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巴金的小说《第四病室》，研究界关注尚不多，主要围绕作家对当时黑暗的社会乃至存在诸种丑恶现象的医院的批判来阐释。的确，巴金本人在1960年为小说所写的“后记”中，说过这样的话：“我躺在病床上观察在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看见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我联想到当时的社会，我有很深的感受。”[1]208并且，巴金也还谈了他笔下人物所带有的影射意义——小说中热情善良的主人公杨木华医生虽然能够给病人带去一线光明，“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她能够做什么呢”，“她也只好让那些本来可以不死的贫苦病人一个跟一个呻吟、哀号地死亡”[1]208。后来的一些评述，便循此线索，着重阐发小说的现实批判精神。比如，一部较为权威的巴金传记这样介绍巴金写作《第四病室》的动机：“他有意通过这部作品，揭开抗战后期大后方黑暗社会的烂疮。作品描写的病人们的种种遭遇和痛苦，正是当时国统区人民苦难生活的写照。”[2]再如，一部较为权威的小说史著如此评价《第四病室》：“小说以芜杂的场面逼近生活，给人以无法逃避的真实感。它的社会批判色彩极浓，有若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以浓缩的形式，借一间病房囊括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令人窒息的恶浊气氛。”[3]此外，还有研究者热衷于运用苏珊·桑塔格、福柯、柄谷行人等的理论，把《第四病室》中的疾病现象纳入民族、国家、社会范畴，予以评论。

《第四病室》的批判色彩固然是有的，不过若只停留于此方面解读，则不能深入领会作品的丰厚意蕴。而采用貌似深刻的“洋为中用”的理论话语进行解读，也往往难逃方枘圆凿、隔靴搔痒之弊。今天，我们要以更宽、更新的视野看待这部小说。细读《第四病室》，能发现这部小说并非仅仅着眼于批判，与批判并行的还有巴金对当年自己在病室生活温馨美好体验的怀念，以及对于医生、患者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医患二者互动之中和谐关系构建的思考。小说的这种内涵，大大强化了文本的张力。笔者以为，《第四病室》的高度艺术性就在于：这部70年前创作的作品，对于事关生命质量的至为重要的医疗问题，提供了富有前瞻性的启示；这部作品所包蕴的内涵，对于未曾远离人们视线的医患伦理构建问题，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一、温馨回忆中的宝贵启示

自古及今，医生与患者，是医疗领域的对立统一体。二者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乎人的健康乃至生命质量。医患之间的问题，在今天格外引人关注。《第四病室》对医生与患者的各自角色及相互关系，都予以生动、形象、丰富的呈现。本文所要论述的思路，即由《第四病室》作品出发，就医者(包括医院等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各自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以及二者矛盾关系如何和谐、健康发展，予以探讨。

1944年6月，巴金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住院。他做了2次小手术，先治疗鼻子(矫正鼻中隔)，然后到外科开小肠气。次年创作的《第四病室》，素材即取自这十几天的住院经历。巴金摹写生活原貌的现实主义创作意图十分明显，巴金在《第四病室》“后记”中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第二年我用日记体裁把我的见闻如实地写了出来。病人、医生和护士全是真人，事情也全是真的……我只有在杨医生的身上加了好些东西。”[1]207

那么，巴金的住院经历究竟怎样呢？如果按以往研究常强调小说批判性的论断来推断，巴金看到的应该多是黑暗现象。事实是否如此？关于住院的真实情况，巴金于新时期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第四病室〉》中，予以了清晰的记述。该文虽然也指出了旧时代的黑暗，不过文中这样的文字更值得关注：“然而我还应当说一句公道话：病室里的医生除了那个给朱云标治病的外科医生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病人。”[4]263巴金还坦言，虽然手术对身体有些影响，又因无亲人护理感到孤独，但是他在那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甚至在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4]257。巴金说，“我怀念当时第三病室的医生、护士和病友。”[4]264具体结合《第四病室》来看，巴金的表述确乎是真诚的。因为小说整体内容中，除了对于药品缺乏现象以及个别现象与人之外，并没有呈现像巴金其他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多的、强烈的批判色彩。《第四病室》塑造化名陆怀民的“我”，以“我”的冷静观察展开叙事，以绵密的写实风格，对整个医院的人事种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书写、刻画。叙事人与隐含作者的高度统一，还原了作家本人较为愉快的住院体验。

