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1至12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淮北师范大学、闽江学院、北京孔庙和国子监、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金门县文化局学等十余家海内外高校、科研单位、文化单位及出版社的近5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齐聚福州。开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院院长叶青教授主持，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家建教授、福建省台联梁志强副会长、中华炎黄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李世愉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胡凡教授、（台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林文龙研究员等领导专家与来宾代表先后致词。大会闭幕式由李世愉教授主持，由金门县文化局郭哲铭科长、林文龙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分别致词，并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进行会议总结。

本次研讨会是闽台科举文化研究的盛会，也是继“科举制度在台湾”（2013·台湾台南）、“科举制度在金门”（2016·福建金门）系列后的第三次研讨会。“以地区性为主，跨时代为辅”来举办这样系列的研讨会，不仅难能可贵，亦是领先全国。闭幕式后，大会组织专家学者至螺洲镇林浦村参观了陈氏、林氏科举家族等历史文物，因此本次研讨会可谓集学术与文化的丰盛飨宴。

本次会议的主题集中、内容丰富、水平高拔、立意新颖、研讨深入，并且每位发表人都有专门的评议人，使得会议的研讨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质量。与会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二十七篇，对福建科举、台湾科举、闽台科举文化及科举制度与科举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将研讨内容分类综述如下。

一、福建科举制度研究

作为宋明时期的科举强省，清代福建科举的地位在全国虽相对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科举大省的地位。本次研讨会在明清福建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和科举家族方面多有涉猎。

中国社科院李世愉研究员在大会报告做了题为《试论福建在清代科举中的地位》的主旨报告，就三个面向阐述了福建在清代的科举的地位。首先是福建作为科举大省，虽属三等，但仍享有大省待遇，如：乡试主考官的职衔、地位较高，乡试中额为85名，学额和庶吉士的选拔较多。其次是作为边远省分所得到的优惠，如：明通榜的推行、举人大挑、公交车路费，福建士子受到的优惠高于其他省份。最后是台湾开科带来的特殊意义，不管是台湾府隶属福建抑或建省后，福建乡试都接受了海峡对岸的士子，并且在考取举人与考取进士上，清政府都对台湾士子有相当大的优惠政策。文末指出，清廷曾对是否于台湾设置土司有过辩论，倘若设置，其影响与意义将不亚于科举制度。

厦门大学国学院陈支平院长在大会报告以题为《明清闽台粤庄氏状元与家族门楣标榜》的主旨报告中，从闽台的家族文化、闽台的民系文化和闽台的社会地方史三个面向，考察了明清以来闽粤台三地庄氏家族之间的历史渊源与关系，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民系文化。文中从明代福建泉州府状元庄际昌和清代广东状元庄有恭（但其父为泉州府庄氏族人）入手，考证了漳州客家庄氏与庄氏状元的联系，以及台湾客家庄氏对庄氏科举的追溯，并交叉运用了族谱数据和人类学方法进行实地调研，论证三地庄氏虽属不同民系，但都引用闽南民系的庄氏作为自己家族名人，为的就是标榜门楣，因此闽南民系和客家民系事实上是存在共同之处的，而非如当前的客家研究一昧强调其特殊性，而忽略了彼此的共同性。

