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是由HIV感染引起的严重慢性传染病。据2016年WHO发布数据显示，全球1/6 的AIDS相关死亡病例和1/9 的新发HIV感染病例是15岁以下儿童[1]。AIDS患儿常出现全身多个系统损害，同时由于免疫功能的下降会发生各种机会性感染伴发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病情进展迅速且较成人更为复杂[2]。在非洲、亚洲尤其是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HIV/AIDS是儿童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3]。我国HIV/AIDS疫情仍然处于增长期，据估计，我国现存活的15 岁以下HIV/AIDS儿童约有8000 例[4]。目前关于云南省HIV/AIDS儿童病例临床报道较少，本文对2006年1月—2015年12月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艾滋病关爱中心收治的5个月～15岁因HIV/AIDS相关疾病住院患儿的临床特征进行回顾分析，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6年1月—2015年12月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因HIV/AIDS相关疾病收治住院的5 个月～15岁患儿82例。纳入标准：年龄≥18个月者，经酶联免疫吸附实验和蛋白印迹法确证实验证实HIV抗体均为阳性；年龄＜18个月者，2次HIV病毒学检测（HIV RNA和/或HIV DNA）均为阳性。

1.2 研究方法 对82例HIV/AIDS患儿的人口学资料、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临床转归等结果进行分析。采用WHO发布的2009版儿童0～18岁体格发育评价标准评价患儿生长发育情况[5]。评价结果采用三等分法表示，即将本组患儿身高及体质量分别与同年龄同性别标准值比较，若测得身高及体质量值＞（X+2SD）为上等，X±2SD为中等，＜X-2SD为下等。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计数及CD4+ T淋巴细胞百分比检测采用流式细胞技术（美国BD公司提供的四色荧光标记单克隆抗体和Calibur 流式细胞仪）检测。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计算相应的频数、发生率或构成比。

2 结 果

2.1 人口学资料及HIV感染途径 本研究共收集HIV/AIDS 患儿82 例，男47 例，女35例，男女比例为1.34∶1。年龄为5个月～15岁，其中1岁以下3例（3.66%），1～6岁17例（20.73%），6～15岁62例（75.61%）。HIV感染途径：母婴传播77例（93.90%），感染途径不明5例（6.09%）。此5例患儿中男3例，女2例，平均年龄6.9岁（4～9岁），且均无HIV母婴传播的直接证据（包括母亲已死亡，母亲HIV感染状况不明或母亲HIV抗体检测确诊为阴性），同时均无法排除血液传播可能。患儿籍贯及居住地来自云南省13个州市，占全省16个州市的81.25%。此外，本研究中94.80%的HIV阳性母亲于妊娠晚期才开始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或围产期未接受HIV母婴传播预防综合干预措施。

在本研究中，82例HIV/AIDS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生长发育障碍和/或营养不良等典型的临床表现。Newell等[8]对1403例未感染HIV的儿童及184例HIV感染儿童进行为期10年随访观察发现，与未感染 HIV的儿童相比，HIV阳性儿童的身高和体质量分别比平均低7.5 cm和 7 kg，并且差异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同时已经接受ART的儿童中身高和体质量增加的评分都大幅度提高。本研究评价患儿身高及体质量时均未开始ART，结果显示以身高受影响更为显著，值得关注。

2.2.2 常见的机会性感染 82例HIV/AIDS患儿发生感染最多的部位是呼吸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82例HIV/AIDS患儿中有60例发生至少1种机会性感染，常见的前3位机会性感染是细菌性肺炎25例，结核24例，鹅口疮16例，无确诊的马尼菲青霉菌病患儿（见表2）。本组HIV/AIDS患儿中31例合并有2种及2种以上机会性感染，占病例总数的37.80%，以细菌性肺炎合并鹅口疮常见。82例患儿经治疗后好转77例，未愈死亡5例。

㉝万远新:《世界的显现与显现的世界——试析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体性世界观》，《江汉学术》2017年第1期。

2.2.1 常见症状 82例HIV/AIDS 患儿以慢性或反复咳嗽、持续或反复发热为最常见症状，其他症状见表1。

表1 82例HIV/AIDS患儿的主要临床症状 Table 1 Clinical symptoms of 82 hospitalized HIV/AID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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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2例HIV/AIDS患儿常见的机会性感染 Table 2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of 82 hospitalized HIV/AID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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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免疫状态分类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儿童HIV感染免疫分类标准[6]，按照患儿年龄及CD4+ T淋巴细胞计数绝对值/百分比确定患儿免疫缺陷状况。结果显示82例患儿免疫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其中免疫抑制重度44 例（53.66%），免疫抑制中度 16 例（19.51%），免疫抑制轻度22例（26.83%）。＞6岁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 1 ～ 1320 个 /μl，中位数 250 个 /μl，1 ～ 6 岁患者为89～1320个/μl，中位数356个/μl（见表3）。

