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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存在的缺失与重构*

更新时间:2009-03-28

印度高等教育系统庞大,2014年印度大学生数量超过2000万人,在校生数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系统。[1]印度高等教育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大学拨款委员会(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它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和执行高等教育标准,向高校进行拨款,向政府提供建议,协调中央政府和各邦之间的关系等。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建立15个自治机构负责对印度全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认证。[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要了解印度高等教育的治理体系,需要首先了解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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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期的印度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缓慢,规模较小,门类单一。在独立之前,印度只有20所大学、496所综合教育学院、38所技术教育学院,在校生21.5万人。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何更高效地治理高等教育成为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为此,印度政府于1948年11月成立了大学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为印度高等教育提如何改进和发展的合理化的、可行性的建议,以适应国家当前和未来的需要”。1949年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nan)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建议应效仿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印度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从中央向大学进行经常性的拨款。然而,印度教育部并未立即实施该建议,该建议被搁置起来。在1951年下半年印度教育部发布《“大学”(标准规定)法案》(The Universities(Regulation of Standard)Bill)草案,提出联邦政府拥有制定和维持高等教育标准的权力,但是该草案遭到了高等教育机构和各邦的反对。孟买大学校长瓦迪亚(Navroji J.Wadia)爵士认为:“我们坚持认为,不应该有任何大学之外的机构来告诉我们如何调节高等教育标准以及如何设置大学的课程。因此,我认为,如果《‘大学’(标准规定)法案》)草案通过并生效,将给印度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灾难。”[3]在印度高校与政府博弈的背景下,大学拨款委员会于1953年12月成立,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该委员会以非正式组织的角色发挥作用,直到1956年出台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赋予了该组织以法定地位。

新成立的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是在模仿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并不是简单地对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进行模仿,而是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对高校进行拨款,而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能不仅仅是向高等教育机构拨款,还肩负着制定和维持高等教育标准,管理高校教师,为高校的在校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等责任。

一、当前大学拨款委员会存在的缺失

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经过60多年的发展,多次领导对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内容进行改革。例如,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在1973年发布了《关于提高教师工资》的报告,在1997年、1999年和2000年分别提出关于印度高等教育经费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建议政府增加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自身也在不断改革,其中一个里程牌是在1968年印度议会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修订法案》。与1956年出台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相比,《1968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修订法案》对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制度、组织、职能进行了一些修订,主要包括:(1)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员由之前的9人增加到12人,其中全职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2)《1968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修订法案》规定:接受大学拨款委员会资金拨付的大学或学院的在任校长及负责人不得担任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员。(3)《1968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修订法案》规定:可以从大学拨款委员会中选任大学校长。(4)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的任期是5年,其他委员的任期是3年。如果委员被续聘,下一次的任期不能超过3年。即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委员的最长任期不得超过6年。[4]经过印度政府、大学拨款委员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印度的高等教育在印度独立后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印度独立以后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综合大学由25所发展到213所,独立学院及大学附属学院的总数超过5000所,估计有将近500万学生在读。据印度教育部公布的数字,目前印度各大学本部共有教师64847人,其中8300名教授,16990名副教授,36963名讲师,2594名辅助教师。印度大学教师的经济待遇较高,处于印度中产阶级的上游。”[5]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就,但是当前他也存在一些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方面的失当

事实上,自从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以来,其实际行使的职能就不断遭受质疑,外部形象年复一年下降。之所以会这样,部分是因为外部的因素和缺乏资金,但是相当大的原因是由于其管理方面的失当。总的来说,大学拨款委员会是一个没有效力或效力低下的机构,它不但不能产出建设性的、可行的方案和政策,而且由于纯粹的惯性,走上了一个主要通过近亲繁殖的方法来管理的模式。

大学拨款委员会管理方面的失当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央政府和邦政府之间的协调方面的失败;二是,大学拨款委员会多年来的发展战略是培养一大批的大学生毕业生,而不管他们在学业完成的时候是否获得能力或在就业市场的前景,它往往将大学教育看作是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必要的延伸;三是,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结构、构成、遵循的政策和方式,是一个严重的低效率的组合,还存在一些腐败,尽管其秘书处竭尽全力避免;四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程度、分配模式和条款已经被扭曲。[6]

