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自1990 年提出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来，国有企业在企业国际化中扮演主要角色。*许可、王瑛：《中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国际化战略对比研究 ——基于负二项分布模型的实证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第76-77页。“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空间格局的变化，也标志着我国企业国际化道路的新方向：从区域来看主要是向缺乏完整工业体系的拉美、中欧、非洲等地区拓展；从投资领域来看，主要是进行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的投资；从投资形式来看，主要以创办科技园区、BOT等形式为主 *《中国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千亿美元为1078.4亿美元(图1)，2016年为1701.1亿美元，投资金额巨大。企业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从出口、技术转让逐步向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升级，形成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进行跨国经营的经济活动。及跨国经营较本国运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及风险，而金融风险是其不可回避的主要风险。同样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除了政治、宗教、文化等风险外，最突出的是法律和金融风险。*郭惠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中国国际安全报告》2016年第7期。尽管中央早已明确全面风险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但金融风险管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除国内外金融和市场制度差异、对沿线国家风险了解不充分等原因外，根本原因则是国有企业制度路径依赖性与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之间的博弈与矛盾。国有企业投资战略区域已变，但投资方式却较为单一，加之沿线国家经济复苏较慢，政府负债较高使金融风险敞口*狭义的企业金融风险被界定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中,由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价格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非预期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广义的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是指由于风险的存在，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资产价值会随着市场的发展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逐步扩大。此外，国有企业与国内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存在“依附”关系，使得金融风险管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关联性高，不当管理将影响金融稳定性。国有企业搭接“一带一路”政策红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金融风险防范，是学术界更是实业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图1 2003—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一、企业国际化与风险管理理论回顾

最初企业国际化风险研究关注“主体”研究，即从经理人员感知的角度将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分为：一般环境、行业和公司的三种不确定性(Miller， 1992*Miller, K, D.A：“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2),311-331)。后关注“客体”研究，从企业面临的环境即政府政策、 宏观经济、公司所使用的资源和服务、产品市场和需求、竞争和行业技术六个方面来研究不确定(Brouthers 1999*K. D, Brouthers, L. E. Brouthers and S. Werner：Dunning’s Eclectic Theory and the Smaller Firm: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and Locational Advantages on the Choice of Entry-modes in the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999,(5),337-394.)。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企业风险不断增加，各类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也随之放大，加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复杂程度和使用频率都迅速增加，此时的研究关注对国际化经营与运作过程产生影响的特定风险，如跨国经营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Yothin ，2007)*Yothin Jinjara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acroeconomic Risk,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7(35):509-519.、金融风险中对跨国资产管理中的外汇风险研究(Christlan 2008)*Christlan W. Schmidt: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Risk on U.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Dresden 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2008，(9):125-154.等。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则实现了从多个领域的分散研究向全面风险管理一体化框架的演进，*王稳、王东：《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的演进与展望》，《审计研究》2010年第9期，第96-97页。并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并不是一个事项或环境，而是渗透于企业各项活动中的一系列行动 (COSO，2004)*方红星、王宏译：《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企业风险管理理论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和内部审计与控制理论相互结合与支撑，使得企业风险管理以更加综合、全面的视角和方法来应对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风险，以保证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内相关研究相对较晚，早期风险管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金融、设备维护与更新、自动仪表的可靠性分析等领域，而后研究关注保险和财务层面。风险管理理念则由早期简单风险管理阶段、中期商务风险管理阶段到目前全面风险管理阶段 (曹元坤、王光俊， 2011)*曹元坤、王光俊：《企业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及其研究趋势的新认识》，《当代财经》2011年第1期，第86页。 。中央企业按照 2006年6月国资委发布 《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指导，开展了全面风险管理实践，标志着我国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仍有很多企业风险管理意识淡薄、建立风险管理系统达不到预期回报，面对风险时显得被动、无助(袁琳、张宏亮，2011)*袁琳、张宏亮：《董事会治理与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基于10家集团公司结构式调查的多案例分析》，《会计研究》2011年第5期。。2007 年金融危机之后，对企业国际化理论以及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1)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如何从实时风险管理的角度监督金融衍生品及结构性金融工具使用，以防范金融风险；(2)国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重视盈利也重视企业国际声誉，其国际化以及风险管理必须以更加宽广的视角来进行。核心问题是全面风险管理理论是基于现代企业制度之上的，我国目前国有企业虽在形式上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不完善，*截至2012年10月，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全国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由2003年的30.4%提高到2011年的72%。国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客观上存在特殊性。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搭接“一带一路”政策红利，“走出去”进行国际化道路，面对的不再是统一国内金融制度和政策，而是差异性较大的金融制度、环境，更为自由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金融风险潜在性高。目前国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企业管理者缺乏对沿线金融风险的全面认识，敏感度不高

