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与其子司马炎代魏建晋过程中，重用了一批亲信，以夯建代魏基石。其中，有四人无子嗣，却尤为司马昭父子所重。这四人是钟会、羊祜、贾充、王沈。四人中，钟会、羊祜、贾充等三人真正无后，王沈则有一私生子，但王沈在其生前，从未承认，及其死，族人方才共立之为其后。司马昭父子为何特别重用四人？四人对西晋的建立及政局的影响又如何？学术界对四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侧重于个人行迹的影响。其中，对钟会的研究，侧重于他的思想和造反之因；对于羊祜的研究，侧重于他治理荆州(襄阳)的仁爱事迹；对贾充的研究，侧重于他的法律贡献和对司马氏建立的作用及恶劣影响；对王沉的研究，侧重于他的卑劣人格。各种研究已经涉及四人对西晋建立和灭亡的影响，但未从“无子”角度探讨得司马氏重用的原因，也没有从“四人的角度”探讨对司马氏建立和灭亡的影响。

一、钟会、羊祜、贾充、王沈与西晋建立

西晋的建立，若论功行赏，无论如何，都不可缺少钟会、羊祜、贾充、王沈等四人。因此，这四人对西晋的建立，实在功莫大焉。

1.司马昭重用钟会灭蜀

式中:αm，i代表进口商品的 CES 份额参数，αdm，i代表CET函数国内供应商品的份额参数，因为两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因此 αm，i+αdm，i=1;Di，t代表国内生产国内使用的商品数量;Qi，t代表各种商品的国内市场总需求;Mi，t代表各种商品的进口需求;PM i，t代表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PD i，t代表进口商品和国内生产商品的合成价格，又称为Armington价格;σi，m=1/(1－ρi，t)是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关系数。

钟会起家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在高平陵事件中，钟会的政治态度尚不明显，但到了正元二年(252年)，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寿春，反对司马师兄弟专权，钟会随司马师出征平乱，典知密事。司马师攻灭毌丘俭，钟会多出奇谋，因功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邑三百户。可见，这时钟会已成为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反于淮南，钟会又随司马昭平叛。史载：“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军还，迁为太仆，固辞不就。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1](p.787)此后，钟会迁司隶校尉，并因党与司马氏，史载：“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 [1](p.787)忠于曹魏的嵇康见诛，与钟会诬陷有关。史载，钟会对司马昭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2](p.1373)当然，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还在于钟会曾造访嵇康，但嵇康只顾打铁，不理钟会，钟会由此产生了报复心理。史载：

钟会借灭蜀大军反抗司马氏，尽管没有成功，但灭亡蜀汉，实为司马氏代魏之先导。司马昭因杀魏帝曹髦声名受损，通过灭亡蜀汉，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军功，稍稍洗去了一点杀害魏帝的罪恶。一方面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出众；另一方面，在灭亡蜀汉之时，又除去两员著名的军事将领，威慑了群臣，把军事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为其子代魏奠定了雄厚基础。

2.司马炎重用羊祜坐镇襄阳为灭吴奠基

景元三年(262年)冬，司马昭以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统十余万众，与邓艾、诸葛绪三路大军齐发，发动灭蜀战役。最终，邓艾先行攻下成都，蜀亡。钟会随后进入成都，因反被杀。钟会为司马氏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灭亡蜀汉的战争中，虽然没有直接打下成都，但如果不是钟会大军与姜维大军对峙，邓艾出兵阴平小道成功的可能性就极其微小了。司马昭把10万大军交给钟会之时，西曹属邵悌表示怀疑，劝说司马昭，“钟会难信，不可令行。”[2](p.43)但司马昭并不担心。司马昭说，众人均以为蜀不可伐，只有钟会赞同。而且灭蜀之后，将士思归，降国之人不可言勇，即使钟会敢于造反，也必无成。不过，钟会无子，或许也是司马昭敢于重用钟会的一个重要原因。钟会也并非完全为司马昭信任，攻灭蜀汉之后，司马昭便带领大军进入长安，其意昭然若揭。

