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女大）是由南北美浸礼会、监理会、基督教友会、南北美以美会以及北美长老会等五个教会共同发起并成立的一所知名教会大学，它不仅是西方教会在华传教史上的重要一页，更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史上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在此之前，虽已建立许多女子初等与中等学校，以及两所女子大学（北京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福州的华南女子大学），但由于它们的程度、规模等十分有限，金女大实际成了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设置完整大学课程的女子大学。更重要的是，金女大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自主化招生制度，招收了一批有志向学的优质生源，为中国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女界精英，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影响。由于金陵女子大学兼具教会大学与女子大学的双重身份，其招生的典型性也更加突出，在数十载的招生历史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严格选拔，堪称典范。本文主要概述金女大的招生历史、剖析其自主招生特点、揭示其教育影响，以期为当今大学的自主招生提供良好借鉴。

一、金陵女子大学招生概述

金陵女子大学在32年的招生历史中，有三个关键节点：校长更换、抗日战争爆发、回南京复校，据此可将其招生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统计全国恶性肿瘤发病例数，肺癌位居全国发病首位，每年发病约78.1万，其后依次为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和乳腺癌。肺癌是世界范围内男性新发病例、死亡病例最高的肿瘤，我国各地区男性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均排名第一，这可能与我国男性较高的吸烟率有关［1］。肺癌大体分为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非小细胞肺癌可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大细胞癌3种主要的亚型，其中小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与吸烟关系密切。肺癌的发生发展与致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失活及基因组稳定性的丧失密不可分［2］。

（一）第一阶段（1915-1928年）：从金女大第一届招生到第一任校长美国人德本康夫人被迫下台

这一阶段学校招生的规模相对较小，宗教色彩也比较浓厚。1915年9月17日，第一届新生开学时校内只有9名教职员工（专任7人，兼任2人），教师仅6人，其中华籍2人，美籍4人。[1]该年一共才招收新生9名，最后坚持到毕业的就更少了，仅有5位，近半数学生是被招收进来但未完成学业的。[2]接下来的几年中，招生人数缓慢增长，到1924年后，新生入学人数才相对多一些，在校生数达到了一百多人，1927年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学生有所减少，但仍有近百人（见表1）。这一方面是由于民国初年传统封建思想作祟，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风气并未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常年战乱，消息闭塞，人们对于新建立的金女大及其招生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即便招生规模不大，金女大此时的招生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表现出了对基督教徒的偏爱，如1915年入学的9名学生分属三个教会，只有一位不是基督教徒；1918年四个年级注册时，只有三四个人不是基督教徒，信教学生64%来自教徒家庭（其中2位来自四代的教徒家庭，16位来自两代的教徒家庭，还有15位学生的家庭首度入会）；1920年，教徒数量占学校总人数的九成，全校60人中就有54人为基督徒。[3]由此可见，早期金陵女子大学无论在招生亦或此后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都表现出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表1 金女大在校生数与毕业生数（1915-1927）

  

资料来源：徐海宁著《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37页。

 

年份（单位：年） 在校生数（单位：人） 毕业生数（单位：人）1915 9 0 1916 17 0 1917 36 0 1918 52 0 1919 70 5 1920 52 8 1921 70 10 1922 81 10 1923 95 10 1924 133 10 1925 137 15 1926 153 20 1927 97 18

（二）第二阶段（1928-1937年）：从吴贻芳接任校长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这一时期学校历经了本土化运动，各项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并稳步发展，在校生与招生规模逐渐稳定，招生的宗教色彩也相对减弱（见表2）。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中国掀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了南京，1928年德本康夫人迫于形势辞职，金女大早期培养出来的杰出人物吴贻芳女士正式开始接任校长并主持学校工作。为了适应中国当时时局与教育部要求，并考虑教会的办学精神，吴贻芳将“培养为基督教服务的妇女领袖人才”“发展基督化人格”的传统办学宗旨，与“推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最高理想”相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顺利完成了学校注册立案的工作。但由于新女大达不到教育部当时规定的“任何学校最少必须有三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的要求，故在注册立案后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新的办学理念并没有舍弃金陵人“厚生”的精神源泉，反而是将它发扬光大，对招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表2可以看出，1928年以后金女大学生生源的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毕业于教会中学的新生比例逐年下降，而毕业于普通公、私立中学的学生比例却是在上升，这不得不说是招生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表2 金女大在校学生来源情况（1928-1936）

