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乡土文明挽歌的吟唱者”，贾平凹先生不断徘徊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为了寻找一个诗意的精神家园。然而，作者的精神立场又是犹疑而无奈的，其对乡土文化的没落和衰微命运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哀叹、同情和悲哀，缺乏一种深入而理性的思索。[1]长篇小说《极花》改编自作家老乡一家惨痛的真实经验，以介入的姿态在城市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守望乡土。目前，关于《极花》的研究集中在乡土情怀、苦难叙事和性别反思等方面，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切点探讨作者在精神返乡中的女性叙事，揭示小说中现代性/乡土、父权/女性之间所勾连的文化意义。不难发现贾平凹面对现实的无力和退让，对乡土的眷恋使其最终选择在土地上寻找所有答案，即使承受无尽争议。

他向记者介绍，科主任“岗位说明书”的编写与及时更新是一项重点工作。“结合专科特点与学科发展目标，科主任岗位说明书由人事部门根据院办会讨论、征询科室意见后，细致编写，并做到每年重新修订。”金昌晓表示，专科实力代表的是医院竞争力，科主任、学科带头人的积极作为必然引领学科更好地发展。

一、乡土之子的挽歌

现代性发展不止意味着光明和进步，同时也牵扯了诸多撕裂和阵痛。正如有关“发展”的寓言：作为一种在二战后产生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认为经济迅速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所有社会矛盾将迎刃而解。“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等于进步性生活的信念，这支撑了整套发展主义话语。[2]在城市化的转型时代，发展主义不断勾勒现代性所预示的自由、平等、富足、友爱等远景，披上光明的外衣诉说着关于发展的迷思。然而被遮蔽的问题终将浮出地表——当代城乡之间，不同阶层、族群和性别之间互相错位与撕裂印证了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共同感的丧失”。随之传来批判的诘问：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从迷思到反思，人们不断质疑发展主义的逻辑，反思现代性城市化对边缘社群、部族文化生活的蚕食。当代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文化的断裂感，从而更加趋向于对传统文化的依赖。

在常发病田块，选择低洼肥沃的田块，种植当地有代表性的感病品种及主要栽培稻种，多施氮肥和长期灌溉，制造适于发病条件。在常年发病始期勤检查，发现中心病株，对急性型病斑出现（病叶上菌脓较多可按雨量、雨日、暴风等）情况进行预报。

长篇小说《极花》聚焦于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的偏僻村落。面对土地沦丧、劳力骤减以及传统文化式微，贾平凹怀着难以遣散的乡土归宿感，将发展的悖论指向城乡话语失衡，在现代性进程中守望颓败的传统文明。小说中的圪梁村，仍是一个葆有完整宗法制的乡村，日常生活绵延着父辈的传统逻辑运转。在实写的乡土风景中，所观所感的圪梁村风貌，硷畔、峁台、窑子、乌鸦、何首乌等语符共同构筑了一个闭塞自足的乡土空间，上演各种奇诡和蛮昧的原乡寓言。然而，以虚笔出现的“城市”却如魅影随形，与“日薄西山”的乡土话语角力。文本主人公胡蝶，一个难以跻身城市阶层的“他者”，作为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以外来者的眼光对荒凉的村子进行陌生化观照，发生了反讽的城乡置换。如果说圪梁村拐卖女性，是原始文化传统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应激反应；那么被拐女性的命运更像救赎的反讽，是城乡区隔的话语表征。在现代性的二律悖反之下，城乡话语失衡是无法回避的存在。乡村正在死亡，受城市化扩张而失语，像老老爷这一代的乡村知识分子早已让位于现代化的知识权力系统；而像黑亮这样仍然留守在乡土的青年，也已缺席了积累资本的政治经济地位，变成只剩“消化器官和性器官的光棍们”。敌意的城市和凋敝的农村都无法安放一群农村的新生代，他们将无路可走。“圪梁村”“营盘村”无乃中国“最后的乡村”？面对乡村的末日，作者深感焦虑而彷徨。

强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夯实基础。但是，我国现有的1.12亿技能劳动者，在从业人员总数的占比不足13%；高技能人才仅2863万，其中5%是技师、高级技师。去除现有的440万高技能人才缺口，与2009年我国高技能人才需求相比，到2015年或2020年预计增加540万或990万。数据显示人才技能结构比例不合理，高级技能人才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很难适应各个省市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对技能人才的不断需要。

