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但对于庞大的中国农业人口来说，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在路上。中国农业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如何进一步提高，如何让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良好的互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十九大召开之前，对于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流思路是农民进城，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贯观点。发展经济学认为，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最终要导致农业人口不断减少，而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这是一个国家或社会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于我们的社会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中，工厂或者说企业都聚集在城市，因此，需要农民进入到城市。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主流思路也是随着农民相继变为城市人口，农地实现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的路径也印证了这种思路的正确。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数量已经不足总人口的5%。然而，事物有共性，也会有个性。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发达国家道路有相通之处，但也会有自身的特点。因为，中国具有不同于国外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资源禀赋条件。我们现在的发展以及未来的道路都应该与我们的历史与国情对接，否则，就会削足适履，不具备可持续性。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呈现出来的特征都具有中国风格，农业的发展也极具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不断取得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完全、不匹配、不平衡的问题。很多专家因此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半城镇化”[1]“ 伪城镇化” [2]，或者说“不完全的城镇化”，即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以城镇户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到城镇安居乐业，难度非常大，而且也超过了城市的承载水平。那么，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如何进一步推进呢？如何让农业人口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呢？

二、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成就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时，农业人口为4.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5.4亿人的近90%。无论是总人口数量，还是农业人口数量，均居世界首位。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实现农业人口的城镇化，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当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建国之初不用说农村，即便是城市，其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水平也很低。增加就业、解决基础设施的落后，提高工业生产能力，都离不开工业化。因此，工业化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首要目标。我们的办法是学习苏联。在当时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模式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因此，三年经济恢复之后，中国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上马。与此同时，政府推行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政策，吸引农业人口进入工厂和矿区就业。“一五”期间新建城市6个，大规模扩建城市20个，一般性扩建城市82个。1957年之后，随着“大跃进”的开始，农业人口快速向城市迁移，到1960年，城镇人口已经达到1.3亿人，与1957年相比，增加了大约3 000万人，这让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1960年接近20%。然而，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由于粮食供应紧张以及工业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有限，中国很快开启了逆城镇化过程。1961年，国家为了应对饥荒和盲目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制定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开始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鼓励人口回到农村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供给，减少城镇负担。1961年国家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和《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 000万人上。1962年10月又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强调从严掌握设市标准和郊区范围，严控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在这些政策推动下，大约有超过1 800万的城镇人口回到农村，城镇化水平也随之下降至17%之下。而在随后的1964年～1965 年，由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城镇化又重拾回升态势，1965年底城镇化水平恢复到18%附近。然而，这种好转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文革”的开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徘徊停滞的阶段。到1978年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不到18%。

改革开放后，中国调整了经济发展方式和思路。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伴随着种子技术的进步和化肥的投入使用，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农村剩余人口逐渐显现。农业的改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伴随着城市改革，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也增长显著。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和空间。在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农业人口加速向城市转移。1978-1992年间，尽管全国总人口从9.8亿人增加到11.7亿人，但由于城镇人口增速更快，城镇化水平总体上还是提高的，超过了27%，年均提高0.68 个百分点，这一速度是改革开放前29年城镇化速度的2.72倍和世界同期城镇化速度的2倍；城镇数量也呈现迅速增加的态势，14年间城市总数增加了301个，建制镇的数量增加了9 134个。[3]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正式确立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自此，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成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各项改革制度的不断推进，中国国有和私营经济的活力都显著提升，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空间都远超以往，民工潮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尽管户籍制度没有放开，但农业人口逐步向城市流动的步伐没有停止。新一轮的城镇化、工业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也不断提升，到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57.35%，与60%只有一步之遥。与1992年相比，城镇化水平提高了近30%（1992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仅27%多一点）。应该说，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这种成就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以1978 年为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了7%左右，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了近40%。

须野猪昼伏夜出，主要以水果、根茎、树叶以及蚯蚓等小昆虫为食。由于一些植物的果实非常难以消化，所以须野猪不得不把它们排泄出来。这些植物种子就这样被须野猪带到了四面八方，并且生根发芽。热带雨林能够拥有如此繁茂的植物群落，离不开须野猪的功劳呢！