国有企业管理者对“一带一路”金融风险本身以及沿线国家风险认识程度不够全面、深入，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在经济活动和资金运作过程中，不论是狭义的企业金融风险中企业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还是广义的企业金融风险管理中资产价值会随着市场的发展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有利也有弊，但其风险分散了管理者的精力，使得企业经营结果缺乏确定性。国有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金融风险包括筹融资风险、投资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等，其面临的风险并不是单一的风险，而是综合、多样、多层次的风险。在一定市场条件下，各类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独立性，即一类风险发生不会对另外风险产生影响，更不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但随着市场条件变化，风险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联系还可以相互转化。例如企业声誉会受到所有风险的影响，企业声誉尤为重要，是靠所有部门和分支机构来全力支持并保护的，而企业运行风险一旦发生则会影响企业各个方面，市场风险则可能更容易导致其他方面的风险。“一带一路”金融风险特殊性还是由其沿线国家风险决定，受政治、宗教、文化等风险影响，沿线大部分国家主权信用等级比较低，*标准普尔评级。风险综合性大，各类风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表1)。而目前管理者不仅对其认识不全，而且对国际资本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高，还忽视企业金融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性问题，未将金融风险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主动进行管理。

通过观看画面，聆听音乐，让学生感受到了紫藤萝花的旺盛与作者内心凄凉的矛盾，结合作者所处的年代和他经历的事情。进而理解了作者对于生命的感悟这一难点。不再用教师繁琐地进行解释分析，让学生轻松、自然、水到渠成地就了解了文章的主旨。

表1 “一带一路”企业风险种类及其金融风险相互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Goldman Sachs(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企业风险管理》以及“一带一路”相关文献总结而来。

(二)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不完善，风险敞口较大

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进行多元化投资并不一定会引发企业亏损，不注重企业国际化扩张时期的金融问题从而引发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发生金融风险，则会引发企业亏损乃至破产。A企业由金融风险引发的企业危机，表面上是由于企业多元化投资导致的，实质上则是由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者对金融风险认识片面造成的。企业国际化进行的多元化投资必须注意以下问题：(1)制度上企业必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决策真正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完成，严禁将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之上；(2)在国内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特殊政策和资本市场监管较松的情况下，管理者也不能放松对金融风险的警惕性，更不能片面理解金融风险。

1982—2010年安康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演变呈现出农村高于城市、高山区县出生人口性别比远高于低山各县两大显著特点。

(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偏重宏观监管，忽视微观企业内控制度

B企业某员工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与其交易对手*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和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在每吨3000美元左右时抛空，产生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交割日定在12月21日，但9月中旬开始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本次交易给该企业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神秘失踪。最终，B企业为了防止进一步亏损采用部分交割，将 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企业国际化中进行非主营业务有利有弊，但使用金融工具管理企业资产风险较大，其资产价值会随着市场的发展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B企业亏损的表面原因是其在进行非主营业务时违反了特定国有企业只能运用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规定，*见(1)《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关于做好2007年度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3)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实质上B企业依旧是形式上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忽视微观内控制度，该员工才能既为企业做交易，又为谋取私利建立头寸，而未被监管部门发现。国有企业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经验还不成熟，从事非主营业务和投资业务必须符合《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此外，还应加强企业预算以及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通常情况下，往复式真空泵会采用分体式的密封片，结合通气道的设计原理，中心密封片所占的比例最大，同时需要承担较高的工作负荷，所以整个密封片的负荷就会呈现不均匀的状态，不仅会影响气阀的寿命，还会成为往复式真空泵故障的“集中地”。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金融风险成因分析

(一)主要原因：沿线国家各类风险交织，金融风险成因复杂

A企业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跨行业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最终导致投资失误、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等多元化的困局，加之A企业形势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未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图2)，管理者仍旧实行家长式管理模式，该模式直接导致企业在国际化扩张过程中的近亲繁殖任用管理人员，从而架空企业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和风险管理制度，使得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缺乏应有的金融风险意识和对市场的敏感度，未约束管理层的投资决策、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未更上企业发展要求。

 

表2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和地区风险评级

  

等级国家风险水平1新加坡较低3阿联酋等3国中等偏低4科威特等5国中等偏高5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20国较高6印度、印尼等16国较高7伊朗、越南等17国偏高8阿富汗等2国非常高9叙利亚最高