二、父权的失位与复魅

贾平凹的作品和人物命名富有文化象征意味。比如“废都”“白夜”“仁厚村”“高老庄”“狼”“秦腔”“古炉”等意象都与乡土文化有关，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名字如“庄之蝶”“子路”“西夏”“白雪”等也都寄托着作者的文化哲学思想。[7]沉迷于传统审美文化和艺术形式的贾平凹有意将《极花》主人公命名为“胡蝶”，以谐音的方式暗示女性与自然灵物“蝴蝶”的命运共鸣。

“乡土”是作者的精神原点，贾平凹无疑是一个具有古典情怀的作家，他关注和同情农民的命运，执着于乡村轮回的秩序——道德伦理和文化风习, 与此同时抵抗城市现代文明。在《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等小说中，他以水墨画的笔触反复书写“乡土挽歌”的主题，追溯并创造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寓言，如高跷、古琴、唢呐、秦腔、烧瓷、巫术、剪花花、目连戏，以及算命卜卦、风水相面等等，不仅铺陈和酝酿出浓郁的乡土文化精神，而且从整体上思考和探索乡土文化的意义及命运。《极花》可谓承继一贯的挽歌调子，面对不可逆的城市化，在感性层面上以一种更为缅怀、痛惜和困顿的姿态书写乡村生存状态。城/乡的二元张力是文本叙事的预设，对于《极花》的创作意图，他坦言：“拐卖的事，我不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写，我把它当作一个角度来写，以这个为叙述角度，一个突破口，要来反映目前农村这种状况，而不是纯粹写这个妇女咋样被拐卖。” [3]贾平凹的写作不属于案头书斋的空想，而是以介入现实生活的姿态在乡村大地行走，其预设的身份和立场也一定程度带来对乡土观察的盲视——启蒙者放大中国乡村的荒芜感。《极花》是“激愤”“控诉”，也是“悲哀”的，以女性被拐卖的事件作为叙述切口，呈现历史转型时期乡村的撕裂与阵痛，并追问“拐卖女性以缓解繁衍焦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一批农民应怎么生存”、“乡土文明该如何延续”等一系列现代性发展难题。

微波能是一种清洁能源[7]，根据材料电磁特性的不同，能够在其内部产生能量直接加热材料。微波加热[8,9]具有显著的选择性加热、内部加热、非接触加热等特点。本研究利用响应曲面法(RSM)考察了微波条件下各因素对草果脱水量的影响规律，以便为草果的微波干燥提供理论依据。

在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中，女性经济主体被定义为男性经济主体的补充物，被描述为具有再生产性、抚育后代和实现消费等重要功能的附属品。根据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等级制，男性在经济劳动中占据绝对地位，而女性只是发挥辅助作用。父权制与政治经济学的合谋关系意味着女性不能僭越男性政治经济的主体地位，而应该自觉担负洗衣做饭、促进消费等辅佐工作。男性家长通过一系列教唆、哄骗和暴力，摧毁女性的独立意志，使女性默认自己的劣势，正如黑亮所说：“待在哪儿还不都是中国”，[5]从逻辑上就此排除女性作为社会生产主体的可能性，成为妻子和母亲即是女性命运的终结。《极花》完整地呈现了胡蝶的心灵辩证法。刚开始被拐到圪梁村的胡蝶暴躁疯狂，对一切充满了憎恨感，无时无刻不密谋着逃离解脱，坚信“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也坚决表示“我肯定要离开这里”。可是渐渐地，怀孕后的胡蝶在心理上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她开始接纳并融入到这个“偏远龌龊”的村子，待人处世“越来越随和客气”，性情从暴戾转为安静，行动上从不驯到主动操持一系列家务，从笨手笨脚“伺弄鸡”“做土豆”到习以为常成为圪梁村的媳妇。末尾胡蝶做了一个被解救回家的“白日梦”，但由于潜意识对母性天伦的本能认同，出走家庭随之而来的负疚情结使其终究与绝望的处境和解——“我愿意被拐卖的，我故意被拐卖的”，[6]毅然再次折返男性所圈定、隔离的“女性空间”。至此，小说完成了胡蝶的心理拼图。由此可言，城/乡失衡与男性/女性错位的同构互动逻辑，最终昭示了父权的复魅。

