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媒介作用巨大。《东方杂志》作为近代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期刊，尤其值得关注。目前，《东方杂志》对日主张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一段时间[1-5]。为《东方杂志》撰文的知识分子积极关注中日关系，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当战则战。舆论影响分析多于行文中体现。本文通过抗战时期《东方杂志》中日本时局、中日战局及对日作战策略分析等，考查其在特殊时期的重要舆论宣传、引导与动员作用。

第三，在水产养殖中，鱼药和环境改良剂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减少养殖环境中的病菌和疾病，保证生物的健康生长。如果养殖人员按照规定，严格控制这些药物和改良剂的投放量，可降低其对水源产生的不利影响。但是，很多工作人员为了提高杀菌效果，经常会过量投放药物，污染水产养殖中的水资源。

一、《东方杂志》栏目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速侵略中国进程，声称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6]，毫不掩饰觊觎之心。在民族危亡紧急关头，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长城沿线三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奉行“不抵抗”纵容日军侵入华北。“日本帝国主义在军国主义的疯狂煽动下，大肆侵吞中国领土，涂炭中国，兵锋所及，无不奸淫掳掠，使无数城镇乡村化为一片片焦土[7]。”国联象征性调节，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日军侵略野心愈加膨胀，中国大片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更深危机。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斗志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8]！蒋介石放弃不抵抗政策，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任何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9]。在“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8]等号召下，全国各界纷纷组织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东方杂志》是知识分子抗战宣传主阵地，其不同时期舆论宣传侧重点不同，从1904年创刊至1948终刊，栏目设置几经调整。

由表1可见，1943年前《东方杂志》栏目设置较固定，主要包括东方论坛、现代史料、时事日志、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妇女与家庭、文艺、医事卫生顾问等。除固定栏目外，间或出现临时性栏目，针对某一重要问题开辟专栏。另外，还有单独一号只讨论一个问题的大专栏，如：欧洲大战专号（37卷1号）、建国三十周年纪念号（38卷1号）、日本内幕专号（38卷15号）、复刊号（39卷一号）、追悼甘地专号（44卷5号）。专号虽讨论同一问题，但有的仍按栏目设置习惯，分为东方论坛、现代史料、时事日志等；有的按实际需要另行划分，如“建国三十周年纪念号”下细分为军事、外交、政治、经济、科学、国际关系等栏目。

表1 1937—1945年《东方杂志》栏目变动表

资料来源：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东方杂志〉总目》综合整理。

卷数34卷1号—36卷2号（1937.1—1939.4）36卷3号—38卷22号（1939.2—1941.12）39卷1号—44卷12号（1943.3—1948.12）主编李圣五郑允恭苏继庼主要栏目设置东方论坛、现代史料、时事日志、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妇女与家庭、文艺、医事卫生顾问未设置专门栏目，内容主要包括文史作品、时局讨论两部分临时性专栏民族复兴问题、中日问题（征文）、中国文化问题特辑、中国抗战两年来的国情介绍、纪念抗战三周年（两次）、追悼蔡孑民先生特辑

1943年《东方杂志》复刊，不再设具体栏目界限，除讨论时局问题外，明显增加文史关注，此与知识分子乐观预测抗战胜利有关。日军将败，以战争为关注点的导向发生改变，关注范围渐趋扩大。本文聚焦《东方杂志》对日主张，主要分布在东方论坛、现代史料两栏目中，相关专栏、专号亦是重点关注对象。

二、《东方杂志》对日主张

教学是老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实现教学信息互动的一个交互过程，是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是知识从一个点到多个点的几何倍增长过程，是一个极富创造价值和意义的智力活动。也正因此，教学才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每当有人问创始人秦川“为什么对食材的选择如此苛刻”时，她就用“厨师思想家”——美国蓝山餐厅主厨丹·巴伯的话回答大家：“世界上最伟大的美食，不在于烹饪技术，而在于食材的好坏。食材不好，就做不出好吃的食物。”她说，希望通过使用可溯源、可信赖的天然食材，通过对菜品的极致追求，让用餐者感受到大自然馈赠的神奇，体会植物饮食的能量与养分。

在调控中心层设置五防系统服务器，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查询管理，可进行操作票出票、倒闸操作预演、操作权管理、遥控操作闭锁等功能；控端层配置有五防主站、电脑钥匙及附件，完成新增变电站的图形编制、数据编制、维护调试等工作；在各受控〗站配置相对独立的五防规则、虚拟遥信等可根据规则实时自动更新的基础数据。可在各级五防工作站配置系统的维护权，完成权限允许的服务器维护工作。随着受控站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新入网的工作站可通过权限调整设置，实现各层级合理的管理权限。

