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道:“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1]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坚定信念,继续拼搏努力。2015年11月3日,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习近平就曾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我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有经典的传统文化,这早已积淀成精神之河,恩泽于我们民族,只要这种文化传统世世延续,文化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就是有生命力的民族,对此我们怀有充分的自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具体要积极践行怎样的文化,何种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持有坚定信心。我认为传统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而屈原精神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及屈原精神,会使人直观地想到其爱国精神,其实屈原精神不独有爱国精神,还包括高尚的人格精神、九死不悔的担当精神以及不惧奸恶的斗争精神。即使是爱国精神,也仍旧有进一步理解和学习的空间。这些精神的传承都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品格,也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斗志。因此,阐释好、继承好、践行好屈原精神,有利于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一、屈原精神中提升自我的爱国精神

结合屈原的生平来看,屈原生前虽一再遭逢变故,被放离郢都,但至死不曾离开楚国,并且始终心系国家。这表明屈原对于楚国的爱,不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根性认同,这个根就是楚民族。在《离骚》中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高阳即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强调自己是高阳氏的后裔,可见他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所以在《橘颂》中他直言“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明人王夫之说:“橘不踰淮,喻忠臣生死依于中国。”[3](P92)屈原以“橘不踰淮”之性,暗喻自己不离宗国;明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无疑把自己同楚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正因为如此,屈原精神成为中国极具典型性的一种爱国精神。

爱国不仅需要拥有爱国之心,还要有爱国能力,因此要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及能力。屈原在这一点上是值得学习的。屈原在青年时期,就树立了自己从政为国的理想。他是楚王族的后裔,却在《离骚》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意思是说虽然我有这样的内美,但依然要注重自我能力的提高。此外《离骚》中还提到“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也是屈原在强调“好修”。在战国崇圣尚贤的学术思潮下,“好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高一己之才华、能力;一是提高一己之德性、修养。这足以见得屈原在步入仕途后,依然在不断地提高自我修养与能力,为的就是能在政治上有大的作为,带领国家走向强盛。因此我们说屈原不仅有爱国的信念,也具备爱国的能力,且十分看重这种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二、屈原精神中耿介不渝的人格精神

因为时代动乱、君王昏庸等原因,屈原在其忠贞为国的道路上并不顺利,在纵横家的诋毁,旧贵族亲秦派的谗害下,他曾被君王一再疏远流放。面对这样的境遇,屈原有痛惜、有怨恨、有反抗、有斗争,但却没有改变志向,没有改变人格,没有顺从流俗。在动乱且礼乐废弛的战国社会,屈原对于原则、道义的坚守,使他与那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更因为没有道德上的知己而饱受孤独。在《离骚》中,女嬃曾劝他改变婞直的品行与节操,顺从流俗以保全自身;《渔父》中,渔父劝他要敢于随波逐流,但这些都被屈原拒绝。若从屈原初次被流放汉北算起,在其沉身汨罗江之前的二十几年中,屈原受尽孤独、困苦、屈辱与流浪,但至死不曾变节改志放弃理想,至死仍心系国家。

真正可贵的人格精神,不在于一个人能够圆滑处世、八面玲珑;而在于他能够顶天立地、担当正义、耿介不渝。这种顶天立地、担当道义的“脊梁”精神,可能会使他一生困厄,甚至遭遇悲剧,却因其肩负着民族的希望、人类的前途,而可与日月争光。这种精神在我们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尤其是在利益当先的市场经济大潮下,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扬。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在提取液浓度为 0.10～2.00 mg/mL范围内随浓度增大而升高，即两者呈现明显的量效关系，且同一浓度不同烘焙时间的提取液清除率差异明显（p＜0.05）。当提取液浓度达到 2.00 mg/mL时，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可高达 91.03%（不带壳烘焙20 min）。

