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有她独特的气质，而城市与生活于其中的人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种种关系。2017年8月，薛忆沩由《出租车司机》改版后并重命名为《深圳人》的短篇小说集中，从《母亲》到《出租车司机》到《文盲》《村姑》《神童》再到《父亲》，不同的年龄、性别、职业和家庭一一浮现，每部小说的题目都是一种人物身份的概括。在《深圳人》中，不曾看到薛忆沩大规模“地标性”建筑的描写，而是充斥着大量的空白与缄默，别出心裁地“向内转”，关注的视野开始转向人的心灵体验和精神困境，将生存在深圳这座大城市中的种种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完整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一、成长：与日俱增的精神创伤

在薛忆沩接受访谈并发表于2012年9月12日的《晨报周刊》中提到：“对‘个人’和‘内心’的探索其实是文学的正宗，我反而被当成‘异类’其实是对中国文学界的讽刺。这段话道出薛忆沩的文学追求。在《深圳人》中，薛忆沩将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来，完成了近乎乔伊斯《都柏林人》式的“童年—青年—成年—公共生活”人生百态的描写，而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深圳人”身上，共有的是简单重复的日常、是人群中的疏离和缄默、更多的是挥之不去、与日俱增的成长的精神创伤。

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和挪威有原油出口的意向[7]，因此选择摩尔曼斯克港(有扩建计划)作为原油的输出港，选择中国典型港口宁波港作为原油的输入港，比较东北航线与北极—苏伊士航线的经济性。

《神童》中的“我”是个多才多艺、智力异乎常人的青春期少年，一方面，社会和家庭给予的关注和期待让“我”总是不能在人前展露自己最真实的心情；另一方面，对“天使”表姐的暗恋，和“魔鬼”男老师对我的亵渎让“我”一度迷失，两次失踪，想要拼命逃离这个城市……由童年成长到青年的路途中，“我”毫无意外地萌发了对成熟女性的“爱”，这种热情是难以掩饰和克制的：“那是女人的‘气息’，那是充满诱惑的‘气息’。当她将手轻轻放在我头顶上的时候，我的身体畅快而又羞涩地痉挛了一下。”[1]

青春期秘密的冲动与暗恋，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甜蜜而又苦涩的味道，这种无声的暗恋是通过细微、敏感的触觉展现出来。“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靠近“我”的“天使”，也不能理解她那死去的初恋带给她究竟是怎样的回忆，更不愿去原谅表姐最终还是“抛弃”了“我”，回到了她不爱的男人身边。初恋由此变成了第一次失恋。在《都柏林人》中的《阿拉比》一篇里，同样是娓娓道出了“我”夭折的初恋：日日躲在墙角看“她”的身影，常暗暗跟在“她”轻盈的步子后面，鼓足勇气同“她”对话，得知“她”特别想去东方集市“阿拉比”而不能去后，暗自打算自己去一趟并为她采购礼物。当“我”阴差阳错终于在深夜赶到“阿拉比”时：多半打烊的摊位，黑沉沉的厅堂，同年轻男子打情骂俏的英国售货女郎，让“我”的内心浮现出深深的寂寥和落寞。在黑暗的孤身游移中，“我”仿佛已经尝到了失恋的味道：“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2]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时代的欲望满足和挫折与人格形成发展的关系密切。两部小说中，同样热情而又懵懂的初恋，同样无疾而终、顾影自怜的失恋，两位作家都试图通过孩子最天真敏感的心灵，去拥抱爱情的热情似火，同时也接受爱情的灼伤。在《都柏林人》中，孩子的颓丧淹没在都柏林城日复一日的“瘫痪”里，初恋的夭折象征着孩子勇气的夭折，城市的单调和庸俗没有留给纯真爱情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成长创伤的层层叠加，造成的后果是心灵上无止境的麻木与颓然，而在那些青年、壮年、老年、甚至死去的都柏林人的身上，或多或少，无不暗含着这种既渴望勇敢挣脱一切，又被现实围困的矛盾窘状。都柏林人的苦闷和孤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而《文盲》中的“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也是同幢居民楼中的邻居，方言的不通让我们半打着手势交流，“我们”之间并不频繁的碰面与交流都发生在居民楼狭窄的楼道里或是楼下的凉亭中，“她”对家庭的抱怨常常因为儿媳突然出现的声音而被打断……“她”作为异乡人在这个城市里活得无比小心翼翼：怕家人不开心，怕自己生病，怕去医院，怕坐四路车，怕丈夫知道自己当初嫁给他时的真实年龄……而她的那句口头禅“烦死啦，烦死啦”亦是对整个家庭和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抱怨。文中出现的“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邻里之间颇为难得的，不难看出，在与“她”一次又一次的交谈中，显然已将“我”当做忠实的倾诉对象；但另一方面，“我”对关于“她们家”家庭纷争的好奇之心，希望“她”不断地透露出更多真相以供“玩味”，以及对“她”倾诉更多的家庭私事的期待也折射出邻里之间人性自私的一面。

