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难以辩驳的多元世界成为了每个宗教传统的生存处境，相比古典时代产生了更多的他者观问题。宗教既可以藉由他者而丰富自我，也蕴含了诸多不适与冲突的可能。对话被认为是可以有效调节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方式。在这一大背景下，各个宗教（尤其基督宗教）的对话神学应运而生。他们期冀以神学或哲学之思面对这个问题。诸有识之士如雷蒙·潘尼卡、保罗·尼特、孔汉思、约翰·希克等神学家都探索出了自己的对话理论。宗教对话几乎成为当下宗教研究的“显学”。然而对话不仅涉及神学理论层面，而且期待达到一种社会实践的效果，即在理解他者的基础上与之达到信仰群体间的和平共处。这就要求除了神学之外，还需要引入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使之更易于得到观测。其中社会心理学的认同理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它在群际关系层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能够在对话实践的层面进行评估。

一、释读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的范围甚广，从不同宗教领袖的高层正式会谈，到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友好交往；从共同社会或政治项目中的宗教间基层合作，到通过相互学习深度研究其他宗教并加深和丰富自己的宗教传统；无论宗教间抑或教派间的对话都可以被称之为宗教对话。广义而言，所有的宗教交流都是对话；狭义的对话则是对宗教及其背后更大文化的探讨，以及针对宗教或教派间关系的磋商。当代的对话理论更多在狭义的方面进行学术思索。

理论意义上的宗教对话更多是对各自宗教神学的判定。保罗·尼特总结了经典的置换、成全、互益和接受四种对话模式〔1〕，它更接近一种对宗教他者观的研究和对自身信仰的定位，也是对他自己所提出的“一个地球多种宗教”的回应。希克则援引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精神将各宗教所理解的真理视为对“终极实体”的“看作”。他认为对最高实体的不同解读，就如同阳光散射为彩虹。种种尝试皆在为多元的宗教他者观寻找神学上的驻足之地。潘尼卡认为现在正是宗教对话的凯逻斯（kairological）而倡导的“文化裁军”，以及孔汉思的全球伦理则企图成为对话的实际标准。然而这一切的努力或许只能如尼特所言成为“寻找共同底线的失败尝试”〔2〕。因为就算是所谓“多元论”的倡导者们所试图开辟的也仅仅是“一条”人类共融的道路，这同样设定了自己所认定的伦理底线，依然是一种排他论。究其本质，所谓对话学名家的诸种学说是一种比较宗教学说的神学延伸，所不同的只是自己委身于某一宗教内的立场而已。这些不同立场的冲突则透视了各个宗教不可避免的排他性（否则就不会有区别）。而宗教冲突的根源并非信仰的排他，而是文化、经济、政治诸因素的矛盾。纯粹的信仰只需各自表达虔敬，与他者无涉。因此，多个信仰群体间对于何者为真的价值观诉求，以及受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多元因素所影响的群际关系才是宗教对话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

诸宗教从创立之时起已经与他者进行对话，它们不可能出现在文化真空之中，在多元语境下不得不与他者相遇，并藉由面对他者的言说而表达自己的宗教认同并争取更多的接纳者。

当代意义上对话意味着在不断缩小并缺乏空隙的世界中彼此开放以缓解可能的紧张，即面对信仰群体之间的群际认同与冲突。尼特看到了宗教对话的共同语境就是危及人类世界的共同苦难。这一语境下的宗教群体需要构建一种积极的跨宗教认同。如潘尼卡指出的：“没有一个传统自身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它自己宣称的职责。它们要么彼此开放，要么堕落退化。”〔3〕这些苦难与问题的一部分就来自于宗教所引发的冲突，因而教会学家孔汉思主张只有宗教的和平才有可能达至世界的和平。当代对话神学或哲学都看到了宗教对话的必要性，并且大体标明了对话的方向，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具体的怎样对话、谁来对话以及对话前景与效果的问题，也没有科学有效的观测方法。社会认同论对于群际交往的研究可以在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内补充对宗教对话的研究。

三是统筹整合监督资源，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广西计划2018年开展两次扶贫资金专项督查活动。区直各成员单位应积极选派业务骨干参加实地督查，提高督查质量。各市专责小组要根据自治区的部署，自行组织督查组对自治区未抽查到的县(市、区)开展检查，实现检查范围的全覆盖。

