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闾（？—502），本名高驴，字阎士，渔阳郡雍奴（今天津武清区）人。史载其年少好学，博览经史，文章俊逸；太武时拜为中书博士，后迁为中书侍郎；文明太后临朝执政时，非常重视高闾，“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于禁内，参决大政”，适时，他和高允并称“二高”，赐爵安乐子；孝文帝时，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后官至中书监；世宗元恪朝初，年老辞官，特优授金印紫授光禄大夫。景明三年（502），卒于家中，赠镇北将军、幽州刺史，谥号文侯。高闾一生“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在北魏政治舞台上活动多达半个世纪，魏收形象客观地评价其为“一代伟人”[1]1196。高闾作为北魏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他留下的著述多是奏议文，奏议文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臣僚或者地方长官在行使其参政议政权利时向国君呈献的陈请或论议类的文书。我们耳熟能详的记录奏议文的典籍就是严可均先生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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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闾13篇奏议文均收录在严可均《全后魏文》卷三十（《全后魏文》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一个部分），分别为：《谏讨淮北表》《议断禄表》 《请筑长城表》 《应诏陈损益表》《谏应曹虎表》 《论淮南不宜留戍表》 《请使公孙崇韩显宗参知音律表》 《请裁邺中密后应罢应新表》 《对诏议》 《六宗议》 《王德议》 《既葬即吉议》以及《至德颂（并表）》。

一、高闾之奏议文分类

高闾的13篇著述根据其思想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七类，分别是：论战争的奏议文、论俸禄的奏议文、论边防重镇的奏议文、论自然灾害的奏议文、论音律的奏议文、论祭祀礼仪的奏议文以及论民族问题的奏议文。

（一）论战争的奏议文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经常出现多国并存的现象。北魏（386—557）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魏建立后，先后征服后燕，攻打南朝，大败胡夏，大破柔然，降服平凉，平定六镇之乱等等，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战争。战争的频繁，使统治者往往非常注意听取臣僚对战争的意见，臣僚也乐于陈述己见，以供采纳。

最后，整顿吏治。高闾建议整顿吏治，提出了诸如“集见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狱者，重加究察。轻者即可决遣，重者定状以闻”“罢非急之作”等措施，这样一来，部分轻犯得到了释放，转化为社会生产的劳动力人手；重犯减刑，有利于稳定民心；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狱政负担。

由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止战文的一些特点。首先，体现了“富国强兵，力农畜谷”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历来是我国古代明君的核心政治思想之一，只有君王重民贵民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在文中，高闾作为一代贤臣，他认为止战的根本目的，不是彻底消灭战争，而是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强调休养生息、润泽百姓，惟有国力强盛，根基稳固，以民为本，才能制敌取胜。其次，体现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通变理论。《孙子·九变》曰：“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3]即在战争过程中道路的选择、攻打的对象、城池的夺取，都不应该墨守成规，而是要根据实际环境，灵活变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篇止战文深刻地蕴藏着这种变通的观念，高闾在文章中说道：“淮北之城，凡有五处，难易相兼，皆须攻击。然攻守难图，力悬百倍，反覆思量，未见其利”[2]1726。他高瞻远瞩，理性地分析了这场战争未来的发展趋势，弊大于利，所以不应该在乎当下的得失。这种灵活的变通其实在深层次上体现的还是古代贤臣的民本思想。

（二）论俸禄的奏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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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淮南王提出的依旧例断禄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上《议断禄表》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驳斥断禄的建议，认为淮南之议颇为荒谬。文章首先从理论上指出臣僚辅佐君主，领取俸禄，养家糊口，忠于帝王，实为长久之策。接下来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此制施行已久，成效颇大，如今更改，道理全无。最后对比现实指出：“今给其棒，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1]1198说明如果不赏赐食禄的话，贪官就有借口任意为非作歹，而清廉的官吏就难以维持。这篇奏议文极富逻辑性，层层递进，从三方面阐述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生活负担就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最终，冯太后和孝文帝接受了高闾的意见，使俸禄制得以继续实施，同时加剧了北魏汉化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出，高闾对北魏俸禄制的推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很可能就是俸禄制主要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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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边防重镇的奏议文

任何一个朝代都非常重视边防问题，北魏也不例外。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北魏修长城、设六镇，以期保护内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常发展。高闾关于边防重镇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奏议文中，分别是《请筑长城表》和《论淮南不宜留戍表》。

