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度重视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塑造当代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相继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传统文化进入校园。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因此，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是深化教育改革的目标。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脸人耳多模融合识别的识别率要高于人脸或人耳单模生物识别的识别率，实验结果充分说明了多模生物身份识别比单模生物识别在识别性能上有更好的鲁棒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理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思潮，被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运用于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面。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在考察治理理论推动政府、企业管理改革的大量实践案例后，发现了治理理论的教育学意义，将之运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并产生教育公共治理理论。教育公共治理“是公共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等主体通过参与、对话、谈判、协商等集体选择行动，共同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管理,共同生产或提供教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共同承担相应责任。治理目的在于形成以学生发展为本、面向学校教育实际、积极回应内外环境变化、促使教育自主发展的新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1]。2008年起，泉州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传统文化校园传承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遇到了问题。本文将借助教育公共治理理论分析泉州市“非遗”校园传承管理问题，提出推进管理创新的对策。

一、泉州市“非遗”校园传承与管理现状

(一)泉州市“非遗”及其校园传承现状

泉州市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2017年1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将“古泉州(刺桐)史迹”作为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泉州市是“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馆”，还是全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截至2017年10月，泉州市拥有世界级“非遗”名录项目4项、国家级34项、省级89项，市级224项* 数据来源：根据泉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网站上发布的名单统计得出。，省级以上“非遗”名录项目数量居福建省设区市首位，全国前列。而且泉州市还是“全国第一个全部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类‘非遗’保护名录内项目的城市”[2]。自2008年起，泉州市教育管理部门在全市有计划地组织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持续着力推进“非遗”校园传承，已经取得较好成果。泉州市第六中学、泉州市培元中学、惠安县第三实验小学、永春华侨中学等4所学校入选第一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12所学校入选“福建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培育)示范校”，14所入选“福建省中小学校园文化美育环境(培育)示范校”。

(二)泉州市校园传承“非遗”的类型与特点

泉州市校园传承的“非遗”项目，依据其形态特点和复杂程度不同，可以划分为知识型、技能型和技艺型3类[3](见表1)。

随机邀请10位同学组成鉴评小组，参照国家酸乳卫生标准GB/T19302-2010[12]，根据成品的色泽、滋味、气味、状态等进行综合评分。除去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作为最后感官评分。评分标准如表3所示。

 

表1　泉州市校园传承“非遗”的类型与代表学校、课程(项目)

  

类型“非遗”项目代表学校、课程(项目)知识型惠安女服饰、泉州元宵习俗、蟳蜅女习俗、安海唆啰嗹习俗等。惠安县崇武中学惠女服饰文化馆、石狮市古洋小学闽南文化馆等。技能型南音、五祖拳、北管、拍胸舞、舞龙等。泉州市第十五中学拍胸舞课程、晋江市平山实验小学舞龙课程等。技艺型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德化瓷烧制技艺;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等。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铁观音制作课程、德化职业技术学校陶瓷雕塑课程等。

学生的受教育效果是教育公共治理的目标。家长又是这一目标能否达到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学校过于注重升学率的同时，家长和学生也过于重视文化课成绩。在小学阶段，家长会让学生参加一些“非遗”类兴趣班；从初中开始，家长大多让学生参加语数英等文化课的辅导班，“非遗”类兴趣班被明显压缩；到了高中，除了准备参加艺术高考学生的家长，其他家长不愿意让学生将精力投入到“非遗”课程中去。

(三)泉州市“非遗”校园传承管理现状

在近10年的管理实践中，泉州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推出多项管理措施，着力推进“非遗”在校园内的传承。这些管理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1.行政管理：成立多层次组织机构

政府是教育公共治理的核心主体。泉州市目前虽然已初步建立“市、县教育局—学校领导—学校中层—专职教师”4层级组织机构，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而且从市级到校级各层“非遗”传承组织机构，多数是虚设或临时组建，成员由其他部门人员兼任，并没有专职人员。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各级组织机构只有在上级部门检查时或者评先评优时，才突击开展工作。因此，“非遗”传承工作普遍存在以评先评优为导向，具有临时性、阶段性、突击性等特点。现有组织管理机构尚不能发挥上下联动，高效运行，全力培养学生“非遗”文化素养的核心主体作用。