对话包括对话者和对话行为。宗教不同于个体信仰之处在于它具有明确的社群性质，认同这一宗教的人们在严格或松散的制度下结成了宗教群体。宗教间对话的主体即作为群体的宗教自身。尽管实际对话不一定以集群的形式进行，毕竟世界上各大宗教的规模巨大以至于难以形成有效的全体对话场域。但是实际对话参与者往往需要在自己的宗教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并非随机，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用认同理论中的元对比原则等机制分析其所代表的集体话语。在行为上，对话既可以是不同宗教成员的当面恳谈，也可以是互不见面的书面交往等。较为著名的如1970年京都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宗教会议”；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2000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宗教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以及剑桥大学的经文辩读等活动都属于宗教对话的典型方式。对话的前提并非共识而是差异，因此尼特主张正视差异本身，并倡导要在充分肯定差异性的前提下，促使各宗教建立起一种朋友般的对话伙伴关系，共同面对苦难的他者并履行全球责任〔4〕。社会心理学意义上，这些对话包括两个或多个信仰群体间的互动，是一种群际行为。而群际行为恰在认同理论的解释范围之内。

二、认同论——可行的社会心理学进路

就宗教对话而言，个体认同自己的宗教身份之后所形成的群内和群际关系由于多了彼岸世界的投射而显得异常稳固，因此亟需明确其中的动态过程。认同理论中的“元对比率”（meta-contrast ratio，MCR），即“类别间平均差异与类别内平均差异之间的比率”〔6〕20。它揭示了人际行为与群际行为的差异，并进而可以测量内群与外群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看到了群体内凝聚力与群体间张力的关联，也明确了从人际到群际的连续性，通过不同的心理感受可以在大的内群体中继续划分为小的亚群体。这一心理公式无疑对测量宗教群际互动具有启发性，但难以解释为何神学或境遇相似的宗教与教派之间有可能会发生更为激烈的交锋。社会学中对“可见度”（visibility）的分析补足该理论的短板。类别间平均差异的显现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两个宗教群体之间传达他群的刻板印象甚至污名。这在认同心理学中被阐述为“群际偏见”（intergroup prejudice）。这种偏见不可避免，宗教对话存在于社会实际语境而非理想的心理学实验室环境。

认同理论的视域内，宗教对话作为群际行为首先就需要对内群与外群进行明确的划分，即心理层面认识自己与他者的宗教委身。一些宗教具有正式的入教仪式（如基督教），以确认个体进入了信仰传统之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另一些则依赖于非正式自我认知（如道教）。无论具备仪式与否，其心理内涵均为接受信仰和对自己委身的宗教群体的认同。群体内认同的心理过程概要而言即个体自我范畴化为某一宗教群体的一员，它通过将自己与内群成员之间进行比较而形成。这一过程把他人作为自我类别（self-category）的一部分，强调内群之间（即自己与归属的信仰群体间）的相似与依赖，并形成了共同身份及其所赋予的价值观追求。与此同时，内群认同会导致对外群的排异。内外宗教群体的区分则来自于对他者的归类，它会根据他群内部的相似性和自我与他者类别间的差异性来进行。自我范畴化与对他者的归类是同一个元对比的正反两面。通过类别内差异与类别间差异的比值能够测量宗教内群认同和外群差异的程度。但不同宗教的内群委身程度也有所区别，因此需要具备相关宗教的神学与信仰模式的充分研究才能够相对准确地理解。并且各个信仰派别或个体信仰态度之间同样有所分别，正如凯瑟琳·科尼尔（Catherine Cornille）所表达的，在宗教对话中“某人自己在一个宗教的整体中归属于特定学派、宗派或者亚传统的位置……举例来说，对话实际并不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保守的罗马公教徒与自由的什叶派穆斯林之间。这种对于某人宗教认同与归属的透明性为宗教对话提供了信心与精微的目标”〔9〕。

