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语言学专业刊物，始创于1980年6月，主要以发表语文本体研究成果为主，在进行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研究的同时，还兼顾着古、近代汉语、语文教学、方言、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本文主要对近十年《语言研究》的古代汉语词汇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统计和分类。在2008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共整理出古汉语词汇文章63篇。主要包括词义的考释和词汇的分类研究，其次还有一些语源探究、词汇比较研究和语料分析研究。

一、词义考释

词义考释一直都是古汉语词汇研究最主要的部分之一，《语文研究》的词义考释主要是针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禅宗语录进行的。

（一） 传世文献

1.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是指以短篇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形式，其特点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的形式，篇幅短小，内容繁杂。《语文研究》中以笔记小说为主要研究材料的很是常见，这些文章在进行词义考释研究时，都是先进行旧注上的整理，然后以古人的论证为依据，进行作者自己的思考总结，最后才得出结论的。这里以孟蓬生《〈尚书·盘庚〉“乱越”新证》（2017.8）[1]为例，文章对古词“乱越”进行了词义考释，“乱越”在先秦文献中只出现了一次。文章采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首先对“乱越”的意义、语音、辞例进行整理，如旧注上的整理：1.曾运乾、杨树达等认为“乱”训“治”，“越”训“于”，王世舜给出的译文是：“这是因为上帝将恢复我高祖成汤的大业，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2.蔡沈、姜兆锡等认为“乱”训“治”，动词；“越”训“及”。蔡沈《书经集传》中这句话译文为：“乃上天将复我成汤之德，而治及我国家。”3.杨筠如等认为“乱”训“治”，“越”亦训“治”，同义动词连用。“乱”，《尔雅·释诂》：“治也。”；“越”，《广雅》：“治也。”4.于省吾认为“乱”为“”之讹，动词；“越”训“于”。5.刘起釪“乱”为“”之误，动词，其意通“嗣”；“越”训“及”，介词。“乱越我家”可读为“嗣及我家”。6.金兆梓认为“乱”训“结合”或“亲近”，动词；“越”训“于”，介词。7.周秉均认为“乱”训“语首动词”；“越”，《释言》：“扬也。”译为 ：“言今上帝欲兴复高祖之德，光大我家。”再将其与出土文献中的“谏辥”相证明，证明二者的同一性，得出其本义为“治理”，后引申为“安定”。

还有与此同类的在笔记小说中进行语词考释的文献还有很多，如：王东《〈水经注〉“水陆”考辨》（2011.11）、谷向伟《〈金瓶梅词话〉词语释义商榷——以“骆刺儿”“先不先”“撺掇”“紧着”为例》（2012.5）、于银如，张惠叶《〈金瓶梅词话〉疑难俗语考辨三例》（2014.2）、刘洋，江荻《〈庄子·内篇〉联绵词的单音节化》（2016.8）等。

有许多只针对某一具体字词进行训诂研究的文章，一般都是通过对《说文解字》《释名》等著作考证研究后，再与对这一字词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的。如徐山《释“柔”》（2008.2）[9]，文章很短，首先从在各种古代注疏中了解“柔”的词义，1.《说文·木部》：“柔，木曲直也。从木，矛声。”2.《考工记》：“多言揉,许作燥,云屈申木也。必木有可曲可直之性,而后以火屈之申之,此柔与糅之分别次第也。”3.《诗经》：“‘荏染柔木’，则谓生木。”4.《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柔止是木以柔者，故鞣鍒腬揉糅皆从以得声”。再分析字音，结合“柔”与“矛”的上古音，从中发现《说文》中分析的“柔，从木，矛声”属于形声字的形体结构是不正确的，“柔”字应该是“从矛从木”的会意字。再如黄树先《“臾”字形义考》（2015.2）。文章通过考证诸多文献，如《说文》《释名》《释诂》等，认为“臾”字早期的意思有“腹、胃”的意思，并通过跨语言研究的方式加以佐证。文章还分析了“臾”字的字形演变，“臾”早期出现在甲骨文中，文章认为臾是象形文字，像两只手抚着腹部一样。后出现“腴”字来通“臾”。

