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襁褓中的婴儿一次次以充满原始之力的哭嚎声呐喊出自己的“独立宣言”，当无数摇滚乐者在铿锵的乐曲中探索者自由与个体的意义，那么——这两个不同场域的画面是否具有某种内在的隐而未显的联系？或者某种共同的精神要素？可以说，儿童具有摇滚性，而摇滚是具有童性的。儿童与摇滚在本质层面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合与暗通的。那么，能否借助摇滚音乐中鲜明的精神呈现来把握与探索儿童生活的本真特质？这种特质的发现能否为儿童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带来一定的启示？本研究的立意将依此展开。

一、从“摇滚乐”到“泛摇滚精神”：概念的拓展

(一)“泛摇滚”概念的由来

“泛摇滚”概念首先是建立在“摇滚”概念基础上的，是从“摇滚”这个已为大家所熟知的概念上衍生出来的：在起初狭义的、作为流行音乐中的一个分支的摇滚乐*最早的传统摇滚乐是始于约上个世纪中期美国的一种整体上由白人乡村音乐和黑人蓝调音乐相互交流，并在电声乐器不断得到改造的推动下发展出的以节奏强烈、情感表达直白等为特征的音乐风格。已逐渐发展为更广义的摇滚文化：早期大多与高分贝、高强度与狂欢相联系，但随着自身扬弃，其音乐风格也从最初的早期摇滚、民谣，到金属、朋克，再到后朋克、后摇滚，以及众多独立、另类和噪音、实验摇滚，“摇滚乐”这一概念已不仅是最初以“吵闹”为特征的摇滚乐，而是具有更多元的内涵。

时至今日，摇滚也已发展成为一种极多元的综合性的文化(譬如拥有着纷繁众多的流派，也有着衍生的如摇滚音乐节、摇滚服饰、唱片等综合性文化)，很多的艺术、思想、实践乃至某种态度都可被称作“摇滚的”。换句话说，在摇滚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传统的摇滚音乐逐渐泛化，精神本质更为拓展。

因此，本文使用“泛摇滚”的概念，试图蕴涵两种意义：摇滚自身固有的“音乐性”和摇滚概念泛化而来的“精神性”。更明确地说，本研究主要试图提取“摇滚”的精神成分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仅限于狭隘的音乐风格层面。

(二)“泛摇滚”概念的内涵

泛摇滚，作为从摇滚音乐中衍生出的精神象征，具有以下两种基本涵义：

其一，一种广义的“音乐性”。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一切振动着的事物其实也是产生了“声音”的。我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音乐，往往是以人的听觉感受为尺度的。而人类的感知能力是有限的，有许多的声音是超出人类可听到的范围的。因此，从广义上来看，“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许多听觉客体的总称，更不仅仅是一些“产品”“工具”……它其实是这个世界的任何有形或无形事物以特殊的“运动状态”存在的一种表现。

在脱粒系统中设有三级分选装置，收集后的籽盘进入脱粒机构，由脱粒辊将向日葵籽粒进行剥离，使籽粒、葵叶、叶根全部分离，不会破坏籽粒表皮。

另一方面，广义的音乐精神可看作某种生命状态的对应，用尼采推崇的酒神精神来描述具有泛摇滚精神的生命状态更是再贴切不过。热爱并宣扬音乐之力的尼采，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找到了他所渴盼的那种极富生命激情与力量的象征——酒神精神，一种在“醉”的迷狂中感悟和触碰生命的精神，是一种高度亢奋的狂喜状态，更是一种人与人亲密地相聚在一起的状态：

“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慄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2]

而音乐亦是酒神精神的典型代表。在音乐史上，尼采主张的那种敢于超越、突破和颠覆传统的“超人”精神更是鼓励了现代和后现代的音乐的不断前进，摇滚恰恰是其中典型的典型。总而言之，泛摇滚精神的音乐性，也正是生命状态的音乐性。

