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三农”工作问题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颁布出来，这说明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随着世界格局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振兴的基础，而乡村要实现真正振兴就必然要振兴乡村文化。因此，重构与保护好传统民族村寨文化无疑是贵州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这对于掀起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的浪潮是一个良好的历史契机。诚然，对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本质上是重构传统民族村寨文化，而传统民族村寨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外形，人又是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核心载体和动态因子。因而，去除“空巢村”现象才是重构传统民族村寨文化最具意义的基础。在科学技术助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促推村民放弃狩猎、农耕等传统生计方式，形成了以追求经济富足为目的的“打工族”洪流，村民的生活方式悄然改变。于是，“村落沦陷”成为贵州传统民族村寨的“新景象”，原本附着于村民身上的民族“元文化”被背井离乡的“打工族”放弃，在这些“打工族”与多族群体的杂居、交流的过程中，“元文化”蜕变为“杂文化”，这无疑对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承继与弘扬是一种冲击。所以，惟有留住村民，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传承与重构才具有践行的意义，乡村振兴也才有希望。

春雨继续无声无息地下着，有时似牛毛，有时像细针，沙沙沙沙，雨渐渐变小，又逐渐归于平静。春雨，唤醒了万物，水珠落在淡紫色的小花上，清亮如玉，风中夹着花香，荡着春的气息。

一、传统民族村寨村民生计方式及其流变

传统村落是民族文化的静态形构，村民是传统民族文化的动态载体。静态是动态的外形，动态是静态的灵魂，重构传统民族村寨的外形，传统文化才有可依赖的附体，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延续需要外在物的见证。留住村民，传统民族村寨文化才具有源远流长的内生动力。审视贵州农村村民生计境况及其历史流变，是观察贵州民族村寨村民生计方式的“源”与“流”的窗口，是解决“人与传统民族村寨重构”这一难解“方程式”的有效方法，也是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钥匙。

（一）村民生计方式的静态观照

传统民族村寨村民的生计背景是观照贵州传统民族文化总体发展前景与趋势的镜鉴。从春秋时期的牂牁国属地、战国时期的夜郎政权管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夜郎部分地区修筑“五尺道”并设郡县，到西汉王朝建立后，汉武帝在夜郎地区继续推行郡县制，唐代推行“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的制度，宋代延续唐代的“羁縻州”，缩减“经制州”，元代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行省，行省下设路，设置八番顺元宣慰司、播州宣慰司等土司制度，乃至明代时期设置的布政司、清代时期沿用明制到民国时期将以前的府、厅、州一律改为县的统制等等〔1〕。贵州各民族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世世代代过着传统农耕自然经济生活，诸如牛耕、狩猎、种植、采桑等是其主要生计表现形式，商品经济处于不发达的状态，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人民群众普遍过着“归田园居”式的生活，传统民族村寨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建构与维系。而近现代至建国初期，由于贵州处于中央政权权力覆盖的边缘地带，加之喀斯特的地理特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各族群众在文化知识、思维方式上的普遍落后，再加上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无暇顾及边缘地区等，“欠开发、欠发达”仍然是贵州的基本特点和特征。贵州各族群众依赖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刀耕火种、人挑马驮等的生存状况和生计方式没有太大改变。但是，18个世居民族的主体文化与其他非世居民族的文化共生，是“多彩贵州”文化形成的前提与基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历史记载和现实痕迹默然存在，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自然性特征悄然伸张。

木地板的木料是完全可以修复的.运用嵌补法，即用另一块木材嵌入破损部位的修补工艺，可以最大限度地在保留仍旧完好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修补.替换腐朽严重的木材是可行的，但应该避免为了方便省事而大规模更换原始木料，修复时尽可能使用和原木料种类与纹理相匹配的木料来代替少量的现存原始木制品，并且要做好接合处理.

