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至今已26年有余，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很多学者的目光指向苏联的“人的问题”。苏联—俄罗斯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我国人的问题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理论性质、人的价值的实现路径以及历史命运的不同。

一、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区分

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有关人的问题最早普遍接受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众所周知，这种体例恰恰是借鉴了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了巨大成绩，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被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我国未来工作(包括人的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可见，党的“十九大”的总目标始终围绕着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当作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人与全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是一个大写的“人”。

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人的问题其指导思想都与我国有显著不同。苏联—俄罗斯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的产生，是伴随着对苏联时期教条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扩大化的批判产生和发展的。在思想政治领域层面，苏联是一个强权专制的国家，所采用和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带有斯大林个性色彩的、变了味道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教条僵化地使用这一理论，致使苏联哲学具有典型的一元论特征，当时评价哲学家作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官方注释的“马克思主义”和是否能够为现行体制辩护，违者就要受到迫害，苏联哲学界对遗传学、相对论、控制论等理论的批判就是集中体现。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锋芒首先指向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В. С. 斯焦宾(В. С. Стёпин)指出的，在苏联哲学史中存在一系列粗浅的批判和神话，哲学由于处在残酷的思想体系的监督之下而成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教条的思想禁锢使哲学中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或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因此，整个苏联时期是完全失败的，它脱离了世界哲学思想，一味想从世界哲学思想中解脱出来[2] (p.4)。由于高压政治的影响下，苏联人对人的自由和尊严产生极度渴求，在斯大林死后伴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苏联开始关注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然而，苏联哲学对人和人道主义的关注并没能挽救苏联解体的命运。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哲学一蹶不振，人们在极度迷茫时，转而把期望转向西方哲学和传统的俄国宗教哲学，大量过去被批判的西方哲学著作得以翻译研究，曾经被迫害放逐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如别尔嘉耶夫、洛斯基、索洛维约夫等人的著作被再版或重印。但无论是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传统的俄罗斯思想，都没能使俄罗斯民众获得真正的救赎，也同样没能改变当今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尴尬处境。

作为留种的山药按需要切段，并用多菌灵和干石灰粉按1：9的比例制成的混合粉蘸断面，放在麻袋内或集中堆放，只要做好防冻工作（＞0℃）不冻坏，不用填埋在土中。商品山药同样做好防冻工作，也可以长期保存。

二、涉及内容：“五位一体”总布局与政治扩大化的区分

我国关于人的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是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一理论又被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建设目标形成更好的对接。在经济方面，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且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广泛而全面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政治方面，我国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在文化方面，我国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在社会生活方面，我国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要求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在生态文明方面，我国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总之，我国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始终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制定各种方针政策的焦点所在。

人的问题首先是个哲学问题，它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有关人的问题的概括和总结，应当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苏联时期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始于对斯大林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危害的清算，促成苏联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苏联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与党性原则的滥用相联系，正如荷兰学者A. 伊格纳托夫指出的，苏联的党性原则贯穿其政治发展的历史，一切研究都被划分为党性。根据党性原则地位和作用的变化，A. 伊格纳托夫将苏联运用党性原则的时期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列宁创立了所谓的党性公式。第二阶段从1924年到1956年，“党性”原则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不但人文科学而且自然科学甚至数学都受“党性”原则的牵制。以1950年斯大林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为起点，开始了第三阶段。该书对苏联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导致“党性”原则的合法性在总体上的削弱，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此后部分学科陆续得以解放。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对所谓的违反“党性”原则的行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3] (pp.15-16)。这也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党性原则早已淡出俄罗斯的历史舞台，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得到充分释放。当然，从“左”到“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常常是历史的辩证法。在反对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泛滥开来，终于走向抛弃社会主义目标，向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靠拢，这成为对苏联集权主义错误模式的历史报复，也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悲剧。

三、理论性质：具体的群众路线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区分

推荐理由:人类文化的重组以品位与感性为媒介。品位的根基在于感受器所感受到的味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即五感。五感可谓是支撑日常生活的基石，也是改变社会的原动力。甜味、咸味、酸味、苦味、鲜味左右着食物的味道。本书聚焦于人类的味觉，探究人类对于食物“味道”无止尽的追求如何推动世界史发展。