[34] United States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1998, March 19, 1997,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5th-congress/house-bill/1119.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孙清玲副教授《清代福州黄巷梁氏的科举文化成就述析》以《制艺丛话》作者梁章巨为中心，考察了其祖辈与后辈的科举成就、社会贡献与近代转型。梁章巨祖籍长乐江田，先世即为当地名门望族，曾言“自前明迄今十五传，皆为郡县学诸生不断。”但要直到其父辈兄弟四人戮力科举后，才真正兴旺发达。在其叔梁上国成为福州梁氏第一位进士，从而打开了福州梁氏的视野和活动范围后，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先后有20余人载入官方贡举名册，约每30年便有一代人才胜出。除了科名外，此家族在著书立说和书法艺术亦有所成就，惟政治才能略显逊色。在分析梁氏科举文化昌盛的原因上，作者认为与其家学渊源、福州人文环境、师友交游圈和姻亲都有关联。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蔡惠茹讲师在大会报告做了题为《福建建安雷氏科举家族的兴衰及其贡献》的主旨报告指出，在科举不兴的元代，福建科举整体陷入低谷，但建安雷氏却出现“兄弟三进士”“连三代进士”“一门五进士一举人”的景象，并且到了元明之际亦有所持续，直到弘治朝后再无举人进士。分析其兴衰原因，与其在动荡时局仍坚守《周易》的家学传承有关，使雷家三兄弟在元代重开科举之际有着平日做足准备的优势而脱颖而出，加之以良好的母教和高智商的家族遗传，都是建安雷氏200多年来在科举上持续成功的原因。至于衰落原因，作者则推测与明代福建经学在整体上的突飞猛进有关，因为这使得雷家的《周易》家学有着来自其他家族易学的竞争。作者认为，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保持创新与发展，与时俱进，是雷氏家族兴衰带给我们的思考。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郭培贵教授《明代福建的鼎甲进士与阁臣及其社会流动》统计了明代历科福建鼎甲进士、阁臣的数量、籍贯与地理分布，并分析了两者的社会流动。在地理分布上，鼎甲进士和阁臣主要出自福州、泉州和兴化三府，福州府独占鼎甲进士33.33%，而泉州府独占全省阁臣63.64%。社会流动率方面，绝大部分的鼎甲进士和阁臣都来自上三代直系亲属皆为社会中下层家庭，前者有50%来自平民家庭，并且最大幅度社会流动的广度要大于明代进士的平均水平；后者则有33.33%来自平民家庭。能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无疑是科举制度和明代选官的形式公平所带来的结果。

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侯美珍教授在大会报告以题为《晚明闽刻〈新锲诸名家前后场肄业精诀〉初探》的主旨报告中，考察了似为海内外孤本的明代科考用书《肄业精诀》，其刊印时间为万历三十二年八月，而辑者李叔元和校者许獬则经作者考证为伪托之作。作者指出，科举用书多粗制滥造，为时人所诟病，因此能流传至今的科举用书绝非偶然，大多为上乘之作。然而《肄业精诀》却属于不入流之下乘，除了其伪托作者校者外，还多抄袭前人著作，甚至张冠李戴。作者以其中的卷三为例，除了多简俗字外还校对粗陋，并考证指出其中约293字就有1个错字，由此管窥明代科举用书之错漏与不足，体认到前贤对科举用书所以疾言指责之原因。

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毛晓阳教授《清代台湾科举公益简论》，以科举公益为视角，带着考棚的建造、维修经费的来源及考务管理等问题，切入探讨了县考棚——凤山县考棚、新竹县考棚与府考棚——台南考棚、台北考棚、台中考棚。文末指出，摊丁入亩虽为良策，但也使得大型地方公共建设往往无从筹措经费，在此大背景下，清代台湾考棚与其他地方考棚有着许多相似性，如民间捐资、地方仕绅是主要推动力量。而其特殊性则在于地域性特征，如凤山县试院便分建闽、粤两处考棚，且考棚常需肩负其他临时性功能。可以说，清代台湾五座府县考棚的创建过程，是有清两百余年台湾社会儒学教化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重要标志。通过与考棚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科举考试的公平观念、人才培养的公益观念、文教建设的本土观念也渐深入人心。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蔡正道博士生的《清代台湾科举中的“粤籍”与“粤籍举人”述论》由粤人来台的发展历程中，分析其在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面向上，粤人如何从闽粤矛盾冲突里一步步站稳脚步，取得官方的承认。在这种“我粤认同”的发展下，科举考试中的“粤籍”虽由其而来，但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同，并将所谓的粤籍概念整合进客家族群中，使这种认同更有动员力，也愈能与闽人分庭抗礼。只是在这过程也不应忽视科举在文化层面所带来的整合作用，特别是其载体“粤籍举人”的特殊角色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作者指出，这是要将其放置在科举制度作为王朝统合意识形态的文化纽带下，才可能观察出来的特殊意义。