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因为，中国城镇化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加无论是净增量还是总量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对于一个13亿多的人口大国来说，城镇化水平从不足10%到目前的接近60%，意味着6亿多的人口完成了城镇化进程，这一数字比美国、日本两个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可见，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中国的城镇化增速也是较快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提升都用了近百年时间，东亚的日本、韩国速度要快一些，但他们的人口基数不能与中国相比。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镇化增速非常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城镇化思路没有问题，也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可以持续下去。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有1300多万人口完成城镇化，而这一数字相当于韩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的条件下，农业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边际困难是越来越大的。未来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是我们目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无论是城镇化的发展，还是农业生产经营都没有以农民为本。我们一般都假定农民是落后的，缺乏知识的，不懂得现代经营理念，因此，我们总有一种改造、指导的情结。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农民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确实相对较差，不掌握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同时，物质资本存量也较少，进而承担农业风险的能力有限。由于不能承担较大的风险，向银行借贷就成为一种奢侈品。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给一家一户的农民。这些因素无疑都让农民成为弱者，成为需要被拯救的对象。于是乎，各种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国家也寄希望于这些新型主体。然而，我们看到，很多新型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上铩羽而归。在潍坊市调研时，一个经营大户这样告诉笔者。这里曾经有很多人来从事规模经营，但90%都“赔了夫人又折兵”，原因就是他们把农业理解得太简单了，认为只要上了规模，农业就能产生利润，实际上这是一种工业思维，不适合农业。因此，我们解决农业问题和提升农业人口城镇化水平不要简单化，需要以农民为本，一是让他们贡献智慧和对脚下那片土地的感情，二是让他们得实惠。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二）现实矛盾突出且不好解决。主要是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与城镇化的承载能力在未来仍有可能存在巨大的矛盾。中国城镇化的速度较快，这是国家政策偏向的结果，也是人口红利的体现。巨量人口为城市做出了贡献，但却不能扎根在城市，农村虽然破败，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收入水平尽管低，但也必须回去。因此，才有了三亿多的流动人口。具体体现在三个指标比较上：一个是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与国民收入水平不相称，或者说不匹配。钱纳里等人根据世界101个国家1950年～1970年的历史数据作出了城镇化的“正常发展型式”。根据他们所测算的常态城镇化水平变化规律，可知对应于相应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城镇化率是相对较低的。比如，2010年中国GNP水平为1 000美元，所对应的城镇化率应该达到63.4%，但事实上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49.95%，这还是按照1964年美元计算的，如果按照现价美元计算，我们则落后得更多。而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年份的落后，而是一直滞后，且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个是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即不同步。我们用非农就业比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一直低于非农就业比例，且二者的偏差一直较大，1978-1998年间NU比一直在1.5以上，国际上公认的正常指标为1.2，这说明，我们有更多的人口在城市从事非农就业活动，但却没常住在城市。再一个是城镇化具有不完全性。我们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衡量这种不完全。1978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足1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16%多一点，差距不大。但到了2016年，这种差距达到16%，不完全性非常明显。而且上述的特征短时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让农民自由迁徙，不受户籍限制，农民肯定优先选择大城市，而大城市根本承载不了，党和政府希望农民去小城市或城镇，但农民又不愿意去，因为那里没有就业机会。因此，依然存在着城市户口放开的地方农民不愿意去，农民想去的地方户籍制度管得严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化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不相称的问题也会依然存在，因为城市经济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工业和服务业还主要位于城市。农民依然要在城市打工就业，但不能安居，只能做“候鸟”。中国城镇化所面临的挑战也依然是非常严峻的。一是城市的产业能不能持续支撑，二是城市的基础设施能不能支撑，三是这种“候鸟”方式能不能持续下去。因为目前中国的农业人口还有6亿多，这个数字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相比还是非常可观的。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这样巨量人口完全进入城市的先例。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按照农民进城的思路解决城镇化水平低的问题，我们真的能让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吗？而且能够实现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调同步吗？突破的路径在哪里呢？