其二，可以用一种广义的“原始性”来概括。原始与文明二者相互争夺“地盘”又相互依存。在生命的初始，它们本来是相对平等而不分优劣的。但随着儿童渐渐进入了成人构筑起的文明社会、规则社会，“文明”便渐渐因成人在权力上的强势地位而得到了更多理性的、优质的“教育”，而原始性受到我们的“冷落”而缺乏重视，成了“野孩子”。一个文质彬彬，优雅理性；一个横冲直撞，蛮不讲理，二者又同一于个体和类的生长。

原始性中蕴涵无限且旺盛的生命力潜能。生命本身的原始性，不容许我们把它简单抛弃。正如杜威警示我们的那样，我们不能将儿童机械地与成人比较，看作一种静止的“不成熟”“匮乏”“与成人标准相比欠缺”的状态，儿童未成熟状态的背后蕴藏着的是无限的发展潜质，未成熟状态乃是生长的首要条件。[3]原始性与文明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

泛摇滚概念体现了鲜明的回归原始的精神，具有强大的原始性。当我们仔细审视摇滚乐的起源时，会发现：“摇滚(Rock and Roll)”在词源上它与非洲的性文化紧密有关。一方面，非洲文化的原始性与西方传统的那种学院化、系统化与专门化的文化不同。另一方面，性文化亦是一种极原始的文化，一种身体的文化。

首先，儿童是“舞台上的乐手”，而非“舞台上的木偶”，前文已说过，儿童是十分自由的。教师不可安排和操纵好一切，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强行抢走并代替别人存在的“einspringen(代庖)”[7]141-142的人。而舞台，也即教师给儿童提供的机会，如各种游戏、活动。教育者必须给其提供足够宽广的舞台。

总之，泛摇滚可以说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化形式、一种态度、思想甚或哲学观点的表达方式、一种精神及其实践，同时，从本质上说是“是一种演奏者和听众共同参与和建筑的社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4]

本组试验选取的数据为排水管壁试样直径d=100 mm条件下，3种土体分别在3种水力梯度下的试验结果(如图4所示)。图4显示：在试样面积、土体类型一致的条件下，与水力梯度i=6相比，水力梯度i=8时稳定梯度比Gr值增长了9%～15%，与水力梯度i=6相比，水力梯度i=10时稳定梯度比Gr值增长了24%～27%，稳定梯度比Gr值随着水力梯度的增大而增大。

二、儿童的身心特质具有一定的“泛摇滚”性

儿童的文化，是有着泛摇滚特质的文化，而泛摇滚的文化，其实就是文明世界中“孩子气”的“儿童”文化。儿童的各种特质明显地带有了那种意志强烈、身体和情感易冲动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力特征，而声响、节奏是其最直截了当的表达。从我们传统的主流思维来看待儿童和摇滚，都有着“闹腾”“吵”“叛逆”等特点。事实上，这些只是儿童与摇滚众多相互耦合的表征中的一部分。这些相通，可以进一步从从泛摇滚精神的两个基本特性得到更深入的阐明。

(一)从“音乐性”层面看儿童与泛摇滚之整体耦合

需要注意的是，更为极端者则体现了原始性中的破坏性与攻击性。当儿童的摇滚式冲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具有了较强的破坏性与攻击性，会对自己甚至他人的身心产生一定的伤害，譬如暴怒发作时的抓头发、摔东西等。当然，这些都不在多数，但是都需要我们进行及时的指导、保护与控制。

音乐性是儿童泛摇滚性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特性。很多人都认为有些人天生有所谓音乐细胞，而另一些人则缺乏或甚完全没有，而评价的标准往往是成人世界有关歌唱或演奏乐器等的技巧。譬如，“五音不全”“节奏不准”等等……而在我们得知存在着这些技巧之前，在我们的童年时，是从不会去考虑的。所以，我们应相信自己是一种作为音乐性存在的人。儿童在生活中便是那个全身都在或强烈或舒缓(强烈的稍多些)的节奏与常常不着边际的旋律中以一种解放式的自由进行着内部或外部的运动的个体，俨然就是一个或是在车库里，或是在舞台上手舞足蹈、亦唱亦念、嬉笑怒骂的摇滚乐手或是歌者。