钟会为何会反叛司马氏？吕思勉先生认为，钟会并非谋反，而是忠于魏朝，因为其父钟繇系曹魏重臣，深受曹魏恩典。钟会文人，学问功底深厚，“他要尽忠于魏朝，是极合情理的。”[3] (p.128)不过，钟会反叛司马氏，未必只是因为他忠于魏朝，否则，也不会为司马氏献策平定淮南之叛。因此，有学者认为：“钟会起事是因为司马昭周围有部分重要人物不信任甚至反对钟会，而他也明白终不能真正得到司马昭信任，且功多之后对司马昭忧惧之心转盛；而诸葛诞被逼起事以及高贵乡公遇弑等事使他对司马昭、贾充等的为人更加了解，且其在蜀灭、邓艾被擒后重兵在握时又不甘心再受迫于司马昭。”[4]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2](p.1374)

需要说明的是，邓艾之死与钟会也有莫大关系。钟会诬邓艾造反，邓艾在钟会为乱兵所杀后，又为卫瓘所杀，正合司马昭之意。故邓艾被杀后，司马昭明明知是冤案，却依然对邓艾后人予以重罚。根本原因是邓艾在刘禅投降后，擅自做主，安排蜀汉君臣。在司马昭看来，邓艾的行为属于擅权，不可容忍。也有学者认为，钟会死后，其家族受到宽待，而邓艾家族却受到严惩。原因在于：“钟会与邓艾冲突的实质是司马氏集团内部功臣子弟与出身低微的事功型的官员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功臣子弟与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来有着密切的通婚、交往关系，相近的文化取向与利益结合，使他们凝聚在一起，构成了司马氏集团的主干，是支持司马氏完成魏晋擅代的核心力。”[5](p.99)这种说法淹没了司马昭对邓艾重惩的根本原因。

钟会前去拜访嵇康，出于尊敬，也希望得到嵇康的看重。嵇康则耻其党同司马氏，故无礼于他。钟会出于报复陷害嵇康，借刀杀人，但司马昭同样对嵇康心存猜忌。如果司马昭没有杀意，即使钟会进下谗言，司马昭也不会杀害嵇康。无论如何，说明此时的钟会，深受司马昭的重用，并成为司马昭屠杀政敌的帮凶。

司马昭重用钟会，并不惧怕钟会造反，虽然司马昭认为灭蜀之后，军人思归，钟会不可能成功。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即钟会无子，所任用部属，无一个血亲，因此，决定了钟会如若叛乱，不可能有坚实的人力基础。司马昭之妻王皇后常劝司马昭：“会见利忘义，好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 [2](p.950)但钟会坚持蜀汉可灭，而司马昭竟然还是重用钟会，说明司马昭十分清楚，钟会没有血亲支持他的反叛，也无多少亲信可言。

文献阅读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面向所有学生开展。文献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督促学生再学习的过程，不能放弃学习水平较差的学生。此外，由于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无法要求每个学生都能够通篇读懂文献，进行合理的分组，由每组完成一篇文献阅读任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泰始初，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擢升羊祜官职，诏书称：“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其以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给本营兵。” [2](p.1014)晋武帝欲灭吴，用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以备南征。后加车骑将军，开府。咸宁初，又除其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羊祜在荆州经营多年，为西晋政府灭吴积累了雄厚的物资。

很多时候，人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人名让自己有点迷茫，甚至有点混淆不清了。因为有时候角色的人名会被翻译得前后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在翻译剧中人名的时候最好是保留原来的语言的名字，这样反倒更能帮助观众们认识电影中的角色，更方便理解剧情。

羊祜人格异常复杂，一方面他的人品受到世人称赞，在襄阳执政期间，受到百姓爱戴。史称：“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2](p.1021)又载：“祜贞悫无私，疾恶邪佞，荀勖、冯紞之徒甚忌之。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俊辩。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王夷极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 [2](p.1017) 但另一方面，羊祜积参与了司马氏的代晋活动，羊祜与贾充共事多年，二人都是晋武帝极为信任之人。贾充人格卑劣，受到朝廷中正直官员任恺与庾纯等人的排斥，泰始七年(271年)，任恺、庆纯乘机以秦雍地区变乱需重臣出督为借口，诱武帝“诏充西镇长安”以夺其权[2](p.1286)。但羊祜却劝武帝留贾充于朝廷。有学者认为，羊祜是任恺等人的后台[6]，恐非。因为羊祜与司马氏关系甚密，也与贾充交好。羊、贾二人曾共同修订《晋律》，说明二人可以合作。任恺、庾纯等排挤贾充时，羊祜竟然“密启留充” [2](p.1168)。表明羊祜与贾充站在同一立场上。羊祜在襄阳多年，诸葛亮故居在襄阳城西不远处。史书未载其到诸葛亮故居瞻仰，可见他对诸葛亮并不十分敬重。这也说明羊祜的政治人格尽管比贾充等人要高尚，但却不能与诸葛亮相比。

