，保证共产党取得政权。

（二）从机制层面初步探索民主与集中的科学关系。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机制层面，如何科学地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大革命失败之前，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给共产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造成了党员群众对于党组织，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以至对于造成面临党内的右倾错误现象，不能有效地制止和纠正，导致大革命失败。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强调要重视民主。1928年，周恩来在谈到如何贯彻党的六大决议时，特别提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当红四军进入闽西后，面对党内军队中出现的新问题，红四军领导层强调要发扬民主来解决。然而，正确地实行民主，谈何容易。在红四军重视民主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忽视集中的现象，错误地认为党委的集中会导致“家长制”，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上级下达的指示无法在基层得到执行，导致出现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为此，中央“九月来信”指出：“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2]毛（P486）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在总结红四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要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路线”，这是党的指导机关正确的指导路线，即“指导机关遇事要拿出办法，办法来自于下级机关的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这是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党的各级机关决定事情不要太随便，一旦形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并迅速地贯彻落实。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澈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他执行的方法。” [2]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P803-804）组织和领导机制层面的正确阐述，既是重要的组织原则，也被称为党内的群众路线，是民主集中制最本质的内容，是发展党内民主，调动党内的积极性，保证党员思想行动统一的根本保证。正是这一机制的不断完善，到党的七大，把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写入党章。民主集中制成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一）从矛盾到统一的“朱毛”。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着矛盾，一切事物都是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我们党也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面对党内的矛盾，是从革命大局和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正确认识和化解矛盾，还是从个人的私利和恩怨出发激化矛盾，关系到政党能否团结统一，推进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应是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斗争，达到团结统一。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两个领导人在如何解决党和军队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思想认识分歧，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至在七大，毛泽东落选了前委书记，历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但争论最后没有使红四军分裂，而是让问题越争越清晰，直到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成功地解决了问题，古田会议达成了高度共识基础上的团结。从矛盾到统一，看到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示范表率。他们是出于共同目标基础上的争论，是为了如何建设幼年的党和建设初创的军队问题上的艰辛探索，而不是为自己争权夺位。事实上，朱德在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后，在独立带兵的过程中，碰到了许多的问题，尤其是出击闽中的失败，迫使他进一步思考争论中的问题，重新思考毛泽东的主张，隐隐约约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因此，率领红四军打下上杭城后，已经把七大时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请回来了。而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虽然因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被自己的部下选掉了，但既没有向中央告状，也没有另外拉起一帮人和朱德对着干，而是服从组织决议，保留了个人的意见。可见，毛泽东朱德之间的争论，是两个伟人之间的争论，是对中国革命征程上碰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何开创新道路的勇敢探索。只是由于各自的阅历、受到的教育等不一致，面对新问题，初期的认识不统一。但是“为公不为私”的共同品德，使两人在革命实践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共同密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成功解决了矛盾，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从此，两个人在此后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上携手并肩战斗，“好像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为了民族独立、为了百姓的翻身而奋斗，共同缔造建设新中国。“朱毛之争”的解决，古田会议的成功，是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结果，也体现了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精神，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古田会议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理论源头

（一）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治党之基。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党情，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建筑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之上。”给红四军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新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起来的。” [2]为此，决议明（P800)确提出了讲政治的要求，“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 并指出有没有讲政治对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党的战斗力有着根本的影响，“不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重大的斗争任务。”解决的基本途径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具体的方法是，“讨论工作要注意他的政治意义”，“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2]。”这（P806-807）些论述，不仅阐明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从党员思想到党内生活都要严肃认真地讲政治的本质要求，而且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对于建设一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进而完成党的目标任务的基础作用。对于处于低谷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拍摄高山土拨鼠并非一件困难的事。在偏远山区徒步旅行时，我遇到了这种腼腆的生物。同时我也发现，相对来说栖息在澳大利亚Grossglockner的土拨鼠更适应人类的接近。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行动缓慢，就有可能拍下类似这张照片的超广角画面。不过，不要指望在第一次拍照时它们的眼睛就能够对焦准确！在这张照片中，土拨鼠从背景略脏的风景中探出头，像大头钉一样尖锐，选择光圈f/8会增强视觉效果。在阴天拍摄，效果也会非常不错。在后期处理时，高对比度的天空没有什么优势，除非你是在清晨或者傍晚拍下的。为了处理最后的图像，我在Camera Raw软件中降低了高光，增加了阴影。

从井冈山到闽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党和军队的关系，即这个军队同历史上的其它军队有什么不同？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又是怎样的一支政党？怎样领导这支队伍？解决这些问题，既关系到红四军的生存，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重整旗鼓，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成功的大问题。新的形势、新的斗争，中国革命急需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来指导。毛泽东、朱德艰辛探索，历经波折，但由于认识上存在分歧，在井冈山，特别是在闽西，红四军党内发生了永定湖雷会议、上杭白砂会议，新泉的公开信及龙岩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激烈争论。几场争论，主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的意见遭到排斥，红四军连打了几场败仗，一度陷入迷茫之中。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支持下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认真总结红四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连城开展的新泉整训，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党的队伍及军队建设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科学地分析，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对红四军党内碰到的重大问题作了较全面地总结，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来建设党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这不仅对严格红四军党内的政治生活有重要意义，也对整个共产党组织有重要意义，表明毛泽东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山东琦泉目前投产运行6个项目，装机容量290MW，占全国总投产项目规模的6%左右；在建4个项目，装机容量320MW。琦泉秸秆直燃发电厂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逐步向广西拓展[26]。