现代青花艺术虽与传统青花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创作表达上依旧存在关联性。虽然说现代陶艺家创作时会因为生活背景、民族信仰等一系列因素受到影响，但同时也会对传统青花产生评判比较，其实这正是对传统青花艺术的继承创新。其实不仅是现代艺术家，哪怕是在过去，在技术、题材上后代工匠也是不停的对前人的创造进行改善。所以现代陶艺家在进行创作时，对传统青花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推动现代青花发展的必要步骤之一。

蒋大伟把车开到兰江大桥下，抬头向桥面上看去，郑馨也向桥面看去。眼前的兰江大桥宽阔伟岸，桥面上车辆川流不息。蒋大伟轻轻吸了一口气：终于到了，多美的兰江大桥！郑馨脸色阴沉，看着桥头，没有说话。蒋大伟感叹地：人要是站在桥上，就像一片树叶。郑馨还是没有说话，她打开车门。蒋大伟说：等等！你改变主意没有？现在还来得及！郑馨也叹了一口气：不，我不会改变主意的。蒋大伟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跨过这道门槛，就再也回不来了！郑馨回道：既然跨过门槛，就不想再回来了，我想永远睡在这里，看日出云飞，潮落潮涨，没有苦闷，没有烦恼。蒋大伟摇摇头。

其次，泛摇滚音乐类型风格是多元化的，而每个儿童又有着不同的个性。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其性格、气质等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儿童的泛摇滚特质具有多元化意义。有的儿童是情绪激动的、对着麦克风嘶吼的重金属风格的歌者；有的却是手抱一把木吉他，嘴中吹着口琴、安静地端坐在话筒前弹唱着周遭生活的一切琐事的民谣歌手；有的摇身一变，成了将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化作合成器或随便什么能发出声音的物体所制造出的各种声响的电子或实验摇滚音乐人……

[8]兰平：《汉学“典范大转移”与“新汉学”的来龙去脉——陈珏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4年第10期。

当我们对人类发展历史进行“考古”，从个体精神与类精神发生的一致及人类个体成长的过程乃是辩证复演整个人类的进化史等观点来看[9]，儿童的精神所展现的更多的乃是人类原始(相对的)时期的精神世界，如混沌，幻想，非理性成分较多等……当然，这里的原始并不是一种绝对静止的状态，人类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原始随着时间的推进在量上逐渐累积，质也在不断地缓慢更新着。

另外，当我们在谈论泛摇滚音乐时，应十分注重其在“现场性与即兴化”的倾向。儿童与摇滚文化都重视音乐的现场创作。观众和其他一些台下幕后的参与者是其音乐性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在这种现场和即兴中，充满生成的可能性得以展现。这正是海德格尔认为人/此在的本质所在——“Zu-sein”(“to be”“去存在”)，面向可能性地去存在。[7]49-50

周博士：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我相信您也说出了很多一线教师的心声。但您说的这种“社会分工”，似乎太绝对化了。一线教师完全可以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教育理念进行分析甚至批判，这也是一种研究啊！

我们确信，全世界有多少种可以能发出声响的方法，就有大于这个数字的音乐能被具有探索和实验欲望的儿童创造出来。在摇滚乐中，仅仅是一把电吉他，通过不同的效果器便可使声音有了千变万化的魔力。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多元的泛摇滚文化又可以适当的形式出现，来促进不同儿童个性的完善与发展。这在最后一部分对教育的启发的论述中有更具体的阐述。

在物流运输仓储中，大件跟小件的难点在哪？小件可以用单一的机械来运输存储，大件很难，并且像电视等大件在运输过程中极易破损。长期以来，大件物流领域一直是智能化推进的痛点，商品体积大、质量重、价值高、易损坏等特征让众多企业对大件智慧物流的探索总是望而怯步。