混合着洗发水和沐浴露的香味向我逼过来。我的鼻塞一下通了。撩人的清香像无数条欢快的小鱼从我的鼻孔游进了肚里。我的心湖里顿时鱼欢虾跳，一派丰收景象。

二、台湾科举制度研究

台湾在清初为清廷所统一后，成为福建的一府。随着闽粤移民的增加，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台湾在文化与教育层面上亦有所提升与要求。而从学校设立、中举名额保障等政策可以看出清廷对此之重视程度。此外，以目前的区域科举研究而言，“科举制度在台湾”可说是独冠群雄，成果丰硕。本次会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又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北京大学卢咸池教授在《台湾进士举人问题新探》一文中，通过查询大量文献史料并交叉对照，对近年学者所列之台湾进士与举人名录做了分析考订，推展了台湾科举研究中最基础但也最重要的史料工作。除了辨析进士的姓名、科年、甲次、籍贯和祖籍外，还澄清了学籍、祖籍模糊，科分不明的举人，考订出台湾举人总数超过320名。文末列举了这些士子对台湾社会与两岸交流所具有的重大贡献。

城市副中心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为解决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城市问题，迈出了建设性的一步，也意味着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公路网的发展方向和重点的改变. 农村问题一直是制约一个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农村地区运输通道的建设是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途径. 农村公路网的未来发展应成为一个怎样的模式才能与当前的城市发展模式相协调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台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林文龙研究员在大会报告做了题为《台湾“谜样”科举人物考辨》的主旨报告，解破了四个关于科名相关事迹的考证，精详令人信服。首先是斯盛社之竹堑七子并未包含郑士超，而是郑用锡、郑用鉴、郭成金、郑用铦、郑如松、刘藜光与郑景南。其次是郑廷扬虽为“钦赐举人”与“钦赐翰林院检讨”，但肯定不是进士，因其当时已逾九十，名义上是一体应会试，并未实际会试。再次是寄籍人物，作者指出曾维桢、张觐光、黄裳华、黄登瀛、施之东等都属于事迹成谜的甲科人物，推测与寄籍有关。最后从“北路理番驻镇鹿港总捕分府示谕”考证发现曾作霖的籍贯为沙鹿。作者于结论指出，上述困惑亦可视为台湾科举之谜的缩影，大可归因于：传闻模糊、错解制度、规避律令和文献无征。

埃索美拉唑联合莫沙必利对食管炎部分食管动力学指标及胃蛋白酶原水平的影响……………………………………………………………………… 李福强，等(7):851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00）规定，末级渠系工程为小型工程，永久性建筑物中主要建筑物为4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临时性水工建筑物为5级。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卜永坚副教授在大会报告做了题为《《清代朱卷集成》内福建举人贡生资料初探》的主旨报告指出，虽然福建乡试诸卷只占420册《清代朱卷集成》中的5册，但仍值得重视，因此梳理了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间所含之84名福建籍举人和贡生之基本数据与数据分析，作为后续研究的基本资料。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论清代台湾进士对台湾公益事业的独特贡献》 列举了郑用锡、杨士芳、江昶荣、许南英、施士洁、丘逢甲等进士的生平与公益事迹。这些进士们从“文人”转变为“士绅”，成为沟通官员和百姓的纽带，在国家权力以外的“社会”层面之“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诸如投身社会事务、调解息讼、抑制械斗和捐资助学等文化教与活动。又由于台湾进士人数不多，因此影响力更为突出，有着所谓“隐性权力”。因此作者认为，研究台湾进士对台湾社会公益事业的独特贡献，对当下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都有着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林浦村明代林瀚后裔林资治先生《福州林浦村林氏科举文化简论》罗列了自宋至清末林浦村林氏科举有史记载者，中进士者18名，中举人者54名（不含待确认者13名），并简介了林浦林氏科举文化，如时间延续长达400余年、《春秋》已成林浦林氏家学，并由此带来的良好家风。