  

资料来源：黄洁珍著《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论文1996年（未刊发），第139页。

 

年份（单位：年）来自大学附中及其他基督教中学（单位：所）来自公立学校（单位：所）来自私立学校（单位：所）来自教会学校比例（%）来自公私立学校比例（%）1928 115 4 12 88 12 1929 135 11 20 81 19 1930 136 15 13 83 17 1931 160 14 18 83 17 1932 133 不详 不详 76 24 1933 152 不详 不详 72 28 1934 144 不详 不详 - -1935 157 44 37 66 34 1936 181 40 38 70 30

（三）第三阶段（1937-1946年）：从全面抗战爆发金女大内迁办学到抗战结束后回南京复校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的虐行，使教会学校面临艰难的选择：迁或不迁，迁往何处。吴贻芳校长关于高校内迁的决定无疑是十分有远见卓识的，除1938年之前少量师生到武昌、上海办学外，到了1938年4月，金女大的办学基本上都转移到成都，这就为此后几年的招生提供了可能，使学校不致停办。从1938年9月9日起，金女大各系本科及体育系专科开始在成都正式招收新生，由于是战乱年代，当时报名的学生并不是很多，但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招生政策上充分考虑战时的背景，还接受了一部分流亡学生作为借读生。此外，抗战期间的部分年份，金女大与当时内迁所在地华西坝上的教会大学是合作办学、联合招生的，如1941年6月26日《申报》上刊登的招生广告所示：华西联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举行联合招生，定于七月八日起开始报名，成都则在七月十四日起报名，招考地点计有成都、重庆、城固、沅陵四区。[4]各教会大学不仅报名、考试等工作合并一处，连出卷、阅卷等也是统一组织的，这对于金女大顺利渡过这段内迁艰难办学的时期有着积极意义。

（四）第四阶段（1946-1951年）：从回南京复校到与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大学

抗战胜利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与发展，金女大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1946年起，招生人数年年增加，学生规模迅速扩大，1946年第一学期有332人，1948年超过480人。[5]另一方面，尽管金女大招生人数增长迅速，但由于报考人数居高不下，故录取率非常低，例如，1948年7月下旬，该校招生报考者达千余人，考试结果约有十分之一被录取。[6]总的来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招生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如朝着本土化、规模化等方向发展，但也有一些始终如一的作法或特点，使得金女大的招生更具典型性。

从1919年第一届毕业生到1951年最后一届，金女大共为社会培养毕业生近千人。[20]中国第一批取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就是金女大1919届毕业的5名学生，分别是：任倬、徐亦蓁、刘剑秋、汤惠菁、吴贻芳，而且她们多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就，有的还为母校金女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吴贻芳不仅是金女大首届毕业生，还于1928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担任金女大校长，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执掌金女大23年，发扬“厚生”精神，兢兢业业、认真工作，把金女大打造成培养女性领导者的殿堂。徐亦蓁从金女大毕业后又攻读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硕、博士学位，1928年当选金女大执行委员会主席，辅助校长吴贻芳管理学校事务。

二、金陵女子大学自主招生特点

金女大的招生不仅具有教会大学的自主性与宗教性，还兼备女子大学的特殊性。综合起来就是金女大“厚生”校训的体现，即德本康夫人对此专门作的诠释：“‘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至为重要。获取丰富生命的学生才懂得为人类社会多作贡献。”[7]在这一办学精神指导下，金女大的招生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制定标准，严格招录

