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与市场角色和相互关系是学界和社会的研究重点，但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对民众偏好的考虑——民众更喜欢由谁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还是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供给跟需求相适应才能产生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意的把握和回应，进而产生符合民众期望的社会政策，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从我国政府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正在从“经济绩效”转向“公共产品合法性”(孟天广，2011)*孟天广、杨明：《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不仅仅影响到民众自身的福利，更是影响着宏观政治稳定的重要变量。因此，对民众公共服务需求的把握尤为关键。而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化的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需要对民众的公共服务选择偏好进行客观研究，以选择与民众需求尽可能契合的提供方式。

一、文献综述与本文研究

(一)民众公共服务主体选择偏好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关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研究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共识，即政府并不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唯一主体，市场和社会也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会存在着失灵，市场却往往更有效率但面临着公平性问题。这两者如何调和是学界主要关心的问题，并形成了诸如服务市场化、政府向市场购买、服务外包等多种方案。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中华儿女共同的价值追求。全国各个行业都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小学阶段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沿阵地，怎样采取多种方式将之解读好、宣传好、践行好，是小学教育面临的时代新任务。下面以高台县西街小学为例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措施做以简述。

但对于民众而言，是政府提供更好还是市场提供更好？这不仅仅是一个成本的问题，还涉及到对政府的心理依赖、对政府和市场的信任等问题。Vehorn(1979)* Vehorn, Charles. Market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Goods: the Demand for Fire Protection . National Tax Journal,1979: 29-39.研究火险时的结论表明，市场提供的商业保险是政府提供的社会火险的替代品，选民倾向于寻求公共服务的私人提供替代品。同样的，Rodriguez (2004)* Rodríguez Marisol, Alexandrina Stoyanova. The Effect of Private Insurance Access on the Choice Of GP/Specialist And Public/Private Provider In Spain.Health Economics. 2004.Vol.13, No.7,: 689-703.利用1997年西班牙国民健康调查数据，研究了西班牙民众对政府部门和市场上家庭医生的选择情况，结果发现享有市场保险的受访者比混合享有者和社会保险享有者更倾向于选择市场上的医生，而不是政府部门的医生，市场被认为是更优的提供者，西班牙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的低效率和繁琐的程序导致了这种对市场服务的偏好。Jeffrey A. Dubin and Peter Navarr (1988)* Dubin, Jeffrey, Peter Navarro. How Markets for Impure Public Goods Organize: the Case of Household Refuse Collection.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88:217-241.在探讨垃圾收集这种不完全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时，也将公众的偏好纳入到考虑范围内，并假设保守主义社群(conservative community)倾向于用市场的方式来提供服务，自由主义社群(liberal community)偏好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由这些有限的相关研究可见，不同国家的民众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结果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WVS中有一题是询问受访者对政府和个人在个体发展中责任大小的认识，0表示个体承担完全责任，10表示政府承担完全责任。第五波(2004—2008)调查的结果如图1所示：* 为了能更清楚地显示结果，本文挑选了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芬兰、阿根廷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并将受访者的得分以2为区间进行合并，其中9-10表示政府承担非常大的责任，7-8表示政府承担较大的责任，5-6表示比较相当，3-4表示个体承担较大责任，1-2表示个体承担非常大的责任。不同国家受访者对待政府责任大小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俄罗斯认为政府在个体发展中承担非常大责任的比重最高，阿根廷、墨西哥、中国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及东亚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认同比例也比较高，而英国、美国、芬兰等发达国家和北欧福利国家都呈现出较低的认同率。这表明，不同国家的民众在对政府的责任期待上有差别，一般来说，传统西方国家对政府责任的期待较小，更偏好用市场来提供可能的服务。

  

图1 不同国家民众对政府在个人发展中承担责任大小的认知(%)

