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短短几十年间，俄罗斯社会经历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的多次跳跃。西欧国家经历几个世纪之久得以完成的发展，在俄罗斯仅仅用了几十年。在这种跳跃式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文化也相应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出现了哲学思想的“黄金时期”——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此间，俄罗斯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均获得较大发展，俄罗斯宗教哲学被视为发展之最大者，宗教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谢·布尔加科夫、帕·弗洛连斯基、谢·弗兰克、尼·别尔嘉耶夫、列·舍斯托夫等人，以各自的哲学创作引领推动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俄罗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尼·别尔嘉耶夫和列·舍斯托夫对俄罗斯精神生活的深入探索，将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思想与列夫·托尔斯泰的独特宗教思维传承下来，这些哲学家经历与西欧存在主义思想(克尔凯郭尔)的对话与碰撞，以各自的哲学著作丰富俄罗斯人的宗教精神文化结构，诞生了俄罗斯独特的有神论存在主义思想。因此，俄罗斯存在主义诞生之初便充满了宗教性特征。

苏联文学的存在主义观念得益于白银时代思想家的宗教哲学探索，东正教存在主义以文化符码渗入俄罗斯人的精神结构，尽管苏联成立后，政权以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阻抑宗教的传播，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作家文学创作中，依然可窥见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典作品和一些非主流反乌托邦文学中，都留下了作家对世界迥异的存在主义探索印迹。笔者试图从传统与现代、宗教与哲学、传承与转化等三个方面基于文化哲学与诗学视角探索存在主义意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小说中的传承与变异。

一、 传统与现代：俄罗斯存在主义的思想来源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一直以来被视为20世纪欧洲重要哲学潮流之一而备受关注。事实上，早在19世纪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争端开始，存在问题已进入俄罗斯思想家的批评视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是文学领域里存在主义思想的鼻祖、西方存在主义的奠基人。其文学创作从俄罗斯基督教文化的视角，对存在主义思想做出独特阐释，《地下室手记》可以说是一部存在主义的力作，这部作品成为作家以《罪与罚》为首的五部长篇小说的总序[1](p.3)。小说中基督教思想与人物充满存在意识的呐喊交相辉映，既为后世西欧与俄罗斯存在主义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俄罗斯文化中的存在主义留下了东正教烙印。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俄罗斯文学思想的深度挖掘极力探索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则是从文学思想的广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曾受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影响，以各种文学体裁方式涉及上帝、生命意义、基督本质等问题的探讨，涵盖俄罗斯乃至人类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尤其是深入阐释了死亡的存在主义命题。于是，这两位伟大作家的作品成为世界存在主义思想家与作家的研究与模仿的对象，尼采、加缪、卡夫卡、缪勒等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得到了多层面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滋养，舍斯托夫等哲学家则进一步归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随着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存在主义的复兴，尼采唯意志论的传播和西欧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西欧思想又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俄罗斯知识分子，尤其是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所接纳，别尔嘉耶夫流亡法国后曾与舍斯托夫一起翻译并出版克尔凯郭尔的著作[2](p.4)，克尔凯郭尔思想成为俄罗斯文化哲学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与俄罗斯本土宗教文化思想合流，一直或显或隐地汇入到后世俄苏作家的创作之中，众多作家受到显著影响，如白银时代诗人别雷、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作家高尔基、布宁、阿尔志跋绥夫、库普林、普拉东诺夫等[3](p.8)。

与西欧19世纪以来的存在主义思想相比，俄罗斯存在主义蕴含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宗教性特征。20世纪之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兴起是对陈旧的世俗教会的否定和对新的宗教意识的探索，其中表现出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具有宗教色彩的俄罗斯哲学希望是存在主义的，它进行认识和思考哲理本身是存在主义的”[4](p.156)。别尔嘉耶夫概括地表达了20世纪之初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总体特征，终极价值、存在意义等问题是20世纪俄罗斯哲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存在主义在西方哲学中成为主要运动的前二三十年，俄罗斯哲学家便已经提出存在主义问题[3](p.3)。