3.司马昭重用贾充除去魏帝

（二）严重缺乏自信心。缺乏自信心的孩子，缺乏积极思考的动力，不肯动脑筋，漫不经心，避而不答、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上进心和学习动力，对不懂的问题不去认真钻研，或者请教别人，而是马虎应付，遇难不究，抄袭了事，不想寻根问底。学习也就越来越困难了，越难他越不动，近乎放弃。

贾充袭父爵为侯，起家尚书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累迁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后参大将军军事，从司马师讨毌丘俭、文钦于乐嘉。司马师疾笃，还许昌，留贾充监诸军事。可见，此时贾充已成为司马师亲信。后为司马昭大将军司马，转右长史。司马昭新执朝权，恐方镇有异议，使贾充见诸葛诞，“图欲伐吴，阴察其变”[2](p.1165)。为诸葛诞痛斥。司马昭平诸葛诞后，贾充转廷尉，又转中护军，掌握了军事大权。

在钟会、羊祜、贾充、王沈以上四人中，贾充最受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信任。这是因为，贾充亲自带兵杀害了魏帝。史载：

司马懿家族以非正当手段篡夺了曹魏皇权，司马氏父子等对其他姓氏的防范极为严格。对有后之人，多有怀疑，在受到拥戴曹氏政权的数次反抗之后，司马氏着意于无后之人担任国家要职或地方要任。石苞的命运与此极有关联。

为了平定民愤，司马昭舍卒保车，让成济兄弟做了替罪羊，三族被夷。尽管陈泰要求严惩贾充，但是，贾充却被司马昭保护起来。贾充公开弑君，无疑是对君权神圣性的严重挑战，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对于西晋政权的创立缺少了敬畏崇敬之感，造成了皇权神授思想的衰微。“尽管西晋政权为了重振朝纲做出了努力，但是却始终无法凝聚人心。”[7](p.1)但贾充本人因此深得司马氏厚爱。及司马昭临死，司马炎请以后事。司马昭把贾充托付给司马炎。史称：

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及受禅，充以建明大命，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2](p.1167)

近年来，政府已经习惯把宏观政策当成了结构改革的手段，这不仅造成结构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同时加剧了市场波动，尤其是波动又造成实体经济的破坏。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很多改革确实到了深水区，不容易改。相比之下，宏观调控就相对容易执行和见效，毕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控性非常高，中央政府也容易管。但是作为经济的最终掌控者，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将引导经济发展的责任推给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此，政府应大力加强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精简放权，深入放管服改革，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同时，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细化和增加抵扣条目，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参与竞争。

其后，又代裴秀为尚书令，常侍、车骑将军如故，寻改常侍为侍中。可知贾充作为西晋开国重臣，其职位相当重要。此后，贾充一直掌握西晋中枢大权，在晋武帝为太子选妃过程中，贾充通过谋划，使自己的女儿贾南风顺利成为太子妃，从而加固了与晋朝皇室的关系。在伐吴之役，晋武帝诏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贾充并无伐吴之谋，以为吴不可平，极力反对。当平吴之后，贾充十分害怕，但晋武帝依然对他信任有加。

在金矿开采过程中各种开采环节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在开采金矿时现阶段，我国因金矿开采引发的土地资源损失严重，与此同时，金矿开采会造成水污染，导致金矿周围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金矿开采也会对周边植物产生一定影响，如果金矿附近有河道很可能造成河道的阻塞；金矿开采还会导致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甚至引发水库干涸等问题。大红柳滩位于和田县南，直距180Km的喀喇昆仑山脉中段，行政区划属和田县管辖。大红柳滩地区自然景观壮美，有新藏界碑、班公湖、康西瓦陵园等景区，在金矿开采过程中会对自然景观和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

尽管缺乏军事洞察力，但贾充却是法律专家，《西晋律》即由贾充主持修订。因此，贾充对西晋法律建设贡献突出。

4.司马昭重用王沈

王沈，父机，魏东郡太守。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累迁中书黄门侍郎。曹爽被诛，王沈以故吏免职。显然，王沈与曹爽关系并不亲密。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高贵乡公好学，就引王沈等人于东堂讲宴属文，号其“文籍先生”。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王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司马昭，因告密有功，被封安平侯，邑二千户。可见司马昭对王沈封赏之重。不过名声因此严重受损。史称：“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2](p.1143)