在医院中，除了一位林姓医生，多数医生是体贴负责的，护士是和蔼可亲的，尤其是李护士。第2床病人又脏又臭，连家属都不愿靠近，李护士却毫无怨言地为其擦拭身体，令人动容。病友中，除却性格较为冷漠、刻薄的第8、9床病人，大家基本上也能互助互敬。再者，第8、9床的2位病人，也不完全是惯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比如他们爱说笑话，为病室带来了欢快的气氛，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也能对需要帮助的病人伸出援手。尤其正因其敢说敢做的个性，他们口无遮拦，对于特权阶层享受头等病房等不公平现象进行了尖锐地批评。由此来看，如此“恶人”自有其存在价值，这或许也是带有着《浮士德》靡非斯特式恶魔人的独特功能。所以，巴金即便是对第8、9床病人这样的人物，也非一味充满厌憎地批判。

文本选取的叙事角度即第一人称视角发挥了独特的功用。“我”在住院之后，没有马上接受手术，“我”决定多多观察，多多留心看别的病人在这个病室里怎样过日子，怎样对付他们的病痛。“我”的观察，是冷静而细致的，文本于此所体现的便是写实性的书写。小说近乎白描的写法，形象传神地写出了不同病人的个体特征。比如，小说如此描写第11床痛苦呻吟的病人：“他张开嘴吐气，好像在哼一支歌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两个黑眼珠慢慢地在移动，它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是我又觉得他的眼光是茫然的眼光。”[5]53一个因无法得到公司救助，而对生活充满了绝望的烧伤患者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再回到《关于〈第四病室〉》一文来看。巴金回忆《第四病室》的创作，联想起妻子萧珊在“文革”时患病却无法得到良好救治的往事，这样有感而发：

萧珊病情恶化，我们要求医院代请一位较有经验的护理人员，医院也毫无办法。看来一个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对“四人帮”之类搞的那种让病人(或及其家属)自力更生的办法，即使在当时我也想不通。我守在萧珊的病榻旁边，等待她需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几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医院里的一段经历。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有写过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说？难道我写的真实是假话？难道我现在不是我自己？当时我一个人睡在病床上甚至在开刀后不能动弹的时刻，没有家属照顾，也不要我自力更生，我居然活下来了。[4]264

笔者引述这些文字，不仅仅证明巴金对昔日住院经历的感受主要并不在于批判而在于怀念，而且还想阐明小说文本外延上还具有以旧时岁月反衬当今问题的深层意味。巴金的这些话语，也许带有很强的语境色彩，比如将萧珊的医疗困境都归因于“四人帮”作祟。但是细读之下，每一个有切身感受的读者还是能联想到长期以来困扰国人的“看病难”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医疗保障与卫生条件也与时俱进，有了较大发展，但不可否认，问题也是存在的。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医保制度还不能全面普及，“一个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并非夸张之语，《第四病室》中的第2床病人及其家属的情况就是如此。

或许是感到对杨医生的人格毫无保留地大加赞美，理想化的色彩会显得有些生硬，巴金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对此予以“补救”，以更加真实地塑造形象。比如，描写杨医生性格豪爽，甚至连走路的步态都颇像一个男人。此外，在多处情节，还突出了杨医生心直口快、大气洒脱而毫不忸怩作态的性格。杨医生又绝非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从业者，她既关注身边战争的走向，又常有自己的独到判断，显出绝不迂腐、眼界开阔的一面。她还爱与病人聊天，正是通过聊天，她常常取得病人的信任，使他们极好地配合了治疗。这便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她颇受病人爱戴的缘由，也就使形象饱满真切，大大去除了文学中女性被圣洁化时或多或少都有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玄虚感。

“我”的胆囊手术进展得不算顺利。大概因“我”的体况不佳，不适合切除胆囊，所以胆囊还是保留下来，这便留下了一个隐患。这虽然有违于“我”的初衷，也让“我”有些心存恐惧，但是受杨医生的精神感召，“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结果。“在这里你不把我看成一架有毛病的机器，你把我看作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样的人，我这个病人的心得到多大的安慰！”[5]171“我”说给杨医生的话，也将一个“医者仁心”的典范诠释出来。

