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毕加索以自己的情人多拉·玛尔为原型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哭泣的女人》，这幅具有浓郁的立体主义画风的作品描绘了一个脸部扭曲、撕裂的女人，在悲痛欲绝地哭泣着。毕加索用超现实主义的笔法刻画了一个命运悲戚、心灵极其痛苦的女人。60多年后，学绘画出身的中国导演刘冰鉴用同名电影的方式关注了一个在中国语境中哭泣的女人——王桂香。与毕加索不同的是，刘冰鉴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极其冷静的镜头语言，逼视了一个现实环境中的女人的命运。

一、人物视点：王桂香的命运流转

如片名所示，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女性的故事，故事的素材来源是编导刘冰鉴、邓烨夫妇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200字的新闻。[1]在公开媒体中寻找电影素材，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一种创作习惯，也是第六代导演用影像的方式切入当下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年前，贵州万山县剧团女演员王桂香和丈夫许陈庚怀着“淘金梦”来到北京，他们租住在一处偏僻的民房里，丈夫许陈庚是个眼高手低的人，大事干不成，小事又不愿意做，每天沉溺于麻将桌旁。而王桂香也找不到更好的活路，只好每天出门去卖盗版的光碟、“毛片”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王桂香向一个老乡租借小孩（津津）来为自己的职业打掩护。一天，王桂香照常带着津津上街卖碟，结果只做成一笔生意就遇上警察，碟片被没收了，王桂香沮丧地回到出租屋。当她想把津津“物归原主”时，却发现津津的父母为了逃避交房租逃跑了；更意料不到的是，丈夫因为“麻友”张二哥的一句戏言将他的眼睛打瞎，被警察抓走了。命运就在一瞬间发生逆转，她带着被遗弃的小姑娘津津被公安遣返回家乡万山——贵州的一个县城小镇。王桂香的进京“淘金梦”就这样戛然而止。

回到家乡后，王桂香一个人拉扯着津津，还要忍受左邻右舍们的指指点点，日子过得艰难。一次在镇上闲逛时，王桂香发现前男友李友敏在镇上开了一家“好发财丧事公司”，便主动寻上门去，两人旧情复燃，重新厮混在一起。没过几天，张二哥夫妻俩气势汹汹地找上门，要求王桂香赔偿治疗眼睛的9000元医药费，9000元对此时的王桂香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她不由得放声大哭，张二哥夫妇不为所动，恶狠狠地扔下一句“两个月后不送钱来就打爆你一只眼”便走了。富有戏剧性的是，此时躲在里屋的李友敏却在王桂香夸张的哭声中找到了生财之道，他提议王桂香去为死人哭丧赚钱。处在困境中的王桂香别无它路，只能答应去尝试一下，由此，卖光碟的女人变成了哭丧的女人。关于王桂香的命运，或许有人会问，她本来是县剧团的演员，为什么不务正业要跑去北京呢？其实在后来的影像展开中导演也作了交代，王桂香回到万山后，曾经去过自己工作过的剧团，守门的大爷说“剧团早就解散了，就剩下这个会堂”，王桂香找到剧团卢团长，她竟然在一家歌厅唱歌，在两人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剧团的其他女演员或外出打工或远嫁他乡，也四处流散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大众娱乐业的兴起，录像厅、卡拉OK、网吧等新型娱乐场所的涌现，作为阳春白雪的剧团艺术被迅速边缘化，王桂香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即使王桂香不去北京，也将面临下岗的命运。

二、人物修辞：丑角美化

纵观整部影片，虽然导演刘冰鉴为我们展现了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从城市到乡村，一幅传统道德失落和人性异化的喧闹图景；但在具体的影像表意实践中,在刻画王桂香这个人物形象时，却有意地表现了王桂香人性闪光的一面，实施了他以丑为美的艺术策略。