设备调试运行模块是将已经组装完整的设备进行通电、通风和通药试运行，检查错漏的竞赛环节，考察学生的设备运行维护能力。一方面是要印证仪器设备组装竞赛环节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是关注设备的运营管理。与此环节相适应的教学课程设置，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泵与风机》等课程，强化学生对设备运行管理的能力。虽然竞赛环节对这部分内容考察相对较少，却对学生综合应用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业发展方向，是就业方向的侧重点。因此，这部分的课程设置依然是教学重点。

如果宗教对话在实践层面涉及群际关系的处理，那么承认群体心理存在，并对此有深入分析的“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则可成为解读宗教对话的有效进路之一。威廉·杜瓦斯（Willem Doise）在《社会心理学解释水平》（Levels of Explan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一书中提出了四个层次的心理解释水平，即个体内水平（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level）、人际和情景水平（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level）、社会位置水平（social positional level）、意识形态水平（ideological level）或群际水平（intergroup level）〔5〕。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心理研究不满足于将群体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水平（还原论），从而衍生出社会化的解释模式〔6〕11。社会认同论主要研究内群过程和群际关系。认同的标准是个体对作为独特的社会实体拥有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作为一个群体来知觉和定义自己。这一径路从泰弗尔（Henri Tajfel）肇始，他以建构主义的群体观精微地辨析了人际行为与群际行为，以“最简群体范式”设计实验，反对个体主义的还原论，而认为群体的产生是社会比较和认同的结果。

认同论认为，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即个人认同（personalidentity）的消失，常在聚众（thecrowd）等情形中形成急速上升的趋势。在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等人的言说中，这正是容易出现盲从与冲突的场合〔10〕。在群际关系层面中，去个体化则有可能导致我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产生，即个体在与外群体比较时感受到内群体的原型性而被所在的内群体的整体所吸引。这就可以在群际心理层面解释为何每种宗教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这些排他因素被对话神学家们认为是冲突的前提。内群中心的认知表现为群际刻板印象的产生，按照泰弗尔的早期研究则可以称之为“增强效应”（accentuation principle），增强后感知到的不是完全的真实而是偏见的产物。并且，刻板印象与社会认同和群体资格紧密关联，它对群体内相似性的夸大符合群体的认知和行为规范。整个群体在主观维度上包括信仰、行为、情感等都会产生刻板化的增强。

社会认同论中对自我范畴化、刻板印象、群际行为以及原型等因素的分析进路，同它所关注的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发生的过程，都对作为群内形塑与群际互动的宗教对话活动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因此选择这一理论对宗教对话进行解读，可以明确对话主体在社会心理层面经历的过程与产生的结果。

三、社会认同论对宗教对话的解读

群内与群际连续性分析的优势使得认同心理学能够作为认识工具完整跟踪宗教对话的全部过程。其中包括群际分化、产生偏见与刻板印象、内群过程、群际交流以及新认同的产生。

Getis-Ord Gi*指数，主要用来探测空间聚集现象的存在，可分析空间聚集程度，本文用于分析变化的“冷热点”：

约翰·特纳（John C.Turner）及迈克尔·豪格（Michael A.Hogg）和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Dominic Abrams）等人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部分修正。特纳提出了“自我范畴化”理论，或称“自我归类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探索个体如何能够以群体的方式行动。他认为个体基于对自己群体身份的认同而向着群体刻板印象（stereotyping）进行着自我归类，这是一个“去个性化”的过程。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即是“个体以他们的社会群体资格来定义自身，依群体而界定的自我感知会对社会行为产生独特的心理影响”〔7〕3。

认同与宗教的联姻在汉斯·莫尔（Hans Mol）那里得到完整的解读。在《认同与神圣：宗教社会科学新论》（IdentityandtheSacred：Asketchforanewsocialscientific theory of religion）一书中，莫尔肯定了身份是从情感上对稳定生境（niche）的期求，宗教则通过使身份神圣化巩固这种稳定，在现实世界之外投射的领域投射秩序以补偿身份的易碎性〔8〕。