(二)从“原始性”层面看儿童与泛摇滚之整体耦合

幼儿是生命的初始阶段，也是具有最大程度的原初性和原始性的生命阶段。从华兹华斯的诗意的“儿童是成人之父”(开头为“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的一首无题诗，有人名之为《彩虹》中的一句)中我们看见：

许沁自然不是一般的女人，一般的女人也做不了老板。许沁很精明，玉敏碰壁在她的预料之中。许沁也没有找王立，她要亲自找葛局长。许沁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相信她能够说服葛局长。

“童年离出生的时间较近，离人与自然共同涌出的那个源头较近，因而能够时时在自然界看到、感受到天国的荣光……儿童所代表的就是人类原初状态的人性的完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成了成人、人类的父亲，是人类重返原初的中介。”[8]

此外，《本能的缪斯》中在谈到摇滚乐时说到“青少年音乐文化是儿童音乐文化清晰的延伸，是它的‘恩戈麦’(ngoma)*“‘恩戈麦’是一个班图词，但看起来这个词的原始意义是‘鼓’、‘舞蹈’和‘节日欢庆’……然而，‘恩戈麦’这个概念的内聚力很强，所以不可能将音乐与其他因素分开。”它与非洲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综合性密切相关。见：(挪)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著，本能的缪斯，激发潜在的艺术灵性[M]. 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52.。它是强大的、自发的、明确的和实际存在的。许多摇滚艺术家完全意识到这种关系。”[5]255青少年文化在儿童文化与摇滚文化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与《本能的缪斯》几乎同时代出版的霍华德·加登纳的《艺术涂抹》[6]一书中，也对儿童那种在作画时伴随着的节奏、歌唱和肢体动作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通过对儿童泛摇滚特质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许多重要启示，而笔者将从下文的五个方面探讨其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但是当伊底的原始冲动尚未被社会的各种规矩完全束缚，个体身心仍在发展中的儿童对自我的和谐状态和身心完满发展有着火山喷发般强烈的本能需求。这种冲动往往以无意识、不计后果的形式呈现，是只注重自己快乐的“唯乐主义”的。那种在手舞足蹈以及极端的喜怒无常中表达欲望冲动有时甚至做出令人匪夷所思之事的状态，不正像一位陶醉在一场摇滚演出的歌者吗？他不需要千篇一律地模仿着电视里所谓“歌星”们种种重复过的挑逗动作，也更不可能去进行“假唱”之类的可耻之事。那一刻，就只是“宣泄”。

首先，儿童身上那种“本能的缪斯”[5]与很多成人相比表现得更加强烈。儿童在出生前就已经对和谐的音乐有特殊的感知，而刚出生、身体较为单薄的儿童，其基本的生命、生存安全需要得到保障，他们更喜欢平静、富有母性温情的声音。在这之后，拥有更多独立能力，如走路、语言等的儿童，便对那些有着欢快节奏的音乐产生极大的兴趣。儿童的“音乐性”是接近于本能性的，因此也体现得更明显。

当然，我们欣赏音乐最主要的途径还是基于自己的感知。从这一方面来看，摇滚乐是“放大”的音乐。人的感觉存在着一定的“联觉”现象，“人的情态(比如喜、怒、哀、乐)强度就是情绪或情感强度的体验。表现强烈的情绪与情感活动往往要用强的音响来表现……这是联觉规律所决定的……而‘大音量’作为摇滚乐的一个标签性的特征”[1]，使“音乐性”在感知上被“放大”“多样化”和“增强”了，而表现的情绪必然也因概念上的“乐器”的复杂性而更多样。因此，摇滚乐以其鲜明而强烈的表达方式成为了一种“放大”的音乐。

(三)儿童认知的泛摇滚特质

在讨论儿童与泛摇滚概念之间的整体耦合之后，我们可以从儿童认知这一点出发，进一步考察其泛摇滚特质。

1.2.6 活动。为患者营造良好舒适的休息环境，合理控制室内温度及空气湿度，保证空气属于流动状态，定期对室内开展消毒工作，尽可能减少外在因素对患者眼部疱疹伤口造成刺激。在休息过程中，如患者存在恶心、呕吐等不适感，应指导患者将头部偏向一侧，从而防止出现呕吐物堵塞气管及影响呼吸等情况。同时，根据康复情况制定运动康复计划，活动方式包括散步、太极、瑜伽等，使其自身抵抗能力及免疫能力得到提升，促进恢复。