1937到1945年抗战阶段，《东方杂志》相继由李圣五、郑允恭、苏继庼三位主编主持，联络了一群受新文化影响的新生代知识精英，其中符涤尘、郑允恭、龚德柏、吴斐丹、李毓田等人曾留学日本，多为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因此《东方杂志》对日相关报道及评论公信力较高，主要聚焦新闻报道及时事评论。分析1937—1945年《东方杂志》文本，有关日本的文章统计如图1、图2。

图1 1937—1945年《东方杂志》刊发日本问题文章总篇数

资料来源：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东方杂志〉总目》综合整理 注：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东方杂志》因抗战休刊，故图1、图2相关数据均不含1942年。

《东方杂志》在抗战舆论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称：“国际战争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扩大到令人震惊的范围，战争蔓延到如此广阔的地区，使得动员人民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33]间接指出舆论宣传重要性在于统一民众声音，在军民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赢得战争胜利。《东方杂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承担众多社会功能，抗战时期发生转变。如张季鸾称：“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34]《东方杂志》并不例外。

马克思本人坚定地反对“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⑤，坚信人类能够支配自然，但是在贯穿了许多马克思关于自然的零散的著述中，也存在相当多的歧义，生态主义者在设法发现一个“绿色的马克思”[1]。

发网CEO李平义表示，“双11”印证了发网的发展变迁，历经9年双11考验，发网已形成一套精细化、系统化、体系化的服务体系，能够对整个作业流程和环节进行精细严格的管控，将所有业务所触及的每一个环节系统化地进行管理。通过运用人机互联、设备互联技术实现仓库内的设备、货物和人的数字化。通过引进RFID、AGV、自动存储等模组化的柔性智能设备提升了大规模作业效率和订单处理能力。用稳定的I T系统为双11保驾护航。（李冰漪）

抗战期间，《东方杂志》聚焦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中日战争局势等。随时间推移，文章内容重心发生明显变化。由图2可知，除1941年、1944年外，《东方杂志》集中关注中日战局。1940年，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内阁改组。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内更多关注国际局势，研判中日战争局势文章减少，此时对日讨论侧重其国内政治。战争前期《东方杂志》刊发日本经济文章较多，撰文者试图从经济角度判断战争持续时间。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和侵华战争的巨额军费，恶化了日本经济，其对中国的威胁已不足为惧，因此《东方杂志》对日本经济的关注于1940年大幅下降。《东方杂志》较少讨论日本军事问题，或因缺乏相关资料。

图2 1937—1945年关于日本文章内容的侧重点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东方杂志〉总目》综合整理

（一）日本时局分析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知己知彼。《东方杂志》选题涉及日本政治局势、经济状况以及军事实力讨论与报道，意在加深中国民众对日本问题的认识，为抗战提供借鉴。

分析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战局未来走向。李宗仁撰文分析中日作战客观形势，称“中国军事设备虽较逊日本”，但历史上无数以少胜多的战役表明，军事设备高下并非战争胜利与否唯一标准。中华民族反侵略之战深得民心，处于有利地位。就军事观点而言，“日本常备兵力不过二十余万，战时可以动员者亦不过五百万”，而中国战时至少可动员五千万；“中国军队久经战争，且能忍苦耐劳”，日本则缺乏战争经验。得出结论：中国须以持久战、游击战对抗日本速战、主力战。就经济方面而言，当时日本经济表面繁荣，但“其实际亦不过偏在之军事景气”“其资本经济先天营养之不足军费之过度膨胀，以及欧美列强对于日货之排斥”，表面繁荣之下蕴藏危险因素。从政治方面而言，法西斯势力抬头，社会极端势力冲突，议会民主政治没落，军阀内部倾轧，“使日本政局陷入极度不安”[10]。符涤尘分析日本强化外汇管理时称，最大原因是日本经济上的不利形势：庞大军费预算造成财政危机，对外贸易日趋恶化。妄想用强化外汇管理使日本度过一切经济暗礁似乎不太可能[11]。魏友棐指出经济迅速发展伴随各种矛盾凸显，“财政、金融、贸易及汇兑上的种种不安”，均是日本经济特殊发展造成。而经济不安又导致政治动荡[12]。