在一切从病人出发，为病人排忧解难方面，《第四病室》所描写的医院或许能作为当下某些医疗现象一个很好的“镜子”：尽管战时环境恶劣，药品匮乏，人手紧缺，但是院方能真正为病人着想，除了树立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还尽量为病人节省开支。小说中，“我”出院时的一幕，实在令人感叹——“我应该坦白地说，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我的花费竟然只有这么一点点！”[5]202

叶片采用叶表皮离析法：选取3个分布区形态大小基本一致的新鲜成熟叶片，在其叶片近中脉的区域剪取1 cm×1 cm的小块，放入FAA固定液中固定。将固定好的材料放入等量的30%过氧化氢和冰醋酸中(1∶1)[12]，在60℃恒温箱中放置18 h充分分离，取上、下表皮，LEICA DM2500型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叶片上、下表皮形态拍照、记录并测量相关数据。

除了刻画具体的医患关系，《第四病室》还以生动翔实的笔墨描写了一些看似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服务人员的行状，也为当下医疗体系建设提供启示。比如医院护工老郑。以老郑为代表的医院护工，在以往研究中多被认为是只认金钱的势利之徒，然而老郑心头的苦水却不应被忽略——老郑认为，由于人手少、任务重、收入差，所以难以保障优质的服务。今天，对医疗、卫生、养老机构来说，护工这一职业如何规范化、专业化地发展，已变得格外重要。

小说中还有一个老许，是为病人提供饮食服务的饭馆跑堂。因“我”待其友善，并给了他一点小费，老许便与“我”亲近起来。“我”并不是他的老主顾，但“我”给他的一点小费和几句温和的话使他对“我”发生了好感。在“我”经受疾病痛苦时，“我”看到了他的同情和关切，“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原是很容易接近的。小说中“我”的内心感触颇能代表巴金的生活观、人际观。对于一贯鄙夷追逐金钱、不思奉献行为的巴金来说，这种超越金钱之上的真挚情感交流值得格外重视。适当的、合理的小费，绝不仅代表物质报酬，也是对人的劳动尊重与认可的象征，是温情人际关系的一种表现，更何况，“我”对老许还是以温和的话语交流着。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如何让劳务服务群体在收入与付出之间有所平衡，这样的问题大概非“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传统示喻所能解决。时代在发展，像老郑、老许这样的服务型劳动者一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群体，不应再用世俗眼光看待，而应给予他们足够尊重，让他们的劳动更有尊严，更有获得感。

病人因公负伤，其所在单位应如何承担责任与义务，这一问题也被巴金纳入观照视野。小说中，第11床烧伤病人的遭遇，既令人同情，也使人深思。他虽是工伤，却无法合法地获得公司补偿，最终凄惨地死去。当下，一些雇员因职业病与雇主之间产生的劳资、补偿纠纷，也是社会一大焦点。小说所作的描写，对于今日仍不失警策意义。

实际上，中国文学塑造德容俱佳的女性形象，源远流长。这也许是对男权文化主宰下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以及由此对放荡不检的男性批判所引发的自然情绪，也许隐含着对男权文化导致的男性人格异化的批判——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男性精英，本着“学而优则仕”进而“升官发财”的行动理念，无形中生长了贪婪猥琐、见利忘义、阳奉阴违、奴颜媚骨等恶俗不堪的负面人格因素。《红楼梦》便通过贾宝玉之口，发出了“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之宣言，并推出了以林黛玉为代表的众多冰清玉洁的女子形象。现代中国作家在民主、科学旗帜的引领下，进一步对承载男权文化的男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许多小说中，猥琐的男性与光辉的女性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尚洁(许地山《缀网劳蛛》)、姚木兰(林语堂《京华烟云》)、贞贞(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黄静宜(靳以《前夕》)、水生嫂(孙犁《荷花淀》)等等，如此多的女性形象便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圣洁化”特点。