王桂香为了卖光碟博得同情抑或打掩护，向老乡租用小姑娘津津做幌子，显然是一个不道德不人道的行为，但津津被父母抛弃，王桂香多次寻找无果后，毅然承担起抚养责任，后因生活艰难，也托李友敏帮忙寻找了一个好人家寄养，经济稍有宽裕，便去看望津津，给她买吃的和买穿的，并主动在津津面前以妈妈自称，扮演母亲的角色。有意味的是，津津在影片中一出场便一直处在哭泣和拒绝的状态，由此联想到片名，或许哭泣的女人不但指王桂香，似乎还应该加上小姑娘津津，一个一出生就随父母到处流动，过着粗糙、动荡的童年生活，还被出租作为商业道具，最后又被父母抛弃的农民工子女。或许小津津就是王桂香童年的一个镜像，王桂香孤身一人住在原剧团的集体宿舍，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也未见有亲人相助，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王桂香对津津的恻隐之心就是对自己苦难童年的一个救赎。津津和王桂香构成了一个苦难女人的命运链条，导演通过设置小姑娘津津这个人物，达到了对农村女性命运更深层次的思索。

王桂香为了让丈夫早日出狱，去找监狱长，监狱长刚刚在电话中布置完反腐败工作，面对找上门来想花钱把丈夫“接出去”的王桂香，不但不批评教育，反倒问起王桂香有多少钱，当王桂香说有5000元时，监狱长脱口而出，哪有那么简单？然后又打起官腔，要王桂香多帮助教育自己的丈夫。当王桂香大胆地脱去上衣，请求监狱长一定要帮忙时，监狱长急匆匆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画面中出现了长达一分钟对紧闭的门的特写，黑暗占据了大部分的影像空间，留给人诸多思索。当办公室的门重新开启时，我们透过门缝看到正在弯着腰整理衣裤的监狱长丑陋形象。

在影片中，丈夫许陈庚被塑造成一个没有责任心、不敢担当的懦弱角色。在北京闯荡时，他好吃懒做，整天喝酒赌博，不承担家庭的责任，沦为吃老婆软饭的尴尬角色。后来因打架被抓进监狱，他又不想面对现实，老老实实服刑，整天想着逃离监狱。在一次王桂香探监时，许陈庚竟像女人一样嘤嘤哭泣起来，他哀求妻子王桂香，早点把自己弄出去，并表示如果要很久的话，还不如死了算了。最后，陈庚越狱逃跑，并因拒捕被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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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情，王桂香虽然在回到万山县后与前男友李友敏又苟合在一起，但那只是彼时王桂香的一种无奈的生活状态，并不代表她的爱情态度。李友敏虽然是个俗气的市侩，但他对王桂香体贴入微的照顾也使寂寞无助的王桂香感受到了温暖。在王桂香内心深处，她还是希望能够和李友敏做长久夫妻的，所以当得知丈夫死讯后，“反倒觉得轻松了”，因为她认为和李友敏偷偷摸摸的日子可以结束了。当她向李友敏表达想结合一起过日子的愿望后，却遭到了李友敏的婉拒，因而引来了片尾的一场真正的、伤心的哭泣。

李友敏是电影中戏份最多的男性角色，但在导演的摄影机下，他是一个县城小镇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角色。虽然是做丧事生意的，但他给自己的门店取名为“好发财丧事公司”，他甚至暗暗到医院重病房去做“市场调查”，登记可能在近期死亡的病人名单。在他眼中，生意是第一位的，别人的死亡对他来说就是财路。在感情方面，他也是一个不敢承担的人，他有妻室，又与王桂香厮混在一起，他很享受这种齐人之福，信奉“开开心心地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哲学，所以最后王桂香向他提出想光明正大地在一起时，他选择了逃避。

另外，作为哭丧的题材，影片中出现的死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这显然具有一种象征意味，男性精神的缺失和男性的死亡，预示着女性更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面对一切苦难，这是编导者的一种艺术策略，也是他们对当下社会性别角色的一种体验，本片的编剧之一，一直参与丈夫刘冰鉴几部电影创作的邓烨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谈到：“因为影片主角差不多都是女性，作为男性来讲多少感觉是配角，有点陪衬，就我个人来讲，也表达了我个人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男性比较失望的一些东西，所以很显然他们就排到配角的位置上。或者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男性，还没有一个足以让我觉得他们是能够在各个方面都称为一个男性，包括对社会的责任、情感、道义感等等方面，还都不够，这样就很自然会把更大的关注点，或者笔触放在女性上。对中国一些女性，对她们的生活的一种现状，有时候我觉得也不够争气，也不够完美，但是跟男人相比来讲，我觉得中国女人承受的还是要多一些。”[2]