(二)协调和制定高等教育标准的失职

在印度1951年宪法第七章第66条中,中央政府建议设立大学中央委员会(a Central Council for Universities),其权力包括管理新大学的建立和撤销学位。但是,印度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反对大学中央委员会具有决定作为法定机构的大学的命运的权力。作为妥协的产物,1953年12月印度正式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新建立的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不但担负向高等教育机构拨款的职能,同时还制定和维持高等教育标准。大学拨款委员会同时被赋予两种职能的现象,可能在全球高等教育界只会发生在印度,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只负责对高等教育机构资助。

事实上,延长2年中等教育的学制并没有改善教育质量。逻辑上,该学制将减少高等学校的入学高峰。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只有少数人不希望继续学习,选择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结果导致,大部分学生在接受12年教育之后,与之前一样,选择继续进入大学读书。这反映了印度学制的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不然问题会越积越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印度在1956年通过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稀释了大学中央委员会管理大学创建和撤销任何学位的权力。这一过程也加剧了关于大学是否应该在绝对意义上自治,或者大学是否应该天生受到诸如中央委员会等协调机构的管理等问题的争论。

这些问题在1956年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个时期印度高等教育的情况还比较简单,当时印度只有三所中央所属的大学,资金规模也相当有限。但是之后,大学的数量以飞快的速度增长,所需资金的数量也增长的很快,该问题又进一步爆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关于古吉拉特大学(Gujarat University)独自使用古吉拉特语的问题,最高法院认为有关部门制定的高等教育标准必须具体,必须具有广泛性和灵活性。尽管教育领域在1976年被划归《并列条目》(a concurrent subject),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共同管理,但是没有后续的立法来明确一些不确定的领域、角色和责任的重叠等问题。因此,该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在1991年,该问题又再次爆发。许多中央所属的大学,尽管他们都是由大学拨款委员会资助的,但是大学拨款委员会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拨款。这样导致在一所大学中做的事情也许在另一所大学会被忽视或被扭曲成另一件事情,此外,各个大学关于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同的。当这些差异和矛盾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大学拨款委员会发现他没能协调和制定好高等教育标准。

(三)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方面的缺失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教育发展的较为迅速,“从1961-1962年到1972-1973年这段时期内,随着招生规模的急剧上升,新建大学和学院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大学的数量从48所(包括2所名誉大学)上升到99所(包括9所名誉大学),学院的数量从1783所上升到4158所。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数量从100万暴涨至350万。”[7]名誉大学(deemed universities)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种介于质量一般的普通院校和大学之间的一种高校,即一般的普通院校质量发展的比较好,大学拨款委员会授予其名誉大学的称号,名誉大学发展的好,可以升格为大学,但是如果表现糟糕,也可能被剥夺名誉大学的称号。名誉大学具有自治的身份,享有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特权。印度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满足了印度人民上大学的美好愿望,提高了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持续对初等教育的忽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超常增长,而且这两种现象互相影响。新建高校和大学生的人数的迅速增加,导致印度高等教育质量出现下降。

关于印度的学制,1966年科塔里委员会建议实行10+2+3的教育结构。这一结构模式是改进现行教育状况的重要一步,将使教育同生产力相联系并有助于解决国家中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问题。10+2+3的教育结构,简单来说,就是第一阶段的10年普通教育,加上第二阶段的2年课程职业化,加上第三阶段的3年学院教育。该结构的特色在于第二阶段的2年课程职业化。通过10年学校教育中广泛的普通教育而获得的经验,可以在第二阶段的继续教育中得到进一步提高。这将帮助儿童选择适合他们兴趣和能力的领域。这样,在第二阶段,要努力使课程更趋向实际和更有用途,并使课程本身成为一种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习,课程将以生活为中心并且是现实主义的。

设脉压雷达回波信号为s(t),信号分段后的各分段长度为等长τ,各分段上的相位调制值分别为φ1,φ2,φ3,…,φp,相位调制过程中,相位调制值为φ1的信号分段数为n1,所有信号分段起止时刻分别为t1si和t1ei,其余信号分段的起止时刻同理可得。