住院病人离不开家属的陪护。关于医疗中的亲情伦理，《第四病室》亦有生动描写。发生在第2床病人身上的故事，就很令人深思。病人的儿子是一个有洁癖的公司职员，对于卧床不起、肮脏不堪的父亲，他颇为忌惮，不愿近身服侍。但从另一面看，这位病人家属比起一些不肖子孙来，还算尽职尽责。何况，老人也有自身的问题。他大概道德有亏，行为不检，得了梅毒，还总是对儿子发泄不满，提过分要求，比如讲迷信，不顾儿子经济实力地令其为自己买坟地。即便如此，儿子还是勉力按父亲要求去做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儿子对在病榻前服侍父亲一事还是有所嫌恶的。

在教学中对基础工业工程的课程内容加以重组与凝练，提出了六大教学专题内容，从而形成基础工业工程的教学体系。第一，基本概念部分。介绍基础工业工程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研究内容及体系结构。第二，生产系统简介部分。介绍机械制造系统的组成和工艺过程等。第三，分析技术与方法部分。介绍程序分析、操作分析和动作分析的技术与方法。第四，作业测定技术与方法部分。介绍时间研究、工作抽样、预定时间标准法等作业测定技术以及工时定额的理论与方法。第五，现场管理技术与方法部分。介绍现场管理的基本概念、5S管理、目视管理、定置管理、异常管理与防错法等。第六，现代工业工程方法部分。介绍价值流图、精益生产方式、看板管理等。

夜晚的黑暗、灯光的亮度、内心的压抑，形成了错落参差的对比，产生了独特的张力。总之，病室的特殊氛围，强化了“我”这样一个独特个体的敏感、孤独、异化等心理感受。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而理想与现实之间、伦理与功利之间，既是是非分明的，有时也是需要做平衡与协调。正因如此，《第四病室》所作的观照跨越了时代界限，《第四病室》不仅是对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写照，对今天的医疗建设、服务行业、劳资问题，乃至亲情伦理等，也提供着颇为宝贵的启迪意义。

图1中,iD为流过二极管D的电流,vD为D两端的电压,vr为D的正向导通压降,RD为D的导通电阻,CD为D的寄生电容。因此,vD也可表示为寄生电容CD两端的电压,视作为电路的状态变量,致使二极管D的工作状态是处于正向导通和反向截止。基于图1所示电路模型,二极管D的伏安关系可描述为

二、诗意光芒里的“医者仁心”

《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医生，是巴金在整体写实基础上融入艺术创造而虚构出的人物。她不但是作家心目中完美医生形象的化身，也是崇高人格的象征。这一人物，对于今天“医者仁心”的弘扬，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小说中，初次接触杨医生，“我”就喜欢上了她待人亲切的性格。此后，在“我”的眼里，杨医生就好像姐姐，与其谈话让“我”极为愉悦。作家通过“我”这一角色的叙事融入着对这种人格的赞美。如，描写“我”看到杨医生和蔼地哄着不听话的病人，文中写道，“杨大夫把声音放温和了，她的脸上现出了笑意，像开花似地，整个脸上都有了笑的光辉。她一对大眼睛显得又黑又亮。我觉得她这个时候非常美。”[5]103

中国一些互联网公司也遵循这样的定律，有些年轻企业家几年就把公司做到几十亿美金，但是上市两年后估值还能维持不跌的就已经是少数了，再过三四年市值还能增长突破到百亿美金以上的几乎就是绝无仅有。我对未来有信心，我对今天就会越来越有信心，这就是58到家的哲学观。在湖畔大学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的公司按市值比较都比58到家成功一个量级，但我们往往会讨论一个观点，你能保证5年后比今年更牛吗？58到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5年后一定比现在更强大。

方案二：运用光电码盘进行定位：光电码盘因其机械结构的稳定性所以准确性较高广泛应用于小车的测速与里程计算。由于小车行驶为固定轨道，因而只需通过测量小车的里程即可得出小车的相对位置。这种方法准确率高、与实际条件最为匹配。

巴金显然赋予了杨木华医生以极为浓烈的理想主义光辉。这种把女性圣洁化的取向，在他的小说中，不但所在多有，而且一以贯之。《爱情的三部曲》中的李佩珠、《家》中的鸣凤、《火》中的冯文淑、《憩园》中的万昭华，都是这方面代表。德国文豪歌德有言：“与女性同游，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走。”中国当代学者周国平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发挥：女性因为具有作为母亲特有的生育性这一生理特点，所以更贴近自然之道。职是之故，“女性是永恒的象征，女性特质体现了人类的永恒价值，因而能够帮助我们纠正偏离这些永恒价值的倾向。”“女性引导人类，就是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品格。”[6]杨木华，以及巴金笔下其他一些女性形象，可以说都具备了这种“引导人类”的特质。