同样发生在小区居民楼之中的故事——《母亲》：“我”因在小区举办的中秋活动中偶遇了带着女儿游戏的“他”， 仿佛在这个沉闷、空旷的家里重新嗅到了青春的气息，从此展开了苦涩而又甜蜜的一段暗恋，日日躲藏在窗帘后看着居民楼下的他，想象着两人在一起的美好场景，在居民楼中电梯内偶遇时却又要故意保持不动声色……这种感情是极度隐忍和克制的，而有关爱情的想象又是美好而奇妙的。直到“他”意外搬离了小区，这段苦涩的暗恋终于无疾而终。狭窄的居民楼里，不动声色地藏着许多难以言说的秘密，而在《母亲》中，“我”的孤独是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一一呈现，女性的细微、敏感、多情、浪漫的潜质，是自由而轻盈的，而城市的“居民楼”相形之下则显得异常的沉闷、狭窄和局促，宛如一个巨大的“囚笼”，既凭借“家庭”这个温暖的亲情外壳将“我”层层包围，又在情感的涌动与极度压抑的矛盾之中折射出“我”发自内心的孤独。城市的“居民楼”在这个层面上意味着对情感的压抑和限制，是对人性的残忍与束缚。

其二，学校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情的地方。“希望学校文化是更加和谐的，学校能更加如一个家庭一样。”[HDW—WR]“我希望学校文化是一种融合、融洽的文化，能少一些勾心斗角，创造家庭式的关系，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生活。”[HDW—WYH]“学校能够人文气息更浓厚，营造一种更关心人的文化。”[HDW—CJ]

成长是伴随着生命不断演进的，那么痛苦也因此嵌入个体之内、生命之中。在薛忆沩的笔下，“深圳人”的孤独也因成长的创伤而不断地滋生和叠加，到了成年人、中年人那里，这种孤独的伤痛愈演愈烈。

二、孤独：“城市意象”背后的情感折射

成长的创伤始终潜藏在“深圳人”的体内，构成了他们各自孤独的原因之一，同时，这种孤独借用薛忆沩细腻冷静的笔触在显性层面又一一呈现：暗恋邻居却始终未能表白的母亲，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依然隐忍坚强的出租车司机，辞职后孤身来到深圳而又离开深圳的女秘书，全身心地为家人付出却又遭到家人冷落的文盲老妇，因孤独而彼此走近却又因孤独而断然分手的同居者……种种不动声色的缄默，融化在孤独中，却无不掺杂着对爱情和亲情的渴望与依附，换言之，孤独的根源，就是对情感的渴求。薛忆沩作为一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对情感的极度克制，没有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也没有大面积的情绪失控，多数情况下，人物的感情是隐忍而压抑的，角色的语言是干脆而俭省的，叙述也是不动声色的：

“老头儿胆怯地看了出租车司机一眼，马上又侧过脸去，好像怕出租车司机看到了他的表情。出租车司机迟疑了一下，然后用手轻轻拍了拍老头的肩膀。老头儿顿时激动起来。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她们真可怜啊’！

(1) 外围地区车站差异分析：从天津的城市开发情况来看，居住人口仍然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外围车站所处的快速环路以外区域的土地利用强度不高、人口较为分散，因此按照600 m半径计算的各类指标均较少。而且城市外围地区车站的接驳条件较好，实际服务范围应大于600 m，车站越靠近外环线，服务范围就越大，因此测算的评价指标低于客流表现。

