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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执政党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

更新时间:2009-03-28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鉴于我们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要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不断提高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形势,这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一项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重大任务。

防控金融风险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

金融安全事关重大。如果任由金融风险泛滥,进而引发严重经济危机,不仅会影响国家安全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还会降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和支持度,甚至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生死存亡。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高度重视并严防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保持金融业健康发展。

(一)重视加强防控金融风险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金融工作,特别注意防控金融风险,将其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牢牢把握着金融工作发展和前进的方向,指引金融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作出重大贡献。

我院药学部于2016年7月成立品管圈推动小组,小组成员由各部门推选并接受QCC知识培训;再由急诊药房的品管圈推动小组成员对急诊药房药师展开培训[4-5],介绍QCC的背景、十大步骤及七大手法,使急诊科的药师充分了解QCC活动的意义,提高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对金融工作的正确领导活跃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不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后来,毛泽东同志亲自策划了抗日战场上的货币大战。1938年他在给聂荣臻、庞臻的电文中,提出了抗战初期根据地货币工作的四大原则,涉及到币值稳定、货币发行量、银行准备金、对外贸易政策等许多只有金融专家才能够懂得的专业理论。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日币及破坏本币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并由国家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随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又规定了根据地货币的性质,并制定了对日伪货币战的策略。当时根据地银行、贸易战不收兑日伪币,根据地货币逐渐成为主币,占领了相当大的货币阵地。就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采取有力措施,接管官僚资本金融业,整顿和改造私营金融业,治理通货膨胀,实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和货币制度的统一。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我们党内较早意识到防控金融风险的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同志通盘协调和指导全国的经济金融工作,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1954年1月,邓小平同志强调“金融不稳定,财政不可能稳固……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1986年12月,邓小平同志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他同时也强调防范改革风险,“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并明确指出“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邓小平同志这种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又要着力防范风险,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想,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些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发展金融和防控风险并举并重,使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国际金融业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也给我国金融业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要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保证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健康稳定运行,避免发生大的风险和危机。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胡锦涛同志指出:“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业整体竞争力还不强,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和安全隐患,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抓紧解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发展大势。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

总之,97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成功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始终高度重视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基于对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二)重视防控金融风险是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客观要求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理念基础,即认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是统治者在社会中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为统治者的权力进行辩护,以取得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规则基础,即认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是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也就是政治合法性的首要条件是权力的获取和运作必须与确立的规则和程序相适应;有效性基础,即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统治者提供的政治产品,也就是政府满足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等团体的需要。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体系大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问题,这就要求执政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巩固并开拓新的合法性基础。“在合法性危机面前,一个政权要继续维护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改进政治统治方式,重塑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这种过程也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在合法性诸多基础中,有效性基础对于政治合法性具有特别重要作用,就在于利益是人们行为的起点和终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执政党必须重视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通过发展经济切实维护民众的根本利益。而金融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必然对经济与社会带来全局性的负外部效应,特别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极大的冲击,造成民众利益受损,进而失去民心。执政党应对金融风险的好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金融风险恶化,自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伤害,这既可能成为导致执政党下台的潜在因素,也可能成为执政党下台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很多都与执政党应对金融风险不力有关,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下的“欧猪五国” (PIIGS),被视为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而危机也导致了五个国家的政治动荡,以及政权更迭。虽然“欧猪五国”政府提前举行大选的直接原因并不相同,但是防控欧洲债务危机不力是造成执政党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的根本原因。严重的债务危机导致经济迅速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政府财政赤字骤升,整个国家资不抵债。执政党在危机面前进退失措:制定缓和危机的政策符合欧元区和欧洲央行的意愿,但引发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抗议。最终,执政党在危机面前开不出好“药方”,只能解散政府,提前举行大选。

(三)防控金融风险是我们党完成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97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当前我们党的核心使命就是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受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现代金融理论及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迅猛发展,金融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波动性,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面临着日趋严重的金融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不仅严重影响了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和生存,而且还对一国乃至全球金融及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频发发生的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为了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必须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让金融回归本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