当导演把王桂香放在婚姻、爱情、职业和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与小津津的关系）等多棱镜中进行考察时，合理地挖掘了王桂香人性中闪光的部分，这就使得观众在接受这个人物时不再单纯地将她看作一个概念性的反面人物，心理上也对她有了一种认同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导演巧妙地实施了他的艺术策略。

三、祛魅与嘲弄：男性与权力形象

在传统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社会结构中，男性往往是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影像的建构中，男性常常被塑造成强者的形象，他们富有男子汉气概，敢做敢为，勇于担当。女性常常被塑造成柔弱的、家庭的依附者。而在《哭泣的女人》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与正面塑造王桂香这一表意策略相反的是，作为一部女性电影，影片中的男性形象无疑被导演故意弱化了，男权文化受到了或隐或显的嘲弄与抨击。

对于丈夫许陈庚，王桂香虽然恨铁不成钢，不但当初给自己许诺的美好生活没有实现，反倒把自己拖入了街头卖碟的处境，但王桂香一直忍辱负重，期待着一心只想着吃喝玩乐的丈夫的转变。在一次和李友敏谈起丈夫时，王桂香愤恨地说：“（在北京）这三年都是我养他，靠我吃饭，现在坐牢了，一辈子不出来才好，我也不想管！”说归说，王桂香骨子里终究是个传统的人，她同意去哭丧赚钱，根本的原因还是想去还丈夫打人欠下的医疗费，当她积攒下哭丧所得的第一笔一万元时，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替丈夫还债和“赎”丈夫，夫债妻还，在王桂香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狱中的丈夫，王桂香不但常去看他，给他安慰和鼓励，而且为了使丈夫早日出狱，王桂香还向监狱长奉上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5000元钱，并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在这种婚姻关系里，王桂香做了她认为该做的一切。

而被许陈庚打瞎眼睛的“麻友”张二哥，也是整天泡在麻将桌上的混混，在眼睛被打瞎以后，主张赔偿权利的不是他，而是他泼辣粗野的妻子秦香莲，他只是跟在妻子背后亦步亦趋的窝囊男人。

对于现场干密度检测，本工程采用挖坑灌水法进行数据的测量，即首先根据设计要求在指定的区域进行试坑的开挖，然后对湿试料质量进行测量；其次在试坑开挖完毕后，在是试坑内放置塑料膜，并倒入清水，记录此时的清水质量。最后根据换算公式计算得出现场干密度的数值。对于含水量的监测，本工程则采用了烘干法进行测量；对于颗粒级配则通过对比面板堆石坝试验区域碾压施工前后的粒径大小，计算出全试样级配的组成。

影片中还出现了一系列因为家中亲人去世而上门联系王桂香哭丧的人物，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男人。他们脸上没有带着失去亲人的悲伤，相反，却异常冷静地比对着各种哭丧项目的性价比。陶渊明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亲人都不见有半点悲伤，何况他人？还有一家路人皆知的不孝三兄弟因为母亲去世而给王桂香下的请柬中写道：“现金300块，红包另计，若你表现出色，我们三兄弟愿意多付，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全城的百姓都知道我们是爱母亲的”，亲人生前不尽孝，死后大操大办，这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并不是个案。

再说到职业，王桂香哭丧的名气大了以后，请她哭丧的人越来越多，李友敏和她对哭丧的价钱作了可笑的细分：“四邻不安200元、放声高歌200元、绕梁三日300元、山崩地裂500元、倾盆大雨600元、美声花腔700元”。但在繁忙的业务中，王桂香却接了一单100元的生意，李友敏提醒她哭丧是生意，不是行善，叫她推掉这笔生意时，王桂香却说：“我答应人家了，答应了就不能改了。”当李友敏给她介绍一笔为宠物狗哭丧、报酬是1000元的生意时，王桂香的第一反应不是对报酬的兴奋，而是错愕和愤怒。

综上所述，钢结构桥梁工程施工阶段是事故高发阶段，许多桥梁工程质量问题出现，都缘于施工阶段的不良施工行为。钢结构桥梁工程施工阶段风险把控的力度，直接影响着桥梁工程最终的施工质量。从每一个施工环节抓起，将风险控制工作落实到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促进桥梁工程施工质量的提高。