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波。

就中国而言，民众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如何？托尼·赛其(2010)*托尼·赛奇、周凤华：《中国社会福利政策: 迈向社会公民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期。指出中国的城市工人和政府官员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有“心理依赖”——“一直期望政府提供一系列广泛的公共品和服务，从假期到电影票”。这种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建国初期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大包大揽式提供方式相关。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即开始改革传统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大量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服务被“甩包袱”，而相对应的，市场化进程却不断推进，发展出形式多样、迎合市场需求的服务，各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机构等快速发展，市场占有量不断提升。同时，如图1所示，中国民众对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期望要远低于俄罗斯、日本、阿根廷等国家。

因此，这引起对民众公共服务提供角色偏好的疑问：在经历三十多年政府从公共服务领域的不断撤退和市场的蓬勃发展后，民众传统的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心理依赖是否得到了转变，开始转向西方式偏好市场提供服务的模式？Solinger(1999)*Solinger Dorothy.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描绘了城市外来人口是如何组织起来，通过群居以及市场等方式来提供自身所需的公共服务的，构成对无法获得政府公共服务的替代。如果是这样，市场愈开放，市场经济越发达，提供服务的方式就越多，获得服务的渠道也更多，市场服务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替代性就越高，民众的偏好就会从政府转向市场。但实际情况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向市场服务偏好，还是中国民众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偏好具有自身特点，总是偏好于政府提供？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集中在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讨论上，对民众的需求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实证性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利用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13年在北京地区的经济社会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二)研究设计

“偏好”一词很难被直接测量，因此本文拟利用城市生活满意度来对民众公共服务选择主体偏好进行研究。生活满意度是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话题，集中关注个体对自身生活的评价上，但不少学者指出了宏观层面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如Shin(1978)*Shin Doh, Johnson Dan.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8. Vol 5: 475-492.指出个体生活满意度要受到个体的资源、文化背景和以及环境的影响；风笑天(2008)*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 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观做了总结性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不仅仅受个体层面诸如工作、收入、家庭生活等影响，还受到宏观层面因素诸如城市认同等因素的显著影响；Appleton(2008)* Appleton Simon. Song Lina.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World Development,2008(11), 2325-2340.研究指出社会流动、福利待遇、政策评价是构成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李国珍(2009)*李国珍、雷洪：《互动论视角下的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研究》，《南方人口》2011年第3期，第25-34页。也将保险购买状况纳入到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这些研究都表明，生活满意度不仅仅反映个体层面的状态诸如工作、收入、家庭等状况，还是一个良好的宏观因素反映指标。因此，本文拟将民众公共服务获得的主体——是政府提供还是从市场上购买——与他的城市生活满意度联系起来，通过观察不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这一自变量对民众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较发现哪种主体有显著提高民众城市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以此来判断民众的公共服务主体选择偏好。

同时，本文还拟选取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比较视角来观测民众公共服务的主体选择偏好。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小城市涌入大城市。而中国户籍属地管理制度的存在，使得政府公共服务只能在户口登记地享有，这就使得虽然许多外来人口虽然已经成为属地外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无法享有常住地政府所提供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或者只能有限制地享用。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口流动的加速，外来人口成为一个影响力愈来愈大的群体，但这一群体与其常住地户籍人口则享有不同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但同时，他们在其常住城市往往又具有与老家相比更高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有更强的市场购买服务能力，并且城市也提供着更多的市场购买机会。这样，将户籍和非户籍人群做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与市场这两种来源的公共服务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利用北京作为案例，探究不同户籍人群公共服务主体差异对他们的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这里将北京常住人口中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统称为“外地户籍人群”，这其中又可以分为“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两种类型；而具有北京户口的人群称为“北京户籍人群”，区分为“北京非农户籍”和“北京农业户籍”两种。