（二）村民生计方式的动态流变

现代化视野下，追求生活富足是人们的惯常的思维逻辑，“经济”决定一切的价值观念在现实社会生活里悠然伸张，多元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农村家庭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行走于传统民族村寨中，可以感觉到农村传统民族村寨缺少了淳朴的气息，“猪嗷、鸡叫、犬吠、牛哞”等传统农村的标志符号已逐渐消解，究其缘由，是因为农村青壮年群体离开传统村落到城镇务工，传统村寨里缺少了活动的主体。村民生计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至上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传统的农耕等生计方式无法解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打工”便成为村民追求财富的主要路径。外出务工的收入比农村传统耕作所获的收入要高促使大批村民融入了打工的洪流。村民大量离去，传统村落中的“离位现象”也就存在，随着农村村民流向城市的量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农村传统民族村寨“沦陷”，附着于村民身上的民族“元文化”也就逐渐消失或变异。尽管民族文化的外在符号构型——传统民族村寨保留了其自然体态，但民族文化的动态载体——人已离去，留下的只能算是残缺的民族文化片段，而不是真正的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由此引发了民族文化的核心载体与民族文化的外在符号“内外不一”的“移位”现象，人的移位导致了“僵村”现象，这就为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提出了新的难题。

二、传统民族村寨文化重构与村民生计方式的内在关系

另外，贵州省水城县结合县域实际，围绕农村产业兴旺这个乡村振兴的关键主题做文章，进行“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特色产业的模式对于振兴农村经济也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其一，“三变”+山地旅游模式，野玉海旅游景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管委会将滑雪场收入的20%作为资本，用于滑雪场项目的发展壮大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发动周边的1 261户农户用5 000亩土地和荒地入股，其中2 000亩由公司负责招商引资发展花海、中药材种植等项目，除每亩按500元给群众保底外，将公司收益部分的20%分给入股农户，实现了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其二，“三变”+特色小镇模式，水城县化乐镇就是“三变”+特色小城的典型代表之一。该镇将20万元的协调费划拨给五星村作为村集体经济积累，五星村用这20万元在小城镇购买4个门面和100个摊位，分给104户搬迁贫困户，将门面和摊位统一出租管理，收益按村集体占股40%、贫困户占股60%的方式分红。其三，“三变”+集体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以水城县勺米镇坡脚村为代表。该村将上级投入的100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专项资金作为股金，与水城县民裕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实施林下养鸡项目，村集体占股32.02%，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8.8万元。其四，“三变”+精准扶贫模式。由参与“三变”的公司对“三变”项目实行保底，同时分别从公司和村集体的股比中提取5%的收益红利用于补助贫困户，确保参与“三变”的贫困群众稳定实现脱贫，2015年通过“三变”带动6 479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其五，“三变”+转移就业模式。这一模式的开创者是润永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将猕猴桃基地集中分片划包给懂技术、有劳动能力的土地入股农户进行管理，解决了2 60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入股农户获得了“入股保底金+固定分红+务工工资+管理地块30%股权”的“四重保障”，改变了以往企业与农户“分灶”吃饭的格局，使企业与农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其六，“三变”+生态移民模式。以野玉海千户彝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为代表，由农户将上级补助的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作为股金，参与水城县野玉海管委会入股建设，按照山地旅游度假房来打造，建成后产权归农户所有，由农户居住、经营，管委会统一管理，经营收益按照投资比例分成，待管委会收回投资成本后，经营收益按照管委会占30%、农户占70%的比例进行分红。其七，“三变”+商贸服务模式。以双水街道小山社区为代表，由社区发动成立了“水城县永丰商贸有限公司”，承包辖区内停车管理、小区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业务，村集体以门面、资金等入股，农户以资金、劳动力等入股，收益村集体占60%，农户占40%，既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带动了农户致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其中指出了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前，“乡村振兴”行动已经拉开序幕，而着眼于构建或培育乡土文化，有利于乡村振兴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村民身份的改变，村民思想意识自然游离于“城镇化”与“非城镇化”之间，传统民族村寨文化也就因“人”而变。因为传统民族村寨重构的价值是“人”的文化因子，人的思维意识被冲击，导致传统民族村寨文化也随着变异，而传统村寨文化的变异就为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带来了困境。

传统民族村寨重构的实践逻辑是基于人文文化的动态特点，处理好人与自然村寨的内在关系，是解构其内在文化与外在文化“二元矛盾”的钥匙。文化无处不在而又与时俱变的特点，要求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发挥永续的智慧，正如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言：“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2〕。这生动地说明了文化附着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必然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人类文化实践性的机理。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也是文化的生成与繁衍的过程。在贵州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的“地理场域”和“人文场域”的社会里，传统民族村寨的民族群体在与自然生态文化的互动中衍生了独特的文化，塑造着异样的民族文化精品。而所有的文化因子，不过是人民群众在能动的过程中刻画出的文化彩带，“人”才是文化构建的关键机能体。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只是因为存在着行动者，才有了行动，有了历史，有了各种结构的维续和转换。”〔3〕故而，贵州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需要思考“人”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人与其居住村落的内在实践逻辑关系。