警察作为一种权力的代表在影片中也被消除了神圣的光晕。他们不再像传统影视剧中那样正义凛然，是人民利益的保护神。他们或是穿着警服的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甚或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

在片头，王桂香贩卖光碟被两位年轻警察碰见，一番呵斥之后警察赶走了王桂香，没等王桂香走远，两位警察便一边翻看王桂香所卖的光碟，一边讨论起哪一盘好看。在这里，两位警察猎奇的心态就像形形色色向王桂香买碟的路人，只不过他们是通过权力来对王桂香进行冠冕堂皇地盘剥。

纵观2010年后的中国足坛：中国男足国家队战绩平平，国内联赛——中超、中甲倒是开展得如火如荼，俱乐部上座率屡创新高。

使用具有潜在肾毒性药物时应遵循以下原则：⑴严格按照药物适应证用药，尽量选用无毒或肾毒性较小的药物。⑵根据患者的病理生理情况，确定合适的给药剂量、途径、速度和疗程。⑶在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尿量，监测血肌酐、血清胱抑肽C等肾损伤标记物的变化情况。⑷对于已发生急性肾损伤患者应及时停药，促进药物排泄，保护肾功能，维持血压，纠正电解质和酸碱失衡[2]。因此，建议临床在使用膦甲酸钠注射液治疗期间，应当密切监测患者肾功能；避免与肾毒性药物联用；用药前及用药期间应给予充足的水化治疗；发生肾损伤后应及时停药，水化利尿促进药物排泄[3]。

影片中的男性与权力形象实际上被塑造为女性恶劣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导演对他们的祛魅与嘲弄也从另一个方面呼应了王桂香们的生存权利。

四、影像呈现：复活的身体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指出：“身体是社会身份的载体。”[3]在中国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1950-1970年代里，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是革命的身体、劳动的身体，道德的准则过滤了身体的感性欲望，女性甚至“不爱红装爱武装”，“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理想的女性形象，女性的非性别化在银幕上比比皆是。到了新时期，身体觉醒成了时代启蒙的表征，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寓言的镜像，是“意念化”的身体。在《哭泣的女人》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摇曳多姿、恣意汪洋的复活的、日常的身体。

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王桂香起床梳洗的画面，王桂香穿着颜色鲜艳、质地低下的睡衣来到出租房外水池边，开始弓着腰刷牙，摄影机从背后对着她足足有40秒之多，随后摄像机还跟随王桂香去上公共厕所……这样“无意义”的画面恐怕在大多数导演的刀下都会一剪了之，但导演刘冰鉴给足了叙事长度来体现他的一种关注，那就是对一个社会边缘人物王桂香日常身体的关注：她的衣食住行和粗糙的生活环境，这种“无意义”或许正是刘冰鉴要关注的意义。

回到故乡小镇万山后，王桂香面临生存的窘境，但她没有郁郁寡欢，在命运的安排下惶惶不可终日。而是大胆地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武器，反倒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她化着浓妆，染了头发，涂着指甲油，蹬着高跟鞋，挂着长长的耳坠，穿着艳丽的上衣、紧身的裤子，姿态妖娆地行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成了小镇街道上一道扎眼的风景。以至于左邻右舍议论纷纷，说她“在北京就是陪别人睡觉挣钱的，还带了个野杂种（指津津）回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身体，蔑视文化习俗的身体，出门不穿合适的衣装，这都是对于最基本的社会规则的破坏，而要冒被排斥的危险。”[4]除了原来剧团的卢团长以外，王桂香在家乡没有一个女性朋友，但她大胆的装束和主动的身体语言却很快俘获了前男友李友敏的心。并在李友敏的牵线搭桥下谋得了哭丧的职业，从而一举摆脱了生存的困境。