早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上，推出发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人提出6点寄语，其中一点便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客套、虚荣、排场、伪饰这类“虚文”的负面因素，的确流弊深远，而重“实利”，当然也不是不讲人情，更不是见利忘义，而是要培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作风。具体来说，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在各行各业中形成具有明显约束力和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医院也好，病人所在单位也好，都应该照章办事，平等、尊重地看待人的生命、健康，保障人的生命与健康权益不受侵犯。写于70多年前的《第四病室》，对许多于今而言仍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都作了独到的观察和思考，显示出巴金创作上反映生活、升华生活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二是管理体系完善。全省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归口负责、分类实施，根据河南省司法厅政治部、厅机关相关业务处室、省监狱管理局、厅戒毒局、直属单位教育管理权限，从培训设计、实施、管理以及培训效果等方面，明确具体要求，省司法厅政治部统筹策划和指导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的教育培训，厅机关相关业务处室、省监狱管理局、厅戒毒局对直属单位教育培训工作从培训设计、实施、管理以及培训效果等方面明确具体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按照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特殊需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构建起教育培训层层完善、层层抓落实、联动推进的工作体系，形成培训工作合力。

巴金笔下美好女性人物的大量出现，除却受古代文化传统、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还有突出的个体原因。巴金受到过俄国民粹主义的深远影响，对于苏菲亚、妃格念尔这样的女英雄都非常崇拜。在早期创作中，“巴金认同的女性几乎都和《爱情的三部曲》一样，是依照俄国民粹主义女革命者的范本刻画出来的”[7]。此外，作为无政府主义长期忠实信徒的巴金，与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的密切通信，同样为人瞩目。巴金奉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后者对他的创作影响深远。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巴金小说中经常出现圣洁的女性形象，而很少出现品性不佳的“坏女人”的原因了。

如今的医疗保障体系自然今非昔比，但现实生活中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在医疗行业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现象，非但“用平等的眼光对待病人”无法得到贯彻，甚至医德丧失、只为捞钱的事例也多有发生，致使医患矛盾成为当今一个惹人关注的焦点。

油泥污染问题严峻，威胁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对油泥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在众多的修复技术中，生物修复最被看好，效果好、成本低，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的方式对油污泥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植物选择高羊毛，微生物选择假单胞菌S-B，将两种方法进行联合，结果显示油污泥土壤修复效果良好。

很有意味的是，在杨医生与“我”的交往中，书籍成了一大媒介。杨医生向“我”如此介绍她对读书的感受：“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5]199杨医生还给“我”提供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并说，读这样的书，可以使“我”变得纯净，而心境对治疗极为重要。在“我”将要手术时，杨医生就建议“我”背诵唐诗，以减缓紧张情绪。阅读诗歌，真的对“我”产生了神奇的“功效”——“那些带有音乐性的句子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我进入一个梦境，又一个梦境。我忘记了我周围的一切。我这被搅乱了的心渐渐地得到安宁了。”[5]111而当“我”把书借给第6床病人，这个从来不笑的人竟然也笑了。杨医生如此重视读书，还不断为“我”提供其他文学书籍，她对读书功用的看法，也可视为巴金本人对于读书的独特感受吧。

杨木华对医生的责任伦理，较于其他人有着更为深切的思考。比如，她时有一种不能拯救所有病人的无力与无奈之感，这也使其对患者投入了更多的关爱。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然而，疾病的复杂性、生命的有限性，却时常使医疗本身成为有缺憾的职业。在希望与绝望、高兴与痛苦的永恒矛盾中，常常引发人心灵的纠结与冲突，这也是每一位医生的宿命吧。“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留下的这句名言提醒从医者：充满人道主义的关爱，是一切有良知的医生的责任和使命。可以说，医生情感的投入，直接关系病人疗治的状况。巴金笔下的杨木华就是如此，她不是只知治病的机器，也不会把病人视为手术刀下冰冷的样本，而是把他们看作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杨木华总是能够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她对医生职责的认识始终饱含着生命的温度。这种对于生命的关爱和理解，一定出自一个有文化、富修养、高境界的人，而由杨木华喜爱读书来看，一切就都不难理解了。她的人格魅力，应该说，与其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汲取营养有着密切关系。