而苏联—俄罗斯人的问题则更多侧重从政治角度进行口号式的宣传。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进行彻底的批判，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为人们所关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影响进一步扩大；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问题出现之后，人道主义成为苏联哲学的主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出台使人道主义思想登峰造极。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为新思维的提出开辟道路。1987年11月应美国出版商之约，戈尔巴乔夫撰写并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新思维”的基本内容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三个倡议，以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在新思维的影响下，П. Н. 费多谢耶夫(П. Н. Федосеев)提出将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他指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之所以是革命性的，首先是因为它抛弃了有别于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所有其它东西，在实践中恢复社会主义建设、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马列主义原则，把关注的中心放在全面发展人、关心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上，重建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由于革命性的改革，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将成为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社会，这种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社会被用于确保人在所有生活和活动领域达到自我发展、自治和自主。”[6] (pp.9-10)可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总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学者的超前意识，只可惜这种意识没有在其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苏联解体后，1995年俄罗斯学者П. 察里科夫(П. Царьков)在其文章《个性与个人》一文中指出：“个性问题是人们不停争论的话题，很难说我们就此得出了哪些普遍的观点。近年来，我们杂志上刊载了З. 索洛维约夫(З. Соловъев)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文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降低相反却增长了社会舆论对人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等问题的兴趣。”[7] (p.84)可以说，对人及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既是苏联政治压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俄罗斯新哲学的开端和生长点。遗憾的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都没有抓住这一时机，将重视人和倡导人道主义的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有效地实践和运用，最终使这种思想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理论宣传上，没能解决苏联和俄罗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难题，既不能挽救苏联的命运，也不能让俄罗斯走向复兴。

四、实现路径：重视实践与侧重口号宣传的区分

陈颐磊脱下军帽，对着衢州方向深深地一鞠躬，那些无法带出，遗留在孔庙的几百名重伤员是他军旅一生永远无法忘记的痛。

重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的重要特征。在人的问题上，我国把实践放在首要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角度落实和解决人的问题。报告提出“十四个坚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保证把人民当家做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这是我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更是我国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最有效的落实。

苏联—俄罗斯有关人的问题及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和应用，更多源于政治上的考量，而不是从其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很多学者在对苏联解体进行分析时，都把原因指向其抽象的人道主义。如前所述，苏联时期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与对斯大林的清算密切联系，在此过程中人道主义思想开始兴起，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按照我国学者安启念的观点，苏联时期人道主义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4] (pp.14-17)。第一个阶段是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斯大林时期，由于教条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政治扩大化，导致政治对其他领域的粗暴干预，造成当时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技术专家被迫害、放逐甚至枪决。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造成苏联学界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对人道主义的反思。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早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就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在这样的口号下，形成“人类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利益的中心。可以说“人类中心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深入到人的意识中，在此过程中人道主义思想在苏联获得极大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当时的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主编И. Т. 弗罗洛夫(И. Т. Фролов)召集各领域专家相关问题，推动了苏联人的问题的研究，使得人道主义成为苏联哲学的发展的主线。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在И. Т. 弗罗洛夫的努力下，苏联“人的研究”再次被推向高潮，为此1989年成立“全苏人的问题跨学科研究中心”，下设一个人研究所(1992年正式注册成立俄罗斯科学院人的问题研究所)对人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尽管苏联—俄罗斯关于人的理论和机构众多，但是最重要的失误是忽视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俄罗斯著名技术哲学家В. Г. 高罗霍夫(В. Г. Горохов)就曾这样批评俄罗斯的相关政策与措施：“由于争论和在最初的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应当用于从安全角度和评价技术对周围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角度，对未来工艺和现行工艺过程的控制进行分析……恰恰我们国家对技术进行社会评价(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一样，与生态审计一样)过去没有这种水平，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的这种水平。”[5] (p.181)如果说人道主义的提出是苏联政界对斯大林政治错误清算的结果，那么人道主义最终在国家政策方针(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占据主导地位，则是出于挽救即将崩陷的苏联而抛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见，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有关人的问题一直被政治因素左右。由于其脱离本国经济、脱离本国社会生活、脱离本国文化，造成这种人道主义既没有解释力，又没有执行力，因而不可能挽救苏联和俄罗斯的危机，使其获得真正的解放。

