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存在一脉相承的必然联系。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篇之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里程碑之作，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若干重要方面创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40年来，茅台集团在不断加大内部环境保护的同时，积极参与周边环境及赤水河流域保护工作。1994年，茅台集团委托贵州省环保科研所进行赤水河生态环境的调研工作，确定了“国酒水源保护区”范围和相应保护措施，投资上亿元修建长约3公里多功能茅台河堤。2003年，茅台集团联合省环保局、省环科院组成专题调研组，对赤水河中段“国酒基地”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调研，取得良好成效。此外，从2014年起，茅台集团将连续十年每年出资5000万元用于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切实把赤水河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中。

一、发展战略的新谋划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邓小平理论中蕴含丰富的发展战略思想，主要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包括农业、交通、能源、科技、教育在内的战略重点，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战略要求，由先富到共富的战略路径；改革开放是战略实现的必由之路，国内稳定和国际和平是战略实现条件，中国共产党是战略实现的领导核心等。[2]习近平高度重视战略问题，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丰富的战略思想，在战略目标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大目标；在战略基础上发挥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作用；在战略布局上，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战略引擎上，强调依靠创新驱动；在战略力量上，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发展；在战略关键上，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3]习近平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

12月13日1版《构筑战略优势全力打响四大品牌》，该标题用“……全力亮化四大品牌”等为宜；打响品牌，此话有恙。其导语“成为上海更加响亮的金字招牌”，用“……更加闪亮的金字招牌”为好；响亮的招牌，这话有问题。书面语须规范、严谨、准确，它不能乱搭配、随便组合。

二、治国方略的新丰富

在治国实践中，邓小平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把发展经济作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主攻方向，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在新时代，习近平在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和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同时，更加注重平衡和充分发展。在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十四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涵盖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新时代的拓展和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三、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1978年以后新时期的改革进行了谋划，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习近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的创新发展。在改革的重大意义上，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的重要法宝，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赋予改革以更加深邃的时代意义。在改革的目标上，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强调，改革的目标就是“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用三十年时间实现制度定型化的设想。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改革目标的战略构想。在改革的保障条件上，邓小平理论提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保驾护航，为改革开放提供政治保障；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强调，“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深刻阐述了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为改革有序推进提供了法治保障。在改革的布局上，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手抓，政治体制改革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和国防军队改革协同推进。在改革的方法论上，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率先突破；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强调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在改革的衡量标准上，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强调“三个有利于”标准，特别强调要以是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强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遵循，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单边供电模式下2列AW3车同时起动电流峰值(4 400 A)虽然超过电流变化率保护的整定值(3 500 A)，但其持续时间(4 s)远小于电流变化率保护的整定值(40 s)；

四、社会主义改革的新设计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成为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关键。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不下20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首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进行了科学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生产力标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要求，继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5]实际上形成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代表达，是重大理论创新。

五、治军强军思想的新突破

治国先治党，冶党必治军。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世情、国情、军情，创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包括：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新时期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注重质量建军，走精兵强国之路；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后勤保障能力等等。邓小平还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优化体制编制、完善武器装备、提高教育与训练以及实现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方面取得了可观的积极成果。习近平在新时代，着眼于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提出政治建军、依法治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等治军强军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军事思想。具体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目标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确立并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是对邓小平军队改革思想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关于军队实战化训练和实战演习思想是对邓小平军事训练思想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军民结合思想的创新发展。

六、大国外交的新布局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策；努力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等。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发展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依据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新变化，深刻思考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以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精心谋划新时代我国的外交工作，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相结合，引领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其基本内容是：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以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战略依托；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以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协商治理观为战略支撑，等等。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提出的“合作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思想是对邓小平不结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中关于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是对邓小平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现了积极作为的新姿态，重塑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七、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探索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他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他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其中一条就是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邓小平特别提出要从执政党的角度来加强党的建设，形成了科学的管党治党思想。强调把认清国情和党情作为治党的依据；把管好路线、管好干部、治好作风作为治党的任务；把靠党规党法、靠制度与纪律、靠党内外监督、靠集中整党作为治党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了邓小平管党治党思想，并根据新时代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和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党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出发，提出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新要求，形成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强调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6]

八、治国理政方法的新拓展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需要登高望远，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望远镜。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是具有哲学思维的领导人，深谙哲学之精髓，善于举重若轻、驾轻就熟。邓小平特别注重辩证思维，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矛盾方法与系统方法相结合，是邓小平治国方法的核心。他善于抓重点、抓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同时，他注重抓两点、抓全面，提倡“照辩证法办事”，“两手抓”。邓小平理论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比如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外交工作既要坚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等。在新时代，习近平更加重视发挥哲学的作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站在治国理政全局的高度，强调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提出了包括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式，并提出了注重调查研究、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搞好团结等具体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治国方法，为大国治理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5-46．

[2] 李君如．邓小平治国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317-321．

[3] 杨荣杰．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3．)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5]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N]．大众日报，2017-06-28．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