二、 宗教与哲学：俄罗斯有神论存在主义特征

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进行深入阐释时，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又经历与西方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碰撞，由此俄罗斯宗教哲学似乎获得了巨大的反推力，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新宗教革新的探索。推崇人的个性价值，把个性与人的精神自由摆在存在的首要地位，对于上帝，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思考，成为世纪之交具有宗教色彩的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重要内容。综合而言，与西方存在主义相比，俄罗斯宗教存在主义表现出东正教独特的神性与人性结合的特点，神人性、精神自由与非理性作为俄罗斯存在主义特性以文化血脉的方式传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构成其存在意识的重要特征。

(一)神人性

俄罗斯存在主义认为，上帝与人之间以爱相连，人身上固有的神性使人趋向上帝。有神论存在主义自克尔凯郭尔开创的神秘主义存在主义到马塞尔的经验式存在主义，均认为上帝是人与世界的统治者，把上帝奉为高高在上的权威，这与西方的天主教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俄罗斯存在主义则与俄罗斯文化中对上帝的理解相近，这些理解明确表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作家的著作之中。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表现出的作家的神人性观念诠释了俄罗斯思想中的神与人的关系，即神与人存在内在关系，神性之所以是神性，是因为它是人的理想目标，如果抛开了人的因素，神性就是抽象无意义的了；反之，人性之所以是人性，是因为他是神性的起点和潜在的神性[5](p.52)。

物联网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的经济背景下，物流网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同时，也面临了诸多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通过完善发展规划和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加强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研发、推动技术创新，建立物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加大物联网产业财政投入力度，从而促使物联网产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将这种神性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超出逻辑与理智的爱，是爱将人类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即便对上帝的世界充满质疑的伊凡也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爱这些人……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是发自心底、发自肺腑的爱”[6](p.280)，可见爱乃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出人与上帝的新的联系，即人与上帝之间并非是被统治与统治、被奴役与奴役的关系。正如弗兰克所说：“真正的人是一种比只是人更大的东西。可以说，人的人道就是人的神性。”[7](p.27)托尔斯泰在自己学说中进一步强调，基督给了爱的律以形而上学的证明，这就是爱是人的神性的本源[5](p.65)。托尔斯泰从基督教伦理道德出发，认为普遍意义上的爱是基础，经由这种普遍的爱人类才可能走向自我完善，进而达到人类普遍的自由与和谐。即便是苏联时期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取缔的官方政策下，这种寻神论思想与后来在左翼阵营中出现的造神派观念依然成为苏联文化的宗教性表征。

(二)精神自由

俄罗斯存在主义推崇人的精神自由，确切地说，是东正教语境下个性多样统一的精神自由。西欧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梅洛-庞蒂和萨特均提出自己学派的自由观，无论是雅斯贝尔斯的“自由行动”观，还是庞蒂和萨特的“自由选择观”，归根结底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来自尼采的“自由意志”思想。俄罗斯对于自由的认识多出于基督教，别尔嘉耶夫认为只有在自由中上帝才能出现，上帝经过自由发挥作用。在他的《自由精神哲学》中，强调上帝要求精神，上帝需要精神自由的人。可见，俄罗斯式自由观念与上帝紧密相连。在宗教信仰中寻找精神自由源于“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概念。霍米亚科夫对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文化的思考，促使他最早确定了“聚合性”宗教概念，“会议、聚合这个词不仅指外部表现出来的、看得见的集会、集合、在某个地点的集合，而是有更一般的意义，它表达了多样性中的统一的理想观念”[5](p.19)。依霍米亚科夫所见，聚合性所形成的统一体有别于以某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组织机构，它是“自由的和有机的统一体，其活的本源是神的互爱的恩典”[5](p.20)。正是在神性与人性融合中，凭借精神的、爱的联系使得聚合性统一体得以形成，其内部个体保持了各自的多样性，或者说独立性，保持了最大限度的个性自由。

(二)生与死一直是俄罗斯文学传统命题，它也毫无例外地延续进苏联文学

锂电池组中单个电池的不一致性问题，包含对应的电流、电压以其他特性的不一致问题，会严重影响整个电池组的工作效率，进而影响锂电池组的利用效率，降低对应的使用寿命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单体电池之间的不均衡，可以通过对其状态进行监测识别，超出限定值则对其进行均衡控制，从而达到减小电池组单体之间匹配失衡问题，进而可以提高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组的使用效率及相应的循环使用寿命[8-10]。