第三，从人物塑造来看，有两类典型人物。一类是圣明君主的形象。古代臣子上表时为了使皇帝采纳自己的意见，表文中常掺杂着很多歌功颂德的文字。在高闾的奏议文中，也塑造了圣明君主的形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在《至德颂（并表）》中，高闾大力称赞拓跋弘，由此可看出高闾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忠君思想，他在政治上的得宠离不开对拓跋君主的大力颂扬。另一类是贤明臣子的形象。在《请使公孙崇韩显宗参知音律表》中，高闾向皇帝推荐了两位人物，一位是公孙崇，高闾称赞他“聪敏精勤，有“挈瓶之智”，喜欢与人讨论乐律，并且自己著书《钟磬志议》二卷；另一位是韩显宗，高闾称赞他“博闻强识，颇有史才，粗解音律”。借此可看出这两位均是音律方面的人才，说明了北魏时期对于编订音律的重视。

在《论淮南不宜留戍表》中，高闾论述了淮南不宜留戍的原因。开篇先点出国家占领淮南之地后，“欲留戍淮南，招抚新附”。然后说明自己对此举的不同看法，“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大镇的重要作用，万万不能因小失大。最后歌功颂德以备采纳。在这篇表文中高闾旨在提醒孝文帝，当前尚无充足的实力占领淮南，因此迁徙淮南兵民于淮北以图再举更为明智。由此可见，北魏对边境地区的经略需经常从内地调拨人畜加以充实。整篇文章可谓通俗易懂，可看出高闾长远的边防重镇策略，这非常有利于皇帝进行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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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两篇著述不难看出，北魏时期的边患危机，无论是长城的修筑还是淮阴重镇的把守，既有利于解决北魏的军粮问题和巩固其边防，又有利于发展北魏的农业经济。

（四）论自然灾害的奏议文

从古至今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总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在直接防卫能力较弱的古代社会，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更为触目惊心，北魏时期的自然灾害亦如此。高闾的奏议文中有一篇比较特殊的论文——《应诏陈损益表》，这是高闾奉癸未诏书而作的文章，向皇帝陈述自然灾害影响下的国家损益。通过这篇奏议文，可以看到北魏旱灾之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救灾措施。

听了几位同学的发言，全班一片静默，看得出很多孩子在消化B组几位同学的发言，在思考他们话中的观点，我的心中也颇有触动，从教这些年来，面对这样的文章，一般是一片叫好声，这样的质疑之声还是第一次听到，但细思量感觉还真是挺有道理呢。

首先，赈济粮食。这是自然灾害发生后国家所能采取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救灾措施。高闾在文中提到异地调运赈粮措施主要包括移粟就民和移民就粟两种方法。移粟就民是把粮食从储备丰富的地方调运到受灾地区，解决受灾地区黎民百姓的生计问题。高闾上书建议：“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随运以溢（益）其处。”[2]1727而移民就粟是把受灾地区的人口移民至没有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物产丰富的地区。高闾建议：“窃以北镇新徙，家业未就，思亲恋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难以御敌。可宽其往来，颇使欣慰，开云中马城之食（仓）以贩恤之，足以感德，致力边境矣”[2]1727，“清道路，态其东西，随丰逐食，贫富相赡”[2]1727。孝文帝均采纳了以上两点建议。国家出面解决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问题，有效避免了灾民盲目流动导致的社会混乱局面，促进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其次，减免租调。高祖太和十四年（490）秋天，因春夏少雨部分地区旱灾，造成粮食减产，高闾在《应诏陈损益表》提出“薄赋贱来”，就是要减轻百姓的赋税，这简单的四个字成为了安抚灾民的有效措施之一。

再次，罢减享用。北方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国家的救灾物资常常供不应求，北魏政府常通过节约，积累一定的粮食、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对于辅助救灾非常有利。高闾在文中提到“放无用之兽”，在灾后释放禽兽并下令禁止蓄养。说的就是统治者以身作则在罢减享用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高闾现存的关于战争的奏议文是《谏讨淮北表》，从内容上看也可将其视为一篇止战文。所谓止战文，就是以阻止战争发生或中断战争进程为目的的文章，主要以诏书、上疏、表文为主。止战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带来的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以及物资浪费。太和三年（479），皇帝出师讨淮北，高闾作《谏讨淮北表》，此篇奏议文首先表达忠诚进言之意，以期言者无罪，“伏见庙算有事淮海，虽成事不说，犹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于军旅，尤所不学。直以无讳之朝，敢肆狂警，区区短见，窃有所疑”[2]1726。接下来直奔主题，将出师讨伐淮北的四点弊端一一列出：“天下太平，不宜轻易发动战争；淮北易守难攻，双方力量悬殊大；发兵远入，物资浪费；征战时间太长”，言简意赅，观点明确。最后点明主旨，请求皇帝即刻罢兵，“伏愿思此四疑，时速返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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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应诏陈损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统治者在面对自然灾害时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措施。虽然救灾体系尚未健全，但是这些救灾措施有利于挽救黎民百姓的生命，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平衡，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论音律的奏议文