到底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合格的医生？这是《第四病室》带给我们的思考。显然，仅有妙手回春的本领是不够的。医学与人文，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就是为了唤起国民精神的强健。而从医学角度来说，医生既是救人的，又能医治人的灵魂。医生如果都像杨木华这样，在书香中陶冶性情、净化人格，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一切向钱看，那么，既可以让医疗行业成为充满正能量的世界，又会用自己的行为感化病人，更有助于把有所失落的中华民族立身之本——“仁”发扬光大。

实地调研中，尽管村民对专合社的总体态度是认可并支持的，但是满意度却并不高。专合社刚成立时，各方发展信心都很足，理事会也很卖力，不仅引进了许多新业态，通过对村民开展相关的旅游服务技能和服务规范培训，提高了村民的服务意识。2017年，由于镇政府的大力宣传，游客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分配了客源，部分家庭还多次接待游客。尤其是诗歌节期间，更是全村爆满。但是今年，政府扶持重心有所转移，游客量较去年减少，专合社的业务也少了许多，社员热情退却，开会次数也明显减少。

三、诸种病象背后的生命反思

“疾病往往使人处于一种不协调、不平衡、不舒适，甚至丧失活动能力的特殊状态，疾病的到来也就往往意味着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共同改变。”[8]如果说，杨木华医生是作家笔下理想化的白衣天使，具有很浓郁的浪漫主义特征，那么，《第四病室》从整体来说，则是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中，至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病人种种言行、心理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病人对于疾病的本能反应，折射出作家对于生命本体的强烈反思意识。

总之，即便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中，巴金当年住院想必也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与服务，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在《第四病室》留下的关于投医疗治这一经历的美好感受乃至怀念，要远大于对黑暗现实峻急的批判与谴责。明乎此，我们可以从《第四病室》中读出一些别有意味也极为重要的东西。

小说还运用对比手法，突出病人的不同个性。病人在医院中，多狂躁不安，任性冲动，比如常像小孩子般哭闹，拒绝打针和吃药。第6床的朱云标尤其如此，他动辄要死要活，并最终陷入疯狂，凄惨死去。而同是病人的“我”，则常站在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显出理解与豁达的广阔胸怀。所以，对朱云标经常性的怨天尤人，“我”颇不以为然。例如，医生为朱云标包扎伤口，当着医生的面，朱云标表示满意，可等医生走了却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我”对此很反感，“我还想说服他，至少我要使他知道他的错误。”并对朱云标的不真诚不厚道，予以了驳斥：“你是来治病的。你不相信医生，为什么又让他看你的病？”朱云标表示要换医院时，“我”不再跟他说话，心想：“你已经换过一个医院了，还想换几个呢？”[5]59-60这些情节体现出“我”的宽厚、友善、包容，这都与巴金奉行的为人处世之道相符合。此外，这也充分证明，巴金对当年的住院经历是颇为满意的。所以，巴金在小说中，对不能本着良心说话的病人，而不是对医院和医生，予以了更多的讥刺。“我”没有过多计较胆囊手术结果，虽然主要由于受杨医生的精神感召，但也应该说，像“我”这样的病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病人理解和相信医生，于昔于今，都是医患和谐关系建立所必需的。

对“我”的心理，小说则有更细致入微的描写。“我”的家庭不大和睦，尤其是“我”与父亲再娶的女子关系不融洽，由此与父亲渐渐疏远，独自在外漂泊。由于在医院无人陪护，这更加强化了“我”孤僻的个性。比如，“我”常因为周围病人为琐事谈笑，而感到诧异和厌憎。正因为较为敏感，“我”对自身的疾病也曾非常惶恐不安，甚至忌讳别人跟自己提起开刀的事。而当听到杨医生说马上将要给“我”做手术时，“我”的心情顿时忐忑：“它使我激动，但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安静被搅乱了。在这一瞬间，我周围的一切全改变了。”[5]109小说把既期盼又恐惧的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尽管“我”经历的只是一个小手术，可“我”在手术后的感觉是：“我想不到我还会活着……我觉得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其实我不过做了一场大梦，一场可怕的噩梦。”[5]124“我烦躁，不安，伤口痛，肚子胀。我一闭眼就觉得那根细的橡皮管从我的鼻孔伸进来。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说不出的厌恶。……我的思想，我的记忆全破碎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脑子里装了一堆渣滓，一堆碎玻璃。”[5]126总之，通过“我”这样一位敏感的病人形象，写出了患者特有的心理。