显然，舍斯托夫所代表的宗教哲学出发点是宗教人本主义，与西方的科学哲学出发点不同。科学哲学出发点是人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人的存在是求知的过程；而宗教哲学的出发点是将人置于整个世界的中心，人的本质在于对自由的追寻与救赎。回归古代希腊哲学和圣经哲学的研究，舍斯托夫发现，“哲学的任务是在生中摆脱死……从生到死的过渡也显然应当伴随着无理性的绝望的努力”[9](p.216)，可见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才是舍斯托夫求索的动因，他将陷入痛苦绝望的人的抗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因而才产生《旷野呼告》中的恐惧与虚无、绝望与空虚等人类的悲剧性的精神状态。这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有了某种共同之处。这种独特的非理性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苏联小说中也随处可见非理性思想的转喻。

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基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认为非理性是俄罗斯文学与思想中存在主义重要特点之一。他的悲剧哲学、宗教哲学和圣经哲学构成独特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存在哲学，与思辨的理性主义相对立。“舍斯托夫的全部著作都旨在揭露……‘人的理性或思辨哲学对真理的奢望’，指出哲学家虽然有此奢望，但思辨哲学不能真正解决人的完整生命存在的终极问题”[5](p.279)。对舍斯托夫而言，真正的哲学是宗教哲学，是一种“最高存在物”，借它可以反抗理性霸权，反抗必然性，因为“在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这样一种无可消除的需要和永恒的梦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9](p.612)，赋予人的存在以真正的意义。

(三)非理性特征

三、传承与转化：苏联小说的存在主义演化

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学走过了思想的狂欢与各种思潮的对话后，无产阶级文学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哲学船”事件与后来的苏联官方对文艺的控制使得文坛失去了百花齐放的争鸣状态，产生被后来称为主流文学的红色经典作品盛行，而非主流文学边缘化甚至销声匿迹的格局，当时创作的而未及时发表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回归。21世纪，当我们从存在的视角再度审视这两种类型的文学，也许可以发现作品中过去被政治话语有意无意遮蔽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存在主义传统的延续。上述传统的存在主义特征转化为一些文化符号进入苏联文学创作，因而也就出现了另外的存在意识表征。19世纪俄罗斯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具有一定的目的论特征，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红色小说在思想上继承了这一传统，确切地说，体现为将个体命运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相信终极价值并趋向对终极目标的寻找。在阿托尔斯泰《苦难历程》、法捷耶夫《毁灭》，以及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等作品中，均可发现作家试图凸显人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这符合托尔斯泰的观点，即“历史进程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和人的自由意志两种合力的结果……历史必然性和每个个体与它的对抗形成张力[10](p.14)。非主流小说，如扎米亚京《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布尔加科夫的一系列讽刺小说和《大师与玛格丽特》等，则在表现向终极价值求索中的人的确定性的消失，以迷惘、怀疑、孤独等心理状态解说人对存在的思考、对个性的人文关怀，这与西欧的存在主义观念发生相似情境，本质上则是为表明人在历史面前力量弱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某些偶然的不确定性因素，个体的人与历史对抗产生不可避免的悲剧，因此，在本文中也借用西欧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术语，以便深入阐释。然而，上述两种状态的存在意识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些著名经典作品则发生存在意识的转化，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则展现了“人的确定性的消逝”[10](p.16)，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揭示了部分知识分子为历史所裹挟的不由自主的存在状态。综观上述两类作品，我们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对个性与整体、生与死、自由与禁锢等三个方面的主题做深入的思考，以期揭示两类作品不同的存在主义意识。

(一)个性与整体一直是苏联早期文学作品中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而个性或者说个体性也是同样是存在主义考察“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从腐败的菠萝酒中分离得到4种腐败菌，经初步鉴定为细菌，分别为1号、2号、3号和4号，余甘果果肉对1号、2号和4号细菌具有较为强烈的抑制作用，抑菌圈直径分别为15.5 mm、12.8 mm和11.5 mm，对3号细菌无抑制作用。结果表明，余甘果果肉具有抑制菠萝酒腐败的潜力。通过实验表明，余甘果能够辅助乙醛脱氢酶降解乙醛，只添加乙醛脱氢酶时，乙醛的转化率为46.16%，同等条件下添加余甘果以后，乙醛的转化率为51.18%，转化率提高了5.02%。余甘果果肉的最适添加量为1.5 g/5 mL 40%乙醛（即0.3 g/mL 40%乙醛），余甘果和乙醛脱氢酶的最适作用温度为37℃。