金女大的招生管理机构最初是学校管理委员会，负责学校的招生与考试等工作，包括制定招考新生资格与标准的要求，德本康夫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制定出了较高的入学资格要求。而且，金女大始终坚持1914年学校管理委员会确定的入学条件：“入学必须以完成高中的语文、英文、数学、科学、历史和宗教课程为先决条件。”[8]在当时，金女大的严苛入学要求也曾遭到一些质疑：“支持我们的一个教会已经要求我们降低入学标准，因为她们觉得不可能在其所属的中学开办理科课，而且我们的英语要求也太高了。她们要求我们加办一年预科，教授英文和理科知识，以使学生达到我们的标准。”[9]如此高的入学标准为其招生带来了困难，尤其是最初几年学生数量非常少，但这种精英化的招生理念无疑从源头上保障了招考新生的素质，使其一直保持较低的招生录取率。例如，1933年报考金女大的学生有219人，经过考试，学校实际录取了68人；1934年，报考金女大的考生有226人，而实际录取学生只有79人，其中还有美国学生3人。[10]又如，1946年在沪招考，“报名者达三万余人，结果仅录取正取生六十余名，备取生二十余名，以名额有限，致一般落第者不无怨言。”[11]

其次，创客教育是以课程为载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期学生的创新能力得以提升。执教者在运用创客教育时，需合理运用课程资源，以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多元招生，重视考试

金女大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设置完整大学课程，并有较大影响力的女子大学，其自主招生为学校招收了一批有志向学的优质生源。一方面为培养成百上千的女界精英奠定了良好基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影响；另一方面，金女大的招生特色也可为当今大学的自主招生提供宝贵的借鉴。

民国年间尤其是民国初年，交通不便，对于青年女子来说，长途奔波到金女大参加入学考试更是一件不易之事，鉴于此种状况，金女大在有考生报名的各地设立了代考处，以方便考生。“其办法（是）如某地有投考生数名或数十名，本校即设法置代考处，请人代为主考，试题试卷均由本校寄去，考生无舟车之劳，即可应考，如该处仅有一人报名，亦可就便利之代考处应试，决无长途跋涉之苦，故每届招生代考处恒在二十左右，是以考生咸便利之。”[14]当然，为保障招生考试的质量，代考处必须“觅可靠之人代为主试，此种主试人员须中英文及各种科学均有门径者，方能胜任，故除在教育界服务者外，不易物色，而教育同人（同仁），大都于暑假散放之后，相率离校，因此必须在暑假前方能主持代考事宜，此本校第一次招考所以定在五月中之原因也”。[15]大部分年份除了这一次招考，一般还有放在八月份的另一次招生，是在金女大校内举行入学考试。两次招生、分设代考点、合理设置考试时间等做法使得金女大的生源籍贯不仅仅集中在南京这座城市，还涵盖了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华南等沿海省份。以1925-1926年为例，该校学生有45.5%来自江苏省，另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来自于全国其他省份。[16]

（三）巧设代考处，方便各地考生

由此可说明，当钢箱梁长度超过96 m时关键受力截面的恒载与活载比例减小幅度明显放缓，综合考虑恒载与活载比例变化规律和缩短钢箱梁长度的经济性可得出：针对主跨240 m的钢-混凝土混合梁，钢箱梁长度取96 m为最佳选择。

（四）扶贫助优，以人为本

金陵女子大学的学费比较昂贵，以致许多普通民众家庭根本上不起，也不愿意花重金来此就学，工商业家庭甚至社会名流家庭女子就读者则较多。如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毛彦文、张闻天的女儿张素娥、黄炎培的女儿黄学潮等都曾就读于此，因为有这些“名女”的加入，“金女大”才有了另一个别称——“外交官夫人学校”。当然，除了这些有钱有势的女子，“金女大”作为一所教会大学，还吸收了一些平民女子入学。对于那些家境贫寒的女子，学校另设有奖学金与助学金，大都由社会热心人士捐献设立，一方面用来褒奖品学俱优者，辅助家庭境况清寒者，另一方面则希望受奖助者“将来也能同样协助他人，藉符人类互助之高尚原则”。[17]例如，1947年一共有62人申请奖助学金，经奖助学金委员会审核后，共有12人获得奖学金，20人获得助学金。[18]除了奖助学金这样人性化的举措为招生助力，金女大还允许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校学习一个阶段后，可以离校工作一段时间，等积攒到一定费用再回校继续学业。例如，1921年张芗兰考入金女大，中途二度辍学去东海县乐德女中教书，攒足学费后再回学校继续学习，结果她三进三出金女大校园，原本学制四年的学业竟用了八年时间方得以完成。[19]这一人性化举措也充分体现了金女大“厚生”的精神与校训。