在这个制度中,除语言外,学生们将有权选择学术班或职业班。依照1966年科塔里委员会的建议,职业班将是终结性的。在职业化教育中,规定要在不同的职业领域中提供培训,这些职业是农业、打字、速记、音乐、家禽、园艺、林业、渔业、养猪业和养蜂业,等等。这种教育的目标是使中等教育成为终结性的、以就业为方向的、对学生有直接用途的教育。这一部分的学生总人数必须达到中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50%,这样有半数的学生能进入有收入的就业领域而不再继续学习。[8]

从表5可知,3个分布区的地枫皮气孔大小差别不大,但气孔密度和气孔开度均是靖西>马山>平果,这和所在样地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气孔密度越大,气孔开度也越大,这一特征更能适应干旱环境。而马山样地的气孔指数最高,但气孔细胞较小,这说明不同类型分布区地枫皮的下表皮细胞和气孔数量及大小有一定的差异。

此外,印度高等教育内部的不平衡。以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 IIT)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教育系统经费充足,教育质量高。但数量庞大的一般学院、附属学院等却困难重重,发展缓慢,教育质量自然低下。另外,在专业类别上,印度大学生学习工程与技术专业的人数比较多,人文艺术学科也不少,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印度农学类专业大学生却非常少,一直都只占总人数的1%左右。这造成了作为农业大国的印度长期缺乏急需的农林人才,同时每年又有大量毕业生失业的现象。[9]

印度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方面的缺失与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失职和不负责任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印度高等教育的主要管理机构就是大学拨款委员会,它不仅仅肩负着对高校进行拨款的职能,还肩负着监控和评估印度高等教育质量,督促印度高校进行改革等职能。

(四)大学拨款委员会管理混乱

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在每月一次的工作会议上通常讨论50-150个议题,通常一年举办10次会议,每次会议时间持续3-4小时。议程包括各种内容,主要是探讨解决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委员既没有远见,也不能够观察到现在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通常是情况已经发生,委员会的成员仅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而不是采取主动的态度和行为来发展印度的高等教育。这些都是在大学拨款委员会发生的真实情况,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糟糕表现的声音此起彼伏。

参考文献:

在《1971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修订法案》实施之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新主席的任期十分短暂,因此,他不能带来重大的变化,尽管他对秘书处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和加强自己权威的能力。大多数人都知道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其60多年的存在期间,只有两位有效的主席,两个人都是在糟糕的情况下被要求退休。相比之下,其他的主席们也基于同样的理由被要求退休,但是这两位主席们因为发现一些制度的漏洞,并利用这些漏洞留在该职位上工作,并产生较为良好的效果。[10]

关于印度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中央直属公立大学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邦立大学是由邦政府进行管理,农业类的大学由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ICAR)来管理,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由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AICTE)来管理,其余的大学由大学拨款委员会来管理。

邦立的大学在整个七五计划(1985—1990年度)中获得大学拨款委员会拨付的10,000,00卢比,没有关于大学拨款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对高校的拨款缺乏具体数据,但是只要大学拨款委员会给予邦立的大学的拨款数额占邦政府给予的40%,这笔资金都是不能被忽视的。近年来,大学拨款委员会对邦立大学的拨款数量占邦立大学获得全部资金的份额急剧下降,导致大多数邦立大学对大学拨款委员会所给予的拨款数额的不满。以1981年为例,中央大学接受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的数额占其办学经费的33%。十年后,中央大学接受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的数额占其办学经费的比例升至约75%。[12]

把磨制好的样品,放置在激发台上,盖住样品台孔,转动样品压具,调整固定位置,用压具压住样品,关闭安全门。开始激发,分析结束后打开安全门,刷洗电极尖,再重复操作一次或二次,第二次、三次激发时更换激发位置后激发,在电脑上显示出平均值,分析结束。重复此过程,可以分析多个样品。