一头牛来到水池里喝水。他体积庞大，在水里笨重地挪动着,踩到了淤泥里的一只小青蛙。这只青蛙在重压下一下子就死掉了。小青蛙的妈妈四处找他,哪里也不见小青蛙的踪影,她便问其他小青蛙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楚韵诗词曲的词义考释也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在《语文研究》中也不例外，这方面的文章通常都是用其他文献典籍等相关资料对要考释的字词进行佐证，从而进一步得出结论的。就比如董常保《〈离骚〉“泽”字注释考辨》（2011.2）[2]，主要针对《离骚》的“泽”字进行考释，如“芳与泽其杂糅兮”。在之前的许多版本中，“泽”字一般大都是污垢的意思，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中就认为“泽”可以引申为污垢的意思。作者在通过多方考证，从考证先秦的典籍发现将“泽”解释为污垢是有待商榷的，在先秦典籍中，“泽”字的意思有九种含义。1.水聚汇处，2.恩泽、恩惠，3.遗风、影响，4.光泽，5.滋润，6.雨露，7.油脂，8.假借为“内衣”，9.假借为“选择”。作者将这9种意思与“泽”字存在的“与”字句、“杂糅”句和三个“类似句”相分析对比之后，排除了另八种意思，得出“泽”应为光泽的意思。

3.工具用书

在进行词义考释的研究时，还有一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工具书的考释研究。其中，《汉语大字典》（以下皆简称为《大字典》）是研究的最多的一部。《大字典》是我国最具权威性的字典之一，但是受时代、地域、科技等各种方面的限制，《大字典》要收录的字词还有很多。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诸多学者就通过将收录的字词与方言或新时代的词语进行比较来得出更加准确的词义结论，来完善《大字典》的内容。例如：姚美玲《〈汉语大字典〉释义商补——以“擘画”“搂搜”“索中的落”“硬证”“柱脚”为例》（2012.8）[3]，以其中的“擘画”为例，《大字典》中有两种解释，1.筹划；安排，2.指谋略，算计。但在现今的山西运城、永济等方言口语中，“擘画”是“教导、指教”的意思，有例为证“娶媳妇要看丈母，丈母妈作么擘画媳妇就作么做”。其实在近代汉语词汇中“擘画”就已经存在，是“教导、教训”的意思，“亲家母擘画他一两句何如”（清·李绿园《歧路灯》八五回）。所以通过上述例子说明了《大字典》在“擘画”一词上还应补充上“教导、教训”的义项。再有，朱城《古籍注疏与大型语文字典释义的失误——以〈汉语大字典〉为例（2011.11）[4]。文中提出，《汉语大字典》虽然很好的汲取借鉴了古籍注疏及各种材料，但也存在着对古籍材料运用上的不恰当，存在着释义的失误，因此作者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照搬单字古注立项，2.拘守随文释义立项，3.误解误用古注立项，4.选取欠当古注立项，5.误以文意做词义立项。

还有许多工具书的研究，如李顺美（韩国）《〈朴通事〉里“典”和“当”的区别》（2011.5）、杨宝忠、熊加全《〈汉语大字典〉异体字失误辩证》（2013.5）等，在此便不做多列。

（二）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一直都是文字、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出土文献是最能有效检验古代汉语已有成果和完善待解决问题的。近年来，随着考古挖掘技术以及文物保护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的考古研究也有了许多突出性的进展。与此同时，许许多多的文献也伴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得以重见天日。因此，在《语文研究》及其他文字学、语言学刊物中，诸多有关出土文献的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些学术交流平台之上。

乐屋酒庄的酿酒师Ion Luca先生向大家重点推荐乐屋Bad Boys2016，该款酒在2018年连续获得柏林葡萄酒大赛、亚洲葡萄酒大赛、德国Mundas Vini葡萄酒大赛三座金奖，又刚刚获得IGC最有价值四星大奖，是今年摩尔多瓦出品酒款中当之无愧的“高光表现奖”。Carpe Diem是拉丁语“把握当下”的意思，酿酒理念是开放简约，包容创新，最大限度彰显本土品种的特色。Bad Boys2016采用本土品种黑姑娘和高加索品种晚红蜜的混酿，将两个古老的葡萄品种完美的融合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近十年，出土文献方面的研究主要都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献研究有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三价互相动词研究》（2016.11）[5]，文章找到了19个出土文献中的三价动词，并将它们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三价互向动作动词，另一类是三价互向状态动词。并对这两类三价互向动词进行了讨论，包括语义选择、句法选择、指称化和修饰化四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它们进行了对比研究。

除春秋战国的出土文献之外，还有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献就是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了，如赵晨霞《吐鲁番出土文书字词再考释》（2012.5）[6]。文中首先对六个变体字进行了考释，分别是：“臩”“懊”“永”“颖”“衣”“墠”。再对“件”字用法进行研究，通过结合“件”以往的两种用法：“用于‘右件’或‘右上所件’结构中”和“与其他动词连用，放于后面”。最后得出文献中“件”字应为动词，做“分别列举”义，并以《说文解字》和《广韵·弥韵》加以辅证。