而之所以选择北京，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外地人口大量涌入的城市，据官方统计资料，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2069.3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73.8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37.4%，这为对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北京在全国是居于发展前列的城市，是国内许多大城市发展的方向，对北京地区这种状况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其他大城市发展前景的预测。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7年、2009年和2013年在北京地区所做的经济社会调查。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自1998年即开始了北京经济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记载北京地区民众的家庭生活、工作、政府等方面的满意度及评价情况。自2007年起，该调查开始采用“GPS辅助的区域抽样”(GPS Assistant Area Sampling)方法 ，以单元格内人口数为规模度量(Measure of Size)，按照多阶段的PPS(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抽样方式进行选取。该方法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传统的户籍抽样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从各级政府获取抽样框资料渠道不畅：户籍资料陈旧不准，空挂户过多，人户分离过多，以及流动人口无法被纳入等。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区域抽样中的定位问题。

户籍和非户籍人口在政府公共服务享有上的差异，以及在市场服务享有上的同等自由，是否会带来两者对城市生活满意度的不同？

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与北京生活满意度

(一)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与户籍差异

我们知道，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大多数实行的是属地管理的方式，个体只能在户籍所在地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只能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报销。因此，不同户籍人群尽管都享有名义上的社会保险，诸如农村人口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而实质上并不能便捷地使用该项服务。因此，本文拟进一步对不同户籍人群公共服务与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探究，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公共服务与城市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不同户口类型的受访者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在Simulink仿真环境下实现了闭环线性系统，并且关于反馈矩阵K的选取，对比了传统的极点配置法和基于LQR的最优控制法所设计的闭环系统性能。则对于仿真实验，给定系统输入的电压信号如图6。

  

图2 北京市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增长趋势图 (单位：万)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高速的人口增长速度，北京一直尽力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和吸纳，对其落户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北京户口可谓是“一户难求”。为何北京户口这么“值钱”?其中一个直接且重要的差别就体现在政府公共服务的享有上。

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企业职工身份挂钩的职工保险，诸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一般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共同缴付，在其常住地享有；另一种与公民个体的户籍挂钩，诸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都只能由户籍人口享有，由个人和政府共同缴费保障。虽然由企业提供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一般不受户口限制，但一般而言，政府、事业单位、国营单位以及比较大的公司才能给职工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而个体就业以及在小规模私营企业就业的人员则很难享有这种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提供的保障。从2013年不同户籍人员的就业状况来看，北京市本地户籍人群工作单位集中在“工人”、“公务员和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上；而外地户籍人群就业集中在“服务业和个体户”上，其中外地非农业户口在“专业技术人员”类中分布也较多。服务业和个体户就业往往是小规模就业，很难享有企业提供的职工类保障。因此，对于外地户籍人群，尤其是外地农业户籍人群，能在常住地享有户籍保障和职工类保障的比例很低。

  

图3 2013年北京不同户籍人群就业分布(%)

但是不论是本地户籍人群还是外地户籍人群，都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商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中国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打破了既有的公共服务由政府包揽的局面，市场力量得到迅速的扩展，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市场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提供体系。自1980年商业保险恢复国内业务以来，截止2013年，在中国境内从事人身险业务的中资保险公司42家，外资保险公司28家，保额资金达1.4个亿；从事养老保险公司5家，保额5252万元。而同期五项社会保险(含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总的基金收入为3.5亿。商业保险总规模已经达到社会保险总规模的近60%。且商业保险有多种类型的保险可供选择，如寿险中可以针对不同的疾病购买保险，购买不同额度的保额；保险类型上既有传统的保障型保险，也有理财型、投资型保险，为民众提供了更有针对性、更为多样化的选择。除商业保险外，很多社会服务可以直接从市场上购买获得，如医疗、教育等。市场化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解决个体的需求和保障问题。

而就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根据北京经济社会2009和2013年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北京常住人口购买商业保险(含商业养老和商业医疗保险两种)的整体购买比例为15.8%；而在2009年，这一比例只有14.4%，商业保险市场得到较快增长。这其中，外地户籍人群商业保险购买比例增长较快，外地农业户籍人群购买商业保险的比重从2009年的10.0%增长到2013年的12.4%，外地非农户籍人群这一比重从16.9%上升到19.3%；北京本地户籍人群的商业保险购买比例则比较平稳，农业户籍人群比例甚至从18.1%下降到了15.1%。