本组患者200例,192例患者无明显疼痛症状,术中情绪平稳,镇痛、镇静效果良好。8例感到明显疼痛,其中1例疼痛难忍,不能安静配合手术,经医护人员耐心指导安慰即恢复平静,余患者均能平静配合手术。

第一,金融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杠杆意味着用很少的钱做了很大的事,必然存在大量借贷行为,所以杠杆率是和债务连在一起的,有债务就可能发生风险。目前我国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已经超过警戒线,这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2008年以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稳定在100%以内,国际金融危机后,加杠杆趋势十分明显。杠杆率由2008年的98%迅速提升到2014年的149.1%,即便扣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后,杠杆率水平为123.1%,依然上升了25个百分点。我国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一是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二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一方面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高杠杆,如果急于克服下行压力,杠杆率就会进一步提高。如果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利用加杠杆来应对经济下行是不可取的,甚至是自杀行为。不能也没必要用加杠杆的办法硬推经济增长。加杠杆的危害性要远远大于经济一时短暂的复苏。高杠杆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小风险就会被发展成大危机。纵观历史上与国际国内金融风险的爆发,都与高杠杆有很大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包括其前奏的次贷危机,说到底元凶都是高杠杆这个魔鬼。我国一线城市高房价背后也是高杠杆资金在助推。

提质粒,将各片段质粒pCAMBIA1301-ProTkGG PPS-Gus经SalⅠ和NcoⅠ双酶切鉴定(图4)。用电击法转化农杆菌GV3101菌株。鉴定为阳性的PCR菌落(图5),置于4℃保存备用。

流动性危机是由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就是流动性的枯竭,具体表现为资产价格下降到其内在价值之下,或者金融机构外部融资条件恶化,或者金融市场参与者数量的下降,或者金融资产交易发生困难等。市场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相互作用形成的流动性螺旋可以把小的流动性冲击放大到整个金融体系,导致系统性流动性危机,流动性危机又可以演变为金融危机。过度膨胀的金融体系对流动性危机有很大影响。中国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规模迅速扩大,从2008年的占GDP120%上升到2015年约GDP200%。适度信贷增长对经济发展可以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然而,如果信贷上升过快,之后往往伴随比较陡峭的回落,从而催生金融危机风险。在过去一个时期,一些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负债上升。剩余产能较高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制造业、采矿、钢铁行业的企业杠杆率和亏损企业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企业的问题会通过银行贷款给银行业带来直接压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增加的这部分贷款很可能最终成为呆坏账。这会迫使银行更主动地向货币市场寻找资金来应付日常业务。另外,理财产品的快速扩张也加大了银行的压力。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央行采用了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年多达5次的双降迫使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呈现单边下滑态势,非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从年初的5.26%下跌至年末的4.39%,下幅达0.87个百分点。股市震荡、P2P行业洗牌、信托产品频出兑付危机等风险事件,让银行理财产品的安全性凸显。2015年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呈现整体下行趋势,银行理财产品余额持续增长但规模波动增大。由于银行是在货币市场筹措这些资金,这就加大了短期拆借利率的上行压力。虽然中国有较充足的政策缓冲空间,但由于中国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增速减缓,产能结构调整,金融部门自身也在发展健全的过程中,因此流动性危机问题需要加强关注。

第二,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债务或银行贷款而违约的可能性。发生违约时,债权人或银行必将因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而承担财务上的损失。2016年以来,信用违约事件接连发生,有滑向常态化的风险,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前两个月,个券违约事件已接近2014年全年债券违约数量。自2014年3月,主要债券品种已有25只债券实质性违约,涉及16个发行人,其中2016年以来已有11只债券违约。从违约后处置情况来看,25只违约债券中仅有8只完成了兑付,其余17只仍悬而未决。此外,中国信用债市场遭遇了史上最猛烈的评级下调。2016年以来,发行人主体评级已发生至少33次下调,创下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新高。我国互联网金融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风险隐患,主要包括:客户资金安全存在隐患,出现了多起经营者“卷款跑路”事件;信用体系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不健全等。互联网金融发展处在“无门槛、无规则、无监管”的状态,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严重阻碍了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并积累风险,亟待进一步规范。信息中介冒进信用中介,监管底线屡被突破。资产错配、期限错配背后的资金池问题普遍存在,藏匿着巨大的风险漏洞。诸多金融创新已经失控,除P2P外,无视金融创新边界的现象普遍存在,金融风险的蔓延已呈跨区域、跨市场、跨业态的形式。

