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通过效法西方列强大幅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国力，并很快走上了对华侵略扩张的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战胜后强行割占中国台湾省；1904年又发动日俄战争，夺得旅顺口、大连湾附近地区的租借权(后被改名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一切权利。同一时期，日本开始向上述地区大规模移民，导致短时期内当地形成中日两民族之间高频度接触的社会环境，出现了一种既非汉语又非日语的语言形式。到伪满时期，这类语言形式已经泛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讽刺其为“协和语”。20世纪90年代，社会语言学者陈原就“协和语”现象特别指出：“‘协和语’是在日本政治力量高压下产生的一种非驴非马的被污染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生吞活剥地将日本式语法和语汇强加到汉语中，搞乱了汉语的习惯用法。”[1](pp.496-504)

同一时期，日本学者中尾佐助就其个人经历过的侵华战争中的语言生活情况做了如下描述：“(译文)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大量日本军民来到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在与中国人交流时所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怪诞的‘协和语’的语言形式，日本人将其当作汉语使用，而中国人则认为是日语。‘协和语’的语法和词汇主体是汉语，但发音方式却是日语式。”[2](pp.247-248)中尾所主张的“协和语”现象存在长达几十年，它符合客观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开展中日语言接触研究。大桥理枝指出：“(译文)在日本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发生语言接触的可能性非常大，但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接触语言的实际状态并不为我们掌握。”[3](p.15)

到目前为止，语言接触研究多以英语为基础的皮钦语及克里奥语为研究对象，日语被纳入研究视野也仅仅只有十余年。KAISER Stefan指出：“(译文)在开港时期的横滨港出现了双向皮钦语现象，其主要特点是当地人和外国人交流时使用的是一种语法项目简化、英语等语词汇皮钦化、日语化的词汇、英语风格发音的日语语言混合体。”[4](pp.35-50)杉本丰久进一步考察后指出：“(译文)横滨港开放初期的皮钦英语的主要特点是借用的日语词汇发音用罗马字标记的，多用拟声拟态词，省略几乎所有助词。”[5](pp.26-32)大久保明男针对伪满作家多篇文学作品进行考察后指出：“(译文)伪满作家个人差异较大，但总体来说，日语词汇借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6](pp.68-77)

张守祥通过考察带有文字及漫画的日军明信片资料，认为：“(译文)侵华日军在与中国人进行语言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大量借用汉语词汇或短句、借用的词汇日语语音化、‘的’字使用扩大化等倾向。普通中国人使用日语时则出现了‘アル’形式的多样化、日语格助词、形式名词的省略化等倾向。”[7](pp.41-48)张守祥进一步考察了抗日战争亲历者的13部文学作品及回忆录后指出：“日语词汇的大量借用，‘的’字汉语形式及少数汉语叠音词(如‘大大’‘统统’)的高频使用，是抗战时期汉日混合会话的常见形式。”[8](pp.25-32)

如上所述，系统进行中日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其中对清末民初时期语言接触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末民初时期的中日语言接触史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理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本研究在对日本国会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62部历史文献资料(主要为1894—1920年间)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在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些日本人回忆录中，存在大量中日语言接触情况的文字记述，其内容多为个人生活记录，由于当事人不可能也无必要对自身语言能力进行自我矮化描述，因此资料的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

二、中日语言接触形式及其演变

根据清末民初史料，笔者把该时期中日语言接触形式分为笔谈形式和会话形式。

大发厂财大气粗，工价高得我和阿花叫苦不迭，他们的利润空间已是微乎其微。这是景花厂无论如何承受不起的。阿花说，我们只有降低物耗成本，提高工价。于是景花厂也提了工价，但与大发厂相比，工价还是低了。