苏联文学中往往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在集体的利益面前个体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毁灭》中，弗洛罗夫的死，为了不拖累集体，莱奋生和医生甚至逼着他喝下毒药；朝鲜族农民跪地苦苦哀求，游击队还是带走了他的最后一头猪。这些情节一方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冷酷；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战争中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个体只有服从集体才是出路。这类经典作品中更多的情节则是表现个体对集体的无条件的归附，如《毁灭》中的矿工莫洛兹卡，本身并不是信仰促使他革命，只是因为他的矿工身份，在矿工集体中产生自身身份确认的归属感，在这个集体中他自发感到从未有过的兄弟般情谊，他的个体利益自然与整体达到和谐。而密契克则始终无法找到认同身份的路径，在他与队员之间有一种“隔阂”，也就产生他自己感受的可怕的孤独。如果回到俄罗斯斯拉夫派传统的“聚合性”思想，也许可以说明俄罗斯人何以接受个人对集体的无条件服从的理念。“聚合性”以人类终极价值为目标，赋予集体之中的个人以精神自由，为了追求内在的精神自由，俄罗斯人可以舍弃个体利益的某些方面甚至全部。换句话说，个人的存在要在集体存在之中方能获得实现。游击队的信仰当然并非上帝，而是为了寻求人类解放的信仰，但在俄罗斯人的精神结构中，追求终极真理是统一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会产生“造神论”思想了。

可以看到，普罗科菲以实现现实世界中的共产主义为集体信仰，控制了每个饱受苦难的个体，诱使镇中的每个人放弃自我，最终每个人成为普罗科菲伪集体主义的牺牲品。普罗科菲所代表的并非真正的集体，更不是“聚合性”倡导的集体，而是集权，这个集权忽视了“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p.50)，因此，也就忽视了人存在的本质，人变成抽象的人，最终无法形成真正的集体力量，更不消说社会的发展。 由此，笔者发现，在反乌托邦作品中，作家试图证明个人的人格、个性价值应该受到最基本的重视和保护，只有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集体，才有实现目标的可能，彰显个性的自由价值是存在的本质。

在非主流作品中，作家们要表达的则是个体在整体中的非存在，如扎米亚京《我们》和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体对个体的奴役与假象麻痹，以隐喻方式反映的是个体在这种整体中自由的悲剧性丧失。在《切文古尔镇》中，“他们每个人都有生命力，如今必须关心这种生命力，以免它脱离窄小的躯体变成体外行动”[11](p.333)，普罗科菲作为集体利益的代表，对每个人身上的自我实施控制，他强调任何人都没有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使集体获得利益。“切文古尔镇的人每个人都想要点什么，只是不知道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这里每个人想要的无非是在集体中自我的真正存在，是自我人格的实现，而集体采取措施，去除掉这种“多余的东西”而且是以组织的名义。

西方的自由同样强调个性自由，但前提是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在不考虑神的意志情况下，进行的是自由的选择。东正教的自由在霍米亚科夫的观念中，是人与神的共在，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神性，神性依赖爱与恩典将具有内在自由的信众聚合为一体。与西方的自由所形成的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观念相比，俄罗斯文化则借东正教形成独有的集体性与个体性观念。宗教对文化的制约并不会因社会的变革有所削弱，而且俄罗斯宗教性进入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影响到文化的亚型态——文学的结构，在苏联文学主流话语下，宗教特性以隐喻的观念存在着”[8](p.77)。 聚合性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进入俄罗斯民族文化，并伴随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衍生了多层次的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后来的苏联文学中，一直是作家以各种视角探讨的核心话题。

(三)自由与禁锢是俄罗斯所有文学作品中均会涉及的主题，主题下隐藏着俄罗斯人自古以来继承自酒神思想的热爱纯粹自由不受束缚的民族性格，而这一秉性在承载着思想的不同文学作品也演绎着不同的存在主义意识