通过阅读分析高闾的奏论文，我们可以总结出他文章的一些艺术特色，进而为研究北魏时期奏议文整体的艺术特色奠定基础。

在《请使公孙崇韩显宗参知音律表》一文中，高闾讨论了关于音律的问题。开篇先引出来“律”之重要性，“《书》称‘同律度量衡’，论云‘谨权量，审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务，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为首”[2]1728。接着写了自己主持修订乐律。是时，他和皇宗博士孙惠蔚、太乐令公孙崇依汉代京房的方法，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律准。紧接着介绍了两位在音律方面颇有建树的人物：公孙崇和韩显宗。由此可见，北魏还是非常重视乐律的制定以及修订的。同时对于修正音律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有所记录：“太和中诏中书监高闾修正音律，久未能定也”[2]1728。北魏时乐律学的发展是中国乐律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为隋唐音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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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祭祀礼仪的奏议文

从古至今，中国都以礼义之邦著称。北魏虽然是由少数民族建国，但它的礼仪制度在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的同时，很多方面都参照了汉族政权相关的礼仪制度。高闾关于祭祀的奏议文有三篇，分别是《请裁邺中密后应罢应新表》，《对诏议》和《六宗议》。由此可见，祭祀礼仪在北魏是相当盛行的。

在《请裁邺中密后应罢应新表》中，北魏太武帝神廉三年九月，太武帝“立密皇太后庙于邺”。邺城为其生母密太后的家乡，“置庙户十家，斋官三十人。春秋烝尝，冠服从事，刺史具威仪，亲行荐酌，升降揖让，与七庙同仪，礼毕，撤会而罢”[1]1198。与北魏初期宗庙祭祀相比，这种祭祀规格是相当高的，鲜明的反映了太武帝对生母的追思与怀念。

在《对诏议》中，首先出现了“议”这种文体，这是上给皇帝议论得失的奏表的一种，可以说也是奏议文的一种。这篇论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应遵循郑玄以“禘”“祫”为二种不同的祭祀礼仪，还是遵循王肃以“禘”“祫”为同一种祭礼仪。高闾认为，宗庙“禘”“祫”祭礼制问题上应遵循王肃学说。理由如下：鲁国先祖周公为周王室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周天子赐鲁国可以用天子礼仪举行祭礼，但鲁国没有举行圆丘祭天礼的权力，因而将祭天之“禘祫”礼用于宗庙，成为祭祖礼仪之一。由于鲁国宗庙先前已经有“禘”祭礼，故“禘”“祫”两种祭礼并行。在宗庙“禘”“祫”祭礼制问题上应遵循王肃学说。

在《六宗议》中，文章虽然简短，但是引经论典说明高闾独到的观点，即“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总为一祀而祭之”[2]1728。

从这三篇关于祭祀的奏议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北魏汉化的进程。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要想在中原大地存在和发展下去，北魏在祭祀上很多是效仿中原的，他们尊崇孔子，学习中原的《书》《礼》，在祭祀信仰上越来越接近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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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民族问题的奏议文

高闾作为北魏时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民族观主要体现在《至德颂（并表）》和《王德议》这两篇文章中。“所谓民族观就是一种关系思想，民族关系里的正统观实质上就是民族观。”[6]北魏虽然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北魏政权搜罗了不少的汉族士大夫，这些汉人在与少数民族合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北魏政权合法性的承认，便是对北魏统治者的认识与评价。