三、传统民族村寨重构困境及其原因

“打工潮”导致村落沦陷，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带来了困境，为我们思考如何留住贵州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负荷者——人，提出了难解的“二元方程式”。然而，任何问题都有其存在的内在逻辑，厘清问题的困境及其原因是破解人与传统民族村寨重构这一“难解方程式”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

（一）传统民族村寨重构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解放，人民安居乐业，但传统的狩猎、农耕等依然是贵州各民族群众的主要生计方式。随着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发展的方向朝着既定目标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人民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经济生存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一向封闭落后的贵州迎来了深度的变革。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县县通高速公路、告别没有高铁的历史以及基本实现九个地州市都通机场，贵州传统民族村寨村民的经济发展意识悄然滋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驱使人们重构自己的生活方式。传统村落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中受到洗礼，从材料的选用到村落外型都彰显了现代化的色彩，传统的生计方式不能适应人们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需求。于是，追求经济富足成为村民共同的心理特点，而贵州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因而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村民的共同愿景，外出打工就成了村民不二的选择。伴随着人去村空的现实，“村落沦陷”就成为了一种“新景象”，民族传统村寨缺少了主人，就失去了文化活力。所以，调适好传统村落与人这一“静态”与“动态”的关系，是重构传统民族村寨文化和振兴乡村的关键所在。

设置“字符替换”错误,且使其超过错误阈值,检测接收端是否发起重同步请求,仿真结果如图8(b)所示,错误阈值(err_threshold)设置为8,ucc_err_cnt变量是由UCC模块统计的不被期望控制字符错误,且在超过8时,sync_out(即sync信号)信号在下一个LMFC上升沿置低一个完全的多帧周期,进行重同步请求。

一直以来，贵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构上倾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贵州共有426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的16.7%，数量居全国第二，“‘百村计划’重构工程示范村”等成绩为贵州文化增添了靓丽的“外美”与隐忍的“内秀”。贵州政府各部门响应国家顶层设计关于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的相关文件精神，颁布和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重构传统民族村寨，以制度为规约，投入巨大资金用于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这对于掀起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农村，“打工族”带走的不仅是“自然化”而且也是“文化化”的身体。所以，人的“自然体”与“文化体”的自在“二元关系”与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问题构成了“新二元关系”，这就促使政府或民间组织在商讨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重构这一课题时，要着力思考怎样留住文化的根本动因——人，使实践主体与客体实现内在的逻辑统一。

（二）传统民族村寨重构困境归因

肉牛粪污处理技术模式以堆沤发酵就近还田为主。据行业统计，河北省723家肉牛规模场中，采取堆沤发酵就近还田利用的有697家，占96.4%。其余26家养殖场中，采取生产有机肥方式10家，采取生产沼气方式5家，采取动物蛋白转化方式5家，采取基质化利用4家，采取牛床垫料方式2家，比例都比较低。

对地铁隧道管片收敛整治变形进行了自动化监测。在注浆前，对监测范围内的监测点进行一次监测;在注浆过程中，对注浆范围内监测点的监测频率为一天一次;注浆完成后对监测范围内的监测点再监测一次。

四、传统民族村寨文化建构的应然讨论

留恋乡土却无法守住乡土是大多数农民工的矛盾心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子”〔5〕。背井离乡不是村民的意愿，迫于现实生计的压力，诸如挣钱供子女读书、追求金钱的累积或农村传统耕作所获收入的得不偿失，村民们不得不走上背井离乡的行程。城市生活虽然拥有高楼大厦、繁华似锦与交通便捷等优越性，但作为打工族的大多数村民却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也就缺少了家的归属感，他们心里隐藏着的仍然是乡土情结。所以，怎样留住村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走农村产业化道路，实现产业升级