资料来源：2017中国信保国家风险评价报告。

(二)外部原因：沿线国家金融制度差异大，金融风险潜在性高

国有企业建立之始，未依照现代企业制度，发展中问题重重。1993年起中央明确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93年11月中央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推进相关制度的建设*1993年12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该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重要商法典，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形式上看，“除了具有特殊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目前不能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以外，都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存在照抄照搬西方企业制度模式和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的问题*程承坪：《当前国企改革的方向: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2期,第5页。。虽然理论上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先进企业管理模式，但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应该体现出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特色，但考察国有企业进程我们发现在多数领域和具体改革方案中，照搬西方企业制度模式的现象较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则表现为：(1)股权结构中的国有股占比很大，导致原本在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中相对平衡的股权结构以及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在国有企业中不仅展现不出有利于各类资本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的作用，还引起董事会、监事会人员构成不合理，使得监事会未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直接导致企业国际化中，对重大决策决定的独断性，从而使得原本可以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控制的金融风险得不到控制；(2)是经理层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选择的比例较低，基本为行政任命制，无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奖惩机制，更无市场退出机制，如造成金融风险控制也难以罪责到位。综上我们认为，“虽然中外学者都提出“中国模式”的论述，但只是就我国经济发展总量成就而言的说法，可从未有过企业制度层面的认可”*周海江:《超越西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第10期，第515页。，这也是国有企业从微观层面实质上未完全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金融风险防控不到位的根本原因。

 

表3 截至2017年7月“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国际储备及或有外汇负债 单位：百万美元(近似的市场价值)

  

国家官方储备资产和其他外汇资产(市值)或有外汇负债国家官方储备资产和其他外汇资产(市值)或有外汇负债亚美尼亚2103．32-0．08立陶宛2093．39-白俄罗斯7361．15-1196．65马其顿2666．35384．73克罗地亚17182．53-115．22马来西亚100218．2187．39塞浦路斯902．290摩尔多瓦2474．78192．84捷克147198．1-波兰110817．6-1411．84埃及16529．5-4579．14罗马尼亚44842．013309．51爱沙尼亚456．190俄罗斯419917．6-格鲁吉亚2938．36-1069．14沙特阿拉伯500708．9-希腊7537-新加坡269724．1-匈牙利26377．78-6．1斯洛伐克3365．06-印度369400．3-49斯洛文尼亚964．48-0．68印度尼西亚127758．6-5858．15斯里兰卡6951．09-226．44以色列1105850泰国190427．5-241．04哈萨克斯坦32944．95-7968．05土耳其10747．64-63414吉尔吉斯斯坦1975．16-乌克兰17911．37-13．88拉脱维亚4530．14-2．13

资料来源：The Data Template on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Foreign Currency Liquidity(WEF)*“-”为无官方相关数据。。

(三)根本原因：国有企业特殊性，“中国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博弈

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市场与国内、欧美金融市场又存在差异性。其金融市场为开放性市场、制度存在差异性，而多数国有企业却长期处在国内半开放金融市场中。虽然我国在逐步稳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人民币进入SDR、中国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但目前金融市场国际化主要进行的是平台建设，这表明国内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一些制约将长期存在。此外，国内银行体系、金融服务业务与国际相比同样存在差异，尤其是公司金融业务。从金融环境来看，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环境整体水平不高，无统一区域性经济、金融组织，金融体制与制度差异性大且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较大。尽管沿线各国经济危机后，努力重振经济，但国际收支依旧表现不佳，在外汇储备水平较低同时拥有大量美元债券。如果美国利率大幅升高或者美元恢复升值的趋势，此类拥有大量美元债务或国际收支赤字非均衡的国家见表3，偿债风险将大幅度提升，不仅会冲击该国的金融体系，还会严重影响该国经济发展，这类国家金融风险潜在性最高。

四、国有企业金融风险典型案例

(一)多元化投资与金融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复苏较慢，存在主权债务危机，失业率高、财政多为赤字，偿还债务的能力比较低，易发生金融危机。相比较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4个角度分析和评估出的国家风险也较高(表2)。其中，新型政治安全风险是沿线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新型政治风险处于较高或以上的国家所占比重达48%。(1)西亚、北非和亚太地区既存在领导权的斗争问题如巴勒斯坦，又表现出政治局势不稳定如土耳其、俄罗斯，还存在武装冲突不断如伊拉克以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泛滥更有美俄中东博弈。(2)亚太地区：虽然国家政局相对稳定，但存在遗留历史问题如领海、领空争端等。(3)沿线国家多为中小国家，国际地位不高，对华关系较易受到美俄等大国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总之，沿线国家各类风险交织，金融风险成因复杂，除去经济、政治、地缘、外交等因素外，文化差异也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

当前国有林场对于速生桉树的营造林技术都有一套相应标准的技术手段，为了能够培育更好的林木资源，我们理应在原有的技术手段上，提取手段的优势与不足，对不足之处进行改正，促进速生桉树营造林技术的升级。