(一)笔谈形式的语言接触

散见于一些日军回忆录的文字描述使我们了解到清末民初入侵中国的日军官兵汉语口语水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军们面向基层官兵紧急发行了诸如《兵要支那语》[15](p.34)(1894年)等有限的汉语读本，而到了十年后的日俄战争时期，类似出版物已达数十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语学习教材，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其特点是简单速成，忽视语音教育和语法讲解，汉语会话文字皆以日语假名标记发音。这些教材秉承实用原则，设定了日军可能遇到的各种场面(如天气、住宿、就餐、购物、演习、访问、询问道路、审问或打探情报等等)，其中也不乏恫吓言辞。

明治维新后的1872年，日本国内刊行了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問のすゝめ》(劝学)，该书前后累计发行达340万部[10](p.89)，大致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考虑到图书可重复利用的因素，可推断当时日本国内的识字率不会低于30%。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内也曾流行使用古汉文，受过教育的日本军人同有文化的中国人进行笔谈理应是一种可行的言语接触形式。本研究资料表明，清末民初时期，确有很多日本军人采用笔谈方式与中国人交流[11](p.73)。伊东连之助文中记述了日军人通过笔谈形式与当地 “老儒”辩论的全过程：

(原文略)译文：在金州马家屯驻扎期间，一日，我拜访临邑刘家屯儒者刘连发，白髯及胸，一见便知儒者，予执笔告来意，书曰闻翁之芳名而来，彼大喜而书曰，老拙才疏学浅，蒙将军大驾亲来不胜荣幸，优待无所不至。谈论半日兴致愈深，彼学博大谈诸子百家，不绝如缕。予终曰：吾闻清国古来悉尊孝，其俗美，今游此地亲见其俗，妇女皆背天命以伤父母之遗体，强为小足，曾子曰：启予足!启予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理应如此孝道，然好造小脚非孝道也，城邑中既有老儒，缘何习俗至此也。彼曰：将军之言是矣，吾祖先乃亡明忠臣，我妻子女非小足悉大足。我亦书曰：不知小足之非，先生何以谆谆教诲也，彼唯唯诺诺而退，清人每遇此问无不词穷。[12](p.194)

笔谈中的日军对汉文化具有相当造诣，深知清政府统治下的汉族读书人自卑这一特点，于是挟战胜国余威，笔谈至最后阶段，竟以汉族妇女裹足为例，引经据典以羞辱对方而收场。

甲午战争期间，作家国木田独步作为随军记者随海军参战，在其《爱弟通信》[13](p.138)中记录了和舰员上岸后同中国百姓之间通过笔谈交流购买家畜禽的全过程。

(原文略)译文：(日本兵们)知道(以上这些)单词说法后，既非有语法亦非有惯例遵循，用一些已会的说法胡乱排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所顾忌，其中许多语句都能凑合着说出来，此间的苦心惨淡极为有趣，例如学会了“有没有”这一说法，就可以说“大人有没有”表示“主人在不在？”；“露国兵来々有没有”表示“俄国兵来没来？”；“売買有没有”表示“卖不卖？”“吃饱有没有”表示“吃没吃饭？”；“雨有没有”表示“下没下雨？”；“撒谎有没有”表示“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之类，什么形式都可以活用，而实际还有比这更甚的情况。

另一方面，关于“代数思维”单元知识主题设置重点．“未知数、变量的运用”知识主题，参考模型中设置时间长，其中，四、五、六、八年级皆为课程重点、次重点；中国仅在四~六年级设置为次重点．“代数式运算”，参考模型在初中阶段设置为重点，与中国相同；“代数式概念”，参考模型中没有将其设置为重点，中国在初中阶段设置为重点．“代数式证明”，参考模型与中国皆没有将其设置为重点．