  

图4 2009—2013北京市不同户籍人群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

因此，在2007年的问卷中，加入了对受访者户口信息的考察，询问受访者的户口是北京市农业户口、北京市非农业户口、外地农业户口还是外地非农业户口，将外来人口纳入到关注的视野。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了2007、2009和2013三年的数据。鉴于不同年份询问问题有所不同，本文研究主要基于2013年的数据，部分来自于2007和2009年的数据。

(二)北京城市生活满意度

其中一位被访者说：“我们单位一对老职工，孩子很大了都不让他知道爸妈在殡仪馆工作。孩子在父母工作单位一栏中，填入的是‘民政局’。这个情况很常见，也很无奈。”

从不同户籍人群的满意度横向比较来看，利用SPSS 20.0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2007年外地农业户籍人群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本地非农户籍人群1.676分；2009年户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再有显著差异；而2013年外地农业户籍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已经显著低于北京非农户籍人群1.748分。所以比较来看，外地户籍人群在北京生活的满意度在降低。

 

表1 北京不同户籍人群满意度差异(2007—2013)

  

200720092013北京市非农业户口北京市农业户口-．521．286．706外地农业户口-1．676∗．4041．748∗外地非农业户口．582．4811．680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在0.1以下。

不同于欧式距离变换，针对选取的不同分辨率，本文方法可以兼顾河流长度及宽度，对于原本线状数据栅格化后得到的单线栅格也能够很好的保留。即在多尺度条件下，该方法的分辨率敏感性不高、更具有稳定性和适用性。具备几何特征和拓扑特征保持的能力，使得基于该提取结果可以流程化的实现拓扑空间分析。

纠错订正要结合个人情况，真正做到个性化，针对性反思问题.有些学生在纠错时没有结合自己的真实情况进行深入思考，仅仅将错题及其答案抄录在纠错本上，再写上几句不痛不痒的总结反思就草草了事了，这样的纠错不具有针对性，不够充分，没能找出藏在错题里的个性化问题，在将来复习时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以检查学生的纠错情况，帮助其学会分析真正的问题所在，培养学生的务实精神，让学生能够真正通过纠错自我巩固、自我总结、自我提升.

三、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偏好

(一)模型构建

从表4可以看到，在区分了户口类型后，公共服务供给对于外地户籍人群北京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要显著高于对北京户籍人群的解释水平；其中，公共服务模型对非农业户口人群的解释力要远高于对农业户口人群的解释力。这表明，外地人群的城市生活满意度受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影响更大。

γ=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U

其中，因变量Y选择这一问题来进行衡量：“我们想了解一下人们在北京生活的总的看法，量表中的数字从0到10，表示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不同程度，请您在这个量表上标出您对生活在北京的满意程度”。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电令第六战区，在适当的时候，组织有效的反攻，相机收复宜昌等军事重镇。第六战区长官部把收复宜昌的任务，立即下达给驻守石牌的江防军第十军第十一师。

二是应转变观念，按照系统化思维推动互联互通工程的深入开展。不能仅仅限定在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的范畴，而应该将所有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全部纳入，建立起统一的天然气供应、输送和销售体系。

解释变量X是受访者所享有的公共服务状况，由变量X1和X2构成。X1是对受访者社会保险享有状况的考察。问卷中逐项询问受访者是否享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数据处理中，只要受访者在这八项中有一项选择了“是”，我们即认为他享有社会保险，定义为“1”；如果一项也没有则视为其不享受社会保险，定义为“0”。X2是对考察受访者商业保险的享有状况。问卷中分别询问受访者是否有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包括自己买的和别人给买的)，两项中只要有一项回答了“是”，则视为其享受了商业保险，定义为“1”，如果一项也没有，则视为其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定义为“0”。

控制变量有三个。一个是受访者对自身收入状况的主观满意程度，这是生活满意的重要影响因素，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自身收入状况的满意程度，也是一个0到10的量表，0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另两个是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选择有可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因素——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年龄以受访者在2013年的实际年龄为准；受教育程度以受访者上过多少年学来衡量。