哭，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之一，当然，也只有人类才会演绎出五花八门的哭。在哭丧这个职业中，王桂香充分调动原来作为剧团演员的功底，且歌且舞，把超度死人的灵台当作自己戏曲表演的舞台，她用夸张的身体动作，唱着信手拈来的古典戏曲的歌词（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唱段）和随意改造的流行歌曲，很快打败了一般村妇扮演的哭丧婆角色，成了十里八村著名的“哭丧夫人”。王桂香甚至在丧礼上穿着戏衣，甩着水袖，粉墨登场，姿态万千，极尽表演之能事，传统艺术媚俗至此，让人看后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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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爱关系上，王桂香也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羞羞答答，而是大胆出击，极尽身体诱惑。在刚涉入哭丧行业时，由于生意寡淡，王桂香情绪低落，她来到李友敏的门店，两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倒在花圈上亲昵，两具无聊的肉躯在互相寻找慰藉，毫无忌讳。在随后出现的全片唯一一场正面表现的做爱场面中，不但出现了双方身体的裸裎，而且竟然是王桂香身体在上面的姿势，导演一改传统影像在表现此类场景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也似乎故意在用这种方式强调作为女性的身体在男女情爱结构中获得的某种胜利。当两人的不伦情爱被李友敏的妻子陈青发现后，陈青当街羞辱起王桂香，王桂香也一改一般充当第三者角色理亏忍让的姿态，而是高声对骂，步步进逼，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动起了手脚，似乎她是在理的一方。

由此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王桂香，她操持着贵州方言，充满了底层的烟火气，她言语泼辣，行为大胆，一副特立独行的姿态。再加上中央戏曲学院教师廖琴的精彩演绎，银幕上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活色生香、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她用自己的身体战胜了她面临的困境，同时为我们勾画了一道底层女性充满荒诞怪异但又饱含辛酸的生存的图景。影片入选了2002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女主角廖琴也因此角色获得最佳女演员特别贡献奖。据报道，在戛纳展映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竟然持续了20分钟才结束，充分说明了戛纳的观众读懂了这部电影，读懂了由廖琴演绎的王桂香的身体。

第一，实现企业管理会计与全面预算管理整合，可以对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目标进一步进行细化和分解，确定企业的全面预算目标以后，能够对预算管理效果进行直接深入的分析，以保证企业的预算目标具体执行效果，促进预算目标的实现，形成对企业的预算管理和战略管理之间缺陷问题的改进。

片尾处，在一个暴发户的葬礼上，刚刚失去了丈夫又遭到情人李友敏拒绝的王桂香触发了一场真正的哭泣。她伫立在灵台前，独自哭泣，她泪流满面，伤心欲绝，连灵台前打麻将的麻木的死者亲友都被感动了，他们纷纷起身给王桂香递上红包，王桂香手中的红包放不下了，掉落在地上，她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更加伤心地哭泣……在通过出卖哭泣获得生存的自由后，王桂香依然没有突破命运的安排，得到生命的自由，因为她不是真正的丑恶之人，她的内心还有对真情的渴望，还有女性的柔情，还有对明天的向往……由此我们透过王桂香哭泣的脸看到摄影机后的导演，我似乎看到了他的哭泣，当我们看到他的摄影机下北京鲜花著锦的繁华大街上，在“今天又是个好日子”歌声中有人在抱着租来的孩子为了生计在兜售着盗版光碟时；当我们看到他的摄影机下县城剧院的墙壁上贴着“热烈庆祝……”的标语背后却是剧团解散、人去楼空的场景时；当我们看到一个有着慎终追远传统的民族的当下子民却因亲友的去世而请他人代哭、灵堂旁麻将声阵阵时；当我们看到在大众文化长袖善舞的语境下艺术人生的卑微和媚俗时……我似乎看到了导演的哭泣。

当中国乘上全球化经济快车高歌猛进时，导演刘冰鉴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中国的门，呈现了一幅世俗的生存图景，由此引发我们思考，当我们快速前进时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我们丢失了什么，是不是应该驻足关注一下那些微不足道的生命的疼痛？关注一下谁在哭泣？这是影片导演给我们出的题目，也是我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余莉.用电影透视女性情感与社会角色：访《春花开》导演刘冰鉴、邓烨夫妇[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3）：47 ，49.

[2] 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儿.时髦的身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2.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机场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也逐渐增大，成本已成为企业竞争的基础，作业成本法由于其自身较强的优势作用，当前已经被逐渐的应用到机场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机场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应用中还需要保证资料的准确性、作业划分的科学性以及成本动因的合理性，这就需要机场财务人员继续探索科学有效的成本管理模式，实现对成本的有效控制，提升企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