巴金还妙用了烘托的技巧，恰到好处地以环境映射人物的心理。比如，小说描写一个夜晚来临的病室场景，病室的场景与“我”的心境相得益彰：

夜来了。它是在我没有注意的当口进来的。张医生走后不多久，我忽然觉得电灯亮起来。其实电灯光并不怎么亮，我们这一个角只有从梁上悬垂下来的两盏半明半暗的灯。发射亮光的还是悬在条桌上空的一盏。但是四周的黑暗衬托出屋子里灯光辉煌。

夜来了。接着是一段沉闷的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谈话的声音压低了，甚至停止了。代替它的是一片仿佛被压抑住的呼吸声。[5]36

这一描写，让人不禁想起“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俗话。听起来有些偏激，中华民族也素来重视孝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却多有发生。父母培养孩子长大，孩子为父母养老送终，然而双方的付出并不能相提并论。孩子永远对父母有所亏欠，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时代在飞速变化，今天子辈能在老人身边长年陪伴、服侍的，实属不易，现实中，人们普遍心中都留着一个疑问——于无微不至的呵护中成长起来的未来一代，他们能否担起侍奉赡养老人的重担？而今天，我们应如何做好孝道伦理的教育，提高后辈的精神素质与文化修养，使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我们的社会又该如何进一步做好养老、帮扶的保障，发展更加高度的社会文明？《第四病室》为人们留下了许多思索、联想的空间。

PCR荧光法阈值设定原则是值线刚好超过正常阴性样品扩增曲线的最高点(图1)，且循环阈值(Ct)不出现任何数值。以标准品4个浓度(1×103～1×106copies/mL)的对数值为横坐标，Ct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图2)。Ct值与样本起始模板的拷贝数呈正相关，与起始模板拷贝数对数值间有严格的线性反比关系。

与这些感受相伴的，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发的“我”对于人类终极问题即死亡问题的思考——“我不禁想：生命的引诱力多么大，生活的欲望多么强！每个人到这里来都只是为了想活下去。谁又不怕死，不愿意避免死呢？”[5]143而这，又何尝不是广大入院病人的真实心声呢？

孔子有云：“未知生，焉知死。”死亡是国人较为避讳的话题。医院是既给人以生的希望，有时也是让人不得不面对死而感到绝望的特殊场所。在此，人们常不免直面死亡，进行思考。拿“我”来说，“我”直到住院第9天方才知道，自己睡的床上，就在入院的那一天，曾经躺着一个死去的病人，“我”不由得震撼不已。而当“我”亲眼目睹了第2床老人死后被搬走，新病人马上入住的场景，不由得对死亡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没有人为死去的父亲或者活着的儿子叹一口气，流一滴泪。病室里再看不到任何表示那个老人存在过的痕迹了。在这里死显得这样平常，这样不可怕，而且这样容易。”[5]161“我”对死亡的思考中，饱含着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对生命易逝的悲悯。