上文分析中研究了4C延续性护理在脑卒中康复期患者中的应用，实验组康复效果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延续性护理措施，主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家庭随访，定期的开展家庭随访调查，结合康复效果针对性的开展护理指导工作，并引导家属掌握康复指导的相关技巧，有利于全面促进患者症状的改善，提升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

城市化对乡土文明的侵袭，被置换成男性对女性的合法化暴力。面对审判，黑亮堂而皇之拿出理由：“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4]城市现代化发展对乡村造成的创伤成为“黑亮们”施暴的辩词。被幽禁的胡蝶历经邻里民众的齐力抓捕和规范，女性的拒绝更被视作伪装的同意——因为在他们眼里女性传宗接代乃天经地义，这成为宗法制乡村重构父权的修辞，以此消解了拐卖之罪。质言之，作为乡村男性，不仅受到现代性的区隔和压抑，又以相同的逻辑剥夺女性，成为集中施虐/受虐的共同体。从个人劝说到群体协力，“强暴”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拐来的女性终将沦陷为“生育的工具”。

三、“蝴蝶”：被献祭的双重梦魇

在闭塞的圪梁村，那些有关市场、资本、品味等关键词，对于远离城市化浪潮之外的乡村青年而言，其实是无法体验的空洞符号。他们秉持“子承父业”、“父母在，不远游”的亲族伦理，或务农或以小本生意养家糊口。黑亮家以“猎奇”的眼光将象征城市审美的“高跟鞋”吊在井里，又将拥有中学文化的媳妇当作炫耀的物品，对具有城市经验的女性施虐后感到快意而悔恨等等，这些畸形的行为无疑都暗示了乡村男性无意识的自卑心理。在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文明下，习性、价值观、文化能力的层层断裂和区分使“黑亮们”失语，被现代性指认为“他者”的父权受到怀疑乃至挑战。如果说城/乡话语失衡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后果，那么坚守农耕文明的男性亦无法避免丧失经济/父权的主体地位。不过，留守在乡村的顺子媳妇也私奔而去。这意味着男性无论是面对留守乡村的女性，还是被拐卖而来的女性，现代性介入所造成的城乡区隔最终指涉父权失位，随之而然发生不可遏的政治经济/性别特权的双重阉割焦虑。

其次，在梁祝化蝶、花蝶之恋等悲哀凄美的传说中，“蝴蝶”作为爱情的精魂，寄托了人们关于美丽爱情的向往。胡蝶就是一只翩跹的“蝴蝶”，于幽闭中幻想、移情，憧憬自由和体验爱情。在一连串意识流片段里，她尤为截取那份与青文的朦胧单相思。梦是如此暧昧，《梦的解析》认为人们在梦境里会无意识对现实进行凝缩、移置、表象化以及二度修订。而胡蝶的梦境，闪回各种被“修订”的场景：当自己被发现失踪后，青文会翻寻出那张偷拍的相片，陪娘前往广告制作公司，不辞辛苦印出几千份的寻人广告。但是，她似乎忘了青文其实是自己不敢高攀的城市大学生。老老爷说：“啊胡蝶，胡蝶可是前世的花变的”，[9]蝴蝶恋花是本能的趋美性。梦境对现实素材进行想象性剪辑拼贴，不过是对爱情的浪漫祈愿，对美丽至终不渝的期待。然而，将“黑亮”和“青文”并置，无疑是残忍的，黑亮的野蛮和粗鄙无情地打破了美梦的幻觉。胡蝶不过和村里过度开采的“极花”一样，蝶虽恋花，也免不了“好景不长”，尔后“香消玉殒”的命运，用一次次死亡来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

“蝴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意象。蝴蝶自由翩跹的形体风貌，双宿双飞的生活习性和破茧成蝶的生命历程，早已被诗人提炼凝聚在文化情愫当中。从庄周梦蝶、梁祝化蝶、花蝶之恋等传说，“蝴蝶”意象历经岁月的陶冶洗练，积淀了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作为一种寓言方式和表意符号，“蝴蝶”象征的自由、爱情、美丽和欢愉已成为审美的集体无意识。[8]《庄子·齐物论》说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梦蝶，现实与梦境叠置，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蝶？小说推崇“虚实结合”的象征表现，将主人公漂泊迷茫的城市生活与土窑里的现实困境比附，并以蝶化和蝶梦的艺术手法使主人公获得超然于身体的俯瞰视角。本该翩翩然的“蝴蝶”拍翼挣扎，环顾四周而插翅难飞，在一次次濒临绝望时离魂幻梦、凌空虚蹈，那是对本真和自由的无尽渴望。