周泰京分析日本大陆资金来源、金融现势，考查其大陆政策资金调度矛盾，进而窥测其经济实力：日本大陆政策是野心勃勃的军人妄图称霸世界的尝试，日本侵华经济实力虽薄弱，但坚持大陆政策却始终如一，主要依靠武力保证市场与资本安全，我们需认清这一点，从经济上制裁，不能任其在中国自由发展[13]。古占撰文叙述日本筹措军费情形及方法，借以“推究日本对‘扩大’与‘持久’战争，有无负担战费的能力”。日本战时经费来源除租税、专卖等主要财源，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增加租税、发行公债。但日本近年经济困难又为军费筹措增加难度。文末结论称：今日日本财政状况不能负担起持久战所需巨额军费，同时其岌岌可危的社会经济形势，也难以支撑持久作战[14]。总体而言，《东方杂志》关注日本经济，主要分析经济形势，考查战费充足与否，以此判断战争是否持久。

1937年3月《东方杂志》中，符涤尘分析当时日本新内阁，认为从其拒绝政党人入阁事实及减少阁员人数可见，林内阁染上浓厚军事色彩，“今后日本政治恐怕大半将是军人意识领导的政治”。最后指出林内阁自身矛盾，不仅会动摇其发展，且可能成为自身命运的巨大威胁[15]。符涤尘断言在3月31日林内阁解散时得到充分验证。林内阁解散后，日本政局“己入混沌之状态”。同年6月1日，近卫文麿着手组阁[16]。符涤尘分析该内阁时表示：种种事实表明，近卫内阁是林内阁的延续，作为中间内阁负有调和各派使命，但其清一色革新派成员“深深涂上了亲军的颜色，将来亦必比林内阁更为前进”[17]。日本成立大本营亦引起《东方杂志》作者关注，符涤尘指出，日本军部权力扩大造成“日本不能有独立的外交，也不能有独立的行政，军权高于一切”，一切均在军部领导之下，“对世界，尤其是中国亦不能不说是遇到了更大的威胁”[18]。从日本政局分析而言，《东方杂志》作者主要考查其对华政策是否随之改变。

另外，鉴于石油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习谷风、李立侠等分析日本石油状况。李立侠通过图表详细考查日本石油供需，指出日本巨大石油需求及贫乏石油储藏量，“不难想象日本在未来战争中将要遭遇多少不能克服的困难了”[19]。

（二）中日战争局势研判

抗日战争爆发引发民众恐慌，社会上充斥各种言论，《东方杂志》中日战争时事评论很大程度上指引公众舆论方向。在生活环境动荡，思想难以寄托的抗战年代，给予民众精神支撑。“去年一月四日伪军在日方策动下，占领察北六县，同月十七日伪军李守信部占领张垣之大清门，这是明目张胆的侵占吾国的领土……”李圣五称，“在这个阶段，一言抗战，全国拥护，一言开战，全国奋起，战争的情绪弥漫全国。”但战争一日不爆发，外交手段就一日不应放弃，争取在避免武力冲突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作者断言：“日本对我国的政策，旨在逐步侵略，不惜局部争端，而尽力避免‘战争’，但要求战争的胜利品。”我国若不想发生战争，就须依赖积极外交[20]。但张良辅称“中日外交谈判自9月15日举行以来，因日本方面提出种种要求。”谈判处于胶着状态。可见外交手段无法解决中日问题。

李宗仁、冯玉祥态度坚决，认为“今日中华民族当前之唯一出路，唯有立即对日抗战，唯有立即发动举国一致之抗战。”批判中国一再退让及不抵抗政策，呼吁“抗战则存，不战则亡”[10]。冯玉祥更强调将“一切的物质的，精神的力量毫不浪费、毫不抵消地集中于救亡图存目标之下”，发出“什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方策？我的解答，第一个是抗战，第二是抗战，第三个还是抗战”的强力呼声[21]。可见，无论通过外交手段还是诉诸战争，《东方杂志》始终倡导积极抗战。

抗战时期，《东方杂志》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宣传思想，发挥影响力的舆论平台，产生较大舆论影响。杂志在坚信抗战必胜，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社会一切力量抗战，提高国民国家意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因传播范围有限，也存在一定局限。

《东方杂志》对日本态度倾向于坚决抗争到底，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对时局研判则持乐观态度，认为只要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积极调动一切力量抗击日军，必获最后胜利。《东方杂志》是编者思想的反映，其舆论导向在抗战时期凝聚了民心。