北魏皇兴五年（471）八月，拓跋弘传位于其子拓跋元宏，高闾作《至德颂》，颂扬拓跋君主以及北魏政权。在文章中先简略地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情况，然后在心目中制定一个中国王朝的正统序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闾跳过其他朝代，将北魏直接看成是顺承夏、商、周、汉的王朝，这在北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强有力的证明了北魏的正统地位。另外，高闾在《至德颂》序和颂词中把拓跋弘看成是“创制改物”的“应天之圣君”，将其传位比附于“唐尧禅让”，将其文治武功赞为可比肩于熙周隆汉。高闾如此赤裸裸的歌功颂德，反映出来他的民族观，这说明北魏上层胡汉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进一步加深。综上所述，高闾认为民族的不同不是靠血统来区分的，凡在中原建国的统治者均应属于华夏正统。

高闾的民族观还从其关于王朝五德行次的言论中表现出来，主要体现在《王德议》中。“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发端于先秦，定型于汉代。”[4]高闾的五德行次之论，自然是为了证明北魏的正统。在文中他肯定了以前的各个王朝，无论是昏暴之君还是贤明之君都是受命于天而得帝位的，都应该是正统。接着，他在一番铺垫之后列出汉以后诸王朝的正统世次，并将北魏定为土德。并给了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前赵、前燕、前秦正统地位，他认为赵、秦、燕不仅一统于华夏，而且与汉政权一样同属华夏正统。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5]，汉人从来都是以汉政权为正统，这种思想连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认同，高闾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士大夫能有这样高远的观点，实在难能可贵。他的五德行次论可以说是对儒家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从语言来看，高闾的奏议文多用平白如话的语言，骈散结合。表文中既有三字、四字的短句，也有十几字的长句。如《论淮南不宜留戍表》中，“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虽翦枝竭流，终不可绝矣。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2]1742。在这里，为了说理运用了散句，散句形式的自由多样有利于增强文章的气势与情感，在今昔对比中说明不能因小失大的道理。相较而言，骈句多以整齐的四字句为主要形式，在铺排中有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最典型的就是《至德颂（并表）》，主体部分全部都是整齐划一的四字句，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营造了典雅的文风。

二、高闾奏议文艺术特色

北魏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对汉文化采取积极的吸收方针，这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颇有成果。其中，北魏乐律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乐律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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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行文来看，高闾的奏议文脉络清晰，富于条理，务求明白晓畅。若一文议一事，多依据逻辑顺序，清楚道来。如《谏讨淮北表》，非常清晰的列举自己的疑虑，“……疑一也。……疑二也。……疑三也。……疑四也”，行文一目了然。若一文议数事，往往条分缕析，逐一说明。如《请筑长城表》，依次说明了治国之道，修筑长城的计划和有利之处，层层深入，理由明确。

由图1可知，微波干燥前6 min干燥速率保持较高水平，因为微波干燥的加热均匀性的特点，草果表面和内部水分很快得到热量而迅速蒸发，在温度梯度、蒸气压梯度的共同驱使下快速向外蒸发；在6 min之后，内部的温度梯度、蒸气压梯度优势不再明显，草果细胞的干燥收缩使得向外扩散阻力逐渐增大，干燥速率明显下降。微波干燥草果过程整体呈现出降速干燥规律[11]，符合微波干燥的典型内部条件控制特征。

综上所述，高闾对于民族的看法不再拘泥于前代，他从文化的角度重新看待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第一次将少数民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的观点为考察北魏胡汉民族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在《请筑长城表》中，高闾详细地论述了修筑长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开篇引入了修筑长城的背景——北狄如同禽兽般悍愚，善于野战，散居野泽，随逐水草。历代之所以成为边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出没无常，敌人众多我军难以应战，相互围逼也难以制之。接着引经据典提出，周王、赵灵王、秦始皇、孝武帝皆为帝王中的雄杰之人，同样非常重视长城的修筑。在《易》中也强调了长城的重要地理位置，可以看出长城的防御作用十分强大。然后论述了自己对于训练军队，排兵布阵的具体计划，七月发兵六万，分为三军，各备戎作之具，八月与六镇之兵汇合，扬威漠北，与北狄决战，之后最为重要的就是修筑长城了，文中这样写到：“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2]1731。这其实也是采用军事屯垦的方法来解决北镇的军粮问题，力求在经济上达到自给。最后列出修筑长城的五点有利之处，“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2]1732。高闾对于边防的论述详尽且清晰，从中可以看出北魏时存在一定的边防危机。为确保国家安定，修筑长城是非常必要的一项重大措施。