三、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影响及招生启示

金陵女子大学不仅录取标准高、招考过程严，而且其招生方式也很多样。尤其是办学初期，有考试入学的，也有推荐入学的。吴贻芳就是1916年由当时在金女大任教的美国教师玛丽·罗斯小姐推荐来校就读的，而且由于她当时没有中学毕业证书，所以作为旁听生插班学习，但学期结束时，因各门功课成绩优秀而转为正式学生。[12]不过，随着金女大各项工作走向正规化与成熟化，各种招生方式也都更加注重考试的作用，换言之，必须通过入学考试才有被录取的机会。例如，1946年的秋季招生由于报考者过多，而录取名额十分有限，导致大量考生被拒，一些学生不满意金女大的招生工作，甚至付诸于投诉，面对如此质疑，金女大在《申报》上以“女金大招生未徇情”为标题作出具体回复：本校附中毕业生进升大学者，亦须参加同样入学考试，并无特别优待，如此次招生进德女中报考者共六名，结果也仅录取一名，足见对进德考生并无优待。此种事实俱在，谅为各界所共知，故投稿者所云非实情也。[13]由此可见，无论是何种生源，亦或采取哪种具体招生方式，金女大对于招生过程中的考试最为重视，这不但是保障质量的关键，更是维护公平的重要手段。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937.

（一）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影响

核查表法、分解分析法及图解法等，是进度控制风险识别的常用办法。核查表法，指将具体项目的建设环境等基础资料与已列成表的类似工程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比较，分析可能出现的风险。分解分析法，指按工程项目结构和按引起风险的因素进行分解，将复杂的事物通过分解简单化，从而识别可能存在的种种风险与潜在的损失。图解法，即通过画图的形式，从影响进度的各种因素估算影响结果，同时从影响进度的可能结果反找原因。

当然，除了第一届毕业生，金女大在后续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出了更多的杰出女性人物。在教育领域有：教育学专家鲁洁、教育家洪范、维也纳大学教授徐芝秀、哥伦比亚大学汉语教师潘纫秋等；科技领域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韫芬、知名生物化学家鲁桂珍、国际著名植物学家胡秀英、知名物理学家何怡贞等；医学卫生领域有：美国病毒学会创始人熊菊贞、国内外知名的传染病专家皇甫玉珊等；艺术领域有：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我国老一辈著名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洪达琳等。此外，军政界的钟玉征中将、彭洪福中将、刘恩兰中将、著名社会活动家邓裕志等等也是金女大的杰出毕业生代表。据统计，在《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和《华夏妇女名人辞典》所收录的教会大学出身的223位女界名人中，毕业于金女大的便占34位。[21]这些女界精英不仅为中国的各项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女子大学的招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二）金陵女子大学的招生启示

虽然当今之中国并无教会大学，女子大学也寥寥无几，男女同校、受教育机会平等已成共识，但金女大的招生理念、举措等仍可以为当今大学所借鉴。首先，精英大学要保持精英化的招生理念。金女大的招生是宁缺毋滥的，规模虽然不大，但质量却很高。而如今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招生录取的底线，走向大众化招生，这对于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是十分不利的。诚然，提高大学入学率是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有部分高校保持招收精英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培养创新型人才才会有更加良好的基础。

其次，招收优质生源需要发挥高考的选拔性功能，更要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金女大在招生过程中非常重视考试的作用，这与考试能发挥选拔优质人才的功效是分不开的。而当下“高考的选拔性功能降低，其适应性考试的功能逐渐凸显”[22]，这是高等教育发展与招生考试发展到一定程度、阶段的表现。但高考仍不可缺失严格的标准，更不可因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而降低其选拔人才的功能，只有通过合理命制高考试题、科学确定录取标准、严格规范招考过程等方式才足以使大学招生更加公平，也更易选拔出优秀生源。另外，由于单一的考试制度不能有效的选拔出高校所需要的生源，因此“能否建立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是决定高校招生综合评价录取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23]

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冠心病类型是急性心肌梗死，此类疾病是导致冠心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现阶段，急性心肌梗死治疗较为常用的方法为抗血小板聚集。本次研究主要针对进行心肌梗死患者采用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效果及安全性进行分析，以下是具体报道。