其一，儿童的认知分化精细程度不高，具有整体性与“自我中心”，而作为整体性文化(“恩戈麦”式)的泛摇滚文化，将周围融入自我(主客体统一于有机整体)，以表达、宣泄自我情感；其二，儿童的思维具有象征性、想象性与直观性等特点，而作为音乐类型的摇滚乐富有想象的特征，丰富、自由而开放的歌词、结构、配器、采样、演奏构造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想象的声响奇迹；其三，摇滚十分重视直觉，譬如对现场即兴表演的重视。而这些与生命美学中对于重视直觉之力的思想是如此契合；其四，儿童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发育尚不完善，兴奋过程往往较强，而摇滚乐常见的形式便是高分贝、强节奏的音乐以及高度兴奋的状态，二者之相似显而易见；其五，儿童认知具有“泛灵性”特征，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而摇滚反对技术理性统治下的对世界的“祛魅”，仍怀有一种宗教信仰式的、严肃的、对世界灵性的信任与偏执。

(四)儿童泛摇滚特质的精神内核——游戏精神

儿童处于生命的“游戏期”，其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贯穿着游戏及其自由之精神。这亦是泛摇滚精神的核心，为求内心真情之释放进入到一种自由、主动发起的游戏状态，表面上是游戏人生而实质上是以一种自由的姿态进行思考。正如当年摇滚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朋克文化中最著名的一个词所说的那样：“DIY”——“Do It Yourself”，儿童在生活中因其自我中心特质较明显，便总是渴望通过自己的主动操作来进行对或大或小的愿望实现的实践，是一种皮亚杰所认为的“同化大于顺应的活动”。

另一方面，游戏又是有着一定的内隐性的规则的。因此，在那一片混乱的嬉闹中又有着一些内在的规则客观地存在于儿童的潜意识或意识中，正如即使再复杂的摇滚乐也总是无法离开一些基本的乐理规则。儿童不用担心其在游戏的实验、试误中会造成什么现实的、实在的错误以致自身遭受一些实质性的惩罚，在他们很清楚，自己只是在游戏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归结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儿童的身心状态是具有较明显的泛摇滚特质的。

三、儿童的泛摇滚特质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儿童的本真是出自其原始性的，是不受成人世界各种规则、潜规则束缚的。正是儿童有着自己的“大纲”(维果茨基语)，其行为总是来自内心的直接表现，因此有时可能看上去甚至有些荒唐。而摇滚乐同样是对成人世界中堕落部分的反抗，是渴望建立一个像儿童世界般与虚伪、冷漠、被缚、偏见和毫无创造相对立的自己的乌托邦。那些疯狂的嘶吼，毫不掩饰的大笑或者带着些许哭腔的形象，虽然看上去令人难以接受，但一切都是如此真实。

(一)学前教育的整体教育观——以“音乐圈”为譬喻

儿童在学前教育机构中受到的教育、进行的活动是整体的、生成的，我们可将每日的活动视为一个个完整的、摇滚乐中常见的“音乐节”，而儿童与教育者，扮演了“音乐圈”内不同的角色。

摇滚乐在最初便是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年轻人对于自我存在价值需要的一种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表达，对成人世界中陈腐的那部分的反抗。其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最开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黑人音乐与白人音乐的相互交流。无论是富有非洲文化特征的黑人布鲁斯还是具有欧洲色彩的白人乡村音乐，都是饱含着生命之初所蕴有的原始气味的。它是最直接的情感的表达，不因权威或是规训的束缚而压抑或伪装，那样大声的喊叫仿如狂野的原始人。