本文认为，突破路径就是调整我们的城镇化想法，进而改变必须让农民进城才能实现农业人口城镇化的思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第一，这反映了对过去城市偏向政策的改变。今后会把更多的精力放置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内生发展动力，而农村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发展动力，如果不加以改变，任其破败，那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第二，反映了对“三农”的全面重视。过去新农村建设时也表达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心，但那种关心还不是根本上的，只是想不让农村拖了城市建设的后腿。因此，当时的政策提法是城乡统筹，而不是现在的城乡融合。新农村建设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以期实现要素的均等化服务，然而，农民工还是要像“候鸟”一样进行城乡之间的迁徙。农村的建设力度也远远比不上城市。城乡之间、甚至于区域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十九大用“振兴”一词来强调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第三，反映了对农民自身发展需求和能力的重视。中国一直强调要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家庭经营的这种模式也始终没有废弃。无论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是适度规模经营，中央一直都在坚持这样一个底线，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不能变，可以搞“三权分置”，但农民的承包权必须加以保障。这已经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对农户家庭经营的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将这种重视更加推进了一步。因为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也提到了城乡融合。所谓融合，反映了城镇和乡村的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中国的发展不是城市或者说城镇代替乡村，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乡村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但也不会是城镇模式在农村的简单复制。融合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彼此相帮，彼此共存。过去，总觉得城市应该帮助乡村，城市有着某种优越感，现在不是。而且，过去讲城乡统筹也是过多地强调了政府的力量，而现在更多的则是依靠农户非农户等市场主体的自我发展和融合。基于以上理解，我认为，十九大之后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思路有所变化。这种变化符合中国的历史，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对大量农业人口和城市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解决也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突破路径可以概括为：

第三，将三农问题主要理解成农业问题。在建国之初，我们最关心的是工业化，尽管也有“四化”的提法，但工业化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主导地位在工业化初期当然也无可厚非，然而，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四化同步”中的农业农村短板愈来愈突出，且看不到根本解决的设计，这是不适当的。而且，由于我们有以工业化为中心的思想，导致我们对三农的理解偏重于对农业的理解，也就是说，农民发展和农村问题被忽视了。我们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在农业耕作中实现机械化、信息化、规模化，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让农业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原材料和更可靠的粮食供给，而不怎么考虑农民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更没有系统思考农业人口如何城镇化的问题。

（一）主观思路上的问题。应该说，过去我们对于农业人口城镇化的想法还是相对简单的。主要就是农民进城。这也是以二元结构学说立足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在传统的认知中，我们一直认为进城对于农民来说，是最大的福利，也是发展的必然。因此，从建国之初我们就大力发展城市，在城市建立工业企业，进而招工，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民进城。后来有所调整，但思路没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化水平一直不高，国家也不让农民自发地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后，中国放松了对农民的管制，在自带口粮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主进城。由于中国农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取得了快速发展，农业上的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多，因此，流入城镇的人口逐渐增多。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时期。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户口制度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考虑到城市的承载能力，我们并不希望农民按照他们的意愿自由地在城市里定居，尤其是大城市。尽管从2004年开始，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战略，主张城乡统筹，但应该说我们的政策方针依然是偏向城市的，发展农业农村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不让中国城市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思路就是城市替代乡村。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把农业人口城镇化理解为空间上的改变。很多人认为，平房就是农村，高楼就是城镇。住平房就意味着落后，住楼房就意味着先进。实际上，这种物理上的变化并不能说明农民或者农村的进步。我们认为，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人的生活品质、生产方式以及精神文化上的进步。不能认为住在高楼就一定比住在平房进步，不能认为城市里宽阔的马路耸立的高楼就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形态，也不能把物理上的改变等同于精神文化上的跃升。