那么，非北京户籍人群生活满意度的相对下降，是否由公共服务差异所引起？下面，本文拟构建公共服务类型与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模型，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

本文拟首先从整体上考察公共服务获得状况对受访者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然后再将受访者根据户口分成四个组，利用分组模型来看公共服务获得状况对不同户籍人群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此来观察不同户籍人群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

(二)整体模型

首先，我们来看整体上公共服务获得状况对受访者在北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利用OLS模型，将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纳入到对北京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公共服务获得主体与北京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影响系数常数项3．775∗∗∗控制变量1 年龄0．007∗∗ 受教育年限-0．026∗∗控制变量2 收入满意度0．392∗∗∗解释变量 商业保险-0．201∗ 社会保险0．198∗调整后R20．224

注：***表示显著水平在0.001以下，**表示显著水平在0.01以下，*表示显著水平在0.05以下。下同。

由表2可见，模型整体的解释力为0.224，其中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收入状况的满意程度、获得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状况，都会对其在北京生活的满意度构成显著的影响。一般来说，年龄和收入对个体在北京生活的满意度有着正向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则显示出负向的影响。就我们关心的公共服务享有变量来看，享有社会保险的受访者对北京生活会更加满意，而购买商业保险的受访者对北京生活则更加不满意。为何商业保险购买者倾向于对北京生活更为不满意？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动机，结果如表3所示：商业保险的购买者很大比例是因为社会保险覆盖内容不够，所以需要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另有较大的比例是作为一种投资；而把商业保险作为对社会保险的替代、因为没有社会保险而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只有16.1%。这表明，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将商业保险放置到与社会保险同等的地位，商业保险被视为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依附于社会保险而存在。

 

表3 受访者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动机(%)

  

没有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覆盖不够作为一种投资其他商业医疗保险16．144．230．49．3商业养老保险15．139．937．08．0

(三)分组模型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诸多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央企、大型外企、科研院所，人力资源丰富，基础建设良好，成为中国最受瞩目的城市，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从1996年到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从1259.4万增长到2115万，年增长率超过3%，而同期出生率则只有6‰左右。外来人口成为人口增长的主力。如图2所示，北京外来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14.5%一路增长到2012年的37.4%。

城市生活满意度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是学界和社会都普遍关注的问题。2012年6月16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发布了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其中，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较低，排在第24位，平均得分为49.47/ 100。在其5个分项指数中，社会保障满意度排名最高，占到了所有城市排名的第9位。*注：其他四项指标和排名分别为：人力资本满意度排名第11，生活水平满意度第22，生活感受满意度排第25，生活成本满意度第34。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也常年关注北京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北京经济社会调查在2007、2009及2013年的连续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对于在北京生活的满意度整体较高，2007、2009年的满意度的平均值分别为6.37/10(标准差1.951)、6.79/10(标准差1.998)，2013年有所下降，只有6.28/10(标准差2.095)。

 

表4 不同户籍人口公共服务获得情况与在北京生活满意度

  

北京市非农业户口北京市农业户口外地农业户口外地非农业户口常数项4．264∗∗∗4．150∗∗∗3，200∗∗∗2．033∗∗∗控制变量1 年龄-0．0010．0110．0120．017∗ 受教育程度-0．042∗∗∗-0．0400．0140．004控制变量2 收入满意度0．401∗∗∗0．260∗∗0．420∗∗∗0．453∗∗∗解释变量 商业保险-0．136-0．111-0．416-0．481∗ 社会保险0．2890．618-0．429∗0．675∗调整后R20．2310．1130．2250．319

本文拟构建公共服务获得状况与北京城市生活满意度的OLS模型。具体方程式为：

同时，在分组模型中，社会保险的影响则发生分化：对外地户籍人群发挥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北京户籍人群则不再产生作用。无论是外地农业户籍人群还是外地非农户籍人群，社会保险对于他们的北京生活满意度都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不容易获得户口的外地户籍人群的重要性。