出租车司机好像没有听到老头儿说的话。他很平静地转身，走了过去。但是，老头儿大声叫住了他。他停下来。他回过头去。

老头儿从值班室的窗口探出头，大叫着说：‘经理让你星期四来办手续。’

‘知道了’出租车司机低声回答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3.抗风险的能力较差。有相当部分规模猪场，由于对市场开拓不够，产品质量不高，其经济效益受到影响。同时规模猪场面临着农村养猪户和国外现代化养猪场的双重夹击，日后竞争将趋炽热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同时也加大了劳动力成本和饲料成本，有资料分析，玉米涨10%，猪肉涨5.3%，大豆涨10%，猪肉涨7.8%。因此，必须在财务上，在管理、技术、生产和市场方面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薛忆沩在《深圳人》中尤其偏爱“出租车”这一城市的动态意象：《出租车司机》中的主人公在过去十五年间以此谋生，并在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刻与出租车默默告别；《母亲》中的“我”躲在窗帘背后看着自己在口岸对面工作的丈夫乘坐出租车离家，开始变得麻木不仁，也看到了自己暗恋对象的女儿乘坐出租车搬离了这座小区，却又欲哭无泪；《两姐妹》中的姐姐疾病缠身、不堪重负昏倒在出租车上，直到被出租车司机送进了医院才知大限将近；《女秘书》中女秘书看到出租车司机一路上眼含泪水，说自己的妻女两天没有回家了，他要去找她们……出租车的出现，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一个象征。从一般意义上讲，它灵活度高、速度快，比起公共汽车的舒适度更佳，用时间和效率在这个城市获取利益。而在文学意义上，它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符号。一如罗兰·巴特认为：象征并非等同于形象，其自身实际上就是多样化的。

在出租车上，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分离不能不说是一种机缘巧合，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也是稍纵即逝的；出租车的流动性和陌生性正是象征了这个城市之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陌生与疏离，飞速行驶的出租车将每一个人带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而后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片段化的情节戛然而止。而《出租车司机》一篇中陌生女士口中的“一直往前开”在深层意义上是城市人精神的空虚、茫然的一种体现，是人们找不到方向的孤独和无力。 “出租车”意象的多次出现，象征着都市人情感上的疏离与困顿，一种漂泊在外、无法安定的无家之感深深地熔铸其中，因此，在妻女不幸离世后，出租车司机还是告别了出租车，告别了这座繁华的大城市，决心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希望在故乡找回生活的意义和他渴望的宁静。

作家利用日常性地停车、打招呼的简单场景将人物的孤独一览无余地呈现，这种巧妙地技法，在《深圳人》中屡见不鲜。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在《深圳人》中，最具“情感孤独”这一特征的代表性城市意象主要有二个系列，一动一静：一个是“出租车”，另一个是“居民楼”。特定的“意象”从侧面反映出都市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疏离化的情感，个体的孤独在流动的出租车内，在往来极少、封闭狭窄的居民楼中达到了极限。

特色小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从政策，管理层面有多种方式，作为建设方，特色小镇建设产业定位合理，科学布局用地规划，加强特色小镇建设合作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目的。

——《出租车司机》[3]

两个人物，一来一往的对话就已经向读者透露出了出租车司机妻女的不幸离世和出租车司机即将辞职离开这座城市的信息。两个男性或者说是两位父亲的情感都是内敛而又含蓄的，话虽不多，却真实感人。值班老头的“胆怯”“侧过脸去”“颤抖”，出租车司机的“迟疑”“轻轻拍”“平静地转身”“低声回答”……看似简单的几个神情、动作的转变其实早已道出一切，无不透露出漂泊于城市底层的小人物们在情感上的惺惺相惜，而这难得的情感珍惜与共鸣又是稍纵即逝的，它可以飞快地消失在繁华城市的快节奏中，消失在每个人工作生活的日常中，出租车司机的自言自语正是他孤独的外在体现，而孤独的根源，是只有逝去的爱人与亲人们才能给予的情感慰藉。