确认了构成对话的群体区隔之后，认同心理学进而能够明确宗教群体间冲突的心理根源，以及通过对话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宗教冲突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是信仰的张力，但其外在表现却是群际对抗，前者属于理论神学家的研究范围，后者则可以获得社会心理学尤其是认同论的科学支撑。该理论认为，只有当人际比较局限在内群成员之中时，个体自我才会显著；而在发生群际比较时，内群体成员的身份则愈发显著。这时内群成员的自我归类转变为社会认同，并随着对群内相似和群际差异的感知增强，逐渐出现知觉上的“去个性化”，及在群际认知上产生对他者看法的“刻板印象”。对该成员自身而言，这则是一个“极化”的过程。去个体化并不失去个人的特性，而是认同的水平（level）从个人向群体的转变，个人按照社会相似性和差异性来行动。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即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成员均被认为拥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将他们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从而在群内和群际两个维度上成为了获得认同的标志。

控制成本费用的支出、降低成本是任何企业都想要实现的目标。供水企业不仅要在企业的内部树立起新的成本管理的理念，同时还应该顺应市场的经济发展需求，在企业的内部建立相应的成本管理体系。持此之外，供水企业还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特点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中不同环节的成本费用进行有效的把控，从而实现对企业成本的全面控制。

选择2012年1月—2017年1月西安市中心医院收治的78例大叶性肺炎患儿，随机将其分为各39例的观察组和对照组。本研究通过西安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所有入组患儿均由监护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两组患儿年龄、性别构成比、体质量指数（BMI）、C‐反应蛋白（CRP）等均无统计学差异，具有临床可比性，见表1。

群体内部某位成员的“原型性”（prototypicality），决定了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这一群体。“原型”即最具群体刻板化特征的人，“是体现所有群体特征的最好例子，因而也就最好地代表了群体”〔7〕91。因此该成员的个体特质越接近原型则越被视作该群体的典范。根据MCR原则，个体与外群的元对比率越高，则该成员就越具有原型性。在理想条件下，接近原型的成员最有可能具有群体领导的资格（leadership），在认同心理学中，这也预示着一个悖论。群体本质（nature）依赖原型而定义，群体因此将合法化权力赋予领导，使之能够加强他所偏好的个人做法，因此领导本身也在形塑着群体的共识。此即为何一些组织期冀通过宗教领袖对话的方式缓解教际紧张并试图达成某种共识。

豪格和阿布拉姆斯指出，自我范畴化本身蕴含着自我尊重的动机。这会左右刻板印象的方向，即建立偏好内群的积极群际特异性，其对内群的刻板印象通常是积极的赞许性的，而对外群的则常常是贬义的和非赞许性的。并且通过元对比率进行分析，在某些刺激环境下会出现群体极化（即加入群体后的平均反应比加入群体前更为极端）的现象，此时的极端并不一定意味着增强冲突的可能，也有可能朝向相反的方向极化，但是一旦宗教群体的原型偏向增加冲突的方向，则就会带动该宗教群体在这个方向上极化。在倡导对话的神学家们看来，宗教对话的神学意义尽管在于对神秘真理的探索。但在实践的方面则试图通过将自己开放给他者以及相互沟通，引入多元理念，平衡朝向单一方向的极化可能，从而缓解带有一定程度上敌意的偏见和极端趋势，并藉此发展出一种宗教群体间可能的温和关系。

具体而言，尽管相应的测量手段尚未成型，但从社会认同论的角度已经能够较具解释力地说明宗教对话活动如何或应当如何改变宗教群体间的关系。此进路的研究表明：“极化来自于人们对于极化了的规范的顺从，而规范是极化初始意见分布和社会参照系之间关系的作用结果。”〔6〕182自我归类在群际竞争中必然会产生极化现象，意味着如果宗教间遵循市场论的竞争的关系并且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那么信仰群体间很有可能产生极大的矛盾。理论上，刻板印象和偏见属于广义社会认知的一部分因而不可能被彻底消除，人类形成积极自我印象（positive self-image）的需求也会将外群体固定在相对低端的位置上。然而豪格等人明确了这并不能被看作机械的致因，它只是一个认知的界域，在这个界域内的刻板和偏见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得以缓解。宗教对话的意义在于将群际竞争转化为群际合作。即通过共同目标的达成而将某一层级的群际分歧转化为更高层级的内群认同。在实验中，为两个原本充满敌意的群体设立合作的标则会产生一种合作者的认同，这意味着两个群体成为了更高层级群体的亚群体，并都对之有所认同。因此，至少宗教对话在实践层面上具有构建认同的功能，解决共同问题的尝试在宗教对话的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