以上两个不同场面的笔谈交流过程说明，在清末时期，尽管汉日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发音迥异之处颇多，但由于汉日同形同义词及近义词的存在，侵华日军通过笔谈跨越语言障碍，仍能实现和中国民众的交流。然而，笔谈交流多需要具备书写的条件和场合，受当时中国北方教育水平制约，能够和日军笔谈交流的中国人毕竟人数有限，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语言交际的主流形式，而且此种形式的交流有时也受客观条件限制。宫崎小八郎文中记载，日军九人在庄河县花园口上岸侦察时，受到围观，中国百姓因惧怕日军也不敢过于靠近，于是有日军用汉语当场写出：“我们不害顺民，你们不要害怕”，而四五十当地群众中，除一人略懂大意外，其余皆为文盲[14](p.49)。

(二)会话形式的语言接触

1.甲午战争时期

自隋唐以来，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学习汉学蔚然成风。尽管目前学界并不存在关于江户时代识字率的调查统计数据，但一般推测江户末期，日本普通百姓的识字率已经达到相当程度。1854年五六月间为胁迫日本实行开国政策，美国海军柏利提督初次带兵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对日本人爱读书的习惯及识字率之高感到非常惊讶[9](p.185)。

宫崎小八郎(1895年)回忆，来到中国后的日常活动都有翻译陪同，不曾感到不便。另一方面，他也提到自己半年时间里学习的汉语口语有如婴儿学话，最后还特别以备忘录形式列出一些自认为学会的比较重要说法(参照下文，数字符号和斜线为论文作者所加)。

上述例句中各使用了两次“有没有”“好不好”句式，它符合前人所总结的皮钦语特点之一，即少数句式的高频率使用。此外，例句中的中文记述为“我女儿你见见”，但标记的发音却成为“kankan(看看)”，这说明日本人通过自然习得方式学习汉语，有时即使明白汉语大意，却仍无法准确把握单词发音究竟与哪个汉字是对应关系。而例句⑧中蹩脚的汉语实际要表达：你们认为日本兵怎么样(你觉得日本兵如何)，是日本兵想听听中国人的具体评价，该句中怪异的“的”字用法与张守祥在(2014年)中指出的日伪时期多数日本人讲汉语时“‘的’字扩大使用”如出一辙。

因此，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委员会之一，编纂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设置。它不仅具有委员会的特点，对编纂及出版事务进行集体讨论与决策，还具体地从事着编纂及出版的实际工作，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八大业务部门之外的另一业务机构。

受日语自身语音特点影响，以上日语假名标记的汉语发音与真正的汉语发音相去甚远，如例句③中汉语“猪肉(zhu rou)”发成“チヨヨ(qiao yao)”。不仅如此，例⑤句中 “鶏肉(kei yao)”更是典型的语音混合，前半部“鶏”(けい→kei)是日语读音，而后半部“肉”则为其所模仿的汉语发音，把汉语翘舌音的肉(rou)发音成 “yao”。同样道理，例句中汉语“茶碗(cha wan)”中 “茶”的发音变成了日语的“サ(sa )”。以上实例说明清末时期的侵华日军中确有把日语汉字词读音等同于汉语词汇发音的倾向。

①你(二―)姓(シン)名(ミン)字(ヅ)什(シエン)么(モ)/②这(チョ)地(デー)儿(ア)什(シエン)么(モ)称(チャン)呼(ホ)/③你(二―)有(ユー)猪(チョ)肉(ヨー)没(メ)有(ユー)/④水(スイ)拿(ナー)来(ライ)/⑤我(ワー)有(ユー)鶏(ケー)肉(ヨー)/⑥一(イ)斤(チン)多(トオ)少(シャヲ)钱(チエン)/⑦贵(クイ)点(テン)儿(アー)/⑧你(二―)们(メン)的(デ)怎(ツアー)么(モ)想(シヤン)呢(二―)日(イ)本(ベン)兵(ビン)/⑨都(トーン)好(ハヲ)人(イン)/⑩清(チン)国(クー)兵(ビン)好(ハヲ)不(ブ)好(ハヲ)/不(ブ)是(ス)/你(二―)有(ユー)茶(サ)碗(ワン)茶(サ)托(トオ―)筷(クワン)子(ザ)没(メ―)有(ユー)/有(ユー)/卖(マイ)给(ケー)我(ワー)罢(バ)/我(ワー)钱(チエン)不(ブ)要(ヨヲ)我(ワー)给(チー)你(二―)/教(チエ)我(ワー)清(チン)国(ク―)语(エー)/清(チン)国(クー)姑(クウ―)娘(二ヤン)好(ハヲ)不(ブ)好(ハヲ)/我(ワー)标(ビョー)志(チ)的(デ)姑(クウ―)娘(二ヤン)好(ハヲ)/我(ワー)女(ニュー)児(ア)你(二―)見見(カンカン)