2.师资管理：提升师资水平

泉州市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通过“内培”和“外引”两个途径来建设“非遗”师资队伍。“内培”主要是培养原有师资，将各级学校体育、艺术等“非遗”相关教师组织起来，进行“非遗”技能、理论和教学方法培训。“外引”主要是聘请校外“非遗”传承人、“非遗”研究者到校内开设课程、开办讲座，充实师资队伍(见表2)。

 

表2　泉州市中小学校聘请“非遗”传承人情况(部分)

  

学校“非遗”课程派出传承人的单位泉州市第七中学提线木偶泉州市木偶剧团泉州市第六中学李尧宝刻纸艺术黄丽凤刻纸花灯工作室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复光校区舞狮卢厝狮阵武术馆安溪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竹藤编技艺安星藤器企业有限公司

3.课程管理：开设的课程及相应教材

麦小秋不抬头，她俯身城区，望着渺茫朦胧的苇湖，她的头有些晕，她想从楼上栽下去，变成湖底的一条鱼，沉入泥底。啪，苇湖暗了下去，可能是某个地方出现了故障，她听见苇湖深处的鸟儿发出了几声嘶鸣。

泉州市已基本建立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并开发出相应教材。其中，国家课程主要是指教育部组织开发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地方课程是指泉州市教育局组织专家挖掘城乡普遍存在的“非遗”资源后所开发的“非遗”课程。校本课程是指泉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区域的独特“非遗”项目，所开发的切合学校实际的“非遗”课程，并借助社会力量开发相应教材(见表3)。

学校是教育公共治理的执行主体。由于当前政府部门按学生数给予学校拨款，而学校升学率是制约下一学年招生人数的重要因素。当前的中考、高考制度决定着语数英等文化课程对学校的重要性远大于传统体育、艺术等“非遗”类课程。虽然如上文所述，泉州市不少学校在“非遗”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和校园美育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大多数是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各种检查、评比推动的结果。目前，学校尚未充分发挥培养学生“非遗”文化素养的执行主体作用。

 

表3　泉州市中小学校开发的“非遗”校本教材(部分)

  

教材名称科目类别适用学段学校名称《泉州北管演唱教程》实践活动小学五年段泉港庄重文实验小学《南海明珠高甲风尚》跨学科综合艺术课程小学一至二年段晋江市青阳街道象山小学《南音合唱》音乐中学泉州市第七中学《泉州传统戏曲》(绘图本及文字本)戏曲小学三至六年段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丰泽小学《永春纸织画进校园》美术小学全学段永春县五里街中心小学《闽台习俗“数宫灯”》美术初高中晋江市侨声中学

最后,攻击阶段,在此阶段根据A和C的值来控制探索和开发过程。在迭代过程中,收敛因子a是逐渐减小的,A的波动范围随着a的减小而减小,A是[-a,a]内的一个随机值,当|A|≤1时,灰狼群向着猎物攻击,以实现局部搜索,当|A|>1,灰狼群体远离猎物,以加强算法的探索能力实现全局搜索。从式(20)可以看出C在整个迭代过程中都是一个随机量,C的随机性是为了随机的强化或弱化猎物在定义的距离方程中的影响,并且在最后的迭代过程中一直加强搜索,可以避免陷入局部最优。

为了营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泉州市重视建设校园硬件环境，丰富传承载体。各级各类学校都在校园内开设“非遗”文化长廊，建设“非遗”主题校园景观，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感受泉州市丰富的“非遗”文化。泉州市校园文化美育环境建设取得较好成果，2017年9月泉州市实验小学、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晋江市实验小学3所学校被福建省教育厅评为“福建省中小学校园文化美育环境示范校”，另有泉州市奕聪中学等11所学校被评为该项目的“培育示范校”。此外，各学校还重视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在校报、校刊、校园网站、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以及校内电子屏幕开设“非遗”专栏，不断丰富校园内的“非遗”传承载体。

二、泉州市“非遗”校园传承管理存在的问题

社会组织为教育公共治理提供社会力量支持。除了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之外，泉州市各“非遗”项目大多没有市级的社会组织。高甲戏、提线木偶戏、梨园戏这些受众群体较多的“非遗”项目以大大小小的剧团形式分布在各个县市区。但漆蓝、妆糕人、竹藤编、花灯、纸织画这些受众群体较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大多以个人的形式将“非遗”技艺作为谋生的手段进行经营。泉州市“非遗”社会组织还很不健全，在“非遗”校园传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一)管理机构不够健全