对话中各宗教群体相互吸纳的前提是群体边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认同理论区分了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变迁是群际的整体迁移，认为群体的边界不能被穿越；流动则是个体性的，个体或小群体穿越可以渗透的族群的边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单一的身份往往会有导致暴力的可能，因而要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属于多种团体，每个团体都赋予我们潜在的重要身份。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划分群体时，身份之间并没有任何疆域上的争端，而仅与我们的关注和优先安排相关。尽管不同身份在次序方面或许存在冲突，但是不必因为肯定某种身份的优先性而否定其他身份的存在。在不同的境况下，优先性也是不同的。尽管个体的身份选择只能在“预算”之内做出，但这并不妨碍身份的可选择性。不同的人在各自的多样身份中可能存有交集〔11〕。毕竟，个体的人具有选择的自由，身份也并非在仅仅自己的传统中被发现，而可以在多种层面上进行择取，这种多重身份选择域的大小就在于个体所属群体的边界开放性，即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在社会流动的前提下，每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徒，而且有着多样的社会身份，皈依不同宗教群体的人可能共同归属其他的社群。进而宗教不仅要促成群际合作，还需要提供社会变迁的可能，不刻意强化自己的宗教身份，而允许个体之内呈现出多元认同，并提供对他者宗教元素认同的开放性。当然个体的不同诉求也需要有不同的身份归属予以表达，才会让宗教更多安于信仰位置，较少混合极端因素。正如科尼尔所发现的，如果“多元归属意旨归属某一宗教的同时还认同他者宗教的特定元素，则可被认为是宗教间建设性对话的条件。”〔9〕

本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测定天然气中重组分对MDEA溶液脱硫性能影响的室内实验装置，研究不同重组分对MDEA溶液吸收性能的影响规律，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筛选关键因素，并判定其影响程度大小，采用人工神经网络建立天然气中重组分不利影响的预测模型，准确找出天然气中重组分不利影响与相关因素之间的隐藏关系，并确保此预测模型的误差小于10%。

社会认同理论不仅能够诠释宗教对话，而且能够为对话及其效果提供观测的手段。经过长期观察以及比较宗教的研究，使用认同心理学的核心公式“元对比率”既能测量宗教群体间的隔阂程度，也能分析个体原型性的程度，并以此得出具体对话参与者是否更靠近所在群体的核心。元对比率越大则越具有原型性，这种原型本身就在于其高度适应群体而成为了群体意见的中心。借助这一方法可以掌握宗教对话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两个或多个对话群体。宗教对话活动结束后，认同理论通过测量宗教群体在对话这一群际行为前后（即前测均值与后测均值）的对比，能够判断对话是否具有成效。然而，由于宗教群体或者教派等亚群体的人数往往十分庞大，因此难以做出包罗且细致的观测。如同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将实际群体理想化为纯粹认知上的群体，对于宗教对话的观测在一些情况下也不得不对宗教群体进行理想化的处理，剔除与宗教无关的利益冲突，在实验室层面上设定“宗教最简群体”，并以此为据，尽可能测量出对话前后的均值偏离程度的差异，即双方敌意缓解的程度。社会心理学如同物理学一样并非研究每一群体所有的指标，若能分析出一般或理想的状态下宗教群体群际关系的变动情况就已经对深入探索宗教对话有所帮助。

四、结语

宗教对话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政治、经济等都不乏参与其中，但它的主体依然是宗教群体和对话本身。此领域的研究需要更多聚焦于暂时剥离了各种附加因素（对这些因素可以单独进行研究）的可能形态并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与测量。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泰弗尔和特纳等人提出社会认同论对宗教对话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宗教亦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群体之一，因此认同论的解释范围涵盖了宗教。宗教对话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神圣面向，因而在对话中，神学理念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神学家们对此的关注具有整体性，既包括群际关系的处理，也希望通过对话深入学习（deep learning）他者文化，以丰富自己的传统。在这些方面，神学家与宗教理论学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而群际关系的处理则不仅是一个神学命题，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亟待解决问题。社会认同理论为宗教学或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把握宗教的群内及群际关系提供了相对恰当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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