2.八国联军时期

式中:ainitial和afinal分别是a的初始值和终值,t为当前迭代次数,tmax为最大迭代次数。

日本学者原口统太郎[16](p.82)回忆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期间，日军在同中国人交流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他国士兵的语言使用方式，他把其概括为“へんてこな支那語”即“奇妙的汉语”之意，受篇幅所限，仅在本文使用译文：

(原文略)译文:面对战败的中国人,各国士兵无论对方明白与否,都坚持使用本国语言,唯独日本兵尽量不用日语,而是一味地努力使用自己并没有掌握的一知半解的汉语.这种日本人不想用日语的习惯至今仍在满洲(指中国东北)继续。大家到满洲看一下为好,多数日本人用的是一种他们创造的奇妙的汉语(原文：変梃古な支那語)讲着“你呀不够本(原文：ニーヤポコペン)”之类的话同中国人积极交流。以下是一段有趣的日汉语混合会话：

本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考核为教学做一体化，所以在具体的考核方案设计中，过程考核占考核的50%，重点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吸收新信息、职业素质、课外项目进行考核；[2]核心技能占考核的30%，重点对学生的建模能力、照明设计的能力、装饰材料的分类及设计表现能力、方案及资料的存档进行考核；理论考核占考核的20%，重点对具体、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进行考核。整个考核项目结合双线并行贯穿项目的课程模式，全面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应用能力，对于课外项目的考核还进行了具体的分层，正确把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考核层次的划分对学生进行合格、良好、优秀成绩的界定。

在应用文写作课上运用任务驱动分组法，需要教师对学生知识基础有一定的了解，根据每节课的内容，提前备好课，不同的文种要更换不同的教学手段，合理运用，不能生搬硬套。如讲到“合同”章节，可以播放小视频，让学生分小组比赛，看哪组先找出视频中合同存在的问题；讲到“简历”章节，可以分小组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模拟，并查看自己的简历写得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讲到“通知”章节，可分组，每组派一至两名学生到黑板现场演练，其他组派代表为其修改，作为实例展示。

2.3 本组患者BPRS评分与GSES评分情况 本组患者BPRS评分为(24.78±2.90)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CD-RISC评分与BPRS评分呈负相关(r=-0.484，P<0.001)。本组患者GSES评分为(2.53±0.56)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CD-RISC评分与GSES评分呈正相关(r=0.371，P<0.001)。

通过原口统太郎的描述，可以看出日本兵的讲话内容是中日语言多要素的混合体，句子的基本语序仍为日语，并使用日语格助词“が、に、と”及接续助词“のに、から”，但句中出现的名词、动词都借用汉语词汇，其发音也以日语假名标记。

3.日俄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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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时期，数十万日军征战辽东半岛，有了更多与中国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因此，该时期日军涉及中日语言接触情况的回忆录也相当多。渋川玄耳[17](p.57)在书中记录了两名普通日本兵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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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甲：自己会说“今天(チンテン)”“明天(ミンテン)”“牛(ニュー)”或短句“是品を売らないか(這個卖不卖)”“飯を興るが(飯々進上)”的水平的汉语。稍复杂一些的句子，诸如「早く己の馬に餌を興れ」(快点喂我的马!)则说成是「你(ニー)、快快的(コワイコワイデ)、我的馬(オデマ)、飯々(メシメシ)進上(シンジョウ)」，认为自己已经是个优秀的汉语翻译。