国有企业制度路径依赖性与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之间的博弈，导致全面风险管理制度风险敞口较大。1992年至今第五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即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程承坪：《当前国企改革的方向: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2期，第36页。 的国有企业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现阶段除了具有特殊性质的国有企业以外，能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虽然2006年6月颁布的《指引》标志着中央企业开始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周放生：《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解读(一)》，《国有资产管理》2006年第11期，第7页。但基于模糊基础的国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缺乏内部决策的科学约束管理机制，从而使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下的风险管理措施单一、缺乏统筹规划和系统、全面的管理措施，有制度、机构却没有相应的机制，导致企业金融风险敞口较大。企业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应该是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之上的，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这也是目前国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不得力的根源。相比国外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程度，国有企业就更需要重视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更要思考在国有企业还未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现阶段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图2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构架

(二)金融工具与金融风险

目前在实际操作中企业金融风险管理依靠政府宏观、中观层面监管较多，企业微观层面管理规定较少。从政策出台部门来看，国有企业金融风险监管部门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从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法规层级来看，宏观和中观监管制度较多，微观企业内控制度较少。宏观监管制度侧重国家金融体系安全，中观层面监管制度相关政策则如：《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外债风险管理及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中金融工具作用的加大，2017年1月18日，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指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应当遵循战略引领，依法合规，能力比配，合理回报原则。《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则是针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平台。金融风险管理应以传统资金业务为基础，要为传统财务指标来服务。而对国有企业如何根据实际需求利用多样化金融工具未有微观制度层面的制度，也没有对财务基础管理进行配套改革。

五、国有企业金融风险防控对策

“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和国有企业既是开拓者也是探索者，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在坚持改革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防控金融风险。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精准化全面风险管理制度

《指引》是目前国有企业风险管理的制度依据，“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国际化中的金融风险管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根本原因是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未建立在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之上也未“中国化”：大部分国有企业形式上已经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但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审计与控制制度不尽完善，使得现行全面风险管理存在局限性。“一带一路”这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发展道路，客观上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第五阶段即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提出要求一致，其目的都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相比国外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程度，国有企业就更需要重视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更需要通过制度的延展性与嵌入性，*不论选择哪种分类方法，制度的嵌入性决定制度内部类别之间以及其系统分类之间几乎都是交叉的，这就意味着有更多地方法去分类制度即制度的嵌入性(Williamson,2000)。解决在国有企业还未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现阶段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更要让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条例、准则等)精准化。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尤其是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科学地选人用人，从制度上杜绝管理层独断行为，是现阶段国企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

在Alpha(α<2)稳定杂波环境中不存在二阶统计量，只能采用基于分数低阶矩的杂波抑制算法进行处理。故可将最小方差无畸变(MVDR)准则的思想进行推广，导出分数低阶矩最小无畸变(FrMVDR)准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分数低阶矩的SAR-STAP杂波抑制算法。

(二)明确“一带一路”金融风险的特殊性，“中国化”全面风险管理模式

目前涉及到国有企业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较少。原因是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现行《指引》虽然确立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但未将金融风险明确写入指引，见《指引》 “第三条本指引所称企业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当前“一带一路”的提出偏向“愿景”更多而未有类似风险预警，政府应在明确“金融风险”政策地位的前提下，帮助企业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也不能照搬国外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应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与监督制度，并加强监督制度，才能从制度层面为国企“走出去”提供防控金融风险的制度保障，以制度防范企业金融风险。此外，还应注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制度差异大，金融风险监管政策应细化到产业层面，重视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以及平衡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关系。最后，需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从案例2来看，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监管落后，无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从而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

(三) 积极探索符合国有企业以及沿线国家自身特点的金融风险管理新方法、新途径

“一带一路”金融风险特殊性是由其沿线国家风险、金融制度差异以及国有企业特殊性决定的。这就要求政府、国有企业管理者具有创新性、前瞻性思维，既需紧密配合我国改革步伐，又必须针对“一带一路”金融市场的特殊性，进行企业金融风险管理创新包括：顶层金融政策设计创新和企业微观金融管理制度创新。顶层金融政策设计创新需注意制度嵌入性和延展性这一制度的客观属性，结合我国国情、国际现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风险管理特殊性，来设计金融顶层制度。企业微观金融管理制度创新，则应明确全面金融风险管理理念。在加强风险内控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将风险管理与企业管理信息化、系统化相结合。此外， 目前国有企业创新性地将金融工具结合采购、生产以及销售当地化来规避金融风险的方法已起到一定作用。应重视衍生金融工具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在降低企业成本和控制风险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