《深圳人》中“居民楼”意象也曾不止一次出现，很多故事场景都发生于其间。在《剧作家》与《两姐妹》之中，女主人公和“剧作家”都是因同住一幢居民楼的“邻里关系”而巧妙结缘，但在都市之中，邻里之间的问候是寡淡而又吝啬的。主人公和剧作家真正的心灵沟通均是发生在有人“离开”甚至是“死亡”之后。如《两姐妹》中，是姐姐去世后，妹妹故地重游、触景生情的哭声打破了居民楼中邻里之间的沉寂，才让楼上的剧作家顺着好奇与“梦一样”的感觉来到妹妹身边，仔细倾听和安慰这个失去了亲人、孤身漂泊的女孩。这种交流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哭声”才得以拉近了居民楼中邻里交流的“一条小缝”。“居民楼”的出现，在小说的第一层面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稀薄，在一扇扇冰冷的防盗门背后，是城中人难以打破的内心苍凉和孤独困境。

弗洛伊德认为：“天使”就是超我：部分有意识，部分潜意识。用来抑制由“本我”所产生的、不被社会所期望或认可的冲动。当超我过于苛刻时，它可能会导致极度的负罪感。而“恶魔”就是“本我”。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是完全的潜意识，它包含了我们的需求、动机、本能以及被压抑住的东西。“本我”力求让自己获得即时的满足。小说中“魔鬼”的出现，让“神童”的“本我”得以呈现。 “神童”对于“平庸”的渴望与回归，是面对内心的充分审视，是对“我们这个狂躁的社会”的辛辣讽刺，当个体面对社会强加的种种“标签”时，自身的迷失更是成长中的一大创痛。薛忆沩不断向人物的内心深处靠近，企图发掘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并捕捉其微妙的情感变化。如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喻”来解释爱情，那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表姐的爱是“洞穴内”，人们对于爱情的憧憬与向往，是理想化了的，也是“柏拉图式”的，但这种情感是不真实的也是稍纵即逝的，如同洞穴内的火堆投射在墙壁上的影子；而离开洞穴后，主人公将遭遇到多种多样的、现实的、欲望的感情，感官上的强烈刺激让他觉得真实可怖，完全打碎了对一切美好情感的想象与憧憬。因此，退回“洞穴”就显得无比重要，于是主人公在钢琴大赛授奖的“庆功宴”上选择了逃避——一整天都躲在楼下阴暗的配电室里，而后走下“神坛”，变成了普通人，淹没在芸芸众生之间。青春期男子的一次暗恋和两次挫伤，给其今后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种复杂的心理背后，是对爱与温情的深切渴望，也是褪去一切“标签”，回归平凡和本真的原始渴望。

而在这一点上，薛忆沩显然走得更深更远，先是“神童”对表姐的暗恋无比纯真，以至于每次对表姐有了一丝丝生理冲动都觉得“羞愧难当”；而后是失恋后的“神童”意外遭遇了男钢琴教师的猥亵，从此告别钢琴，智力衰退，成为一个普通人。十三年间，一方面，“神童”背负着“天使”与“魔鬼”给予的双重精神创伤孑然而行，对异性失去了任何的兴趣；另一方面，“神童”也在感谢“魔鬼”让他走下了“神坛”，是魔鬼般的行径将引人注目的“神童”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人，使他从此“淹没”于芸芸众生之中，心甘情愿地摆脱了一切来自世俗的眼光和压力。

“居民楼”作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符号，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老一辈“异乡人”格格不入，他们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依然保留着淳朴而又有些老旧的作风，城市飞速的发展让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恐惧；与此同时，昔日的骨肉亲情已被家庭生活中日复一日的琐碎争吵所冲淡，传统的“邻里之情”也被人的私欲和窥探欲所异化。以“文盲”为代表的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老一辈“异乡人”无疑是最孤独的，他们没有能力去读懂象征文明的文字，亦不愿与城市中纷繁复杂的一切打交道，而家庭生活中，年轻一辈的冷漠、浮躁与疏离更是加深了他们的 “无根之感”，而狭窄、局促的居民楼是他们想要逃离而又不敢逃离的暂时栖居之地。一幢幢冰冷的居民楼既生硬而残酷地将城中人与过去朴素简单的生活划清了界限，又在无形之中昭示着这个城市的生冷和坚不可摧，而被困其中如“文盲”一般的老人们更是体味到了生命尽头的彻底的冰冷与孤独。