绥拉菲莫维奇《铁流》也同样传达了这样的理念。作家将作品中的每个人置于生与死的选择中，包括队长在内每个人都极力克制对死的恐惧与担忧，海德格尔德向死而在的先行结构就是把死亡作为一种终结，每个人要在明确的死亡面前才袒露本质的存在，明确存在的意义。《毁灭》中正是在死亡的情境下，所有人在进行生与死的选择，麦杰里察被捕后的死亡最为感人肺腑，他望着聚拢的人群，感到这些是他需要保护的人们，内心世界掀起的是自豪感与责任感的激动浪潮，在他明白已经不可能逃脱时，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反而平静下来，对死亡的毫不畏惧正是他存在的价值或者澄明。与麦杰里察相反，密契克在侦察中被发现，他几乎是本能地采取逃跑的策略，抛弃了身后的部队，与其说他是在保护自己，不如说是在逃避本真的存在，因为终究有人要为他的逃跑失去生的机会，这个人恰好就是以前密契克的救命恩人莫洛兹卡。小说结尾处，着重描述了一个细节，即莱奋生如何看到仅剩19人的队伍而潸然泪下，可是当他看到田野中在收割庄稼的农民时，却又立刻燃起了希望。作品虽然描写了一支部队的溃败，但又给人获得了重生的感觉。小说名字《毁灭》在彰显毁灭后的重生。这种重生中既包含俄罗斯人对于肉体死亡与灵魂重生的东正教文化的血脉传承，也表现出在战争中对于存在的理解。

在苏联时期的非主流文学作品中，作家也同样重视描述死亡的主题，对死亡世界的描述可以更真切地表现作家对人生意义与终极价值的思考。但在这类作品中，作家们往往采用白描、荒诞、夸张、变形、梦与幻觉等现代主义或是表现主义的叙述策略，将死亡感受采用陌生化的手段加以渲染。俄罗斯存在主义在这些作品中似乎发生转化，人与历史的和谐关系在此破裂了，人的命运似乎不能由自己掌控，而只能随波逐流，受制于某些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表现出俄罗斯思想中对死亡认识的非理性方面。如普拉东诺夫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描述了很多身份不同的人的死亡；如《切文古尔镇》中，小男孩的临死前做了一个荒诞的梦，表现乞丐们痛苦的人生经历；在《基坑》中，以白描方式述说一个资产阶级的女人临死前叮嘱女儿，要她隐姓埋名活下去。另外，还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描述了农民各种死亡以及他们的棺材、坟墓。很多人在遭受饥饿和迫害致死的悲惨现实不禁使读者感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出路，孤立无援，苦闷空虚，经过对死亡预感的层层渲染后，死亡仿佛成为这种冷酷缺乏人道的世界中的更好的解脱方式。正如舍斯托夫所说，人类的苦难比大海中的沙还要沉重。这些非理性思维在作品中表现从侧面说明了苏联早期的存在主义意识的特点。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对死亡的意义进行哲学求索，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宣扬思考的答案，如《三死》。苏联文学作品同样继承了托尔斯泰的死亡观念，却又糅合了作家自己对生存与死亡的新思考。在《毁灭》中，专门有一章《三个死》描述三位游击队员之死。在托尔斯泰那里，死亡是另外一种生存方式，肉体的死亡伴随的是精神的永生，精神的复活。《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死亡便是托尔斯泰死亡观的细致演绎。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死亡观是纯粹哲学的形而上的思想，那么《毁灭》中的整个游击队的覆灭则是在现实战争情境中，对死亡形而下的实践，作品中每个人都面对时刻的死亡威胁，而队长莱奋生执行着上级任务——保存战斗力量，即他要尽力让这支孤立作战的150个人的队伍存在下去，并要在此过程中，磨炼出未来战斗的核心力量。他需要的不仅是队员们肉体的生存，甚至要求精神的新生。

2.2 相关性分析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空腹血浆FGF-21水平与MDA、HbA1c呈明显正相关，而与BMI、FBG、FINS、LDL-C、HOMA-IR、脂联素、GSH无显著相关性。见表2。