表3 82例HIV/AIDS患儿的CD4+ T细胞绝对计数分布情况（例）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CD4+ T cells absolute count of 82 hospitalized HIV/AIDS children(cases)

年龄(岁) CD4+ T细胞绝对计数(个/μl) 合计＜200 201～500 ＞500＜1 1 2 0 3 1～6 6 9 2 17＞6 26 21 15 62合计 33 32 17 82

进展至AIDS 期的儿童由于免疫功能缺陷，容易发生各种机会性感染。本研究82例HIV/AIDS病例中，60例发生至少1种机会性感染，感染累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皮肤组织等。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为慢性或反复咳嗽以及持续或反复发热。本研究中细菌性肺炎、结核、鹅口疮是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与国内报道结果相符[9-10]，并与国外报道HIV/AIDS儿童机会性感染疾病谱一致[2-3]。但这一结果与云南省及邻近四川省同期住院成人HIV/AIDS机会性感染疾病谱不同[11-12]。本研究患儿机会性感染诊断中无确诊马尼非青霉菌的报告，远低于我省成人患者HIV/AIDS合并马尼非青霉菌感染率（16.60%），针对这一临床现象，值得进一步追踪。另外，本研究患儿中有37.80%合并有2种及2种以上机会性感染，且以细菌性肺炎合并鹅口疮常见。因此，对于生长发育迟缓、持续或反复发热，伴有反复咳嗽、鹅口疮的患儿，临床医生应考虑HIV/AIDS的可能，及时明确诊断。

一个物体在内河航道漂移，受到水流和风力的作用，假设在一定时间Δt内漂移速度相对稳定，那么物体的位置从tn时刻到tn+1时刻的更新为

3 讨 论

本研究中经母婴传播感染的HIV/AIDS患儿有 77例（93.90%），提示母婴传播仍然是云南省儿童HIV感染的主要途径，符合国内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及云南省HIV/AIDS流行特征[7]。此外，本组研究中94.80%的HIV阳性母亲于妊娠晚期及临产时才开始接受ART或围产期完全未接受HIV母婴传播预防综合干预措施，但从本研究中患儿发病的年龄分布可发现，随着近十年来预防HIV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措施在云南推广及落实，HIV阳性母亲晚发现、晚治疗情况有所改善，HIV母婴阻断成效显著，婴幼儿、低龄儿童HIV新发感染有明确减少趋势。

2.2 临床表现

2.4 体格生长状况 本文HIV/AIDS患儿的身高、体质量均受到影响，其中身高受影响更明显。本研究中HIV/AIDS患儿的身高、体质量与同性别标准值比较，无一例患儿的身高和体质量同时处于上等，39例（47.56%）患儿的身高或体质量处于下等，29例（35.37%）患儿的身高或体质量处于中等，其余14例（17.07%）患儿的身高或体质量是仅单项处于上等。本研究中HIV/AIDS患儿以身高不达标更为常见，27例（32.93%）患儿身高处于下等。

在本研究中，82例患儿控制机会性感染并适时开始ART后病情好转77例，死亡5例。5例死亡患儿均为免疫重度抑制患儿，且均合并2种以上机会性感染。死亡直接原因为重症肺炎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与赵清霞等[13]报道的重症HIV/AIDS儿童死因相似。为有效降低HIV/AIDS儿童病死率，应早诊断、早治疗，及时联合小儿重症医学科、呼吸科、神经内科进行综合诊治，以提高重症患儿救治成功率。

此外，本研究 82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免疫功能受抑制，尤其是重度免疫抑制有44 例 （53.66%），确诊HIV/AIDS及开始ART治疗时机均较晚。而自2015年起，WHO及我国均强调所有HIV感染者应尽早开始ART[14]。因此，云南省应当进一步加强对HIV阳性孕妇所分娩婴儿的HIV抗体筛查，尽早明确儿童HIV/AIDS诊断，及时开始ART，旨在抑制HIV复制并有效重建免疫功能，使得HIV/AIDS患儿获得与HIV/AIDS成人相同的长期生存率及良好的生活质量。

这次展览虽然以“2018 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为名，但根据参展艺术家的情况，展览的作品并不局限于中国、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也有英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的艺术家参与，从而形成了一种生发于云南昆明，架构在亚洲和欧洲板块上的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参展的雕塑作品中有的抽象或具象，有的变形或写实，无论是从形的塑造、材质运用还是从表现主题等层面来看，参展作品的差异性构建了展览的多样性，多样性中又包含着艺术家的个性和生活认知，也包含着雕塑家所属国家的现实与历史文化，从而形成以艺术形态所呈现的异国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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