(2) PAPP的T5%为305 °C，高于PA6的加工温度，并且在800 °C的残炭量为10.6%，高温区热稳定较好，表明PAPP具有良好的成炭效果。

日本兵乙：这个程度的汉语，作为出征军人都会。

通过二人的对话内容可知，日本兵自认为已掌握的汉语也是典型的汉日混合语，该句前半句中的“快快的(コワイコワイ)”在数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日军回忆录中已经出现，在后来日伪时期的“协和语”中更是常用叠音词[a1]之一，而后半句“飯々進上(メシメシシンジョウ)”中，“飯(メシ)飯(メシ)”虽是日语词汇，但也以叠音词形式出现，它与句子前半部的“你”杂糅成混合语会话，并为当地马夫所接受，这说明汉日混合风格的会话形式在当时已经达到相当程度。此外，该书后半部，还出现了一段中国人与日本兵交谈场面的描述。

(原文略)译文：一个苦力无精打采地找我来了。我问今早雇的新苦力怎么了？苦力用手比划着答道：他放下行李跑了，行李都是我担来的。最后，他用只言片语的日语要我论功行赏：「私し好人(ハオイン)あります銀票(ぎんぺう)、沢山、進上(しんじやう)宜しい(238p)」(译文：我好人，有银票，多多给我就好)

当地“苦力”在与日军交流时，并非毫无办法，面对日军提问，他通过非语言行为的手势动作，配上只言片语的日语词汇并夹杂汉语，说出了获得更多报酬的心愿，日本兵也明白其想法。此外，在上述皮钦语会话例文中已经出现了樱井隆[18](p.114)认为在历史上有虚构可能的“サ変動詞語幹+よろしい”用法，它也并非只是金水敏[19](p.195)所总结的命令之意，说其具有提议或劝诱的语气似乎更符合逻辑。

另据松本恒吉[20](p.282)回忆，在征战中最有趣的莫过于同当地中国人的会话交流。他充分理解语言交流的重要性，认为诸如征发物资、充当侦察兵问路时，不会汉语就可能听漏或听错，事关自身性命，然而并非谁都能学会汉语，于是(很多人)不得已采用一种“間に合わせ会話”(临时凑合的会话)，其形式极为滑稽怪异。文中随后列举了他认为必须学会的几十个单词及短句说法，如基数词、人称代词、副词頂(テン)、還(ハイ)、同々的(トントンで)、动词来々(ライライ)、去(チユー)、要(ヨウ)、不要(ブーヨー)、有(ユー)、没有(メーユー)、知道(チータオ)、不知道(ブチタオ)、借我(チヱオー)、撒(サー)谎(クワーン)、吃飯(チーハン)、形容词大々的(タイタイデ)、小々的(ショウショウで)、快々的(カイカイデ)、慢々的(マンマンデ)之外，还提示了一些常用短句例如：不(ブー)明(ミン)白(バイ)，辛(シン)苦(ク)辛(シン)苦(ク)，多(トー)谢(シヱ)多(トー)谢(シヱ)，不匂本(ボコペン)→いけない，且全部使用日语假名标记发音。针对日本兵和中国人之间的会话形式，作者进一步详细描述。

目前故障定位的方法有行波法、基于阻抗的故障定位、基于电压跌落的方法、基于知识的方法、信息集成的方法等[1-2]。随着智能电表在配电网中的普及,利用智能电表信息进行停电管理、故障定位的研究也随之兴起 [3-4] 。

原文：我的(ウオデ)が昨天(ツオテン)你呀(ニーヤ)に今天(チンテン)快快的来(コワイコワイテライ)と説話(ショホウ)したのに你呀(ニーヤ)が慢慢的来(マンマンテライ)だから不够本(ボコベン)ぢじゃないか。译文：我昨天对你说了今天要快点来,你呀慢慢的来,这样不行的。