在苏联早期文学中，充斥着歌颂型的庸俗社会学创作，对自由的言说一度被认为是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而遭受批判挞伐。然而，我们认为，高尔基的最后一部传世经典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便是对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关注人的自由与存在的力作。扎米亚京《我们》和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则是作为回归文学登上苏联文学史的，他们的作品因为讽刺倾向与抹黑嫌疑而在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法出版，被视为非主流文学或潜流文学。然而，这类小说却对俄罗斯传统的自由主题进行充分的表现，对人类的本质存在进行深入思考。

《静静的顿河》以史诗的笔触描述顿河岸边哥萨克人葛里高利寻求独立自由生活的努力探索，他与阿斯塔西娅的爱情看似离经叛道，却是人性的深沉表现，是冲破世俗禁锢的尽力尝试。葛里高利仿佛是俄罗斯古老大地上孤独的圣愚，想去寻求人类真正的存在真理，他在历史面前的两难抉择与红白两军之间的摇摆不定表现出对人类苦难之路的理解。在自己的婚姻中、在数次的战斗中、在对情人的爱情里，他所表现出的游移不定是人的确定性消失的表现，即富有存在主义意味的特点。葛里高利在不同的道路上的辗转最终选择了自由——作为哥萨克不再为任何政权作战而回归土地，这种自由正是俄罗斯人所崇尚的精神自由。

我六岁时祖父去世，这时家境已开始走下坡路。接替祖父管家的四伯父猝然去世，买办的职务也丢了，仅剩下房产。尽管这样，分家时，我们每个家庭成员，每月仍可分到80块银洋的生活费，要知道当时一个保姆的月工资才两块银洋。我们暑期仍然可以乘轿子上庐山。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萨姆金作为一个旧俄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中挣扎最终被吞没，他也在寻找自由，寻觅一条中间道路，然而，他的人格中的负面因素迫使他走向自由的反向，而且无力自拔。小说中多次描写萨姆金的梦境是他的存在状态的隐喻。梦中多个自己的相互纠缠厮打是他头脑中混乱思想意识的相互干预与争斗。他的前途是迷茫的，思想是捉摸不定的，这个形象与高尔基以往所塑造的积极寻觅真理的人物背道而驰，高尔基通过这一人物塑造了在革命潮流中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惘、失望、遍寻自由不可得的存在状态。

（1）气候环境。贵溪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型气候，潮湿高温，又有电厂、化肥厂等工业企业排放烟尘、SO2等大气污染物，降雨时SO2等溶于水形成酸雨，加重了水质酸性。

人生重晚节，慎始不易，善终亦难，必须修身不止。要经得起“退”的考验，以先贤和当代道德楷模为镜，常照照自己，以党章为“矩”，常约束自己，廉洁自律，不忘初心，多行善事，生命的晚霞才能更加绚丽多彩。

在《我们》和《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同样在塑造人对自由的追求。在《我们》中，扎米亚京将读者带入一个荒诞的世界。在这个人类未来的世界中，消灭了不平等的同时也消灭了每个人的个性，在大恩主的严密禁锢中却也出现了寻觅自由的叛变者，对自由的追求是人性使然。《大师与玛格丽特》中，以上帝是否存在的宗教争论开场，整部作品充满对宗教信仰的讨论，作品最终的末世意味的审判揭示苏联社会中存在的痼疾，表现人们的善与自由的追求，大师渴望自由地写作，最终借助魔王的力量脱离了肉体的束缚才获得心灵的自由。这两部作品均以荒诞、魔幻、夸张、变形等现代派艺术手法在反讽的语调中揭示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状态。

俄罗斯存在主义并没有形成像西欧存在主义那样具有世界影响的运动，但它却扎根于俄罗斯文学之中，促使一代代读者去思考、领悟和回味存在的真谛。富有俄罗斯宗教特色的存在主义意识不会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而消失，因为它作为对人类存在价值的终极追问会一直受到各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关注，它也将是促进人类迈向更为美好未来的思想基石。

综上所述,本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水质检测能力相对较为薄弱,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仪器设备没有能够达到标准要求,从而使得部分工作受到了局限;此外,工作人员的数量配备与综合素养也是水质检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加以重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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