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 言

广义上新发传染病主要包括新发现、新出现和重新出现（或流行）的传染病[1]，是当前全球传染病防控面临的共同难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新发传染病已有40余种，其中70%以上源自动物或媒介生物，其暴发频率呈快速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耐药或人群免疫水平降低等因素，使得过去基本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再发，如肺结核、狂犬病、血吸虫病等；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社会因素的变化，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如SARS冠状病毒[2]所引起的SARS疫情，新型H7N9禽流感[3-4]以及O139霍乱弧菌所引起的新型霍乱[5]。虽然我国每年用于新发传染病防控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6]，但新发传染病对国民生产各个领域仍然造成了不可估算的损失。目前新发传染病防控难点主要有：①对动物携带病原体谱了解甚少，因此难以预测和及时应对潜在的新发传染病；②病原体在动物和人群中的传播存在大量隐性感染，导致疫情难以得到彻底控制；③现有的疫病监测系统主要是以医院为哨点的被动监测，往往疫病从动物和高危人群扩散到一般人群后才被发现和重视；④医疗、卫生、农业等部门尚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深，给我国传染病防控带来严峻挑战。

2002—2003年的SARS疫情，曾给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疫情席卷了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了8098个病例，导致774人死亡[7]。在我国，SARS传播期间与患者密切接触的数万相关人员被强制隔离；与其他国家间的人员往来频率骤降，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8-9]。2012年9月，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疫情在中东暴发，病原体为MERS冠状病毒。目前全球已有837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其中291例死亡[10]。2015年5月29日，我国广东省确诊了首例MERS输入性病例，病例源自韩国，引起国内极大关注[11]。禽流感不仅给我国养殖业以及相关行业（如禽肉产品的国际贸易、动物保健品、饲料业等）造成了巨大打击[12-13]，也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所有研究患者给予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明确冠状动脉狭窄程度。采用Judkin法，用国际通用的直径法进行评估；①最少一支冠状动脉直径在50%以上狭窄即确诊为冠心病；②根据主要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冠状动脉狭窄≥50%）分为单支，双支，三支病变；左主干病变按同时累及前降支和回旋支计算。③采用改良Gensini评分系统计算冠状动脉病变积分。

1997年中国香港首次报道了18例人感染H5N1禽流感病例[14]，其中6例死亡，随后又有15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疫情[15]。2003年以来人感染H5N1型禽流感病例陆续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埃及、柬埔寨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被发现，全球累计报告病例628例，死亡374例，病死率为59.55%。其中我国累计报告45例，死亡30例，病死率达到66.67%[16]。2013年3月，中国报告了全球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截至2016年11月底，全球共报告805例确诊病例，其中中国大陆782例，其余分布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加拿大和马来西亚[17]。最新的文献表明，自2013年3月31日—2017年8月7日，仅中国大陆就已经报告了1557例感染者，其中605例患者死亡，疫情相当严峻[18]。新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已经对M2离子通道阻滞剂耐药，新药物研发迫在眉睫，而且目前还没有可以投入使用的疫苗[19]，防控难度极大。

地基处理后，新路竣工运营20 a后，路堤表面最大工后沉降为2.2 cm，在此沉降变形作用下，路面各结构层的拉应力云图，如图7所示。

4.1 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的被动防控模式 这一防控策略突出表现在SARS疫情暴发期间。在SARS疫情期间，绝大多数领域的工作者和群众对信息的了解都远远滞后于疫情的快速进展[44]。这种“保密”政策在初期可能起到一定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随后疾病的破坏性后果会掩盖这种政策带来的好处，并且在社会上滋生流言造成恐慌。这种恐慌最终加大了疾病防控的难度，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缺乏信息透明度，而信息公开或者信息共享是跨部门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此后，我国吸取了SARS时期的疾病防控经验，在疾病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进一步改善信息的准确度和透明度仍然十分必要。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登革热疫情得到控制的部分国家或地区，又重新暴发疫情，并且以往主要以输入性病例为主的地区开始向地方性流行区转变[28]。我国自1978年广东省佛山市发生登革热暴发流行后，几乎每年都有病例出现，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疫情发生于2014年的广东省，波及20个地市，共报告45 230例患者，其中死亡6例[29-30]。2015年疫情回落，全国总发病人数降至3858例，2016年全国病例数降至2049例[31]。根据最新文献报道，截至2017年8月31日，全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1468例,较2016年同期（831例）增加77%[32]，可以看出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国内，One Health理念也逐渐得到了行业内专家的认可，目前已被纳入我国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十三·五”规划纲要。2014年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立了我国第1个One Health研究中心，同年11月召开了中国首届One Health国际论坛[36]。近几年来一系列以One Health为主题的会议、论坛和活动相继在国内展开，来自不同行业、机构和院校的专家汇聚一堂，积极开展合作研究，推动我国乃至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2 One Health（惟一健康）策略发展历程