第三,影子银行风险。影子银行,是指在传统银行之外存在的非银行运营的融资安排,又称为影子银行体系或者平行银行体系,该系统中的非银行机构利用短期融资资金购买大量高风险、低流动性的长期资产。影子银行为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融资规模巨大。在发达经济体中,从20世纪末开始,通过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传统银行体系;在中国,2013年人民币贷款以外的新增融资额高达8.4万亿元,大多可归在影子银行体系名下。二是杠杆率高。平均而言,该体系融资的杠杆率约为传统金融机构的2倍,因而蕴含着较大的经营风险。三是形式多样、易变且不透明。影子银行的活动基本发生在表外、机构外和场外,且大都游离于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视野之外。因为这些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影子银行体系摆脱不了干系,于是加强监管的利剑很自然地指向它们。在中国,影子银行体系通过各种财富管理产品或存款之外的其他融资方式获取资金,然后用于合法的非银行信贷或违法的非银行信贷的机构和活动。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缘起,更多地与利率管制、信贷规模控制等金融压抑有关:存款利率上限没有放开,导致资金从商业银行脱媒;信贷指标控制,导致非银行信贷充斥市场,而其资金来源正是各类财富管理产品资金。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各方面都符合监管要求、严格被约束在银行监管框架之内的“整齐方阵”——商业银行体系;另一方面,不受银行监管标准约束的影子银行体系异常活跃——用各种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财富管理产品)融资、然后通过与信托等机构合作发放贷款。在我国,逃避管制的金融创新除了影子银行之外,还有银行的影子: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被统计为信贷的信用创造活动。近些年,“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程度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然而,在实体经济体制不改革、软预算约束依旧普遍的情况下,过快的金融创新刺激了信用膨胀,正在造成杠杆率的攀升和系统性风险的累积。

第五,外部冲击风险。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创新的发展、电子技术的进步,金融体系越发复杂,促进了风险在市场中更合理的配置,也加大了金融机构间的相互联系,强化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特征。当一个节点崩溃时,在系统中引起的涟漪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金融海啸。此外,随着衍生化和结构化程度的提高,风险在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察觉。当金融创新远超出金融监管能力时,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内不断传递和膨胀,最终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事件有1637年郁金香狂热、1720年南海泡沫、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溃、1986年美国储贷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特别近几次金融危机都引发了全球性金融系统性风险,最后扩展成为世界性危机。事实证明,一个金融机构的倒闭,会通过传染的方式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破坏性,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引发世界性金融动荡,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国财政部先后通过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等手段,防止危机的不断扩大和传播。事与愿违,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些国际知名银行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各国政府不得不出招应对,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在本国蔓延,但是系统性风险依然传染到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股市最高跌幅达42%,欧洲股市最高跌幅达49%。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2008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下跌了0.8%,发达经济体经济收缩了3.2%,全球贸易跌幅达到12%。随着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影响,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