巴金曾说过：“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9]他的作品，也经常写到死亡。《第四病室》告诉读者，死亡不可避免，但是如何对待死亡，却是一个事关生命尊严的大问题。向死而生，方能更深入地思考和领悟人活着的意义。巴金借其笔下的“我”，为跨越生死线后的人的心态作了一番描摹：“我的记忆恢复了，心安定了。脑子像被清水洗净了似的。昨晚的痛苦变成了一个渺茫的梦。我高兴地想着：我复活了。”[5]129“我”的这种劫后重生的心境，与手术前的惶恐不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似乎说明，人只有经历了波折、痛苦，甚至直面死亡，方能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流行一种“叙事医学”。所谓“叙事医学”，即在医院正规的病历以外，或者由医生，或者由病人，或者由家属，记录下医疗过程的细枝末节，包括点点滴滴的事件与感受，其目的是为了使医疗更富有人性，更充满温情，在有助于治疗病人的同时，有效减轻他们的精神痛苦，也寻求病人及其家属的更多理解。最近，这种“叙事医学”在我国亦开始流行，比如一本十分风行的名为《死亡如此多情》的书，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该书收集百位临床医生口述，十分真实地描绘了病人在走向人生终点时的不同反应。在该书一篇文章中，某肿瘤医院医生对一位坦然走向人生终点的病人如此评价：“这样一位优雅、乐观、坚强的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能坦然、从容地面对，这真是一种值得敬佩的人生态度。”[10]的确，人如果对于死亡有了深入的领悟，那么即使在不可避免地面对死神的时候，也会有尊严地行使赴死的权力。这，才是真正充沛自由的生命意志的彰显，伟大崇高的人格力量的象征。在《第四病室》中，“我”后来对胆囊手术结果非但接受，而且表示即使死在医院也不会抱怨，这也可看作是如此近距离感受死亡气息之后的相对超然的心理折射。

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平静。对病人来讲，倘能从容地面对疾病和死亡，既彰显了生命境界，又必然加深一点对医疗行业的理解与包容。对医生来讲，及时掌握病人的心理动向，对于有效治疗也一定大有裨益。《第四病室》在这些方面都有生动的刻画描写，值得仔细品味。

四、结束语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医生和医院的形象以及由此关联的医学内容，不时地被作家和文学作为想象资源，作为一种承担着历史与美学内容的‘意义载体’，进入文学的想象与叙事中，对某些重要文学主题、意象和叙事模式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参与和影响作用，并构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11]《第四病室》的重要意义，即它以冷静客观的叙事手法，形象生动地进行了一次典型的关于医患伦理的“医学叙事”。

巴金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良心”的文学巨匠，其在一生的创作生涯中，都积极呼应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对于人的生存与健康问题，都曾予以高度的重视。鲁迅曾多次提及，人生的切要问题便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提及什么是人的理想生活时，首先强调：“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活。”[12]《第四病室》用形象的文学方式，延续了这些先驱者的思考。

花芽被害后，严重者花蕾不能开放，萎缩枯死。轻者被害花萼片和花梗畸形，花瓣狭长，色淡绿，在花萼洼或梗洼处产生白色粉斑。受害花的雌、雄蕊失去作用，不能授粉坐果，最后干枯死亡。

今天，人们格外重视健康与生命质量。在清平盛世，百姓的福祉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医疗问题也日益得到改善。然而，要进一步提高百姓幸福生活指数，医疗发展完善的道路还很长远，当前医疗行业还有着种种问题需要不断改进克服。《第四病室》对今天仍有着相当话题度的医患伦理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因而具有了启迪现实的经典意义，值得不断、深入地解读。

矩阵理论在线性代数中的应用，远不止于此。但是，矩阵，线性方程组和向量组之间的转化是同济大学第六版教材的精华之处，另辟蹊径。尤其在后面章节，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一节，更是把三者之间的互助转化用到极致。如，向量组线性相关，等价于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等价于向量组的秩小于向量组中向量的个数。因此，教师和学生在学习中，充分体会这一联系，达到理想的教学和学习效果。

参 考 文 献

[1]　巴金.《第四病室》后记[M]∥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李存光.巴金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259.

[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66.

[4]　巴金.关于《第四病室》[M]∥巴金.巴金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　巴金.第四病室[M]∥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6]　周国平.性爱四讲：谈女性[M]∥周国平.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338-339.

[7]　贾蕾.巴金与域外文化[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41.

[8]　程桂婷.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孙犁、史铁生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

[9]　巴金.死[M]∥巴金.巴金选集：第8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81.

[10]　吴晓明.即使离去，她依然优雅[M]∥中国医学论坛报社.死亡如此多情.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66.

[11]　逄增玉.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0.

[12]　周作人.人的文学[M]∥吴秀明，陈建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上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36.

第四、表1中学生座谈会所反映的问题以及教师在平常工作中一些消极行为表现，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常常会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即行政领导不好拿捏处理的分寸，这种现象在教育活动和教育生活中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教育本身是必须讲感情的，没有感情而教育，则毫无效果可言。但若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情况被不了了之，就会让群体的影响走向负面。因此，建议此项实行隐性处理，比如减分并记次数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