但是，王沈却因此得到司马昭父子高度信任，官位飙升，迁征虏将军、持节、都督江北诸军事。平蜀战役中，吴人为声援蜀汉，出兵骚扰，因王沈守卫有方，吴人只好退却。《晋书·王沈传》载：“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书令，加给事中。沉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足见王沈为司马炎重要亲信。西晋建立时，王沈以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晋武帝方欲委以万机，王沈却于泰始二年(266年)病故。王沈一方面丧失了忠诚的政治人格，但同时，他又热爱读书，“素清俭，不营产业” [2](p.1145)。表现出双面人生。严格地说，王沈并非无后，他有一个私生子王浚。王浚母为赵氏妇，本为良家女，因贫贱出入沉家，遂生浚。但王沈在世时并未承认有此子。及王沈死后，族人商议，以王浚袭其爵位。族人能够共同商议此事，可知王浚为王沈之子。王沈以儒学见长，但其私下与贫女存在奸情，并生下儿子，而王沈又不可认可，可知王沈个人生活人格并不光彩。

我的童年，还有其他颜色：电子产品是银色的，出国旅游是蓝色的，研学旅行是金色的，各色美食是粉色的……但是，不管童年的色彩是哪种，可以肯定，我的童年是美好的。

二、钟会、羊祜、贾充、王沈得司马昭或司马昭父子器重的原因

1.司马昭重用钟会的原因复杂

司马昭重用钟会，一方面因为钟会在镇压淮南叛乱过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学因为钟会罗织罪名使反对司马氏的名士嵇康被杀。这都表明，钟会支持司马氏。另一方面，因为灭蜀战役需要具有杰出能力的军事人才的支持。当时，魏国上层，反对发动灭蜀战役者甚多，只有钟会等少数人支持。所以，司马昭急于通过灭蜀战役建立威望，只能依靠钟会。钟会尽管才能过人，但没有子嗣，其兄钟毓与其关系一般，甚至密告言其不用重用。因此，司马昭并不担心钟会掌握大军造反。

2.司马懿掌握曹氏大权的手段十分卑劣，因此，司马氏对支持其政变者十分信任

魏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济于是抽戈犯跸。及常道乡公即位，进封安阳乡侯，增邑千二百户，统城诸军，加散骑常侍。[2](p.1166)

司马昭和司马炎父子重用王沈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在高贵乡公决定率领家兵进攻司马昭相府时，王沈向司马昭告密，表明了王沈的政治态度；二是和前几人一样，王沈也无亲生子嗣，不存在延续权力的可能。

史称羊祜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祖续，仕汉南阳太守。父衜，上党太守。羊祜，还是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司马师妻)同产弟。由此可知，羊祜不仅出身世族，而且与司马师具有姻亲关系。羊祜起家中书侍郎，俄迁给事中、黄门郎。钟会有宠时，羊祜惮之。及钟会被诛，羊祜被拜为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成为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叛乱被平，会平，荀勖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2](p.1153)。羊祜后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这表明羊祜成为司马昭亲近的重臣。其时,司马炎正在筹划代魏建晋大业，常与亲信商议，羊祜深得司马炎信任，参与了代魏谋划。及司马炎称帝，羊祜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郡公，邑二千户。所谓佐命之勋，即辅助司马炎代魏称帝。

同样，羊祜也无子，同样不会存在野心。羊祜是司马师妻弟。羊祜初不受曹爽之辟，而接受司马昭之用，表明其政治态度倾向司马氏。司马昭和司马炎父子特别重用贾充，原因有两个：一是贾充亲自指挥杀了魏帝高贵乡公曹髦，把个人的身家性命完全寄托在司马氏家族之上，不可能对司马氏存在二心；二是贾充没有子嗣，不可能存在建立家天下的野心。

3.重用无后之人，可最大限度地维护司马家族的权益

总之，司马昭、司马炎父子重用四位无子嗣之人，与皇帝重用宦官颇有相似之处。宦官无后，在皇帝看来，也不可能具有更大的野心。无后之人，一身富贵也只限于自身，不可能传接下去。

“1+3”课程体系即一个专业主干课程平台和三条实践能力培养主线的教学体系。“1”是指一个专业主干课程平台：这是一个必需、够用、知识体系相对完整且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主干课程平台，主要课程见表三、表四；“3”是指三条实践能力培养主线。