二、重构大学拨款委员会

印度教育部应该确保其下属的机构服从其命令,但是教育部和大学拨款委员会所面对的困难是二者都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机制,尽管一些议会议员对这方面缺乏进展非常生气。他们非常清楚:像印度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的系统,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率的监督机制,将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后果很糟糕。

(一)改善其融资功能

大学拨款委员会承认,现在的融资环境与大学拨款委员会20世纪50年代刚刚建立后不久的情况是一样的——关于各邦立大学的维持费用和招收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于各自邦内。在其早期,大学拨款委员会寻求获得更多的资金压力并不大,再加上当时大学的数量相当少,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大学拨款委员对高校资助的数额比较大。

采用CCK8法检测各组AGS细胞在不同时间点的增殖情况,如图2所示,与NC组相比,在转染后24 h时SI组AGS细胞增殖能力无明显改变(P>0.05),在转染后48 h和72 h时,AGS细胞增殖能力明显受到抑制(P<0.01),各时间点NC组与C组AGS细胞增殖能力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我第一次见到朱炳仁,是在他的作品在北京展出的时候。我对他展示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感到有点困惑。我意识到,如果你想了解这种艺术手法,就需要从多方面了解这个艺术家。我们开始交谈,很快就开始谈论技术和技巧,我们俩都被技巧所吸引。他邀请我去吃晚饭,在那里我们聊得更久更深入。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实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全面从严治党能够进一步实现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五位一体”的重要举措。[4]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时间要有持续性,在新的阶段还要注重向纵深发展。

大学拨款委员会管理混乱,也与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规模过大、数量众多有关。因为一些专家建议大学拨款委员会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将其注意力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不承担管理本科生教育的责任,由政府管理本科生教育。但是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印度这样一个民粹主义弥漫全国的情况下实现其摆脱本科生教育这个负担,获得民众的支持,将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行动甚至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大学拨款委员会给予中央大学和邦立高等教育机构拨款数额的不平衡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占注册大学生总数90%的邦立高等教育机构被忽视,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印度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就不能发挥其决定性的、重要的领导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学拨款委员会没有对高校活动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的事实,使得大学拨款委员会几乎不可能解决与邦立高等教育机构相关的重要事情。除非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整个改革步伐加快,修改对中央大学和邦立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拨款数额的不平衡,这样情况将仍然持续。因此,当前大学拨款委员会要动员尽可能多的资源,提高其融资功能,确保通过自己将更多的资金拨付给高校,增强其影响力。

(二)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为了提高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效率和保证印度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求大学拨款委员会建立积极的、完备的、机警的监督系统,不幸的是,大学拨款委员会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建立起这样的监督系统。尽管教育部在1977年关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此的强烈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被一些官僚通过熟练的不作为战略有效地从内部破坏掉,即没有人反对这个建议,但是也没有任何人理睬它。

为了解决当前大学拨款委员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重构大学拨款委员会,重构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为了建立有效的对印度全国高等教育进行监督的体系,1994年大学拨款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全国评估和认证委员会(National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NAAC)。该委员会对印度高校进行等级评定,并建立起一整套评级指标体系和合理的评估申诉制度,旨在提高印度高等教育的质量。虽然印度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在 NAAC 的作用下已较为成型,但是各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工作仍缺乏系统性,评估的具体方法和各项标准也需不断改进。[13]

总之,大学拨款委员会需要尽快建立一个强大的、完善的、有效的监督体系,监督大学拨款委员会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行,保证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健康运行和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三)改进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工作

印度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着办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即投入和产出的效率比较低的问题。1985年大学拨款委员会被赋予评估高校开设的每一门课程的费用的权力,就是为了评价高校的办学效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大学拨款委员会很难在这方面发挥多大的作用。现在是时候让大学拨款委员会承担这方面的工作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必须改进其工作,改变其形象,如果能改进其工作,改变其形象,那将是令人兴奋的,如果不能改进和改变,将令人沮丧。2007年6月下旬,由印度著名物理学家亚西·帕尔(Yash Pal)领导的高等教育革新与复兴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Renov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向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凯皮尔·斯柏(Kapil Sibal)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取代人力资源发展部下属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GC),行使审核大学资格的权力,同时设定学费上限,监督教学质量,以保证最好的国外大学来印度开办分校。[14]虽然后来该建议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但是反映出外界对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作用和价值的深深怀疑,大学拨款委员会可以做的就是今后更好地行使其职能,为印度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