第一，传统进城的做法不放弃，但对于农民进城要有历史耐心。过去我们总想快速推动。但实际上存在一个问题，中国的工业体量能不能达到那么大，目前中国很多工业产品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我们的自然资源能不能支撑巨大的工业体量，世界市场能不能有巨量的工业品需求？现在全世界已经是铺天盖地的“中国制造”了。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和那么多的资源加以支撑，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太多的人口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城市也不能获得就业机会。这是从生产的角度观察，当然，也可以从生活的角度观察：一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能不能支持巨量人口流入，二是农民进入城镇的成本谁来支付，能不能支付？农民进城享受城镇化的服务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成本，但农民和政府都难以买单。仅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也被称为半城镇化人口。据统计，半城镇化人口享受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城镇化人口，即城市人口。就养老保险而言，城市人口的享有率大约为63%，而农民工还不足前者的一半，医疗保障也是不同的，农民工主要享受的是“新农合”，城市人口则主要是医保，两者的保障水平也是不同的，另外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的待遇也差异巨大。而要实现均等化，地方财政根本无法负担。农民自己也不能负担，而且，不仅不能负担福利待遇方面的落差，城镇生活的成本农民也负担不起。目前普通县城的房价要每平米4000元左右，甚至是5000元，一个80平米的房子，要30-40万，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这就是天文数字。而且，城市越发达，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所需支付的成本就越高。[4]农民进城还有“失地”的压力。在农民看来，国家各项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农地能为他们提供基本保障。国家政策虽然强调保留土地，但地方政府执行起来有偏差。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农民正是以土地为根基从而完成了对各种危机的应对，包括天灾人祸。富裕地区的农民尤其不愿意变成非农户口，因为户口附带的农业资产分红等福利也会随之消失。目前国家要求农村集体资产要确权到户。只要有农村户口，不论年龄大小，每个人每年都会享受分红。但如果户口从农村迁出，这种分红就没有了。另外，位于城市近郊的农民还有可能获得国家占地所给予的补偿，越是大城市的近郊，这种补偿的数量越大。因此，尽管国家有政策，但农户也不愿意轻易地离开农村，进入到自己较为陌生，而且也不一定欢迎自己的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变市民，是一个“足够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5]。

四、未来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突破路径

第二，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本质上是城市偏向的。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出台了诸多的一号文件关心三农，但我们的政策重心仍然在城市。因为我们觉得农民最终的命运都是进城，因此城市建设是最为重要的。农村迟早要荒废破败，投入太多的资本没有必要。国家财政尽管也对农村进行投资，但与城市相比，这种投资远远不够。党和政府实际上也默认了这种投资选择的不合理性。

在Matlab数值分析软件选用神经网络工具箱进行神经网络的模拟，将BP神经网络所需要的数据集汇总，将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分别导入相应的数据模块，采用Network Type设置11-3-1的网络结构，在创建完网络模型后，对数据进行训练，BP神经网络模拟的训练、验证和测试的均方误差如图3所示。当训练次数达到35次时，训练、验证及测试的均方误差达到最佳测试点，说明该BP神经网络模型已达到良好的预估效果。

临床术后诊断的肋骨骨折118处，其中背段、腋段、前段和软骨段分别为38、58、15和7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97.4%、96.7%、93.3%和71.4%。术后诊断不符合共6处，1处腋前交界区临床归为前段，1处腋后交界区临床归为背段，肋软骨线形骨折漏诊2处（表2）。

第二，让城镇从地上的各个角落自然地生长出来。这里要分清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城镇化等同于物理空间上的变化，即平房变楼房，乡道变街道。这种城镇化过去也提倡，现在我们仍然不放弃。城镇化需要有就业机会，而且应该是稳定的，有保障的。比如乡镇企业，就能给农户提供相对可靠，且不用背井离乡的工作机会。本地企业可以是工业企业。我们讨论农业农村，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工业化的忽视。实际上，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机遇。比如，智慧制造、工业4.0等。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园区也不一定要布局在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也可以向乡镇甚至是农村迁移。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于缓解城市承载压力，提高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水平是有助益的。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些农村会不断改变自己的物理面貌，街道笔直，停放了更多的公共交通工具，人们住进了楼房。第二个层次就是物理面貌没有发生显著的统一性变化，农村还是农村，农民还是农民，但生产生活方式也不同于传统农业了，比如合作社的农民变得更像农业产业工人，仍旧有山川河流，只不过干净清澈了，村子里也有图书室、电影院、咖啡屋等通常我们认为只有城市才有的东西。农民尽管身份不变，但有现代性和城市性了。我们现在把这样的农村叫做田园综合体。田园综合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它是城乡融合中的新农村，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从人的文化素质、生活方式上看，也可以说是城镇，只不过是新城镇。总之，我们可以将工业、服务业以及现代农业结合起来，共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这种城镇化可以让城市的负担减轻，同时也不让农村破败。历史上有很多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的案例。吴承明在研究中国近代城乡经济时就发现，传统经济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说的其实是同样道理。他是这样表述的：“从缫丝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还可悟出一个道理，即在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与广大农村相结合。”[6]“中国现代化必须利用传统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能动因素’或积极因素。”[7]