无子嗣是四人共同之处。无子嗣，意味着没有传承权利的基本前提，如同宦官一样。尽管他们可以用继子方式承接其地位，但与亲子关系毕竟不同。司马昭与司马炎父子，也由此对这四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敢于重用他们。尽管在重用钟会过程中，有人提醒司马昭，钟会可能不会忠于自己，但司马昭并不惧怕。因为司马昭认为，一方面形势不利于钟会之叛；另一方面，钟会无后，反叛后，也无法建立家天下王朝。

在四人中，钟会养兄子毅及峻、辿为后，因钟会之反，当诛，但司马昭考虑到钟会之兄钟毓曾密告钟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因此，仅杀了钟毅父子，赦免了峻、辿。王沈死后因族人活动，以王浚为后，继承其爵位，方才有后。而羊祜则是通过晋武帝的运作，方才有后。但晋武帝的运作过程并不顺利。先是晋武帝以祜兄子暨为嗣，暨以父没不得为人后；武帝又令暨弟伊为祜后，伊又不奉诏。武帝怒，并收免之。为何二人不愿意服从皇帝安排，过继承张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极高的羊祜？定有重要原因。太康二年(281年)，以伊弟篇为钜平侯，奉祜嗣。可见，晋武帝对羊祜无后一事相当关心。但同时也说明，羊祜与兄弟之间感情可能并不亲密。至于贾充，则是通过其妻以外孙韩谧为贾充早死的儿子黎民子，奉充后。此事遭到相关官员的反对。但经由晋武帝特批，方得到认可。司马炎为何会过问羊祜、贾充无后之事？这正是司马炎的高明之处。其亲信死后，为其配给一个继承人，体现出皇帝对臣子的真切关怀。即使这些高官有了继子，也不可能承接高官的政治权力，因此，对皇权构不成任何威胁。

目前我国国内商务日语教材撰写依然将重心停留在学科建构方面，在实训教材上也依然完全沿用了理论教材体系，即使存在一些语言形式上的操练，但是依然无法满足培养学生实际性语言运用能力的需要。以《新编日语1（修订本）》为例，该书在撰写过程中是以“主听说、辅读写”为原则，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只针对旧版进行了部分理论知识调整，并针对不同课时出现的语法现象进行规范化的解说。即使是在教材中强调了“应用、实践为本”，但是多为机械性语言操练，并不能达到日语商务交流和沟通的层面。

三、钟会、羊祜、贾充、王沈对西晋建立及西晋政局的双重影响

在四人中，钟会生活在魏晋禅代之前，灭蜀后在成都因兵变被杀；羊祜与贾充为同时代人，羊祜未及西晋灭吴而死，王沈在西晋建立不久病故；贾充长寿，直到灭吴二年后才去世。因此，四人对西晋建立及西晋政局的影响有所不同。

在使用3种消毒法消毒前开启空调，以第一次采样、经培养后，作为空气中自然界基础微生物样本底的数量，连续4天取其均值。消毒后（静态）采样，桉叶油和甲醛熏蒸消毒12 h后，通风2 h采样、培养微生物，连续4天，取其微生物数量均值。空气洁净器开机60 min后采样、培养微生物，连续4天，取其微生物数量均值。

钟会灭了蜀，但钟会与另一名将邓艾二人都死于非命，司马昭最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钟会虽死，却为司马昭代魏成就了事业。司马昭通过灭蜀战役，建立了不世功勋，弱化了他杀害魏帝的罪恶。结果，司马昭不仅成为灭亡蜀汉的最高统帅，而且同时还除去了两名掌握军权的名将钟会和邓艾，加强自己对魏国军权的控制，并树立了个人在魏国的威信。不过，钟会之叛，给司马昭父子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掌握军权的外镇要员，应进行严格控制。灭蜀之后，司马昭父子忙于整顿内部，因而延缓了统一中国的时间。羊祜坐镇襄阳，在人力物力，以及获取民心等方面，为司马炎灭吴奠定了基础。史称：“祜卒二岁而吴平，君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庙。”[2](p.1023)可以说，司马昭和司马炎对钟会、羊祜的重用，为建立西晋和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重用这二人，对西晋的建立和统一中国具有积极意义的话，而重用贾充和王沈，却为西晋的衰亡埋下了乱源。