在《深圳人》中，虽然未有明确的地标性建筑和特定场景指向这个城市，但城市的概念已通过“出租车”“居民楼”等流动着的、稳固着的意象深深植根于字里行间，动静之中，无不透露出意味深长的孤独感。在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中，二十世纪初都柏林人的孤独、绝望、瘫痪和死亡也是通过普通的小酒吧、寄宿公寓、集市、教堂等一系列城市意象得以呈现，让我们看到了都柏林城的肮脏、混乱，而置身其中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更是体现出乏味、冗长的日常背后都柏林人巨大的空虚和孤独，乔伊斯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初衷，就是要书写我的祖国精神史的一个章节，我选择都柏林作场景，乃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是瘫痪的中心。”[4]而在白先勇的《台北人》中，台北街头形形色色的夜总会、歌舞厅、以及晚宴等集会场所更是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从大陆逃往台北的一代人历经沉浮后，名气上的没落和精神上的孤独：《游园惊梦》中昔日在南京红透半边天的钱夫人蓝田玉早已青春不再，在好姐妹们花团锦簌的宴会上，她显得无比的局促和落寞，奢华的酒宴仅仅显示出她表面上今非昔比、风光不再的落寞；而一曲《游园惊梦》更是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沉重一击。美好青春的逝去、生命中难得的温存、钱将军逝世后的“门前冷落”、来台后长居于南部的寂寥……当年意气风发的钱夫人在宴会中处处显得局促和不适应，这一切是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留在她身上挥之不去的沉重烙印。“晚宴”“戏曲”“美酒”“旗袍”……在《台北人》中，形形色色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潜藏的巨大孤独总是通过都市中司空见惯的热闹场景和意象得以呈现，烟花虽美但易冷，城市意象的背后，是一代人在“现代化”的城中找不到方向的迷惘、异化和迷失，直指内心的孤独深渊，透露出无尽的苍凉之感。

由此可见，薛忆沩笔下的城市意象是不夸张、不渲染的，他并不刻意去放大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浮夸的喧嚣，而是以最关乎寻常的事物和场景来一一呈现，因为真正的孤独是难以宣泄和无处安放的。值得玩味的是，在“围城”的缄默中，同样是对过去生活的缅怀和对“新城”的恐惧和质疑，白先勇笔下的钱夫人为了赴宴穿出的当年压箱底的旗袍已经变得颜色黯淡、样式也不合时宜；而《文盲》中的“我”用买来的新式豆浆机做了三次，却未能接近“她”用一口破旧的钢精锅熬制的豆浆“一半的水平”。在过去与现在，在新旧之间，在无言的孤独里，城中人又该如何摆脱孤独，如何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到一方栖息之地呢？

三、逃离：在“围城”内与外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墓志铭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冷眼一瞥，死生之间，骑士且前行。由此我们反观《深圳人》中的这些小人物，他们在体味了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苦与痛，在经历了爱人、亲人们的生与死，扎根于精神上的孤独之感仍然无法摆脱之时，这些最初由异乡闯入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中的“骑士”们，又该前行于何处呢？

肺实质内出现含有脓液或坏死组织的厚壁空洞称为肺脓肿，影像学上空洞内可见液气平面[1]。肺脓肿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通常出现非特异性症状，包括：发热，夜间出汗，咳嗽，痰液腐臭，咯血，胸痛和疲乏[2]。

先是对城市生活发自内心的厌倦和对过去生活的怀念，这一点，从“文盲”的身上得以体现，“过去”意味着原始、传统的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快节奏和纷纷扰扰；接着，是对这座城市的“逃离”，一身疲惫、孑然一身的女秘书选择了侨居异国；而更彻底的“逃离”，是精神上的“还乡”：出租车司机因妻女的离世在这个打拼了十五年的城市中体味到莫大的孤独，在意大利薄饼熟悉的味道中，在可乐喝光后冰块融化的瞬间最后一次和女儿告别，决心回到家乡，回到父母的身边，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回他生活的意义和渴望的宁静；而因为“一个梦中的小世界”告别平静的加拿大乡村生活来到深圳的异国“村姑”，最终还是选择回归了她习惯的乡村田野……“围城”中孤独无依而又苦苦挣扎的城中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离”，而“逃离”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故乡。旧版《深圳人》即《出租车司机》的腰封上赫然写着：“几乎没有人是真正的深圳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几乎所有的“深圳人”都是“异乡人”，每一个闯入“围城”的人都是不动声色的，他们隐忍坚强、缄默不语，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情绪和感情，巨大的孤独将他们封锁；与此同时，每一个逃离“围城”的人都是身心俱疲，朴素而又简单的，城市的繁华与文明却无从安放他们的孤独与创伤。