当然了，文本当中有一些矛盾相对来说比较明显，而还有一些矛盾则比较隐晦，需要认真去体会，例如在教学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按照参考书上来说，文章赞扬了父子之爱，但有学生提出疑问，既然父子情深，但是作者却几年了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这个问题就与参考书当中的内容产生了矛盾，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父子之间的矛盾入手去了解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文本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不仅仅是父子之爱，更有儿子对父亲的愧疚感了，这样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也更加的全面与深刻。

第三，以乡村振兴为支点，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在乡村中尽量留住更多的农业人口，同时推动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业人口城镇化协同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意味着中国意识到乡村发展的重要，也意味着农业人口城镇化的一种新思路，即农民就地实现城镇化，或者说就地获得城市性，不一定非要进城。乡村振兴战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招活棋，所谓一点突破，满盘皆活。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让农民不失地，不脱离农业生产或者说部分脱离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方式和模式与过去不同，居住地也在村庄，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步，在用水、用电、道路、网络等方面与城市无异。与此同时，获得可观的收入。收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民之所以进城，主要目的是务工，务工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其收入水平与农业水平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一亩地农业的收入在普通种植条件下仅仅能获得400元～500元的收益，设施农业投资大，获得的纯收入多一些，但也就在4 000元～5 000元左右，而中国农民的平均耕种土地面积不足2亩，因此，农业的纯收入水平也就相当于务工一个月的收入，而且，农业收入不稳定，需要投入的劳动量大且杂。年轻一点的农民都不愿意从事农业耕作。因此，如果让农业有吸引力，必须进一步提高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办法可以有三种视角：一种是最为简单的，就是农地规模种植。近年来，国家在三农政策上屡次提及“农地规模化经营”，就是着眼于规模经济。本文认为，规模经济自然有好多好处，但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不应该急，一些地区，比如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多，人口流出量大，可以考虑适度的农地规模经营。再者东北地区，人均土地数量大，也可以从事规模经营。但有些地区不适合，从全国的人口和土地资源比例上看，规模经营也不应该是一蹴而就的。另一种是通过充分利用大数据，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农业生产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受农民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自然气候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在种植之前，农民就要决定耕种的品种和次序，以及用什么样的种子、化肥、农药，施肥、灌溉的频率如何把握，等等，这些决策仅仅依据经验实际上有很大的浪费。如果人的决策和自然气候等外在客观条件不相匹配，农业收益的不稳定性也会凸显。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没有农事经验的规模经营种植者折戟沉沙的主要原因。大数据会让种植过程更加科学，很多风险可以规避。农民通过一些设备及时掌握田间的各种实时信息，比如，温度、适度、土壤养分情况等，根据权威的作物生长指导模型，配合云计算，可以分析作物的成长情况以及化肥、水等投入要素的需要量，从而实现更为科学的种植，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数量。不仅是生产过程可以利用大数据，销售过程也可以借助于大数据实现农户和市场的直接对接。借助于大数据，消费者可以追溯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全链条。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少，水资源匮乏、能源自供不足、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的国家，大水漫灌、过量施肥等粗放的生产方式造成土壤板结、酸化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大数据，可以有效节约投入要素的数量和成本，也可以防止土地资源的进一步恶化，同时提升农产品的品质。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第三种视角就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这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本质上属于产业融合。通过形成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来带动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甚至农村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可以采取以农业为基础、向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顺向融合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依托农村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向农业逆向融合的方式。总之，融合发展的方式是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延长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比如通过创意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等多种方式开发农业和农村的文化价值。国际上有学者称之为“第六产业”。这种发展模式也是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农业发展道路的总结。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与东亚国家类似，因此，我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愿景也会与之相似的。现代农业发展了，农业人口自然就留住了，而且，还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下乡。这样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与城镇化协同发展了，中国的农业人口城镇化所面临的客观压力也就缓解了。这种道路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1] 李爱民．中国半城镇化研究[J]．人口研究,2013(04)．

[2] 张秀利,祝志勇．城镇化推进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伪城镇化及其破解[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06)．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145-146．

[4] 蔡翼飞,魏后凯,吴利学．中国城镇化成本的度量研究[J]．发展研究,2014(01)．

[5] 农业部部长：现在仅有少部分农民有意愿退出承包地[EB/OL]．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61103/23847338．html．

[6]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20．

[7] 吴承明．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下[J]．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