作为欲望客体的胡蝶，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父权双重抑制下的悲剧命运，从“蝴蝶”过渡成“替罪羊” 。承担所有罪过的“胡蝶”衍化成一道祭品，解构了“蝴蝶”所象征的自由、爱情、美丽和欢愉。男性的恐惧以及异化的现代性，皆被转嫁到女性——“替罪羊”身上。小说采取双线叙事，主线实写胡蝶被幽禁在黑亮家，一步步被强化妻性和母性；副线则虚写胡蝶所回忆的被城市边缘化的经验。文本中的女性固然是父权统治下的牺牲品，本以为否定、拒绝、放弃就是救赎的根源，借助“现代性”身份僭越父权的意图反而是失败的。“像我这么一个大人，还有文化，竟然也就被拐卖了”，[10]在追求“自我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正荒谬地被“王总们”放逐吗？在现代性场域下，胡蝶之于城市正如黑亮之于城市，都是城市的“他者”。在繁华与罪恶、文明与欲望共生的摩登都市中，想要“振翅高飞”的梦想注定不过是自我臆造的乌托邦。城市经验并没有成为女性实现独立的护身符，“文明”对此丧失了征服“野蛮”的维度。她不曾拥有“城市”身份的同时，还迷失了“自我”身份，成为“期盼离开异乡，却又无法回归故土”的“双向”异乡人，一个被故土彻底放逐的离魂。吊诡的是，胡蝶能够在圪梁村活下去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被圪梁村的温暖所打动，而是作为女性的孤独无依和对于母性的恪守遵循。换言之，对于像胡蝶一样被拐的女性而言，注定无法逃离被献祭的双重梦魇，“女性身份”成为其命运之钥——不仅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咎由自取”，而且臣服于父权，更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四、结语

  

（图：现代性与性别角色的互动逻辑，箭头方向代表主体权力指向）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极花》是折射当下社会问题的镜子，作为乡土之子的贾平凹在精神返乡中直面残酷现实，毅然寻找乡村本有的血性与活力，反思乡土文明的可能性，底色凝滞而沉重。另外，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小说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11]小说虽取材于现实，但艺术所渲染的乡村群体的受损遭遇和面貌，又几近是可怖和偏激的。至于女性，全然不能拒绝历史宿命。那一个个单薄的身影：胡蝶、訾米、麻子婶……，承担所有美好而又苦难的意义，最后成为乡村之子的陪葬品，“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垒起来，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12]《极花》深层的悲剧是，乡村面临无法逃遁的没落命运，新生代男性青年在“无后之罪”和“铤而走险”的两难中选择了后者。女性便承担了这一选择的后果，服从于市场压迫和性别统治的逻辑，被困于现代性和父权错综交织的暴力网络中无望挣扎。《极花》是以成为当代城乡之间，不同阶层、性别之间互相错位与撕裂的女性命运的症候式文本。

可以说，贾平凹背负着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哀悼、感叹和追思着涣散无神的农村，以女性的受苦受难救赎无助的乡土祷告，勇于承担伦理争议。其对于乡土价值的诉求无疑是感性而艰难的，越轨的笔致缺乏一种现代理性精神——溢于言表的乡土留恋和哀叹最终淹没了对女性的悲悯关怀。在土地上寻找所有答案，这是作者面对现代性发展难题的抉择和归依。同时，这也意味着难以建立相当一部分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理解式同情。1878年易卜生在他的创作札记上写道：“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被按照男人的法规来评判，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13]因此，在精神返乡之途中，女性的对抗式阅读也是在所难免的。

注释：

①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早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就盛行着类似处死“替罪羊”的仪式。为了维护自然

运行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把自己的罪孽和痛苦转嫁给别人，将国王或神作为替罪羊杀死或放逐。

参考文献:

[1][7]贺仲明.犹豫而迷茫的乡土文化守望——论贾平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J].南方文坛，2012(4).

[2]许宝强，汪晖.发展的幻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

[3]贾平凹，韩鲁华.虚实相生绘水墨极花就此破天荒——《极花》访谈[J].当代作家评论，2016(3):51-61.

[4][5][6][9][10][11][12]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8]王佳宝.蝴蝶意象与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心理[J].云南电大学报，2009(2):36-41.

[13]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