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意识和自信精神,是一个民族强大、国家富裕、人民幸福的最鲜活和最生动的诠释。这种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情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吾道一以贯之”的文化使命担当精神,并以之作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源泉。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的树立,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我们追根溯源,要从一个民族的文化源头来审视,尤其是在文明诞生的轴心时代,其高度繁荣的文明发展样态和丰富多样的文明发展形式决定了该民族之后两千多年的文化走向。虽然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但中华文明的总体框架是持久和连续的。正如史华慈强调的,中国历史的变化确实需要置于一种文明框架来看待,因为中华文明的框架并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全盘的质的决裂。[1](P2)这种文明框架中核心的思想价值层面是尤为稳定和连续的,其中蕴含的真理性智慧和崇高性精神,经过世世代代的不断检验、历史长河的不断淘洗,已经凝结成一种绝对理念和绝对信仰,在历史和时间中不断发挥其普遍有效性。它曾经为中华文明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也将在新时代环境下,为民族的复兴熔铸文化的底气和信心。走入历史深处,从“本来”入手,从源头处厘清中西文明的核心价值,我们更有理由对于自己的文化在经过理性深刻的思考后熔铸成一种神圣而崇高、庄严而礼敬的文化自信。

一、整体关联的中华文明观

在神州大地上孕育的中华文明经过5000多年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冯友兰说,哲学“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它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它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2](P14)。《论语》中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以及孔子欣赏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之乐”,都暗含着中国人看待这个自然界的独特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中国是大陆国家,在这片博大的中华大地上,西边的磅礴高原、东边的无垠大海,南边的广袤田野、北边的茫茫戈壁,形成了不同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文化结构。天然的地理屏障让中华文明较少受到来自外界文化的干扰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内陆型地貌使人们较少有远航贸易机会而固守土地深耕细作,形成了对自然、对土地的依恋和依赖。自然是人们获取生存资料的唯一途径,因此人们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其思维方式倾向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而非一方征服一方的彼此对立的矛盾紧张关系。人与自然的一体,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天与人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二者息息相关,二者之间没有间隔。这种思想“虽然可以看作神话时代生命一体化思维的哲学思维,但更具有排除主体客体对立的意义”[3](P30),在中华文化中,主客一体,相互包容、相得益彰,而非一种非此即彼、矛盾冲突的二元分离思维模式。由此观之,中华文明的本源文化中的“和谐”、“统一”、“整体”等基因基本成型。

从道的角度看,人伦道德出自天道,天道是人道的根源,人性来自天命的赋予,这个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的关系被称为“天人相通”,以天的权威表达人的观点,以人的德行彰显天的神圣,天和人的相互关联使道的意义得以完美呈现。周易的《系辞下》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4](P546)天、地、人统一于“道”,天(地)人是一体的。“道”是总纲,天地人分别为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天地与人成为相互关联,互为发明的一个统一体,以共同呈现出“道”的意义和价值。在儒家看来,不能把天与人化为两截,彼此之间成为一个绝对独立封闭的体系,更不能将之对立化,或重视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顾此失彼。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道”的绝对意义。

将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不仅要了解天的运行规律,也要洞悉做人的道德律令,将主体的价值和客体的法则结合起来,使主客一体。中国人在为人处世原则上,常常将自然的运行法则用到人的道德律令上,以自然物的比附来隐喻人格的塑造,以外在化的方式诠释主体内在的思想感情,从而获得自然权威的认定,更能使主体情感价值获得普遍性的价值认同。如《论语》中关乎仁者与知者的命题,就用山和水来比喻,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将人道与天道巧妙结合,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进一步阐释了以天道来明人道的天人合一关系:“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5](P87)。也正如孔子最认可的曾点的与自然融合的乐,是儒者真正的最高形式的精神之乐。这种强调个体与自然的融合,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整体关联的哲学宇宙观,与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明截然不同。

二、主客二分的西方文明观

其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能促进建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西方的主客二分让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人和自然成为可以割裂开彼此独立发展的体系,人是自然的主宰,人可以征服一切自然物,并使之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所利用,人类成为这世间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没有“畏天”的意识,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也没有与“天”合一的整体意识,不认为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在技术、理性、物质方面高歌猛进,但同时不关心自然生态问题,由此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平衡,全球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资源枯竭、空气污染、生态恶化和疾病流行等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中提出要第二次“启蒙”,“后现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性的东西,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forthecommongood)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社会。”[7](P211)古典的中华文明由此观之,颇具“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其历来所秉持的整体性关联的哲学宇宙观,将人与自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人们摆脱发展不计代价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应当合理利用自然,对自然担负起责任意识,使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达到一种折中调和的平衡状态。这一点正如杜维明所强调的中国最要紧的是发展一种健全的“环境伦理”,使经济人转化为文化人和生态人,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公共性。[8](P19)因此,回归中华古典文明,而不是远离它,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种更加良性的社会自然秩序,而尽量避免落入现代西方文明的直线进步、工具理性的危险。