台湾从福建省之一府到独立建省，再到割让日本的这两百余年间，都能见到与福建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紧密相连，可以说，这很大程度是建立在科举考试的“闽台同闱”上。依托在科举制度下，我们可以观察到闽台之间的族群、政治、文化的紧密交融与发展，因此相关研究不仅对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对学术、文化及中国大陆全体的意义都非常巨大。

1.2.2 起搏器干扰 医院和家庭内使用的核磁共振、直线加速器、微波炉、电磁炉等，可抑制起搏器发放电脉冲而停止工作，对安装起搏器的患者构成一定的威胁。

刑罚的预防功能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而对潜在的犯罪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特殊预防指的是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使其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可能性。基于此，我们需要加强法官的专业素质，在适用刑罚时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刑罚及时准确，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果。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就是蛮横的[1]52。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李晓頔馆员《清代的台湾拔贡》介绍了台湾的拔贡考试、拔贡生的任用和拔贡生的社会活动。拔贡考试至乾隆后定制十二年一考，而台湾参选拔贡共十七次。参选拔贡者多以廪生为主，名额以官学级别划分，台湾拔贡额数在光绪朝以前以七人为上限。至于拔贡考试程序分为两级──先由地方分三场（乾隆十六年后）进行考选，再经中央分两场（乾隆五十五年后）拣选，且过程繁复。作者统计了台湾拔贡生共90名，这些人在拔贡后并无入监读书之纪录，而是继续参加科考、钦点官职或回乡。又因为台湾的特殊情势，使得台湾拔贡生另有通过军功嘉尚而升职的特殊晋升形式，这也反映了拔贡生的社会活动。除了参与“抗敌战斗”外，他们还从事建学修庙、志书撰修、书院建设与教学等文教活动，对台湾社会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当车内部温度过高或是过低时，系统会自动开启车载空调进行调温，车内备有独立电源，保障电源供电，可采用太阳能充电板进行充电。当调温系统出现了问题，无法实现降温，蜂鸣器根据车内温度进行发出警报，车内安装蜂鸣器提醒也是在非正常情况下，装置出现问题而无法正常工作时，警示外部人员及提醒家长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可以通过呼救路人来解救小孩，通过车内高温自控降温装置将车内温度降低。

金门县文化资产审议黄振良委员《金门四个科举家族》介绍了北宋以降阳翟的陈氏家族、明代中叶后的青屿张氏家族和后埔许氏家族，明代末叶的琼林蔡氏家族，考证了这些家族的科名人物与科举宦绩。而这样一种宗族文化的根深蒂固观念，也是许多金门外迁移民所以对原乡有深刻认同的主因之一。