第四,违法犯罪风险。我国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案件的发案率一直呈高发趋势,涉金融机构犯罪、金融领域涉众型犯罪、非法经营犯罪、其他相关刑事犯罪等四类犯罪隐患极大,危害巨大。对于房地产中介、贵金属和珠宝玉石销售、公司服务等行业及其他存在较高风险的特定非金融行业,要逐步建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制度。各类涉金融领域违法犯罪,尤其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仍然是非法集资重灾区,并呈现“下乡进村”趋势,打着合作金融旗号,虚构高额回报理财产品吸收资金。此外,犯罪手法不断翻新,犯罪分子假借迎合国家政策,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新”等幌子、噱头,迷惑性更强,投资者辨别难度加大,防范打击难度进一步加大。要高度警觉、严加防范互联网新型金融犯罪。以比特币及各类“虚拟货币”为支持的非法金融活动形式多样,并呈蔓延之势。大量以“虚拟货币”为道具和幌子的非法金融活动,借用“虚拟货币”创新概念,使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界定和打击变得更为困难。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日益成为洗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和“帮凶”,潜藏巨大社会风险。比特币炒买炒卖活动纯属投机,集聚了较高的市场风险。不法分子利用交易平台获取所谓“虚拟货币”以从事相关非法活动,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要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化解金融领域违规违法风险,消除金融领域违法犯罪隐患,严惩犯罪分子,挤压违规违法金融活动生存空间,形成对违规违法金融活动的有效震慑,坚决防止金融犯罪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⑩[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5.

第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地方债务是中国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点之一。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惑,所以筹资始终是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地方政府筹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土地出让,二是融资平台,二者结合在一起,产生很多变种。从2014年开始,中央开始整顿地方政府债务,2015年新预算法出台,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规范和约束,同时整理过去的债务,推出地方债务置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形式。债务置换只是推迟了存量债务兑付时间,并没有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质量问题。PPP成为地方政府融资新模式后,开始掀起PPP启动的热潮,仅2016年下半年签约就已达近万亿元规模。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17.5万亿到21.3万亿。按照窄口径计算是17.5万亿,宽口径是21.3万亿,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3%和28%。在地方债务置换过程中,银行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利润的下降、资产结构的调整以及客户的结构都受到直接冲击,面临巨大转型压力。需要警惕的是,在地方政府支出刚性压力下,债务负担有增无减,不排除少数地方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多重风险同时爆发的可能。特别是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性投资基金、各种建设基金和委托代建、政府购买等渠道继续借债,债务恶性膨胀,野蛮生长。

本研究还发现2015年MV野毒株组内遗传变异较小,而与疫苗株(A型)比较遗传变异较大。同时也发现有3例麻疹患者之前接种过麻疹疫苗,由于基因测序未发现沪191麻疹疫苗株,且前2例患者接种疫苗到发病时间较短,可能在接种前已经感染MV野毒株,最后1例考虑为免疫失败。冯燕等[15]研究显示,A基因型疫苗免疫后,对国外B、D型MV毒株侵袭的保护效果,要远远好于对我国的H1a流行株的保护。因此,MV野毒株核苷酸及氨基酸变异情况,是否会引起抗原性变化影响疫苗株保护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八,部分国企债务风险。中国的债务问题大部分集中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访华时评论说,“(中国)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来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考虑到中国现在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我们认为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金融结构,国企债务与银行资产联系紧密,企业债务出了问题,金融体系也会有问题。金融体系又与政府密切相关,如果不重视,有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加剧了企业债务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不少企业陷入利润减少甚至亏损的困境,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偿债的压力。可以预期在今后将会出现更多的企业信用债违约的案例,企业与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出现违约或违约预期,或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新常态”。从近几年来发生的债市兑付风险事件来看,违约风险已经从民营企业扩大到国有企业,从私募债蔓延至公募债,国企已经不再绝对安全,债市违约的常态化迹象越来越明显。虽然发生违约的案例不算太多,但发行主体评级下调的现象逐渐增多,且国企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因此,国企债务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不断增强党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面对迫在眉睫的金融风险,我们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本领,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一)加强和完善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提高我们党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必须坚持党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用,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要把国有金融企业建设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成为战胜金融风险的重要力量。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建强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要扎扎实实抓好金融企业党的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党性教育,加强纪律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金融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负起责任,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统筹制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排查制度监管漏洞,强化穿透式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建立明确、严格的责任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监管格局。要强化金融法治,依法整顿和维护金融监管,依法整顿和维护金融秩序,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燕继荣.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3.