我国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性不仅体现在它与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相联系，还是我党“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党的政策“为了谁”这一主题。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要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同时报告也指出，我们的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真正把“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不赞成”“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此外，我国还特别重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政权组织形式，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首先，深入群众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梳理出来、反映上去，以此确定党和政府工作的主要议题；然后，通过全国代表大会的商讨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再深入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去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困难，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五、历史命运：得道多助与失道寡助的区分

我国人的问题一直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并在各个时期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的地位被前所未有地提高到一个最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大”会议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在这里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梦，又是民族的梦，还是个人的梦，三个梦想统一在一起。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把人的问题放在更广大的国际视野之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可以说，我国人的问题的提出，对内既考虑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对外又兼顾了全人类的利益，必将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及民众的支持。如今，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已成不争的事实。

如前所述，苏联—俄罗斯人的问题的提出与对苏联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联系。因此，二者命运息息相关。苏联的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以往高高在上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随之而来，对它的态度分成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极少数的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该派的代表人物有Т. И. 奥伊则尔曼(Т. И. Ойзерман)、Е. 克罗托夫(Е. Кротков)等人；另一派试图以新的视角“重评”马克思主义，提倡“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如И. Т. 弗罗洛夫等人；还有一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或是鼓吹复活传统斯拉夫东正教神学思想，或是极力倡导西方各种时髦哲学，这派人往往占更大多数。И. Т. 弗罗洛夫在谈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苏联哲学研究时指出：“50年代中期扩大了哲学研究问题的界限。当时哲学著作自身的风格是稍有些教条主义，但更多的是开放和自由。”他指出，苏联哲学对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恢复自身地位、对自组织理论在苏联的传播，以及人口学的复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不能把苏联科学技术的不幸，甚至整个社会的全部不幸，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头上[8] (p.88)他说：“如果对我国哲学家在以往时期所做的一切作一个总体的结论，那么就必须明确指出，那些断言这一哲学似乎带来的只是危害，而不能带来任何确实可感知的成果的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的思维是极其肤浅的。”[8] (p.89)而在В.С.斯焦宾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肤浅和教条的，他们在苏联生活中起着类似宗教的作用。”[2] (p.4)不但如此，他还极力推崇А. Ф. 洛谢夫(А. Ф. Лосеев)和М. М. 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等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对俄罗斯哲学思想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指出Э. В. 伊里因科夫(Э. В. Ильенков)是反对哲学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赞扬М. К. 马马尔达什维里(М. К. Мамардашвил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吸收世界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成果时做出了重大贡献，认为他发展现象学要比发展唯物主义辩证法还要快[2] (p.5)。苏联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对立冲突的背景下起作用的，因而它的影响极其有限——既没有使苏联摆脱当时面临的各种危机免于解体，也没有让当今俄罗斯民众过上富强、稳定、幸福的生活，因而理论最终走向衰落而逐渐被人遗忘。

总之，无论是弗罗洛夫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还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新思维是因为苏联无力承担军事竞赛，经济恶化、政治僵化、国家生活失去活力的结果，表明苏联和平竞赛和军备竞赛的失败。这既是苏联—俄罗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苏联解体的最主要根源所在。在反思历史教训过程中，苏联—俄罗斯适时地提出人的问题和倡导人道主义纲领，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忽视了人道主义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具体应用，而最终使其仅仅成为一种口号和外在形式，“这意味着，人文的和人道的哲学应当是实践的哲学”[9] (p.11)。与此相反，我国人的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它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更具实践性，更富生命力。

本课程学习过程包括工作任务（练习）、初步评估、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工作任务（完成）、交流分享、阶段评估（测验）、拓展学习等多个学习活动。成绩考核改变以往以期末考试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将最终成绩分为期末成绩占50%和平时成绩占50%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了课堂表现20%，实践动手能力10%，作业测试20%等部分组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知识转化能力、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

[参 考 文 献]

[1]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直播全文)[EB/OL]. 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2]Стёпин В.С.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егодня: проблемы настоящего и оценки прошлого[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7(5).

[3][荷]A.伊格纳托夫，等. 党性原则与苏联哲学的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1989(5).

[4]安启念. 从苏联解体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教训[J]. 理论视野, 2010(7).

[5]Горохов В. Г. Новый тренд в философии техни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1).

[6]Федосеев П.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гуманиз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8 (3).

[7]Царьков П. Личность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J]. Свобод Мысль, 1995(6).

[8]Развитие научных и гума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философии: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2(10).

[9]Ленк Х. О значени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идей В.С.Стёпина[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