至于“灌输”的现实可行性，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1]328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三）禅宗语录

我国古代的佛学及语录在发展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的古汉语词汇。因此在《语文研究》中，禅宗语录也是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如方一新《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以早期汉译佛经鉴别为中心》（2009.5）、郑贤章，姚瑶《汉文佛典与〈集韵〉疑难字研究》（2011.8）、雷汉卿《禅籍俗成语浅论》（2012.2）、徐朝红《汉译佛典中b并列连词“亦”的历时考察及来源再探》（2012.5）、黄仁瑄《慧琳〈一切经音义〉再校勘举例》（2012.5）、朱庆之《论汉译佛典句法独立之称谓词前的代词“此”和“汝”》（2017.5）。

针对某零售企业配送中心存在的流程问题、信息系统问题和车辆调度问题，对其配送中心的配送流程，包括配送作业流程，仓储作业信息化，配送车辆配装和运输线路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以雷汉卿《禅籍俗成语浅论》[7]为例，文章主要研究了俗语成语中禅籍俗成语，针对禅籍俗成语的结构、来源以及语义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并通过这些禅籍俗成语的共性特点研究以及禅宗行业语，揭示了禅籍俗成语与世俗成语的相互渗透关系，如“百尺竿头”“叶落归根”等词语，这些词语的研究对于认识汉语俗成语的性质与应用范围有着很大的帮助。再以朱庆之《论汉译佛典句法独立之称谓词前的代词“此”和“汝”》[8]为例，文章根据作者之前的观点，认为将“唯”字被认为成句法独立的呼词是不对的。“唯”并不是呼词，而是源头语呼格名词的汉译标记。根据这一研究，引申出了其他汉语呼格名词是否也有其他不同的译法。进而对“此”字和“汝”字进行了研究。文章最后研究认为，“此”与“唯”字类似，也是呼格名词的汉译标记，只是不同于，“唯”后来发展成为了呼词，而“此”却没有。而“汝”字也在少量的译经中，做呼格名词的汉译标记。

二、词汇分类

（一）具体字词的训诂研究

2.楚韵诗词

此类文章还有刘嵚《“我说”的语义演变及其主观化》（2008.8）、黄晓雪《“持拿”义动词的演变模式及认知解释》（2010.8）、温振兴《唐宋“始得”句的历史演化和语法化》（2010.8）、董正存《“完结”义动词表周遍义的演变过程》（2011.5）、葛佳才《汉语“亲自”类副词的形成与发展》（2014.8）、曾常红《“一口气”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2014.8）、李晓军，徐静《“总”的语义演变及相关问题》（2017.2）等等。

此类有关出土文献的文章还有李东鸽《从〈说文〉本义与出土材料本义的不同谈词义的引申方式》（2017.2）等等。

（二）对特定词的意义及演变研究

有许多字词在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发展中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演变，针对这些演变情况进行的研究有很多。对特定词的演变的研究论文一般从其源头出处入手，如果找不到源头出处，就从这个词语出现的方言地域开始研究，逐步推导逐步演变后得出最终结论。如华学诚，张可《释“无赖子”并论其发展演变以及与同义形式的竞争》（2010.11）[10]。文中表明“无赖子”一词出现在晚唐，“不得黑暗独行，不得与无赖子往还”（李商隐《义山杂纂》“无见识”条）。同时还研究出“无赖子”一词出现前后的状况。在“无赖子”出现之前，有“无赖之子”的说法，熟属于短语的一类，最早用例于西汉。故“无赖之子”是“无赖子”的源头短语。后来“无赖子”的意思演变为“不务正业之人”，其中心语“子”字也逐渐向轻声转化，后完全成词。“无赖子”的转化进程就是从书面语向口语的转化。

此外，类似的文章还有方一新，孙尊章《关于“蹙”“款蹙”及其他》（2014.5）、潘玉坤《“有辞”“有夺人之心”“有立志”之“有”训“能、可”考》（2017.8）等。

治理龙湖水质环境，疏通龙湖与乌江之间各河道的淤泥，打捞湖面垃圾，扫除湖面绿藻，改善龙湖景观环境。重点改善核心古建筑保护区外部环境，拆除不和谐的现代化元素，如广告牌、电线杆等，修补完善各巷道及沿岸的鹅卵石路面，保护流坑村原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栽种树木，美化环境，提高整体景观质量。