树立理性至上理念使人开始走向异化,使人的世俗世界和信仰世界相脱离,人不断和自己相异化、和他人相异化,和社会相异化。柏拉图认为,人异化后,认识到的是一个感官的世界,而远离一个永恒的理念世界,感官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离,疏离,造就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这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虽然在近代以来促成了科学精神的高扬和理性意志的确立,但越来越显现出诸多弊端,其负面效应日益覆盖其正面效应。诸如对自然的无节制开发、资源的过度使用等,已经日益威胁到人类的有序发展。在西方文明中,精神和自然是相互独立的体系,要研究自然界,就要完全杜绝精神界,以保证其客观性,天和人之间泾渭分明,没有沟通的可能。而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就要绝对地脱离自然规律的束缚,打破自然对人的奴役和宰制,树立起人的绝对的自由意志,以体现人不同于动物的高贵和理性,并以此来规约人的道德法则。这种精神与物质的截然分离、各成一体,使西方文明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天人合一”的主客二分的思维。

首先,超越原子化个体主义,能促进建构“有责任的自由”。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的道德中心原则是个人的权利优先,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自由活动,一切以个体的实践理性为行动指南,认为把一种共同善的观点要求所有公民,将违背基本的个人自由,一切以个人至上、权利优先为伦理法则。这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至上”、“优先”等话语逻辑,因为这里削弱了责任和义务的适用空间。而中华文明则有不同的价值偏好,陈来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3](P51)各种价值在不同的文明中排序不一样,不能因此就说明一方优于另一方,或者干脆取代另一方。因此,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在当前现代化的转型和世界发展变化的趋势下,应当作一个价值重估。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应当坚持和维护人权宣言中的所有要求,但并不意味着自由、权利处于伦理价值链的顶端,因为它无法建立个人的义务、责任,保障的只是消极的自由,不能促进个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以自我利益为核心而漠视他人利益势必导致冲突。因此,融合中西文明的优势,我们提出建构一种“有责任的自由”,拒绝抽象的自由,即在充分实现个体自由,保证个体权利的同时,建设积极的社群立场和责任意识。正如梁漱溟的“互以对方为重”原则,以一种儒家“推己及人”的态度,为对方换位思考,从利己到“利他”,用一种基于中华文明的他者优先的责任伦理来消解个体主义的自私本性,从而生发出人际间的温暖情谊和真诚互助,以及一种立人达人的同情心,而非西方原子化个体的冷漠和偏狭。因此,超越个体主义,以中华文明补足西方文明的短板,我们才能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建构起对于民族的认同和文化的自信。

主客二分的思维放到国家间关系上,认为西方世界是主体,非西方世界是客体,西方世界是中心,非西方世界是边缘,西方世界是先生,非西方世界是学生,西方是文化生产国,东方是文化消费国,这种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结构认为主体就是要统治客体,主体就是客体的文明标杆,标榜西方价值的普泛性和西方发展道路的唯一性,宣扬历史已经“终结”,非西方国家都应该向西方国家看齐,于是便产生了“客随主便”、“非我族类必诛之”的逻辑,认为西方教育非西方是合情合理,某些国家强推“普世价值”、借助武力输出“颜色革命”、出兵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些闹剧,都是所谓名正言顺的“正义之举”。正因为西方文明蕴含着“对立”“对抗”“冲突”的基因,世界因此被切割成相互冲突的对立体,人类前景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提出坚定文化自信,重新弘扬中华古典的文明价值,并非是要全然否定甚至取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权利意识,而是仍然采用一种兼容并包的思维,以包容性的发展来建构中华文明的整体性价值和西方文明的个体性价值的良性互动,共同为人类命运贡献智慧。今天,我们更多地是提倡一种互学互鉴、多元互补的文明交流形式,珍视交互伦理、关联社群、合作政治、共生和谐等东方文明价值,扩大人类解决困境的选择。

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放到人与人的关系上,认为“我”是主体,“他人”是客体。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用原子论作隐喻,论证了人与人之间就像是一个个相互碰撞,但又无法沟通和融合的原子,只有相互排斥和偏斜运动造成无序碰撞才构成人际关系个体成为了原子化的个体,社会生活以利己为基础,每一个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不顾及他人,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会演变为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基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启蒙以来,对人的解放、自由的获得、权利的实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现在越来越成为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

中华文明是从有机整体出发,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是互利合作的,人与社会是和谐共生的,每一个事物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这种悠久而亘古不变的宇宙哲学观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兴盛繁荣,而且也将为走入新时代的中华文明提供源头活水,在当今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中树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

三、在文明互鉴中树立文化自信

补种水草，种植水葫芦、苦草、轮叶黑藻、凤眼莲、喜旱莲子草、水花生、水浮莲等水生植物，使虾池水草纵横成行或成簇，间隔3～5m，面积不少于全池的30%，以利小龙虾蔽荫和滋生小龙虾爱吃的浮游生物。淡水小龙虾食性杂，在动物性饲料不足的情况下也吃苦草、轮叶黑藻、凤眼莲、水浮莲、喜旱莲子草等水草植物。水草也是小龙虾隐蔽、栖息、蜕壳的理想场所，水草多的池塘环境好，养虾成活率高、产量高。