(三)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

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齐心协力、紧密配合,加大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力度,共同做好金融风险的转化、分散和化解工作。要推动经济去杠杆,控制好杠杆率,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要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逆周期调节,着力防控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泡沫。要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打击逃废债行为,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要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优完善金融改革顶层设计,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外部市场约束。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经营理念,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完善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这几年村子的外观变化比较大。由于政府没有统一规划,村民们根据各自需要,改成了清一色的现代平房或者楼房。比如,像花石头这个地方,现在村民住的地方,已经像一个集镇,到处是新盖的房子,每家差不多都写着接待游客的标识。这个村子,原来的位置不在这里,在距离一公里的山洼里。他们的房子,也是传统的土坯瓦房。就因为旅游,他们全都搬到了公路边,原来的老房子就荒废了。

(四)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的水平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大力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金融系统领导干部管理金融的能力。“非学无以广才”。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骨干力量,领导干部肩负着重要的时代责任和光荣的历史使命,要要时刻保持“本领恐慌”,以及由此带来的压迫感和危机感,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态度,不断加强理论和实践的学习,特别是金融知识的学习。学习和掌握金融知识,是现代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领导干部要用好金融这个“发动机”,增强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努力学习金融知识,加深对金融工作、金融法规和金融政策的了解,既了解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等微观层面知识,又要把握金融体系、投融资体制等宏观层面知识,既要学习掌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传统金融知识,还要学习了解“投资基金、金融期货、金融期权、融资融券”等现代金融知识。要打开国际金融视野,培育战略金融眼光,突破传统金融观念,树立现代金融理念。要立足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自觉地按照规律指导和从事金融工作,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科学地驾驭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

式中:c(H2Y2-)为EDTA标准溶液物质的量浓度,mol/L;ρ(Pb)为铅标准溶液的质量浓度,mg/mL;V(Pb)为吸取铅标准溶液的体积,mL;M(Pb)为铅的摩尔质量,g/mol,数值为207.2;V(H2Y2-)为消耗EDTA标准溶液的体积,mL。

高职院校除了在必修数学课程教学中注重数学文化素养培养外,还应开设选修课。以数学知识为载体、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标、以培养学生数学素养为宗旨,开设数学文化选修课,旨在通过数学文化推动高职数学教学革新。

(五)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和保证,实业兴则金融兴,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做好实体经济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要下大力气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创新,扭转金融业“脱实向虚”倾向,发挥金融机构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资金配置等优势,促使资金结构流向更趋合理,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为经济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完善主板市场基础性制度,积极发展创业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发展债券市场,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利用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来源较为稳定的优势,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要发挥财政资金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领域。

服装企业产品开发人员绩效考核,多以款式采用率为依据。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产品设计修改次数虽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以人工方式进行统计容易产生遗漏,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六)加强金融风险的预测和对策研究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加强金融风险预测和对策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的症结,有助于正确决定重大决策,有助于防微杜渐、趋利避害,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要从宏观、全局和长远战略的高度,观察、预测、分析我国金融发展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提出相应对策。要加强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测,综合经济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都应组织力量认真研究经济和金融工作中近期的和中长期的风险因素,对可能形成的和潜在的金融风险,要提出各类风险的警戒线和标准参数,对金融风险发展趋势做出正确估计,及时作出预警预报。要研究制定我国近期和中长期金融安全战略,以指导和协调全国性和地方性金融风险的防控工作。要研究制定化解和抗御金融风险的对策。要深入研究提出解决金融发展中的各类矛盾和问题的政策措施;研究提出防控风险的不同预案,以应对各种不测。

乳房 软一点的乳房健康,“软”就是手指按到嘴唇的感觉,按到鼻子的感觉那叫中等硬度,如果按着额头,这种感觉就是硬。如果乳腺里面出现了“硬”疙瘩,就可能意味着有问题。

注释

①邓强.金融烽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J].时代文学,2015,(08)上.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7.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4.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5,196.

⑤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8.

⑥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30.

⑦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06.

课程教学改革主要涉及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4大板块,结合PBL教学法基本原理,以制药工程专业文献检索课程为例,笔者做出如下方案(表1)。

⑧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做好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N].人民日报,2017-04-27(01).