（三）符号与文字的讹混商榷

符号与文字间的辨析作品只有张涌泉的《重文号和“之”字讹混广例》（2015.11）[11]。早期，重文号被人们写作为两个短横，位置是字的右下方，表示上一个字的重复叠用，后来人们由于手写的两个短横与“之”字有许多相似之处，导致了许多文献在被后人解读时出现符号与文字混淆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实例来讨论并解决了重文号“々”与“之”字之间的讹混现象，对诸多文献的阅读有着很大帮助。

三、语源探究

由于时代的演变，某些字词在岁月的演变中，其本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语源探究就是对字词的来源分析研究，即是它的历史研究。

华学诚《论戴震〈方言疏证〉的整理——古代语言学著作的文献学研究之一》（2013.8）[15]。戴震是清代第一个对郭注《方言》进行研究整理的学者，为后代整理郭注的《方言》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长期以来没有符合学术要求的整理本出现对于研究很是不利，文章便对于应理清哪些问题，且应如何来做整理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校订本的目标是复原戴震的研究成果，使得在学术上引用的语言更准确，不会有错讹，可以达到学术研究的要求。

还有同类文章如王敏红《“狼抗”考源》（2008.8）、王耀东《宋代的方言观及方言研究论略》（2016.5）、周珉，周及陈《从明代《蜀语》词汇看四川方言的变迁》（2016.8）等。

四、作品中的词汇比较研究

对作品中的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通常是列举两部作品之间的优缺点来比较研究，如汪维辉《〈重刊老乞大〉对〈老乞大新释〉的修改及其原因》（2015.5）[13]，文章对分析研究了《重刊老乞大》为何要对《老乞大新释》进行重新修订，得出结论主要是风气使然，当时“改俗为雅”的风气是《重刊老乞大》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改与不改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虽然《重刊老乞大》也展示了许多语言上的变化，但其实际意义上并不是一次很成功的修订。还有张民权《万光泰〈经韵余论〉与〈诗经〉韵例研究》（2016.8）[14]，对万光泰的《经韵余论》进行研究，研究一些《诗经》中比较特别的韵例。其中总结的古韵部与《诗经》韵例关系对研究《诗经》和上古汉语韵部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越瓷出现的首要目的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具，但是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越瓷组合的出现却成为人们享受生活美的一种重要形式。

五、语料分析语研究

这里说的语源探究主要是方言词汇的源流研究，方言词汇在进行语源研究时，主要是在不同地域的方言词汇的比较中，通过词义对比、文献考证等诸多方法，找到该方言词汇真正的源头。有关方言词的语源研究，如曾晓渝《明代南京官话移民语言的历史演变差异解释》（2015.8）[12]。文章认为津、滇、黔、琼四地的方言语音都是源自于明代南京官话，将这四个地方的语言差异进行了对比，同时还将导致这四个方言在历史演变中逐渐不同的原因进行了比较，主要包括语言因素、社会因素、地理因素、心理因素等七个方面。

六、研究特点与不足

（一）研究特点

1.跨时长，类别多，范围广

综合上文来看，在近十年《语文研究》的古汉语词汇研究中，文章具有三个共性的特点。跨越时间非常长，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唐宋明清;研究类别特别多，既有释义分类，也有考源比较；研究范围相当广，地域上边疆城市皆有，生活中俗语官话全在。

近年来，在许多文章中都可以发现，对于文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开始有了很大的革新——跨语言研究的方法。如张赪，崔越的《〈诗经〉言说动词“曰”“言”“云”虚化用法的篇章功能及其跨语言共性研究》（2017.3）、黄树先《“臾”字形义考》（2015.1）等等。跨语言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帮助我们将眼光放到全世界去，不再局限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各种考释，有助于我们结合世界的语言发展进行汉语的语言研究，认识语言、学习语言、掌握语言的精髓；有助于将我们的文字文化推广到国际，增强我们的文化影响力；更有助于我们实现我国文化强国的目标，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十年来，虽然对疑难字词和各种文献的字词考释，以及对各种词汇的分类研究还是研究的重点项目，但是有关于方言的研究开始增多，更多的探究方言的源流及演变的文章开始出现。

在出土文献方面的研究，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也逐渐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如赵晨霞《吐鲁番出土文书字词再考释》（2012.2）。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字学、语言学研究的进步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研究的方向更广泛，研究的内容也更综合。