三、闽台交流的考试纽带

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杨齐福教授《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的地方官》，文章首先介绍了清初台湾开发、政治情势与科举变革，接着介绍地方官对台湾科举考试和文教的积极影响。他们操守清严，学识宏伟兼具应变之才，虽然对台湾社会风气有正向引导作用，但也常为当时的台人所不理解，甚至揶揄怒骂。此外，他们常对考生提出既有道德伦理规范，又有读书问学的训示，并且编选考示范文、督察士子日常学习，对改变台湾士子的读书风气，提高台地考生的应试水平与推进台湾科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这都使得科举考试在台湾获得了权力支撑和制度保证，从而为清代台湾社会转型提供坚实基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刘海峰院长在大会报告做了题为《闱墨的历史价值──以清代福建闱默为中心》的主旨报告，刘教授解释了所谓的“闱墨”，是考官将考场中具有代表性的试卷范文和名列前茅的文章──主要是制义和试帖诗，及少部分的策，由官方在贡院刻印，于发榜后不久发布出来的作品。除了考场士子的考卷外，也包含了考官的评语与拟作（晚清尤甚），所以在清代时为准备科考的士子所争相购买。但科举废后，闱墨被视为文字垃圾，少有保存。以清代福建闱墨为例，目前所知现存于世的也仅13种。闱墨的研究价值是巨大的，因其直接反映了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但学界至今尚未有专门谈论闱墨的文章。通过对闱墨的系统梳理，能让我们理解考官的衡文标准和个人风格，还能与乡试录、会试录相互应证参照以补充典籍的不足，所以研究闱墨有着制度史、人物史、文学与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戴显群教授《清代福建乡试与台湾举人》首先简介了福建乡试，如贡院、解额、考官、试期、中举分布与副榜举人。接着介绍台湾在经济社会发展后的文教事业如府县官学与书院，以及至福州参加乡试的数字台湾士子如许南英、丘逢甲、陈肇兴、汪春源等人的事迹。最后讲述了福州台湾会馆——天衢与云路——作为台北、台南两郡参加乡试的人员居住地，在分巡台湾道刘璈的努力下，终于在光绪九年（1883）创设之曲折过程。通过上述行文说明清朝在经过两百年的教化、倡学后，台湾文风渐盛，并且使闽台关系更为密切。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文史研究部庄小芳研究员《科举停废与闽台文人生存状况探析——以郑家珍及其《客中日志》为中心的考察》受到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75—1942）》的启发，尝试从微观与个人生命历程的角度考察郑家珍的日记。除郑家珍外，还包括同期的施士洁、汪春源、陈浚芝等人，这批文人于日据后回归祖籍备考直到废科举，期间期后以教书为业，在地方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发挥余力，并以诗社为形式结合在一起，使闽台交流不因日据台湾而有所中断。透过对具体人物相关数据的考察，能更加完整地考虑科举停废与新旧时代变迁个人命运的转变，也可折射出中国社会与知识群体的转型。

北京市台联郑大副会长《台湾士子与闽台会馆》首先探讨了会馆功能与产生原因，统计了晚清福建在京有22座会馆。接着以许多举人士子的诗词和经历阐述了台湾士子在赴福州和赴京科考的艰辛，并往往要滞留数年，加之以在台湾会馆尚未创建以前，士子多依祖籍居住在福建、广东会馆中，因此对省城试馆、京都会馆有更甚的期盼。文章最后考证了福州台湾会馆与推论北京台湾会馆的创建过程，福州台南、台北两郡会馆于1884年建成，而北京的全台会馆最可能建成于1890～1893年间，台湾会馆则于1908年后方建成，然至今未发现台湾举子入住之记载。

四、其他科举制度研究

本次研讨会亦有若干篇与闽台科举文化虽未直接相关，但却富有新意的科举制度研究论文，分述如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滢坤教授《十国科举的乱象与特点》指出，十国实行科举情形，相比于五代差之甚远，仅南唐、南汉勉强开科，号称得人。前、后蜀保留一些科考纪载。其他诸国不确定是否开科。就影响力而言，南唐后主亲自命题殿试进士，是继武则天后皇帝首次殿试新及第进士，可视作宋代开创进士科殿试的原型。南汉科举则是长期实行，影响最大是高祖时期。十国君主多为武人出身，尚武苛政，反映在科举上的特点即如开科维艰、取人有限，举人地位下降、省试伪滥，科考目的多是用来装点门面，因此士人多向慕五代科举。即使如此，其科举仍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开化了社会风气。