抗日战争唤醒中国社会各阶层民族主义意识，反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呼声空前高涨。《东方杂志》成为当时舆论阵地，涉及报道主题、频率、报人价值取向及对日作战舆论动员。选择日本问题及中日战争局势等议题，充满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救国救民问题的思考，对抗日救亡特殊社会语境下的社会紧急动员具有极大引导作用。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日策略

中华民族觉醒离不开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传播媒体宣传，其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激发民众抗战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从而形成巨大民族凝聚力，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舆论基础。

1.2.5 突变验证及家系分析 根据CLCNKB基因突变位点所在序列设计引物，采用PCR方法进行扩增。PCR反应条件为：95 ℃预变性5分钟；95 ℃变性30 秒，60 ℃退火30 秒，72 ℃链延伸30秒，扩增30个循环；最后72 ℃补充延伸10分钟。PCR 的体系均为50μl。同时以ALB基因为内参基因，对目标范围上下游100bp的基因片段(chr1:16378196-16378396)进行荧光定量PCR法检测拷贝数和Sanger测序分析。

抗击日军需大量军费支持。魏友棐称“全国经济界大部份子，早已准备着动员每一个份子的力量，来参加全面抗敌的工作”[27]。崔敬伯认为“国防真实意义，不应仅在军事与政治，而应该在经济”，为健全国家财政及国民经济体系，提出相互对照，相互影响的“经济四纲领”与“财政四纲领”，包括树立民族工业，保障国防资源、改组中央银行，矫正国际收支；厉行直接税制，开展财政整顿，保障法币信用，平衡国家预算[28]。还介绍战时加征旧税、开征新税、举债、发钞军费筹措手段。总之，战时经济一切以服务战争为主，尽力保存所有国民力量，增强军队战斗力。

总结性分析外，《东方杂志》具体分析各项单独措施。为有效打击日本侵略者，切实增强我军实力，饶荣春主张整理军队，包括整饬军纪，改进军事教育，开展抗战精神训练与技术训练以及如何建立新军。后又提出具体要求，如“长官士兵化，军队民主化，军队社会化，是整饬军队纪律核心问题”；“战术思想、精神和技术训练、后方勤务是军事教育方面亟须加以改进和整顿者”。最后指出抗战是长期艰苦奋斗过程，要“源源不断的扩充和增强我们的战斗力量，一方面与敌人长久支持，一方面准备最后的会战”[26]。

史国纲称日本已完全暴露侵略野心，“我国也不得不采取死里求生的方法，坚决沉着的抗战了”，对国民提出要求：绝对服从，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极度牺牲，“我国的国民一定要有牺牲精神，把生活上所能够节省的财力，贡献给国家，务使我国能够维持长时期的战争，而得到最后的胜利。”“把国家的事情当作自己切身的事情一样看待”[29]。剑石认为抗战是否持久，能否胜利，团结民众是关键，“惟有合四万万人之众，以必死之决心，尽可能的努力”，才可取得成功。指出要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团结民众[30]。张君劢称“吾们所以自处之道不外‘共赴国难’四字”，号召国人团结一致，对敌作战[31]。张科认为民众应改变对政府的态度，“解决国难，人各有责，而欲集中行动，增厚实力，势非统一指挥不可。统一指挥之责任，则非政府莫属。”主张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32]。

三、《东方杂志》对日主张的舆论影响

运公对战事持乐观态度，撰文分析蒋介石就中国抗战前途答记者问，指出我军战斗力及装备水平均有增加，加之日军野蛮暴行“激起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生死同存亡与敌拼死到底之决心”，民众认识水平提高，“我军民上下深信必得最后之胜利”[22]。李季、张良辅认为“日人已有力竭声嘶之象，而我们欲呈转弱为强之机，只要全国一心，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可操左券”，高呼“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日子即将到临”[23]。陈北欧预测称日军“以战养战”“以华治华”是日寇最后一次挣扎[24]。张明养甚至开始考虑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一）舆论宣传

图1可见，《东方杂志》刊发日本问题文章整体呈下降趋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初期，杂志较多关注日本问题，此类文章出现频率较高，1938年达到高峰。随着战争局势逐渐明朗，日本问题关注度逐渐下降。自1941年起大幅下降，1944和1945年基本接近零报道。此时，战局胜负已定，编者更多关注战后国家重建及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日本已非媒介主要讨论对象。