最后，实行人性化的招生举措，让大学招录的人情味与规定性并存。金女大许多年份多次招考，多处设立代考处，为民国时期广大有志女青年提供了便利，而且，其招生亦考虑特殊，人情味十足。例如，1925年的金女大本来决议只招考新生一次，而且已经在五月九号举行，但后来各地纷纷来函表明未来得及报名，故要求再行招考一次，经招生委员会决议后特定九月十号上午九时再举行一次新生入学试验。[24]而当今的大学招生总体上过于死板，不够灵活，自主性不强，这就很难考虑规定性之外的特殊情况，不便于人性化招生举措的实行。

总的来说，金陵女子大学的自主招生是中国教会大学与女子大学招生的典范，它自主性强、选拔严格，处处替考生考虑，充分体现出“厚生”校训的精神内涵，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招生考试上重要的一页。与此同时它也启示我们，一个大学的办学与招生理念是极其重要的，在适合的精神指导下，大学的自主招生亦可做到严格性与人性化的并存。

[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招生广告[N].申报，1941-06-26.

[1][6][12][19][20]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5，358，47，56，251.

[2]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D].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1986.144-146.

传统语文教学模式往往就是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书写课文提纲或板书，学生坐在下面强迫性地抄写笔记，甚至有些学生在老师书写板书的过程中选择走神、睡觉、听音乐或者说话，这种教学手段既耽误老师真正的授课时间，又没能完整地呈现课堂教学内容，还对学生和老师的健康造成影响，事倍功半。有些语文老师为了提高课堂气氛会选择做一些实物课件，但这种相对费时费力，而且做出的内容可能也不逼真，未能达到语文老师的初心。

模块功能逻辑结构设计采用典型的三层解耦架构，将功能逻辑横向分为三个层次：展现层、业务逻辑层、数据连接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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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ang Shuh-hi,“ Our Mothers’s Ideals and Aims,and My Appreciation of Her”,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p.16,June,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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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nnual Report（1918）.Yale Div.UB Archives,Box 154，Folder 2961.

[10]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01.

[11][13]女金大招生未徇情 [N].申报，1946-09-15.

[14]招生委员会筹备招生[J].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4 （9）：5.

4.4.1 进一步完善教材资源。编写详细的教学文档，包括专业实习大纲、实习指导书、实习指导书，明确实践期间每一天的行程路线、实践内容、知识要点、问题思考等；完善各实践环节的实习总结、实习资料、实习照片和实习图纸；针对开放性调研活动，制作完善的选题表、结题报告。

[15]招生委员会举行会议[J].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7 （59）：3.

[16]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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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本校荣获大学国际奖学金同学[J].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47 （140）：2.

由2种应用的对比可知，微服务架构应用将工作流引擎从应用系统中成功地分离出来，由原来的1个完整服务(Application Server)拆分为2个服务(OA Service和Workflow Service)， OA Service只需实现业务相关功能接口，工作流引擎相关接口交由Workflow Service完成，从而实现2个服务的独立部署和扩展。

[21]王奇生.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2）：59-66.

[22]张亚群.高考如何保障招生区域公平[J].湖北招生考试，2016 （03）：1.

[23]郑若玲，陈斌.高校招生综合评价录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高等教育研究，2014 （10）：12.

妊娠对于母体与婴儿而言均是十分重要的时期，妊娠应是精心计划的家庭事项之一，选择妊娠最佳时机时，除考虑父母生理与心理健康状况、年龄等因素外，生活方式、医学指导及社会支持同样重要[4-5]。国外有文献报道，由一个单独小组完成孕产妇体检，即“小组护理怀孕”，产前检查与个人经历、教育、助产士经验分享一同进行[6-7]。我国通过开办孕妇学校帮助孕产妇获取妊娠及围产期健康知识，掌握自我保健技能，舒缓压力，正确面对妊娠与分娩。本研究600例孕产妇中定期接受孕妇教育者仅189例，占31.50%，而从未接受孕妇教育者227例，占37.83%。提示当前孕产妇接受孕妇教育情况欠佳，需不断提高孕妇学校普及率。

[24]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招生广告[N].申报，1925-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