主客二分的思维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主体要统治客体,自然于人而言只是对象化的存在方式。人作为自然的主宰,天地的主人,就要征服这个自然,改造这个自然,最大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以满足主体的利益需求。人与自然的分裂,树立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强调人的绝对权威,而不是将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只是人类的工具,人类认识的对象,自然作为一种“天道”不再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自然要被人赋予意义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在启蒙时期具有一定的意义,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但在世界文明进程进入现代化的今天,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已经日益显露出极大的局限性。

我开始后悔，不如当初就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在农村老家生活，就算我背了不孝的罪名，至少，他们不用在活到这把岁数，还得努力以新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像个小孩一样诚惶诚恐。

我们把考察的视野从中华大地拉向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这里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时期也是西方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它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的哲学思维和文明模式与我们的诸多差异。生活于海洋世界的希腊民族多居住在多山的希腊半岛上,这一领域的自然特点造就了不同于内陆环境的顺天应命、安和自在的性格,而是更加活跃而充满理性,趋于探索而热衷冒险,长于技术而注重实用。希腊的诸多港口有利于航海和贸易,刺激了与外界频繁的交流,而非固守在土地上,安土重迁。“希腊殖民地从本土到小亚细亚沿岸,最后到埃及、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直布罗陀海峡两岸,构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索链。这些殖民地同风俗、传统和制度各异的民族经常接触,从中很容易得到好处,而又没有同宗主国失去联系。”[6](P9)基于这些条件,希腊世界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以及财富的累积和分工的细化,由此促使了希腊文明的勃兴。古希腊文明奠定了西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文明范式,强调用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主张一种客观地、逻辑地,不偏不倚,没有成见地说明事物,强调对于真理的探求。这种文明为今后西方文明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夯实了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科学与理性至上的消极后果,使西方文明出现了一道大的裂痕。

到了04年的时候，中国又颁布了新的水利工程监管规范，并一直沿用至今。新的规范比较符合大中型的水利水电工程，但对于中小型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监理也可借鉴和作为参考标准，不过针对不同的项目情况，因为在不同的项目管理制度的差异，小型水利工程的监督机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如何探讨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监督机制，对系统的一个完整的规范的形成，它是必要的。

由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班组建的武汉自贸城班，其培养计划和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大多是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制定的，企业并没有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研究和调整。合作的关系主要依靠人脉和信誉，合作的内容局限在双方共建基地、顶岗实习等，很难做到将生产环节引入学校，或者在企业中实施教学。从合作教育整体来看，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关系不够稳定，一旦领导层有变动，就会造成合作关系的中断，学校和企业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依赖关系。合作的形式停留在表面，在实质上缺乏突破。

最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能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文明基于一元论思想,认为文明只有一种模式,发展也只有一条道路,而其他文明和道路都是异端邪说,要将其同化、甚至打击或毁灭,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模式使得人类文明之间不断面临各种冲突和矛盾,其尖锐对立程度已经日益威胁到人类和平安宁的生存环境。中华文明历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儒家强调“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正是有了差异性,万事万物才能蓬勃发展,因此最大的原则是包容性发展和多元性共存。基于此,中华文明对待异质文明往往采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相互学习的态度,异质文明进入中华文明中,常常与中华文明相互融合,最终与中华文明和谐共生,而没有发生像西方的不同文明激烈冲突所导致的流血牺牲。要超越西方的一元文化论,必须在“尊重差异”中,各个文明体相互交流互鉴,做到“道并行而不悖”,吸收和消化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优点,以达到“会通”这一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哈贝马斯提出的“正义”和“团结”的观念,以及伽达默尔提出的“广义对话论”,其实都是以“和而不同”为原则,这样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全球文明日益频繁接触和交往的今天,更要以开放的胸怀广泛借鉴和学习不同文明的智慧成果,使其为人类共同的命运和福祉贡献多元的普遍性智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综合创新中华文明之后所期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对人类未来前景的预判,这将摒弃你死我活的国际关系准则,摒弃意识形态冲突的冷战思维,以全人类的命运来共同构建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使生活于这一个星球的人类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在目前全球化文明的转型和重塑中,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无疑将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为人类未来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够重视。就目前来看，许多企业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并不重视，将企业的经营发展与思想政治工作独立开来，片面地追求企业的发展而不顾及员工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流于形式，落实程度较低。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不重视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自信的背后,真实折射出中国自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走过的一段曲折艰辛、悲苦自知的心路历程。我们从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走入今天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反映出一个国家在走向富强,走向复兴的过程中人们心底最深层的心灵状态和精神结构。文化自信的建构来源于对轴心期中华文明的深刻觉察和理性洞见,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彰显出宝贵的永恒价值。因此,“不忘本来”,从历史的源头,在文明的母体中,“不忘本来”才能深刻理解文化自信建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才能在当今各个文明体日益频繁的交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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