《东方杂志》全方位扫描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力图使民众了解日本形势；实时报道战事，及时传递信息等。文章用事实呈现中日战局，激起广大群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战热情，国民民族主义意识空前提高。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35]

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局势，如何动员民众同心同德赢得胜利，杂志编者具有独到眼光。《东方杂志》并未空喊口号，而是针对对日策略，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闵天培详细分析如何在危局中动员全国力量，取得最后胜利提出：（1）兵役动员；（2）农业动员，“应在后方安全区域内，力谋耕地面积之扩充，藉以补偿战区耕地之损失，容纳多量失业之难民”；（3）工业动员，对于抗战所需之军需品以及动力运输器械，原料机械等要优先生产；（4）财政动员，不仅以“增加收入为目的，同时尤应注重民生经济之调剂，以裕税源”；（5）贸易动员；（6）教育动员，民智之提高，民德之养成均赖于教育发展；（7）交通动员，当前最大问题在于有路无车，有河无船；（8）精神动员，重视精神力量[25]。

S32205双相不锈钢有着较好的焊接性和力学性能，能适用于电厂服役环境。本文制定了合理的焊接工艺，并提出了施工过程中对双相不锈钢焊接及无损检测的特殊要求，保证了现场焊接施工质量。

按照江阴市现代农业建设总体规划要求，规划、国土、农林等部门要联合行动，科学编制现代农业耕地建设规划，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精心实施。根据江阴市各镇种养殖特色和生态条件，在产业各自独立又有机结合前提下，对现代农业用耕地进行精心布局。

（二）舆论引导

《东方杂志》积极宣传抗战必胜，在战争中给予民众精神慰藉，坚定的必胜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转化战斗力。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众面对国事茫然无措，若无正面舆论引导，各类传言易淆乱人心。抗战环境下，《东方杂志》发出抗战必胜呼声，影响不容小觑。其不断强化受众“胜利期待”，给予民众信心。如分析日本情形，指出日本脆弱经济难以支撑长期对外战争所需巨额军费；加之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安。而我方军队战斗力和军备提升，发起全国经济动员支持军费，全民团结支持抗战，令民众了解日方已陷穷途末路，进而增强胜利信心。

《东方杂志》作者观点，亦是商务印书馆选择性传达的态度。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处于主导地位，受者是被动的，容易受到影响”[36]。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矛盾主线，知识分子认识到军民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性。《东方杂志》出于挽救民族危亡之责，为促使民众关注战事，通过议程设置形成隐形议事日程，在大事件报道及时评撰写中，精心把关，让信息传播充分体现编者价值取向，即团结一致，战无不胜。以强烈舆论导向，给予国人信心。

（三）舆论动员

“人们倾向于了解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议程设置是新闻媒体的重要功能，新闻媒体正是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掌握新闻话语权”[37]。抗战时期，《东方杂志》始终站在抗战宣传一线，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以远见卓识传递及评论抗战新闻信息，使受众处在大量抗战新闻和评论包围中，使抗战主题成为民众关注最高的话题，以舆论动员促成中华民族空前团结。

《东方杂志》有目的的议程设置对于动员社会力量作用很大，且产生巨大社会合力。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局势日益严峻。据笔者统计，抗战期间《东方杂志》关于日本的报道文章高达200余篇，其中符涤尘（16篇）、运公（14篇）、郑允恭（11篇）、张明养（10篇）、冀德柏（9篇）、斛泉（9篇）、吴斐丹（6篇）等发文较多。此外，《东方杂志》还多次针对中日问题开设专栏，如民族复兴问题、中日问题（征文）、中国抗战两年来的国情介绍、纪念抗战三周年（两次）、日本内幕专号等，不仅分析中日两国国情、中日战争局势，且反思我国抗战中各种问题。仅1937年针对中日问题征文，就先后收到47篇文章，大范围征文活动必然在全社会引起广泛讨论，成为民众关注话题，进而达到舆论宣传与动员目的，其精心设置信息资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者。

抗战时期，杂志舆论动员主要集中在精神、经济、军事动员方面，通过唤醒民众民族主义意识，动员全国一致抗战。在舆论号召及大环境影响下，民众深感救亡局势紧张，积极为抗战贡献力量。如为慰劳伤兵报道刊出，群众纷纷解囊。据报道，1937年从8月13日到11月20日，捐款总数达到33 722.32元[38]。参与捐款绝大部分是普通民众，“约90%以上的所捐款数为1角、2角或3角。如以平均每人捐款3角计算，则参与捐款市民至少在10万人次以上。”[39]可见民众参与之广。除经济支援外，广大民众还自发组成战斗队伍，配合军队作战。“紧靠台儿庄的枣庄煤矿工人，组成了3 000多人支援台儿庄战役的战斗队，经常夜袭敌人后方，当战斗最激烈时，他们将敌军在枣庄的汽油库点燃，烈焰腾空，使日寇受挫。”[38]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形成全民参与抗战的可喜局势。