同样的，从另一个角度——商业保险的影响也可以看出社会保险对于外地户籍人群的重要性。在分组模型中，北京本地户籍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不再受商业保险的负向影响，而只有外地非农户籍人群显示出商业保险享有的负向影响。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文对不同户籍人群购买商业保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民群众发挥着重大作用，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启示我们，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发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是重中之重，从人民的角度与时偕行地传承和复兴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丰富新时代文化，坚持切近生活，清切群众，贴近现实，抵制低俗现象和负能量文化，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深入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是加强品牌引领和市场营销。积极转变营销观念，创新营销手段，讲好农垦品牌故事，做强做优传统优势品牌，新创建一批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利润率，努力把好产品做成大市场。

  

图5 不同户籍类型受访者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左)和商业养老保险(右)的动机(%)

可以看到，北京市户籍人群出于投资目的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较高，另有较高比例是由于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不够而购买；对外地户籍人群而言，“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够”构成主要的购买原因；整体来看，外地农业户籍人群由于“没有社会保险而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较高，外地户籍人群因这个原因而购买的比例要高于北京户籍人群。这表明，商业保险作为对社会保险的一种替代，对于外地户籍人群有着更强的影响；但外地户籍人群也多数将商业保险视为对社会保险的一种补充。

（2）资金筹措。工程总投资2504.78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2003.82万元，占总投资的80%，地方配套500.96万元，占总投资的20%。

由此可以看到，商业保险并未能取得对社会保险的替代地位，而是由于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不够或者没有社会保险而购买，购买商业保险往往是不得已的行为，本质上仍然依赖于社会保险，因此商业保险的购买反而会降低外地户籍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从另一个角度看，商业保险对本地户籍人群城市生活满意度并未显示出负向的影响，这是更符合逻辑推断的现象——保障更多生活满意度更高，这也从反面说明社会保险对于外地户籍人群的重要性，也印证出他们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偏好。

四、总结与思考

从模型结果来看，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获得状况并不对北京户籍人群在京生活满意度构成显著影响；而对外地户籍人群而言，是否享有社会保险是其在北京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来源。虽然他们也会购买商业保险，但只是作为对没有社会保险或者社会保险覆盖不足的一种“无奈之举”，因此商业保险的购买只会是降低他们在京生活的满意度。两相比较表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民众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场提供的服务只是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附属而存在，并未能取得独立的替代位置。民众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期待仍然很高，尽管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商业服务的发展，仍然偏好于公共服务由政府来提供。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发展了三十多年，民众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众对市场期待更多的局面，中国北京的民众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的期待更多，尤其是未能享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群体。正如托尼·赛其所言，民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一种“心理依赖”。

这种心理依赖的存在，凸显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东亚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中有“生产主义”的导向，福利提供依附于经济需要(Holiday , 2000* Holliday Ian. Productivity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2000(4): 706-723.)，是生产导向的、有选择性提供的(H. Kwon, 2005)* Kwon Huck.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5 (3): 477-497.。这种提供方式往往被认为是有效率的，但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在既存的民众对政府公共服务偏好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弱化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等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获取政治支持的效果会受影响，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对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构成重要影响。Easterlin(2012)* Easterlin Richard, Morgan Robson, Switek Malgorzata, Wang Fei.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25): 9775-9780.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原因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打破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本文的研究。

同时，对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也表明，是否获得可能比获得多少更重要。社会保险对于外地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人群的城市生活满意度都显示出显著的影响，但对北京本地户籍人口都未显示出这种效果；且社会保险享有程度在外地农业和非农业户籍人群以及本地农业和非农业户籍人群这两大群体内部的差异也未带来户籍内部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差异，这表明政府公共服务对增进覆盖人群的满意度也并未有显著的作用，但在覆盖人群上的选择性容易带来未覆盖人群的不满。随着外来人口在各个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这一问题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就本文的研究来看，选择普惠型的服务提供模式对于提高民众满意度、增强政治支持会更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