2008年4月，泉州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成立“非遗”校园传承专职组织机构。多数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副校长为常务副组长，教导处或大队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制定“非遗”校园传承的措施和策略，组织协调体育、艺术专职教师及校外“非遗”专家具体落实“非遗”校园传承工作。泉州市目前已初步建立“市、县教育局—学校领导—学校中层—专职教师”4层级组织机构。

(二)学校过于注重升学率

首先以罗列的方式给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是笔者从2014年初组织“人教A版”高中教材修订前期研究开始，经过长期思考、提炼而成，某种意义上也是集体研究的智慧结晶.

(三)文化市场运营欠佳

市场为教育公共治理提供文化产品支持。泉州市当前“非遗”相关文化市场并不发达，能够让学生、家长和教师选择和使用的“非遗”文化产品并不丰富。近几年，泉州市从事“非遗”文化产业的企业主要有泉州市锦绣庄民间艺术园和博能集团。锦绣庄民间艺术园融合了南工艺、南戏、南建筑、南音、南少林等文化元素，是各年级学生欣赏、体验“非遗”文化的实体场所。博能集团与泉州网共同建设了“博能·泉州非遗网络展示馆”，为各类学生提供了一个线上体验、感受“非遗”文化的虚拟场所。但是，2015年1月后，博能集团的“非遗网络展示馆”停止了更新。2016年锦绣庄民间艺术园因经营不善宣告破产。泉州市其他“非遗”相关文化企业不温不火，“非遗”展示、体验活动主要依靠天后宫管委会、闽台缘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在推动。

(四)“非遗”社会组织过于薄弱

教育公共治理理论要求治理主体应多元化，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多中心、扁平化、网格化的治理组织体系, 努力实现“有限的政府、规范的市场、专业的社会、自主的学校、自觉的公民”共同构成的教育公共治理格局[1]。在近10年的校园传承管理实践中，泉州市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4.渠道管理：丰富传承载体

(五)家长和学生过于注重文化课成绩

知识型“非遗”是种类最丰富、最易学习和传承的“非遗”类型，主要是指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各种民俗、服饰、仪式以及民间文学，如蟳蜅女服饰、端午赛龙舟等。这类“非遗”主要通过学生的日常生活接触来传承，不是课堂传承的主要内容。技能型“非遗”是百姓传统生活中休闲娱乐活动中的技能，如南音、南拳等。这类“非遗”比较有趣，也比较容易学习，但必须通过教师的讲授才能够学习和传承。这类“非遗”是校园传承的主体。技艺型“非遗”是指民间艺人的操作技艺，如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这类“非遗”具有较为复杂的操作流程和专业要求，很难掌握，只能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在较长的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因此，这类“非遗”不是校园传承的主体。知识型“非遗”主要通过校园文化景观和节庆日集体活动来传承。技能型和技艺型“非遗”主要通过邀请校外“非遗”传承人到校内讲学和培训师资，以及组织具备“非遗”技能的体育、艺术教师开设“非遗”课程来传承。

三、推进泉州市“非遗”校园传承管理创新的策略

“日本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 不仅有连续性, 还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4]。日本“非遗”的校园传承是教育公共治理理论成功运用的一个典范。日本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和公民个人达成了高度共识，并密切合作有效地推动“非遗”在日本校园的传承。20世纪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大力推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多举措推进台湾社会‘再中国化’，对台湾地区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5]。台湾地区建立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各类“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体系，其各级各类学校也积累了丰富的校园传承经验。

因此，泉州市“非遗”校园传承应以教育公共治理理论为指导，借鉴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非遗”传承的先进经验，推动“非遗”校园传承管理创新，建立政府、学校、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五位一体密切配合的“非遗”校园传承管理新模式。