One Health策略在上个世纪已经用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3个国家对亨尼帕病毒的防控，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亨尼帕病毒可对人和家畜造成致命的感染，果蝠是其野生储存宿主。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了其生存环境，增加了果蝠与人的接触，进而导致人感染该病毒。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是属于亨尼帕病毒属的2个成员[37]，曾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引起大规模暴发。起初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病毒暴发是源于1994年9月布里斯班地区1匹患病马，该疫情造成了约20匹马和2人死亡。但随后的大规模回顾性调查发现真正的起因在麦基地区[38]。在这次疫情调查过程中多部门进行合作，成立了包括公众，动物健康代表，工作场所卫生、安全代表和工业界代表在内的跨部门小组，提供最新的、有科学依据的最佳执行方案，进而最大程度的控制了亨德拉病毒的传播。多个部门同时参与了案例回访、媒体沟通和跨部门工作报告等工作。官方还与马匹主人和兽医等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广泛的互动，强调了生物安全实践操作的重要性[39]，不仅对马匹等采取了风险管理的策略，还建议对低风险的家养动物和农场环境进行管理，并大力支持针对马匹的亨德拉疫苗的研发[40]，做到从源头上防控。这些跨领域、多部门的协作有效控制了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疫情。

式(1)中：CD阻力系数；A物体裸露部分的截面积； ρ为流体密度；下角标1、2分别为物体暴露空气中和浸没在水中部分的阻力系数、截面积及流体密度。假设定义

3 One Health策略在新发传染病防控中的成功实践

One Health的概念最早来源于1960年Schwabe提出的惟一医学（One Medicine）[33]。针对目前新发传染病防控难题和面临的挑战，2004年9月，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了题为“One World,One Health：Building Inter-disciplinary Bridges to Health in a Globalized World”的会议，颁布了关于人类、养殖动物和野生动物健康问题的《曼哈顿原则》；2009年美国成立了第1个One Health委员会，主要针对新发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抗生素耐药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展研究工作。随后，美国兽医协会、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医学院校协会、美国兽医医学院校协会、美国传染病学会和爱荷华州立大学健康联盟等机构相继加入。201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WHO在河内达成了针对新发传染病“动物-人类-环境界面上共同担当责任，协调全球活动”的共识。2016年起，为推动One Health理念在人类健康事业中的应用，每年的11月3日被设立为国际“One Health Day”[34]。2018年6月，第五届国际One Health会议将在加拿大Saskatoon召开[35]，旨在进一步推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协调发展。

与澳大利亚相似，在应对尼帕病毒暴发的危机时，马来西亚与孟加拉国也都采用了跨部门合作的方法，甚至在后期还引入了国际力量来进行合作[40]。随着政府的支持和各领域专家的努力，马来西亚的疫情在几周内就得到了控制。在此期间，研究人员发现了人感染的危险因素，确定果蝠和猪分别为该病毒的储存宿主及中间宿主，并且发现了猪舍附近种植的果树构成了狐蝠和家猪之间的病原体传播的关键环节[41]，而生猪贸易和蝙蝠迁徙飞行促进了尼帕病毒的进一步扩散[42]。这些研究促使牲畜围栏附近禁止种植果树的规定出台，从而迅速地控制了疫情。

我国的传染病防控策略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在从以临床治疗为主的被动防治向主动监测、积极应对的方向转变[43]。然而从既往经历来看，我国在传染病防控特别是多部门间合作方面仍须改善。

4 我国新发传染病防控存在的问题

不久后，孟加拉国也发现了相似疫情，在总结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防控经验后，孟加拉国在确认疫情后就采取了一系列One Health研究和行动，成功控制了疫情。这些成功案例，从疾病的暴发、流行病学调查、传播机制研究过程中，公共卫生、人类临床医疗、兽医等部门间的密切合作都充分体现了One Health的理念，显示了One Health策略在新发传染病防控的重要作用。

寨卡病毒作为一种虫媒病毒，1952年首次在人体中被分离出来，在过去的60年间流行于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岛屿地区，近年来在美洲发生大规模暴发[20]，目前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病例报告，累计报告病例达206 458例，其中48个国家或地区系2015年以来首次发现该病[21-23]。2016年2月，我国江西省报告了第1例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24]，截至2017年，我国累计报告输入性病例25例[25]。我国存在2种寨卡病毒的传播媒介（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26]，2016年在贵州省采集的蚊虫标本中分离到寨卡病毒[27]，因此须警惕该病毒自国外输入和本地传播扩散。

4.2 以保护局部经济利益为前提的被动防控模式 在H7N9禽流感暴发初期，由于病毒对禽类表现为低致病性，禽类临床症状表现轻微或无症状[45]，然而在人群中，却导致了1557例感染者，其中605例患者死亡。由于疾病危害的不对等性，养殖业者、农业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早期对于H7N9禽流感的防控持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对于病毒来源有所争论。出于各自利益保护的目的，不同部门或利益相关者尚不能真正联合起来，这加重了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阻碍了有效政策的制定与贯彻实施。

2.1.2 水土流失严重 全县属半干旱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地形支离破碎，沟壑密度大，达2.7 km/km2。由于降水相对集中，土壤质地疏松，植被稀少，山地面积大，造成水土流失严重，表土层逐渐减薄，肥力下降，含水量减少，抗旱能力减弱。且因花椒根系分布浅，水土流失不利花椒对肥料的吸收，容易发生旱情。

基于上述2种防控模式的弊端和经验，笔者希望并致力于推动建立第3种疾病防控模式：基于One Health策略的主动应对模式，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协调发展。尽管将不同领域、不同利益相关者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整体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带来长久而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不仅有助于快速控制疫情，还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在策略上进行更高水平的预算和资源分配，显著降低人力、物力资源成本 [40，46]。

5 应用One Health策略，变被动防控为主动应对

新发传染病给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有文献指出近30年来，新发传染病中有70%为人兽共患病[47]，这可能是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副作用之一[48]。全世界正面临着新发传染病、食品安全、抗生素耐药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49]，比如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可能通过稀释效应增加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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