(原文略)译文：午后，我同舰长以下的各位同仁离舰上岸，购买了一头牛，六头猪，数只鸡。中国人都认为只要是军人都会掠夺百姓的，因此把猪牛鸡等都隐藏起来，洒洒然对待我等。余独自入某农家时，一白发参半老者佯装笑貌接待了我。余欲尝试笔谈，彼先在地上写了“贫穷”，彼几近视我等为盗贼也。余乃用指尖在地书写曰，我等非夺者，欲买东西也，可卖猪否？彼只是嘿嘿笑着，似乎尚深疑我等。主计长笔谈，仅约买牛一头。牛在山上，(老人)让从远处的山上把牛牵来。(中略)我等远望由山上牵来了牛，主计长试着问非老牛乎，(与我等)周旋的老人执笔答曰，非大老。所谓非大老，真乃巧妙的答复，我等不由地大笑，见(牵来的)牛，果不其然为少老也。

(原文略)译文：“而且当地人也努力了解日语，(彼此)稍微熟悉后，我们也能明白他们信口胡说的日语，如到处通用的是‘メシメシ(米西米西)’和‘ カイロ―(开路)’的说法，无论去归之意都用，‘メシメシ’不仅用于吃之义，还用于所有入口动作，诸如：茶(チャチャ)メシメシ(米西米西)、酒(チュー)メシメシ(米西米西)、煙(ヱン)(煙草)メシメシ(米西米西)。更有甚者，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和当地人也都这么用。如‘刀子メシメシ(米西米西)’是指磨刀，‘表(ビヤウ)(懐中時計)メシメシ(米西米西)’是指给表上弦，‘洋燈(ランプ)メシメシ(米西米西)’是指给汽灯加油，‘魚(ユヱ)メシメシ(米西米西)’是指喂鱼等等。多么叫人捧腹大笑的事情哦，然而讲话者却是极其认真的。”

总而言之，日俄战争时期的普通日本兵和中国人之间的会话基本是中日混合语，借用对方语言词汇(包括语音)及语法形式是一种常态，而且由于彼此间掌握对方语言词汇有限，人们在学会一种新说法后，往往以其为基础，尽情发挥套用，形成新的说法，这符合前人所总结皮钦语的主要特征，即少数词汇的充分使用，语法形式简单化。

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短暂的十余年，但中日语言接触所造成的混合语言乱象在这期间似乎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渡会贞辅[21](p.151)在文中发出的感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中日语言接触情况。

(原文略)译文：“‘日支混合会话’在过去的十余年间非常健全地发展到今天。但是居住在日本内地的人们绝不会想到在中国东北地区竟然会有人说着如此不可思议的语言。以下列举出十几句该类会话以供大家做饭后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有的只看句子是非常规范等的，但完全没有(汉语)发音的四声变化。如把‘这个顶好’说成是‘チャ、カ、テン、ホウ’。日本人讲的‘チォ、コ、ティーン、ハーオ’也不是正确发音。有时有些非常复杂的意思(他们)也能说清楚，如把‘下水が沢山溜まつて困るからね、すつかり出てなくともよいから、桶か二桶ばかり扱取つて行つてお呉れな’(译文：下水道堵得一点也不流了，拿桶来，给我把水一桶桶倒掉)说成‘臭い臭い的(デ)大々(タタ)的(デ)有(ユ)、通同的不要(トントンデブヨウ)、一個(カ)一個(カ)拿去好(ナチユーホウ)’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操持‘日支混合会话’的普通日本人到底会多少中文词汇呢？往多说也不会超过五十个词，但是在同中国人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人却将这些学会了的少数单词发挥到了极致，即要说的大多数事情都在这个范围内解决。”