其一，司马昭和司马炎重用贾充、王沈，加重了西晋重用政治人格卑劣之人的程度。吕思勉说：“晋之宣、景、文，则诚所谓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者。党附之者，自多倾险之徒。”[8](p.13)二人政治人格之卑劣，却成为西晋的开国重臣，受到重用，使西晋政府缺少稳固的政治根基。贾充当政期间，西晋朝臣对贾充已是相当蔑视。在一次酒席上，河南尹庾纯与贾充因敬酒斗嘴，贾纯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并质问：“高贵乡公何在？” [2](p.1398)闹得不欢而散，最后由晋武帝罢免庾纯，方才了事。

万物的本性和天赋的能力各有不同，但当它们充分并自由发挥天赋才能时，会同样感到快乐。《庄子·逍遥游》里有一篇说道：大鹏和小鸟的飞翔能力全然不同。大鹏能扶摇直上九万里，小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都感到勉强。但大鹏和小鸟各尽所能飞翔时，都感到非常快乐。可见万物本性并非生来就是一致的，强求一致也并无必要。

其二，晋武帝司马炎因为贾充死心塌地地拥戴，为了感恩，同时也由于贾充无后，放心地选择贾充之女为太子妃，为皇后乱政进而败坏西晋中央政府埋下了祸根。

晋武帝以为贾充无后，也就不可能存在贾姓外戚干政的可能。但是，贾南风野心勃勃，贾南风通过控制晋惠帝，屠杀了杨氏后党，进而控制中枢大权，最后导致八王之乱。西晋也就在八王之乱分崩离析，最后为胡族灭亡。因此，贾充为西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也为西晋的瓦解储备了家族人选。王夫之认为，贾充久蓄不轨之志，欲效仿曹操、司马懿。因为贾充既然敢于杀害魏帝，当然也敢于杀害晋帝，只因贾充比晋武帝早死，且无子，过继外孙贾谧又是庸才，才未酿成皇朝更代大祸。但是，贾南风“一女子足以亡晋，充而在，当何如也？”[9](p.308)

与贾充一样，王沈政治人格也非常卑劣，受到社会广泛诟病。王沈孽子王浚政治人格之卑劣，超过其父。王浚初拜驸马都尉，后除员外散骑侍郎。元康初，转员外常侍，迁越骑校尉、右军将军。出补河内太守，转东中郎将，镇许昌。王浚巴结贾南风，当愍怀太子幽于许昌时，王浚承贾后旨，与黄门孙虑共害太子。后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寻徙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朝廷昏乱，盗贼蜂起，王浚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及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王浚拥众挟两端。此后，王浚成为幽州的霸主，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谶，谋将僭号。王浚野心勃勃，却不料为石勒算计，被石勒俘杀，幽州因而也被并入石勒势力范围之内。王浚如此的丑恶行径，促成了石勒的壮大。因此，历史学家总结王浚罪恶时说：“乘间伺隙，潜图不轨，放肆獯虏，迁播乘舆。”[2](p.1163)有学者总结王浚罪名有三个：一是参与谋杀太子遹的政治活动；二是援引鲜卑突骑对付西晋政府；三是有矫制假立太子的僭越事迹[10]。可以说，王浚实为西晋灭亡的一大罪人。

综上可知，四名无子者中，钟会早死，却为司马氏代魏奠定了政治基础。羊祜死于西晋统一中国之前，却为西晋灭吴奠定了物质和人力的基础。贾充和王沈对西晋的建立，尽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二人同时也为西晋的衰亡种下了祸根：贾充之女贾南风以皇后身份专权，导致八王之乱；王沈孽子王浚占有幽州，妄图称帝，对于西晋末年政局恶化和西晋的衰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司马氏所重的以上四人，尽管对其政权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四人的品格低下，尤其是贾充与王沈，私人道德极坏无比。而司马氏本身的政治人格，也相当卑劣。西晋的建立，就这在这样一群卑劣人格的阴谋之下，通过血腥的手段，攫取了曹家的江山。如此一来，“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力依然发展，天下只有瓦解”[11](p.P222)。

很多人觉得全新X7不好看，我觉得BMW的设计很协调，尤其是面部表情，全尺寸大宝马这样才有霸气和辨识度。

[参 考 文 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房玄龄．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吕思勉．吕著三国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林榕杰．钟会反司马氏考论[J]．东方论坛，2009(2).

[5]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6]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J]．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5).

[7]崔园园．贾充探析[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范兆飞．两晋之际的士族心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J]．学术月刊，2011(3).

[1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