第四，从修辞手法来看，高闾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其中，对比的运用较为广泛，如“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镇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犹过数方。角城蕞尔，处在淮北，去淮阳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围历时，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数倍。今以向热，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难以恩恤”[2]1727。通过今昔对比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及感染力，既让读者了解了历史又在对比之中明白了现状。对偶手法给人一种结构整齐的美感。如“庶民均其赋，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业之用”[2]1727；“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2]1728。把君臣列在一起并运用对偶的手法，音律和谐，节奏明快。反问手法用疑问的形式表达肯定的回答。如“以斯关之，如何可改？”[2]1725在反问的过程中，能够看出作者的感情倾向，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为文章奠定一种激昂的感情基调。比喻的修辞手法在表文写作中运用较少，如“北狄悍愚，同于禽兽”[2]1729，由此可见北狄的凶猛和强悍。

翻阅史籍发现，北魏开国近百年间“官无禄力”，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六月下诏班禄。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先前也有零星的记载，但在孝文帝班禄后，俸禄制逐渐定型和走向成熟，北魏政权也日益稳定。

第五，从抒情方式来看，间接抒情是奏议文最主要的抒情方式。间接抒情包括以事抒情、借景抒情和用典抒情三种。高闾的奏议文多以事抒情，在事件的叙述中掺杂自己的情感，往往能够感动人心。如在《至德颂（并表）》中，对于拓跋弘将帝位传予其子拓跋元宏（孝文帝）这一举动，本是拓跋弘被逼的结果，但高闾却称赞他的禅让为高尚行为，字里行间表现出自己的观点。高闾的奏议文中借景抒情的情况并不多，但饱含感情的景物描写却能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情感态度且过目难忘，如“以春夏少雨，忧饥馑之方臻，愍黎元之伤瘁”[2]1727，寥寥几笔就能看出旱灾给北魏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他的奏议文中最重要的就是用典抒情，如“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2]1730。借前代明君重视长城的修筑，来劝谏当下国君应关注边防问题。

第六，从文风来看，高闾的文章以质朴务实而著称。他的奏议文切于时政，益治利民，冯太后重用高闾等汉人文官，嘉纳雅言；孝文帝汉化改革内容诸如建官制，定律令，崇礼乐等措施在高闾的奏议文中均可清晰的看到，可以说他的奏议文是拓跋氏政权走过一个半世纪风雨进程之历史见证。与此相应的就是在文风方面质朴平实，不事华藻，亦有汉魏余绪。

三、结语

高闾为冯太后时期的一代名臣，他聪颖睿智，长于文辞。《魏书》本传云，高闾“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之，“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高闾辅政敢于直谏，“于朝廷广众之中，则谈论锋起，人莫能敌”。他的奏议文呈现质朴平实之文风，理从简实，辞无烦华。这不仅与游牧民族尚武习气、务实作风有关，更是在执政者大力倡导之下确立的独特文风。总体而言，整个北魏时期的奏议文承袭汉魏遗风，以务实尚朴为主要特色，体现了奏议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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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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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54.

[5]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4.

当踏入校园，走上讲台，真正成为一名教师后，每个新教师又会经历一段内心的矛盾、冲突、迷茫、怀疑、思考、调整、适应的过程。你会发现，书没那么好教，课堂没那么容易管理，学生或许也没那么听话，老师也没那么好当。当然，前提是你想成为一名“好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思考“我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生们？太严厉了学生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太宽松了学生们会不会松懈懒散？怎样做才能最有利于学生将来的成长和发展？”，如此这般纠结思考，学习参照，你才会慢慢开始找到做老师的感觉。

[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23.

[7]傅业庶.刘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8]黎翔风.管厂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病理学是一门医学主干课程，通过对病变形态的观察研究病变发生发展的本质，为学生向临床领域过渡打下牢固基础。病理实验是病理学教学的重要环节，而实验报告是其重要的教学手段，它是衡量实验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也是师生之间的桥梁纽带。因此，病理实验报告的改革也是我们探索如何提高实验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显微数码互动系统、数字切片网络教学[1-3]等在我校病理实验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我们充分利用已有条件，结合实际情况并参阅文献[4-8]制定了符合学情的电子实验报告，现就在应用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分享给大家。

[9]张德寿.高闾民族观述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13（2）：19-26.

[10]郭善兵.北魏皇帝宗庙祭祖制度考论[J].泰山学院学报，2008，30（2）：59-63.

[11]仇海平.秦汉魏晋南北朝奏议文研究[D].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