厦门大学文学院钱建状教授《宋代词科与士人的文学交游》指出，宋代词科考试对宋代文章学、骈体文及文学批评有影响，但少有从考试程序和士子应考策略来分析词科考试。作者首先比较了制举与词科考试不同之处，并且后者在时文、备举数据获得、词学师徒关系的建立上都要困难得多，这就对应考者的士人家庭与个人产生深刻影响。由于词科的特殊性，这种“词科衣钵”犹如禅宗心法，双方在文学精神上的契合是紧密的，对科场常用文体也有不小的影响。总之，以习业词科为中心，历代经典文本、考场衡文标准、师弟相承的文学传统三者形成合力，推动了词科考试文体程序化与文体的稳定性。

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大学英语教学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要进一步加强英语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由于企业是最直接的教学实践平台，有丰富的英语教学素材，最了解就业岗位的需要，所以通过校企合作实践可以寻找更多的英语教学素材，帮助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及教材的开发，并且通过校企合作这一平台，教师可以检验教学成果并及时更改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与时俱进。

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胡凡教授《明代嘉靖壬戊科进士群体社会背景析论》以嘉靖四十一年所录取的进士群体299人，分析其社会背景，如年龄状况——25岁到40岁占总人数93.3%，籍贯分布——福建仅次于直立和浙江，户籍以民籍所占最大有59.9%，直系三代有任职情况者169人，无任职者130人。学籍以国子生132人最多，其次是县学101人。知识结构上，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法律条文如《御制大诰》《说苑》。该群体为明代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

宁波大学人文学院钱茂伟教授《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科举文献述略》对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的三种科举原始文献做了系统介绍和分析。首先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版较国家图书馆版全面，还比较并发现了因“告殿”或“官年”而与《嘉靖四十四年会试录》有之不同处。而《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履历便览》则近似进士人物生平小传，有依据人物纪年的详细记载。最后是与前者同为同年录的《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同年录》，除进士生平外，在体例与内容上都较前者完善。透过此三种文献的相互印证与补充，还能校订《明史》和《明人传记数据索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淮北师范大学吴航副教授《南明隆武乡试新考》首先考察了影响力较大的隆武二年福建乡试，此时的福建省已改为福京，并以“天兴府（原福州府）学为国子监”，文中考察了正副考官、同考官、监临官、提调官等职及可考之中式者十。其次则是介绍了前一年的云、贵、两广乡试，并于广东乡试部分征引许多文集文献，对考官提出不同以往的看法。最后则介绍隆武元年流产的江西乡试和隆武朝亡后由地方官主持的湖广乡试，然对该科之发起者史料莫衷一是。作者认为，隆武乡试选拔了一定的人才，在郑芝龙的明郑政权起到不小作用，对稳固隆武政权的根基和抗击清兵亦有一定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刘明鑫博士生《明代官方科举考试费用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明代三段历史时期的科举考试费用特征与影响。洪武至天顺时期是理性消费阶段，通过对贡院费用的严格预算及审批、宴席有度和赏赉有制，可知此时的费用支出情形对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到了成化至隆庆则是奢侈消费的形成与确立阶段，期间诸如官方资助中式者树立科举牌坊开支而带动的立坊之风，或是科宴规模、等级与次数都远高于明初，以致在万历至崇祯走向了奢侈消费发展阶段，达到“浮糜”程度，加速了社会负担，成为明末爆发全面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科举学是门内容广博的专学，虽然研究对象专门，但是内容广博。以本次研讨会为例，可以看到一地区之政治、社会、文化、族群、家族、个人，从宏观到微观，都与科举制度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这些主题研究若忽视对科举制度的考察，可能失于片面；而当我们将这些主题与科举制度挂钩上后，也可以反过来丰富科举学的研究。对于台湾研究，更因为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作为闽台之间有形和无形的联系纽带，而能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到其中所具有特殊意义与启发价值。总之，随着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参与，使得科举学有着多视角的研究，在互相激荡与切磋琢磨下，更能得到灵感与启发。本次会议促进了两岸的交流和科举学研究，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