渡会贞辅在原书中还列举了自认为已经掌握的十余个非常典型的中日混合会话用例，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用例连同说明文字可算是近现代史料中最早期最详尽的关于中日语言接触状态文献记录了，它为我们分析清末民初时期的中日语言接触状态提供了宝贵的直观材料，限于篇幅原因，在此只能提取部分例句加以说明。

1．你的我的朋友，安い々々的哪。(译文：你是我朋友，承蒙光临，我给你便宜价)

2．水没有ぢやないか看看。(译文：看看有没有水)

3．你呀,快快的行く好。慢慢的不行ぢやないか。(译文：你快点去，慢了不行)

4．這箇壊了的没有、頂好々々的、皆買ふ好。(译文：这个没有坏，是好的，买吧。)

5．這個火急(カツキン)換換するよろしい。(译文：赶紧把这个换了吧)

6．我的你的進上你的我的進上。(译文：我的给你，你的给我)

根据地质情况及结合以往施工经验，采用CZ-8B型冲击钻机钻劈成槽，采用先Ⅰ序槽段的施工方法。在同一槽段内，先施工单号主孔，后施工双号副孔，主孔、副孔采用圆套方式劈打成槽。槽段造孔工作结束后，对造孔质量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包括孔位、孔深、孔径、孔斜等），检查合格后进行清槽换浆工序。

上述例句显示从日俄战争结束到1918年的十余年间，当时我国东北地区生活的普通日本人所使用的中日混合会话形式已发生质的变化。文中所有用例都是汉日杂糅，其基本语序按照日语语序排列，例1中的“日语形容词基本型+的哪”句式属于表示感叹的新用法，例1、例3、例4、例6都使用“……的”，可以看出“デー(的)扩大使用”形式会话在当时的日本移民群体中已到了开口必用的程度，此外，例4、例5中出现的 “日语动词基本型+よろしい”和 “日语动词基本型+好”等表达“命令、提议、劝告”的句式，日语中并不存在。例6中“進上”一词原为表示授受关系的日语动词，在这里“献给尊者(他人)”的本义被弱化，并转化为对人对己的“给”之义，显然它是接受了汉语中表示授受关系动词“给”的“无内外尊卑”使用原则。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日文史料的考察，再现了清末民初东北地区中日语言接触的基本情况。一方面说明日军通过笔谈方式与中国人进行思想交流是对会话交流形式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说明二者使用的混合会话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日军所使用混合会话的主要特点是发音、语序多以日语为基础，借用汉语词汇及句型，并将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的”字会话形式与部分叠音词的高频使用倾向等。当地中国人所使用的会话形式主要特点是汉日语词汇杂糅、句子成分按汉语语序排列、多省略日语格助词。上述情况与笔者先前掌握的日伪时期“协和语”会话风格并无显著差异。作为今后的课题，笔者将把本文清末民初至日伪时期中日语言接触情况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并对史料中记载的词汇借用数量、频率及主要句式特点进一步分类考察，以便更系统地揭示“协和语”发生、发展的整体状况。

[参 考 文 献]

[1]陈原.语言学论：第1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日]中尾佐助.分類の発想 思考のルールをつくる[M].东京：朝日新闻社，1990.

[3][日]大桥理枝·ダニエル·ロング. 日本語からたどる文化[M].放送大学教材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NHK出版, 2011.

[4]KAISER Stefan.Exercises in thehama Dialectと横浜ダイアレクト[J].日本语学会:日本語の研究,2005(11).

[5][日]杉本丰久.明治維新の日英言語接触-横浜の英語系ピジン日本語[J].东京：英文学研究纪要，2010(42).

[6][日]大久保明男.『満洲国』中国語作家の言語環境と文学テクストにおける言語使用[J].研文出版：帝国主義と文学，2010.

[7]张守祥(a).『満洲国』における言語接触-新史料から見られる言語接触の実態[J]. 学习院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20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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