三、屈原精神中九死不悔的担当精神

虽然先秦儒家人士身上也能看到这样的担当精神,但极少有人像屈原这样,面对艰难困境,仍能坚定志向,积极担当。孔子虽然一面弘扬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另一面却又强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豪言,但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正因为此,在历朝历代,在国家最危亡的关头,往往是纪念屈原,提倡屈原精神最多的时期。屈原这种九死不悔的担当精神,正可以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鲁迅先生曾经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4](P118)鲁迅虽然没有具体点出一些人的名字,但像屈原这样九死不悔,一心为国的人,显然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楚国春秋时期,在国君楚庄王的带领下,曾问鼎中原,历代楚人重返中原的梦想在那一时期得到实现。但自此以后,楚国由盛转衰,国家实力不断下降。其实楚国衰落的症结是很容易找出,楚悼王时,吴起就曾指出,楚国封君过多,旧贵族势力强大,他们生活腐化,不思进取,还占据众多要职,不但空耗着国家大量的赋税收入,而且还阻碍着真才实学者的晋升,致使国家难以发展。吴起当年的变法也主要是针对这些旧贵族,但遭遇了旧贵族的反击,并在楚悼王的葬礼上乱箭射杀了吴起。这表明在封建社会,先进的改革者带领国家每向前走上一步,都会付出沉痛的代价。对于这些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先例,屈原不会不知道,但他为了国家的强盛发展,明知会有祸患,毅然选择承担起变法改革的重任。而在变法失败后,被疏远的屈原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积极奔走,劝谏楚王,等待重新被召回朝的机会。由此可见,屈原担忧的不是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是国家的衰败,其担当精神可见一斑。

本文对各向异性聚焦条纹变像管进行了数值分析与实验测试.首先，建立了条纹管电子光学模型，利用三维电磁场数值计算了其电位、电场分布，主要分析了条纹管轴上电位、边缘电场强度以及四极透镜内部场分布，发现实际中容易产生的高压打火点；其次，追踪了从阴极狭缝发射的电子运行轨迹，分析了静态和动态扫描下的狭缝像，并计算了条纹管的时间畸变；最后，实验测试了该大动态条纹相机的动态范围与时间分辨等性能参数.

四、屈原精神中不畏奸恶的斗争精神

屈原的斗争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楚国内非义非善、徇私枉法小人的斗争;一是同楚国之外其他诸侯国,尤其是秦国的斗争。屈原斗争精神的形成,离不开楚民族文化土壤的培育。纵观楚国八百年,经历了一个由弱小到强大、从称霸再到衰落消亡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筚路蓝缕、艰苦自强、勤劳无怠、勇于斗争的精神,这些精神在一代代楚国人中传承。屈原显然继承了这种精神,尤其是其中勇于斗争的精神。屈原为了国家的发展,不念自身安危,坚持同有损国家利益的不义行为作斗争,同阻碍国家发展的旧势力作斗争,且绝不屈服。而对于强大的敌人秦国,屈原不畏其威,采取合理的策略,联齐抗秦。屈原的这种斗争精神几乎贯穿其一生,不曾改变。

楚国最后虽被秦国所灭,但楚人仍喊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这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这种自信无疑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之上。秦末,咸阳被楚汉义军攻破,可以看作是屈原精神的一次胜利,说明这种精神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和积极价值。程世和先生说:“倘或没有屈原这一历史中的先生,中国士人就会少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中国历史就会少掉许多悲壮的生命气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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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上所论,历史地看,任何一个民族都很难保持长盛不衰,而优秀的民族则能做到由衰而盛,由弱到强,败而复兴,保持一定的民族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背后不仅是科技与武力,更多的是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基于这种精神之上的文化自信。当下我们正处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也必须对自己的文化拥有自信,同时,我们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宏观层面,更要清楚我们因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而自信,屈原精神作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阐释好、传承好屈原精神必将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

[2]习近平.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13(012).

[3]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程世和.“屈原困境”与中国士人的精神难题[J].中国文学研究,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