(一)政府：建章立制，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公共治理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公共治理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6]泉州市行政部门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教育公共治理理论为指导，建立“非遗”校园传承专职机构，制定相关法规，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此前提下，将“非遗”校园传承具体事务主导权下放到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和公民个人，为“非遗”传承创造自主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同时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充分调动这四者的主动性，共同推动“非遗”校园传承工作。同时“非遗”传承专职政府机构应该根据相应法律法规监督各个传承主体的日常工作，掌控其思想政治方向，督促其正确使用传承经费。

(二)学校：立德树人，开放办学

泉州市应改变对学校的评价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绩效作为学校的重要考核内容。各级各类学校应当以立德树人作为办学的第一要务，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和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校还应开放办学，主动寻求与所在社区和学生家庭的合作，来推动“非遗”传承。学校所在的社区通常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周边百姓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会有各类“非遗”表演或“非遗”展示活动，学校可以与社区合作，将社区公共文化场所作为学生学习和体验“非遗”的重要场所。各个学校招收的学生众多，经常有学生来自“非遗”艺人家庭，具有“非遗”家庭资源。学校可以主动与这类学生的家长联系，将“非遗”艺人请到学校，或组织学生到艺人家里观摩、体验技艺型“非遗”的制作过程。

首先，建立有效的全球核安保体系。必须制定或建立通用的国际标准、可对相关国家问责的机制以及全面的国际法律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应当：

(三)市场：规范运营，服务师生

市场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市场交易机制为准则的私营机构，包括各类私营文化企业和教育培训机构。市场运作以营利为目的，但是文化市场尤其是“非遗”文化市场关系到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必须在各类法律法规制约下规范运营。政府部门既应该监督“非遗”相关文化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经营，还应该给予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引导他们以服务师生为导向，主动参与到“非遗”校园传承活动中来。例如，出版“非遗”书籍，为师生提供“非遗”读物；开办“非遗”传习俱乐部，为学生提供学习“非遗”的校外场所。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土地管理主要涉及地与人的关系，主要依靠法律、行政、经济手段，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事实上，土地管理是一门科学，需要科技的支撑。实践证明，有效的技术支撑和政策制度配置，是科学管理土地的重要经验。

运动式治理的第二种动员技术是会议和文件。尽管中央八项规定对于会议和文件都作了简化要求，但这只是原则性规定，针对的是一般性的会议和文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面对特殊情况、政治任务，会议和文件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要增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地方政府对该项治理运动的高度重视和扎实推进。

(四)社会组织：上通下达，培养传承人

泉州市相关部门应该引导社会成立“非遗”教育中介组织，既能与上级行政部门联系，将“非遗”传承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和“非遗”传承情况反馈给行政部门，又能够将行政部门制定的“非遗”传承政策与措施传达给“非遗”传承人，还能将各级学校师资需求情况传递给传承人，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泉州市还应成立各类“非遗”传承人协会等，让分散在泉州市城乡的“非遗”传承人有自己的组织。“非遗”传承人协会既要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服务，解决生活困难，帮助其提高生活水平，还要督促“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将手艺传承给下一代。对传承业绩突出的传承人给予奖励，与拒绝履行传承义务的传承人进行谈话，对拒不改正的传承人取消其传承人称号和待遇。

(五)公民：内外结合，主动作为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7]。在当前这个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思想不断碰撞、交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对中华文化有“文化自觉”和“自知之明”，才能够自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泉州市应该引导每一位公民从自己的现实条件出发，内外结合，主动传承“非遗”文化。作为家长的公民应该在家庭内部营造传承“非遗”的家庭氛围，尽可能地和子女采用传统方式度过每一个传统节日，尽可能带子女参加各类民俗活动，学习技能型“非遗”。作为学生的公民应该主动融入学校内外、家庭内外的“非遗”文化环境，主动学习了解“非遗”知识，学习技能型“非遗”。

总之，泉州市应该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教育公共治理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本地实际，推动“非遗”校园传承管理创新，构建五位一体的“非遗”校园传承新模式。

参 考 文 献

[1]　姜美玲.教育公共治理:内涵、特征与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09(5):42.

[2]　黄明波.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文化生态体系[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4(4):11.

[3]　李卫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路径探析：以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13(4):44.

[4]　廖明君,周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J].民族艺术,2007(1):27.

[5]　李琳.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台湾地区的“再中国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07.

[6]　袁忠.习近平公共治理思想探析[J].观察与思考,2017(10):31.

[7]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