当然，经我们研究，伏尔加河河水未冰冻实非造成西岸部众未能参予东归的主要原因。当时游牧于西岸的是与渥巴锡政见不同的和硕特、杜尔伯特台吉扎木扬、扬德克，以及敦杜克夫家族所辖之部众，这部分王公贵族并不同意渥巴锡的东归主张，甚至还出现像扎木扬那样的告密者。因此，西岸各部王公不会起而响应才是真正的原因，而渥巴锡出于对这些人的疑虑，不把东归义举的准确信息向他们透露，也是正常的兵家之道。

《台北人》中的女人们在花团锦簇的宴会上处处透露出对昔日上海、南京繁华的怀念无不透露出萧瑟的凄凉；而戎马一生的男人们，在除夕的美酒佳肴前，在庄严肃穆的“国葬”上对峥嵘岁月的缅怀，又隐藏着多少难言的心酸。他们渴望的，是“逃离”这座新城的冰冷，拥抱故乡、拥抱那片洒满了他们血泪的故国热土，在台北，他们终究是“异乡人”。无独有偶，《都柏林人》中的每一个人无不想要“逃离”：《偶遇》中逃学的孩子们、《阿拉比》中向往东方集市的“我”、《伊芙琳》中决心离家“私奔”的伊芙琳、《一朵浮云》中想要逃离家庭琐碎的小钱德勒……“围城”中的每个人都不甘心“被围”，但却没有一个人真正逃出：伊芙琳在即将登船离岸的时刻，“双手死死地抓紧铁栏”，面目茫然，不肯随爱人离去；《一朵浮云》里的小钱德勒厌倦了单调乏味的工作和琐屑无聊的家庭生活，在嘈杂的酒馆中，从好友加拉赫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离开小酒馆后又在妻子的唠叨和孩子的啼哭声中俯首于日常，心甘情愿地深陷其中……而事实上，都柏林人们的“逃离”意味着另一层面的“返乡”：他们都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他们被这座城市的“瘫痪”所侵蚀，变得孤独、空虚而又迷惘。而远离故乡的作者借这样一群都柏林人，旨在点醒、刺痛他们的麻木不仁，希望找到振兴故乡和祖国的力量。《都柏林人》是乔伊斯为爱尔兰谱写的一部道德史。因此，乔伊斯说：“我深信，在我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了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经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一大步。”[5]

四、结语

同样的“逃离”与“返乡”，而不同城市，不同的城中人，亦是向我们呈现了三种不同的形式。《台北人》展现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回不去的故乡，他们黯然神伤的思乡之情只能在佳节的酩酊大醉里，在历史硝烟的回望中，在回忆的重复里默默酝酿，他们的“返乡”都是对过去的美好回忆；《都柏林人》是“原地打转”的“逃离”，混乱乏味的“围城”其实就是“故乡”，他们的还乡，需要每一个都柏林人摆脱“瘫痪”的精神状态，毅然奋起，那结尾处一场厚厚的大雪，即昭示着“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纯洁与希望；而《深圳人》中无论是“出租车司机”“村姑”行动上的返乡，还是“文盲”“小贩”们对过去的念念不忘，都是返回亲情、返回出生地、返回自己精神上“理想国”的回归，是对朴素纯真生活的怀念与依恋。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是真正的深圳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所以灵魂深处，总会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冲动。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由此，“还乡”成为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成了“城中人”苦苦挣扎，摆脱孤独的一条狭窄的羊肠小径，还乡就是返回最初离开的故土，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返回灵魂深处的那份宁静与安详。而这其中，发自内心的孤独究竟能平复几分，这无疑是留给“现代人”和“城中人”最大的思考。

参考文献:

[1][3]薛忆沩.深圳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孙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 JAMES JOYCE.A. Walton Litz,Princeton University[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66.

[5] JAMES JOYCE.The Man,the Work,the Reputation,Marvin Magalaner and Richard[M].New York:Kain,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