要使村民愿意留守乡土，从而实现和奠定传统民族村寨文化重构的价值前提与基础。“农村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村经济，按照产业系列组织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与相关产业系列化、社会化、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即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过程。”〔6〕而基于贵州农村农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实际，就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现农、工、商的一体化和产、加、销合理调解及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要素的有机搭配。通常情况下，传统民族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半径是以村落为圆心，向四周延伸大约至5千米范围以内，各个村落之间存在地缘上的交接，亲缘或血缘上亦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纽带。这就为农业的多层次、深层次开发提供了天然的地缘和人缘条件，农村经济发展有其天然的内在增长潜力。“农业的多层次开发，就是要我们把眼光放得远些，思路打得广些。即开发一些宜农、宜林、宜鱼的新资源……农业的深层次开发，即通过改造现有的中低产田，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保证农业的稳定高产……我相信，搞好闽东的农业深层次开发，将会产生多种积极效应：有利于改变农业生产的不平衡状态，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7〕尽管习近平总书记是基于当时闽东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决策及建议。但是，宁德农村与贵州农村自然也有其内在的共性，即都是以传统农业生计方式为基础。那么，农业“多层次”和“深层次”的思路无疑为贵州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以土地作为基点，“多层次”和“深层次”开发能够激起农村村民从众劳作的积极性，改变其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钱的片面思路。

传统民族文化是传统民族村寨的根，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基础，由56个民族的异彩文化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国家话语权的关键基础，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皈依。

另外，“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促进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使人们过上物质富足的新生活，同时又会悄然削掉人们身上一些原始的文化元素，促使其蜕变为“杂品文化”，正如周国茂教授所言：“现代化对民族文化具有消解作用。因此，也可以说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过程”〔4〕。“城镇化”是现代化里程中的一个“叉枝”，“新农村”建设又是“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必要内容，“城镇化”思维下的“新农村”建设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距离，但无法还原村民本身的元文化。标新立异的新式建筑或结构样式整齐的现代式仿古建筑风格等都无法重构村民自身的原质文化，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变异，消解了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初衷，为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带来了很大困难。

面对大时代的经济洪流，传统的种植或游牧等经济生活方式已然不能满足现实消费的需求，特别是在贵州这样一个以山地为主、自然气候多变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大部分农村地区在种植期间容易遇上干旱或涝灾，可能导致收入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况且商品经济不发达仍然是贵州农村的一个鲜明特点。新时代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助推村民群体追求经济的富足，权衡“留守乡土”与“离开乡土”之间所获得的经济多寡是人们决定去留的思维标尺。贵州传统民族村寨村民的生活水平尽管在国家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战略实施进程中有所提高，但随着物质消费水平的上涨，出现收入与支出之间比例失调的现象，村民们依然无法彻底改变“欠发达”的面貌。而且，传统民族村寨村民的“符号消费”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诸如一户人家的住宅建设消费的多寡、人情礼仪之间礼金数目的高低等，其中隐含的是“面子文化”，是身份与地位的符号象征。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村民们就放弃了经济效益比较低下的传统生计方式，走上了打工的行程。随着村民的大量离去，传统民族村寨中村民的“离位”现象也就顺应而生，导致传统民族村寨失去了重构的价值前提与基础。

这一改革思路，既依赖传统农业又不完全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来发展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了活力，并调动了农民的内生动力。农村经济具有增长的动因，就必然能够吸引村民积极参与并大量留守乡土，改变了村民的传统生计方式，有了留守乡土的村民，传统民族村寨就有了重构的前提和基础。