⑨[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设计意图:让学生知道酒精脱色的原理和掌握酒精脱色方法;不用明火水浴加热酒精,消除可能因操作不当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恒温在酒精沸点之下加热,避免酒精因沸腾飞溅出来意外伤到学生;全班共用一套仪器集中脱色,可以节省仪器、简化操作、便于课堂管理和安全监控。

第六,房地产泡沫风险。防控房地产泡沫风险是事关中国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如果放任房地产泡沫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十次危机九次地产,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球各国普遍受诱惑刺激房地产泡沫,而房地产泡沫崩溃又带来沉重代价。由于缺乏政策的厘清与定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片面地将住房视作投机炒作与赚钱谋利的工具,整个社会金融资本有相当一部分集结到房地产领域。这不仅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轮番暴涨,也使三四线城市陷入库存积压的窘境,还大幅抬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日益增大的财富泡沫加剧了金融风险。首先,房地产泡沫导致杠杠过高。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房地产去库存的任务,通过加杠杆的方式,降低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及首付比例,吸引民众买房。一些购房者使用首付贷、消费贷等形式加杠杆,导致债务风险上升。未来如果房价大幅下跌,消费者个人会面临信用违约风险,银行的不良率会大幅上升。其次,房地产泡沫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是极易产生高杠杆、滋生泡沫的领域,近些年的房价飙涨几乎与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流动性过剩完全同步。随着楼市价格飙升,很多实体企业把钱转投到楼市中,导致实体经济发展资金不足,而背负巨额房贷的“房奴”也没有资金拉动内需消费。央行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拉动消费,需要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再次,房地产泡沫导致国内外流动性波动。国内外多年积累的流动性和当前宽松的货币环境,推动国内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如果美联储加息导致全球流动性紧缩或中国资本外流加剧,楼市继续上涨的预期可能发生改变。房地产政策收紧,必然要挤出一部分资金,结果无非是资金进入股市、实体经济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或者资金逃离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防控金融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房地产泡沫。

(4)考虑每个参数的采样细节。考虑到每个参数值的增量变化。例如:如果探测器有2个参数,那么初始采样是4×4,第2个和第3个采样数量分别是7×4和4×7。步骤2和步骤3对于新采样重新进行,并且能够保持具有最佳的ROC曲线。这种自适应细化至少持续两次,直到ROC曲线下降到曲线下方面积的5%以下[12-13]。该方法主要是为边缘检测器设计的,误报率由以下因素决定:

继电保护装置整机智能测试系统(Relay protection device intelligent test system ,RPDITS))有以下及部分组成:条码扫描仪,测试控制中心计算机,整机测试仪,高精度程控源,若干管理装置,标签打印机,若干气阀及气源等组成,见图1。

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在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一系列波动之后,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中国金融业进入了风险集中爆发期,金融风险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集中表现为金融风险点多面广,违法违规乱象丛生,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各类风险隐患较多,金融体系脆弱性明显上升。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82.

指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

李扬.金融学大辞典[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703.

龚雯,许志峰,吴秋余.开局首季问大势[N].人民日报,2016-05-09(01).

流动性危机[J].天津经济,2013,(08):86.

林建海,刘菲.全球携手应对经济金融风险与挑战[N].经济参考报,2016-04-27.

孟凡霞.存量20万亿 理财疾增难掩银行压力[N].北京商报,2016-01-04.

http://bond.hexun.com/2016-05-03/183662699.html

李扬.金融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560.

李扬.金融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563-564.

http://www.sdnews.com.cn/news/gn/201709/t20170919_2294995.html

李扬.金融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1220.

毕夫.让住房市场回归到基本居住功能上来[N].中国青年报,2017-02-06(02).

高惺惟.当前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点剖析与防范对策[N].银行家,2017,(07).

http://news.10jqka.com.cn/20160617/c591030818.shtml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姜卫平
《攀登》 2018年第02期
《攀登》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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