《东方杂志》除在抗战舆论宣传、引导及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虽然知识分子跟平民大众的世界并非完全没有交集可言，可知识分子影响力最多也仅及于读书识字阶层，难以穿透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40]《东方杂志》舆论传播范围毕竟有限，五六万份的销量相较中国人口巨大基数而言，仅是很小部分。其读者群中，“党政界占十之二，高等教育界占十之三，中等教育界占十之二，其他各界及侨胞占十之三”[41]，局限于读报识字群体。另外，因战争年代信息传递困难加大，《东方杂志》影响仅限于城市，很多偏远农村难以关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思想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42]《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重要传媒之一，在抗日战争特殊时期，聚集大量知识分子，成为抗战舆论宣传主阵地。在众多精英报人把关下，杂志不仅聚焦日本某些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详尽分析预测战争发展趋势。在国内外政局动荡不安，战争局势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东方杂志》以超前的分析性报道开展有意识的舆论宣传、引导，在抗战动员，争取最后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化贯军.抗战前“高调”民族主义探微——以东方杂志的对日主张为视角[J].大连师范大学学报,2011(4).

［2］李中平.九一八事变后的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以东方杂志为中心考察并兼与《独立评论》的比较（1931—1935）[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3］喻春梅，郑大华.“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选择——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J].史学月刊,2013(1).

［4］邸莹.1921—1932《东方杂志》涉日时政评论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4.

［5］郑师渠.现代中国媒体对日本论评的转变[J].史学纵横,2010(6).

［6］黄黎,汤涛.华北抗日战争史：第1部·从九一八到七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

［7］刘惠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8］王政.抗战呐喊：民国珍稀史料中的抗日战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9］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抗日战争时期[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0］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J].东方杂志,1937(1).

［11］符涤尘.日本强化外汇管理[J].东方杂志,1937(3).

［12］魏友棐.日本经济的特殊发展与日圆的暗礁[J].东方杂志,1937(5).

［13］周泰京.日本侵华经济实力的透析[J].东方杂志,1937(6).

［14］古占.日本战费论[J].东方杂志,1937(16/17).

［15］符涤尘.林内阁的动向与其内在的矛盾[J].东方杂志,1937(5).

［16］斛泉.日本内阁更迭[J].东方杂志,1937(13).

［17］符涤尘.谈日本近卫内阁[J].东方杂志,1937(13).

［18］符涤尘.日本大本营的成立与军权的扩大[J].东方杂志,1937(20/21).

［19］李立侠.日本石油之供需概况[J].东方杂志,1937(1).

［20］李圣五.中日问题的前途[J].东方杂志,1937(1).

［21］冯玉祥.复兴民族的基本方策[J].东方杂志,1937(1).

［22］运公.战事前途乐观的原因[J].东方杂志,1938(12).

［23］张良辅.抗战前途的曙光[J].东方杂志,1939(20).

［24］陈北欧.日寇的最后挣扎[J].东方杂志,1941(4).

［25］闵天培.怎样加强总动员[J].东方杂志,1940(12).

［26］饶荣春.当前的军队整理问题[J].东方杂志,1938(3).

［27］魏友棐.我国现行战时经济施政与批评[J].东方杂志,1937(18/19).

［28］崔敬伯.现阶段之国民经济与国家财政[J].东方杂志,1937(22/23/24).

［29］史国纲.非常时期中国民应有的态度[J].东方杂志,1937(16/17).

［30］剑石.持久抗战与外交方针[J].东方杂志,1937(20/21).

［31］张君劢.吾人处抗战中之态度[J].东方杂志,1940(13).

［32］张科.今日之民族问题[J].东方杂志,1937(1).

［33］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4］张季鸾.抗战与报人[J].大公报,1939.

［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6.

［3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7］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想[M].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38］金功辉.携手援义战：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众经济动员概述[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9］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J].抗日战争研究,2002(4).

［40］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1］李圣五.读者作者与编者[J].东方杂志,1934(14).

［42］洪九来.宽容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