令人欣喜的是,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确实在努力改进其工作。在印度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情况下,尤其是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最近又采取了新的行动,具体包括:1.促进创业和知识型企业的发展;2.保护知识产权;3.促进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4.培训学术和管理人员;5.实施全面计算机化项目。[15]

三、结语

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是管理印度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机构,责任重大,任务繁多。众所周知,印度高等教育体系庞大,管理起来相当困难。截止2016年,印度共有799所大学,包括44所中央大学、540所邦立大学、122所名誉大学、90所私立大学、5所根据《邦法律》(the State Act)建立和运行的大学、75所包括全印医疗科学研究院(AIIMS)、印度理工学院( IIT)、国家技术学院(NIT)在内的国家重点学院(Institutes of National Importance)。除了大学,印度高等教育还包括39,071所学院,其中包括1800所女子学院。[16]

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在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在管理印度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缺失。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在管理方面存在的缺失,一些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一些是印度懒散的行政文化造成的,还有一些是印度高等教育体系庞大、高校种类繁多、地区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也逐渐认识到自身管理存在的不足,不断采取一定措施进行弥补、改进。在印度当前政府一心推进“大国梦”,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印度当前的高等教育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尤其需要增加高等教育标准的透明度,加强职业教育和博士生教育,以及通过增强包括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责任来使高等教育部门更加专业化,这样将有利于印度重新确定高等教育的发展的优先次序,并解决一些复杂问题,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政府和有关部门在1971年对《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进行了修订,为大学拨款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确保大学拨款委员会秘书处在委员会的专职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1971年《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还规定委员会主席需有一名全职的副主席来协助他。但是到目前为止,该法案效果不佳,真正意义上做决策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秘书处手中。

[1]Philip G.Altbach.India’s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J].Asia Pacific Education,2014(15):503.

后来印度中央大学和名誉大学的数量增长相当快。就中央大学而言,其维持资金和发展资金都来自于大学拨款委员会。名誉大学获得资助的方式因为机构的性质和规模不同而不同,例如印度科技大学、塔塔基础研究大学(Tata Institute ofFundamental Research)等高校,主要由中央政府对其进行资助,拥有充足的办学经费。但是,一些名誉大学,像德干研究生院等机构,主要接受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拨款,办学经费有限,仅能满足其最低层次的办学要求。[11]

[2][16]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E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gher_education_in_India,2017-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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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文礼.移植与创新: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组织架构和作用 [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1.

[4][6][7][10][12] Amrik Singh.Fifty Yea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M].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4:102,171,205-206,186,190.

[5]马迎晨.印度的高等教育质优价廉作用大[N].光明日报,2013-09-07(05).

近期,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沿江各地、各相关部门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进一步加强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确保河势稳定、防洪安全和航运安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8]瞿葆奎.印度、埃及、巴西教育改革[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08-309.

从固定资产投入角度来看,冗余率超过10%的为机构15、机构19、机构16、机构18。其中机构15、机构19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30%以上。这进一步说明,这些机构的资源配置利用技术水平较差,同时也说明,这2个机构目前只重视了投入规模,而没有重视资源利用技术的提高,难以实现综合效率有效。

[9]杨思帆,梅仪新.印度:知识能否改变命运——电影《贫民富翁》背后的教育现实 [J].上海教育,2009(05B):42.

[11]王文礼.独特的存在——印度名誉大学的发展与嬗变 [J].比较教育研究,2016(9):102-103.

如果是在第一个7天内漏服超过12小时:除了直接补服,后面继续正常服用外,建议漏服后的7天内使用避孕套进行额外保护。

[13]张帆.印度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3.42.

[14]王涛.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评略[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2(1):92.

[15]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EB/OL].http://www.archive.india.gov.in/sectors/education/index.php?id=21,2014-8-28.

 
王文礼
《教育与考试》 2018年第01期
《教育与考试》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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