其次，在“上台”前，要教给儿童简单而基本的“乐理知识”。而这种乐理知识的传授，应该建立在儿童确实需要且可接受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还应提供各式各样的“乐器”，即材料，让其自己探索、练习。明白不仅作为“乐队”一员的自己必须不断练习，而且与其他成员之间也需要进行默契的配合、坚持不懈地排列。在其中，儿童养成了坚韧的品格、也热爱与他人进行交流。

(4)计算的近似方向从开始分别沿逆时针和顺时针两个方向对角度区间进行搜索,找到两个方向上第一个投票数大于Tθ的区域作为DE和EF的候选区间;

除此之外，教育者自己不但应成为他们忠实的观众和“乐评人”，也应培养儿童学会倾听、观看并尝试评价他人的“演出”，这样也可使得儿童逐渐培养起学会尊重的品格，且逐渐学会如何去评价他人，从而也促进了对自我的评价。

(二)学前教育应鼓励本能与想象的大胆表达

童年的信马由缰、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治愈成人在繁忙的日子中庸庸碌碌的麻木状态。《本能的缪斯》一书中描绘过一个六岁的男孩阿恩出于对所看过的摇滚录像的喜爱，通过想象进行模仿的那种有趣而生动的场面。他把奶酪刨子想象成电吉它，“他的脚打着拍子，他的身体很有节奏感地扭动着，他开始陶醉了。”他又觉得羽毛球拍太像吉它，后来又找到一条鲭鱼，又运用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开始了一次极富激情的演奏……[5]37-38

游戏承载着儿童的梦想，无数的有关人、自然以及一切可能性的梦想。游戏是真实性与想象性相结合的。就像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是不是所有摇滚音乐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疯子(相反，很多摇滚音乐人是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人士)。这里我们看到的阿恩其实便是在进行一种自发的想象性的游戏，而作者很敏感地捕捉这个生动的场面。而自发的游戏往往便是出自本能力量的喷发。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以极大启示。

首先，教育者需要为其提供更多的可以诱导其想象的形象，引导儿童在生成性的自发活动中进行多通道表达的多种可能性的尝试。鼓励模仿类似影视作品中“蒙太奇”式的片段式的拼接的场景式行为。其次，教育者需经常对儿童进行想象力的训练，不管是利用言传身教，还是现代多媒体手段，只要经验证实适合其持续的想象力发展的，便可进行运用。

(三)重新审视学前教育中的“狂欢”现象——狂欢与重聚的意义

很多教育者常为儿童常醉心于一种“狂欢”状态而苦恼。特别是当儿童发现了他们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事物，便常会“呼朋引伴”，造成整个班级秩序的混乱。我们常听到教师命令道：“安静！”“坐好了！”，或“别吵了！”。许多老师都在不断重复着那些命令，而这些命令的重复是否真正让儿童学会在必要的场合和时间安静呢？

当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儿童那种集体的混乱事实上又是一种将无序、零散的儿童化为一个整体的路径。在儿童自发的狂欢中，包含着许多的非理性冲动，在事实上却又隐藏着一定的秩序性。作为教师应学会将其这种热爱“抱团”的特点“转化为”一种生长的动力。

本文案例所使用的是勘察者Ⅲ型无人机航摄系统，系统的稳定性较好。勘察者Ⅲ型无人机长2.2 m，翼展3.2 m，飞行作业时航速为110 km/h，按航向重叠度为75%，旁向重叠度为55%的要求进行航摄。按照1∶2000比例尺的成图要求，采用主距为35 mm的Canon EOS 5D Mark Ⅲ相机，按照15 cm的地面分辨率拍摄了22条航线，共获取197 8幅影像。

这种狂欢如一次摇滚乐的现场，声响、激情、汗水、泪水与泥水交织在一起。国家、制度、种族的隔阂在此被消弭了，这正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体现着“酒神精神”的那种场面。是一次人类真正以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进行的重聚。观众与乐手、演唱者尽皆平等，相互碰撞、激发。一种力量在演出场地的上空升腾，这是一种原始而永恒的力量。