3.研究方法开始革新

2.研究方向更加广泛，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二）不足之处

相较于其他刊物，《语文研究》在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还有以下小小的欠缺。在关于学者之间著作的商榷研究方面还有待加强。如2016年2月《中国语文》张春雷的《“津通”释义商补——兼与李维琦先生商榷》，再如吕蒙、毛远明《释“悬米”》（2011.）与刘传鸿《也释“悬米”》（2012.1），这些都是学者间的商榷与述评的文章。文化需要钻研，需要交流，只有让文化在思想中流通起来，才会有更好更准确更先进的研究成果出现。

一稿多投是一篇文章同时往多个期刊投稿，造成两个或多个期刊同时发表一篇同样的文章，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其变种是，将题目和内容作了极少的修改，发表在不同的期刊，该行为也属一稿多投的范畴。

同时研究语料也要进一步更新，近年来出土文献和汉译佛典等文献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这其中一定有许多错误，类似于张涌泉的《重文号和“之”字讹混广例》中描写的符号与文字讹混问题也一定存在，希望此类问题可以得到更广泛的注意，以免在研究时造成大麻烦。

七、发展与展望

（一）研究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方法会不断革新。再结合其他国家的语言研究方法，进行跨语言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语言研究前景将会更加光明。

（二）研究方面

研究方面要更加全面，可以多方面的，从不同角度的进行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近十年的语言研究在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基础上都有着很大的进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学术的要求。将我们的文化与国际接轨，是弘扬文化的重要途径。

BIM是通过管理真实世界中“物体”在数字世界中的“映射”，从而掌握真实世界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后续的发展情况进行预判。一个是虚拟，一个是现实，这两点必须要关联起来BIM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这两点如果差别很大，BIM则就失去了实际的作用，成为了只具备三维表现功能的工具。

（三）研究方向

在研究方向上，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方向，可以增加一些学者间的商榷与述评，增加一些语料的分析研究问题，增加一些词汇在辞书中的编纂问题。

（四）研究质量

希望《语文研究》的内容，在未来会一直保持这样高的论文质量。可以为语言文字学学术界提供更先进的学术见解；为广大语言文字学工作者提供更为活跃的交流平台；为广大读者提供更高水平的文章；为众多新生刊物做优良的榜样。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动机是学习的内驱力。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挖掘教学内容本身的内在乐趣，依据学生心理特征、认识规律，挖掘语文教材中的诱导因素，努力创造教学情境，活跃课堂气氛。根据学困生的语文基础、表达能力，把握机会及时进行激励与启发，使留守儿童学困生产生语言表达的欲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教学效果。给留守儿童学困生机会，给他们指导，给他们宽容，逐渐建立他们的学习成功感，并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起正迁移的作用。

总之，《语文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版块的研究，一直都处于国家学术研究的前列，也一直有着一些新颖前沿的科研成果。近年来，研究内容和方向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革新。希望本篇文章可以对以后的研究有所帮助，希望未来会有更好更先进的学术成果能够在《语文研究》上发表出来，也希望编者加强文章审核力度，让《语文研究》的文章可以更加优秀，让《语文研究》的读者可以收获的更多，让《语文研究》杂志可以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参与式水管理理念自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首席代表关德辉就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参与式水管理的理念。关德辉认为，有效的水资源管理系统要求我们必须集思广益，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到整个水资源管理的过程当中，通过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紧密合作，促进水资源管理模式创新性的变革。

2.2.2 单株干物质积累量 由图3看出，不同处理下冬小麦单株干物质积累随生育进程推进呈S型增长趋势，总体分3个阶段，返青至拔节期缓慢增长阶段，拔节至灌浆期快速增长阶段(其中抽穗至灌浆最快)，灌浆至成熟期缓慢增长阶段。早播条件下不同密度间的干物质积累量差异较大，晚播的不同密度处理间差异较小。同一密度下，单株干物质随播期的推迟而降低，分析原因是分蘖成穗的高低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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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美玲.《汉语大字典》释义商补——以“擘画”“搂搜”“索落”“硬证”“柱脚”为例[J].语文研究,2012(3):43.

[4]朱城.古籍注疏与大型语文字典释义的失误——以《汉语大字典》为例[J].语文研究,2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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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雷汉卿.禅籍俗成语浅论[J].语文研究,2012(1):40.

[8]朱庆之.论汉译佛典句法独立之称谓词前的代词“此”和“汝” [J].语文研究,2017(2):7.

[9]徐山.释“柔”[J].语文研究,2008(1):48.

[10]华学诚，张可.释“无赖子”并论其发展演变以及与同义形式的竞争[J].语文研究,201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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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晓渝.明代南京官话移民语言的历史演变差异解释[J].语文研究,201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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