（四）从“政治化”角度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区别于其它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党内的几场争论，虽然是出于怎样建设党和军队的共同目的开展的，但是在争论中，也出现一些没有依据的主观臆断，甚至出现人身攻击。古田会议决议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政治化”“科学化”的角度第一次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从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高度指出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加增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2 ]（P804）强调党内开展批评的政治目的：“党内批评要肃清唯心的和技术的作风，说话要有证据，讨论工作要注意他的政治意义。”如果“技术的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寻常技术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必然要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最大的危险。”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完全不能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批评党外批评要有区别。”[2]这些重要论述，对于（P807）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团结同志、解决党内矛盾的重要法宝，也成为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从而确立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方法。

（三）创造性地提出规范党内组织生活的多种途径。严肃认真的党内组织生活，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平台，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在农村艰苦的自然环境、战争环境干革命，一些党员的思想产生动摇，对革命前景悲观失望。同时，由于党员的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党员大量增加，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带进党内，出现纪律松懈、信仰模糊、团团伙伙、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造成党的组织生活会质量不高，党员到会没兴趣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把党内组织生活规范化作为整顿党员队伍、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决议指出，党的队伍要严把入口关，规定今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2]。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每个（P813）党员都应当受到党组织的监督，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不论担负什么工作的党员，均须出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并作工作报告，不得无故不到”[2]（P806）。要严格党的会议制度，“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的规定支部会及小组会，讨论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的督促开会。”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2]（P814）。决议还强调了要把会议的政治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主持人要注意把党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会议的主席不要轻易打断党员的发言，一经形成决议便要坚决执行，这样党员到会才有兴趣，党的会议才有质量。这些规范，对于共产党加强管党治党的组织平台建设，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源头。

三、古田会议是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典范彰显

严肃党内的政治生活，不仅仅是制度的规范和要求，更重要的是行动与实践。古田会议是幼年的共产党，在艰难曲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建设先进性的政党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成果，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典范彰显。

浦(5)去(24)路(21)步(2)住(12)雨(19)句(1)炬(1)侣(6)子(1)聚(3)处(22)妒(2)数(3)语(14)女(5)取(4)旅(1)

（二）严于用权的周恩来。严于用权，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是领导干部为政之基，是检验党性原则的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权力来自人民，必须为党和人民事业用好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透过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我们从中看到周恩来等领导人严以用权的共产党人的形象。由于古田会议召开前，红四军领导人的争论没有达成共识，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落选了前委书记。而在红四军七大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前往上海的党中央，实事求是地把红四军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和陈毅共同留学欧洲，也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当他知道红四军高层存在的问题时，既没有无视问题存在，搞一团和气，和稀泥撮合红四军的领导人，也没有从同学感情、私人感情出发，搞团团伙伙，拉拉扯扯。而是真理在谁哪里就支持谁。他认为毛泽东是对的，支持了毛泽东。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九月来信，在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肯定毛泽东建党建军主张的同时，既批评陈毅在红四军七大“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削弱了前委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也对朱德、毛泽东工作方法的错误，提出真诚而严肃的批评，“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2]这里，体现出周恩来（P489）立党为公、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严于用权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本质，跟着真理走的科学精神，也是严肃认真的党内上下级关系的示范。正是这种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的精神，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使“朱毛之争”得以成功解决，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重新回到红四军中，胜利召开了古田会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7] (P527)

（三）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陈毅。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既是衡量党的思想路线端正与否的重要依据，也是鉴别党员个人思想作风、认识能力、工作方法、党性原则和品德修养的重要标准。由于朱毛的争论，影响了毛泽东的威信。针对党内高层出现的问题，陈毅并没有把问题包着，或者无视它的存在。而是认真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在党的七大，试图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来解决。但由于认识上存在的不足，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导致了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当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开军事会议时，他带着红四军七大的精神，只身前往上海，向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并专门汇报了朱毛之争。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三人小组，讨论研究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问题。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批评了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削弱了前委权力，要求陈毅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忠实地把中央九月来信带回来，写了检讨书，请毛泽东出山，把前委书记的“帽子”又还给了毛泽东。这里我们看到陈毅的举动，不但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一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高度负责、无私奉献的精神。因为，向上级暴露矛盾，请求上级裁决，也许会影响到个人的地位、名利问题。事实上，陈毅向中央实事求是的汇报后，“帽子”确实“丢”了。正是陈毅这种自铸“尚方宝剑”，请毛泽东出山的举动，为古田会议的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陈毅身上体现出来的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作风和勇气，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是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

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培本固元，坚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古田会议虽然过去89年了，但古田会议提出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原则，对管党治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从中可以寻找到共产党成功的轨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十二个方面的定位要求，其中的理想信念、政治纪律、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都可以从古田会议找到理论源头。古田会议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精神，及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示范表率，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对于增强完成新任务的信心和定力，开拓创新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43．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