在一个电子产品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暂时丢掉它们，去像孩子们那样投入彼此原本温馨而宽厚的怀抱，抑或欢欣异常地去进行友好的身体接触，乃至轻微的碰撞呢？如果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去一次在自然的拥抱下举办的音乐节，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要从上到下形成一套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各层次相互联系，为造林技术推广提供更好的支持。加快与林农密切相关的乡镇林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例如，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应建立相应的造林技术推广，以提高整个林业技术推广系统的覆盖率。其次，明确造林技术推广的相关职责，实施针对个人的具体工作。最后，有关财政部门应加强对造林技术推广的支持力度，加大科研投入，积极建立试验区。

(四)学前教育应注重开放、包容与多元

摇滚乐因其自身的突破与超越精神而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融合性。摇滚乐起源于西方，但印度音乐、南美音乐等非欧美音乐被广泛运用进摇滚乐。而其内涵亦毫无拘束。即使在起步较晚的中国，古琴、古筝、二胡以及民乐、戏曲等的运用亦属寻常之事。而儿童的游戏更是充满了融合性，身边的各种资源，不管是中国的，欧美的，还是非洲的，都会“为我所用”，进行自己的游戏。并且其自身也热爱不断尝试新鲜的东西，这种热爱是超越国家、种族、阶级等等界线的。

另一方面，虽然在本文中对于极端的技术理性控制人类生活有所反对，但仍不排斥合理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事实上现代的信息技术可以带给音乐更大的发展空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生活变革，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同样的，对于“唯乐”的儿童，如果能在科学的指导下合理使用，便也可以给儿童带来无数快乐而有益的经验。

(五)学前教育必须重视身体的教育——为受缚的行动哲学家松绑

儿童是行动的哲学家、身体的哲学家。简单回顾人们对哲学认识的转变可以发现有这样的历史：“从原始的智慧之学到古代的本体论；从古代的本体论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到17世纪以后的认识论。塑造现代社会生活的哲学基础就是17世纪后的以主客体二分为特征的认识论哲学……20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对这种抽象的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当代的哲学家……将哲学的触角伸向存在、伸向生活、伸向最具体最现实的问题，就连人的‘身体’这一传统哲学所不齿的主题也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对象。”[10]

而儿童处在语言难以较准确表达自己想法的时期，其善于运用身体去表达。在上文阿恩摇滚式的自发表演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儿童是个行动主义者，是个亲身实践与体验至上的“实践主义者”，敢想敢做且说做就做。儿童热爱探索自我，尤其热爱探索各种身体。他们也乐意在实践中自由运用自己的身体，在这过程中，也发展了自己的身体。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都过度地注重外部强制式的秩序，反而使得儿童成为了“被缚的行动哲学家”。

为儿童的身体松绑，首先必须让儿童在可接受、可认知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身体。这也是对儿童进行身体保护教育的基础。其次，在日常的教育中，必须设计合理的场地以适应且引导儿童进行自由并适合其身体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身体运动。在活动中，教师应善于观察与记录。

当我们为儿童解开那束缚之后，人类必然会迎来新的曙光，那时的人类，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必是接近了一种更加理想的状态。

认识是指导实践创新的前提，医院影像科医疗设备的信息化管理与设备维护体体系的构建是对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的颠覆，因此，本科室乃至医院整个管理体系都应该从思想上做出转变，用信息化理念重新认识医疗设备管理与维护的新形势，并逐渐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在影像科医疗设备的信息化管理与设备维护过程中，管理者一方面要扭转传统“重采购，轻管理”的模式，将采购与管理联系起来，并增加对后续维护的投入，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还应提升信息素养，从思想认识与实践操作的角度提高职业水平，更好地融入信息化时代。

参考文献：

[1] 周海宏.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68.

[2] 尼采.悲剧的诞生[M]，尼采美学文选[M]. 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6.

[3]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45-46.

[4]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J]. 音乐研究，2003，9(3).

[5] 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本能的缪斯：激发潜在的艺术灵性[M].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霍华德·加德纳.艺术涂抹[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

[7]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8] 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7.

[9] 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7-39.

[10] 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