③寒武系高台组（Є3g）：灰色—深灰色厚—巨厚层不规则条带状（姜状）泥质白云岩、薄层状泥质白云岩。厚度0～63.61 m。

（二）走民族特色产业道路

以民族文化符号为产业链条，让农村民族生态旅游既成为村民增收的窗口，又成为民族文化承继与弘扬创新的有效场域，使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具有实际内容。以18个世居民族文化为主体所形成的多彩贵州文化，为贵州的民族生态旅游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多民族共存的贵州文化，是贵州旅游品牌延续的重要支点。贵州少数民族多居住于比较偏远的山区农村，由于地域条件所限，“欠开发、欠发达”是一种基本态势。但事物的发展总是利与弊同在，所以贵州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滞缓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就比较好，传统民族村寨文化得到了承继与弘扬，贵州获得的第一批到第四批各种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为证。所以，贵州农村走民族生态旅游之路是一条经济与文化共同协调发展之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消费成为人们内在诉求是一种必然趋势，在物质消费获得极大满足的情况下，精神消费必然会呈现出伸张的趋势，而旅游消费又会是人们消解内心焦虑的必要手段。对于城市居民，城市的现代化旅游已经没有新义可言，人们对宁静的乡村民族生态旅游有向往的内在诉求，从近年来贵州旅游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来看，传统民族村寨是生态旅游的好去处，尤其是在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现实背景之下，贵州农村的特色旅游具有后发赶超的优势。那么，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本身就具有产业化的潜力，民族饮食、民族服装、民族刺绣、民族文化习俗等等可以成为新时期农村产业化的视点。比如，贵州省水城县海坪彝族文化小镇采用的就是集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于一体的民族文化产业模式。海坪彝族小镇由彝族文化广场、九重宫殿、彝族风情小街、土司庄园、太阳广场、海坪彝寨、彝族始祖希慕遮雕像、彝族英雄支格阿鲁雕塑等组成，把彝族文化的符号与特征集中在一起建构成彝族文化大场域，这有利于人们对彝族文化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并感知彝族文化的特殊魅力。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办彝族火把节，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彝族同胞都会到海坪彝族文化广场欢庆彝族年，打响了民族文化与旅游经济共生共赢的民族文化品牌，壮大了水城县旅游经济实体，既塑造了彝族文化滋养的场域，传承了文化，又增加了海坪彝族小镇村民及附近其他村民的经济收入。另外，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的西江千户苗寨已经打造成著名的文化旅游名片，取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也是很好的案例。这些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的构建对于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还有很多需要深度挖掘的地方，这就需要政府与民间倾力合作，宣传和打造民族品牌文化，通过这些民族特色品牌产业的打造为大多数村民提供就业的机会，甚至人们所得到的收入很有可能比外出打工的收入多得多。那么，留下来在家乡创业就具有了动因，随着大量的群体留守乡村创业或工作，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就增添了内在的活力，人的存在既是传统民族文化留存和衍生的基础，同时也是乡村实现真正振兴的关键保障。

（三）走新时期“农民合作社”道路

要优化农业与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高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热情，增加农民收益，使农民愿意留守乡土，振兴乡村文化从而长久振兴乡村。“在历史长河中，文化的生产无处不在，而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产，一定是建立在对既有文化事项的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之上。”〔8〕中国文化根源于农耕文化而又高于农耕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可以说就是一部农耕文化的历史，一切文化的衍生和发展都能够从中找到农耕文化的印记。在经济、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当代社会，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社会，培育农村文化滋生的土壤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下，全国大多数的农村都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农民合作社”具有优化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因为“农民合作社”具有整合乡村优秀资源的内在动力，对于当前的精准脱贫和振兴乡村工作具有很大借鉴价值。如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的“合作社”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塘约村过去是贵州省二类贫困村，2014年外出务工人数为860人，2015年为352人，2016年下降到50人；贫困人数从2014年的643人降到2015年的82人，2016年则全部脱贫；2014年，村集体经济不到4万元，2015年增长到81.4万元，2016年更倍增到202.4万元；2014年村人均收入3 786元，2015年翻一番达到7 943元，到2016年时达到10 030元① 资料来源于实地调查以及塘约村的发展概况介绍。。塘约村通过“三权”促“三变”的模式，以“农村产权确权、赋权、易权”为抓手，围绕“三权”+党建+扶贫+产业+金融的发展思路，探索实施“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新时期合作社发展模式，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使农村土地所有权更加巩固，党建的领导作用得到发挥，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广大农民群众都很愿意留守乡土。现在，“塘约之路”已经成了贵州农村发展的一个标杆与旗帜。

总之，新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已经吹响，怎样留住村民，从而去除“空巢村”现象才是农村发展与振兴的基础，而乡村村寨文化的传承、培育与构建又是乡村可持续振兴的关键。“人”是文化的灵魂载体，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需要以村民作为其文化价值观照的核心动态机体。贵州传统民族村寨在民族群体世代的历史转换中凝结成的民族文化璞玉，是人的动态创造与村寨外在的静态符号记录共同调适而形成的成果，“动力”与“静力”共同构成了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集成价值体系。在新时代国家顶层设计对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提出明确奋斗目标的历史契机面前，贵州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就是响应大时代视野下民族文化发展要求的应有之举措。传统民族村寨的重构就是传统民族文化重构的同声传译，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而传统民族文化的重构关键在人。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教育厅编写组.贵州省情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8-39.

〔2〕龙应台.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N〕.中国青年报，2014-11-21.

〔3〕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0.

〔4〕周国茂.山水布依〔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1.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

〔6〕刘豪兴.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2.

〔7〕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184-185.

〔8〕李陶红.乡村都市文化背景下以“水”为中心的村落：以南北两村为例〔J〕.大理大学学报，2018，3（1）：4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