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清代中期渡海禁令逐渐松弛后，大批闽粤先民不畏千辛万苦渡海来台垦殖，胼手胝足开疆辟土，建立地方聚落求生。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气候和社会文化状况，先民在辛劳打拼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天灾人祸的滋扰。因此对于生存在移民社会的台湾汉人来说，慈善救济活动极为重要。完善的地方慈善救助事业不仅能契合儒家文化中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统治理想，更能稳定地方秩序、安定民心、最大程度降低灾祸的影响，从而避免动荡，维持社会发展。如《台湾新竹县志初稿》所记载之清政府在台施行的蠲免措施即是慈善事业的一部分：“清代，每遇国家大喜，则行蠲政，以恤斯民，取其与民同乐之意。或有凶作、饥馑，亦抚恤免租。”[1]（P209）“着将台湾所属一厅四县丙寅年额征共粟十六万余石，全数蠲免。”[1]（P211）

就新竹地区而言，十九世纪后随着汉人社会的建构和地方政权的完备，一系列社会慈善救助事业应运而生。若以慈善事业功能种类为标准，新竹的慈善事业主要分为“抚恤、救济、救荒、行旅保护、妇幼保护、教化、矫正”[1]（P209-235）等种类；以慈善事业发起者为标准，则可分为官府救助、民间救助和官民合力救助。从这样的标准来看，义仓属于官府与民间救助的有机结合，承担着救荒功能，成为专门抚赈饥荒、平抑粮价的慈善救助机构。

本文在爬梳与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清代中后期台湾新竹地区的地方义仓为主要探究对象，研究新竹义仓的历史、布局与管理模式，分析其财务方面的收支运作，关注义仓作为地方社会慈善救助机构在发展历程中存在的特点和不足，以期呈现清代台湾社会慈善救助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和民间力量的重要性，并为今日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

二、新竹义仓的概念、设立与管理

义仓为中国古代地方储粮备荒行为下出现的一种粮食储备设施，多由国家组织、民间参与，最早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设立：“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2]唐太宗主政期间，开始广置：“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3]

早先的动物研究和个案报道中发现早孕期妇女暴露于EFV引起神经管畸形的风险升高，但后来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目前认为EFV可以应用于妊娠各个阶段。由于有研究发现早孕期妇女暴露于DTG引起神经管畸形的风险升高，目前不推荐在妊娠8周内使用DTG。所以对那些有怀孕意愿的或者不采取避孕措施的妇女，应选用不含DTG的其他抗病毒治疗方案。NVP不良反应较多，而且只可以用于CD4+T淋巴细胞＜250个/μL的女性。RPV不能用于HIV病毒载量＞100 000拷贝/mL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的患者。

随后义仓制度几经演化，清朝立国后固定为国家仓储制度下的一类，与常平仓、社仓并立，成为救济本地的备荒机构，以便“帮助弱小和危急中的人”[4]（P10），“顺治时即令州县设常平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常平仓积谷，留本州县备赈；社义仓积谷，留本乡镇备赈；此种储粮备荒，赈灾活民之制，用意甚善。”[5]待至台湾并入清朝版图，政府亦开始对全台仓储逐步完善。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任福建巡抚张伯行命令台湾各县于番社或乡镇设置社仓，由官绅共同捐谷，仓长和乡耆进行管理。因此时台湾汉人社会尚没有完全成熟，因此民众捐立义仓一事暂时被搁置。新竹地区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义仓，则系道光十七年（1837）淡水厅同知娄云创始，其以属地义仓有名无实，促请士绅商贾捐谷设立，但受限于条件，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储备仓库，而是由各家自行保管捐献的粮食，《新竹县志》载：“（娄云创始义仓后）当时未设置仓廒，仓谷即由捐户保管贮藏。”[1]（P218）咸丰元年（1850），淡水厅同知丁日健开始筹划地方义仓之整理，叠谕填补谷物之缺。同治六年（1867），时任同知严金清，立志要将义仓事业扩大，“乃于堑城①堑城，即竹堑，为今日之新竹城。、艋舺二处各设明善堂为义仓”[6]，促请地方士绅捐资捐谷举办。严金清先带头为竹堑义仓捐出一千圆养廉银和一千石谷物，后有乡绅董保乐配合地方士绅认捐谷物，选购新竹城内义仓口街金姓人家的房屋改建而成，共有十二间房。从同治六年九月开工，至次年四月竣工，共花费两千九百七十二元贰角。当时捐资建设与改造仓库的人员名单如下：

随着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以身体消费为中心的感官刺激和感性化追求逐渐成为大学生审美情趣的主流。同时，文化符号也开始由先前的文字、语言更多地被图形图像所替代。这就导致当今部分大学生在审美活动中过多地去注重体验，而不是去多加思考，使他们的审美价值观发生了严重错位，并始终处于被重构、被改革的过程中。而审美价值观与世界观中的社会观、政治观、文化观，与人生观中的自我观、道德观等是密切渗透、相互影响的。因此，这对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此，《新竹县采访册》评价为：“捐谷乃始于娄云，而创建仓廒则始于严金清也。” [6]待到严金清主导的竹堑义仓开始建设以后，新竹各地兴起建设义仓风潮。原因是此时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兴盛使得以新竹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日益壮大。出于对家族地位和声望的追求以及在儒家“仁民爱物”思想的浸淫下，伴随政府的鼓励，当时的士绅和商人大多积极参与义仓事业，陆续捐谷兴建了新埔义仓、南兴内外庄义仓、九芎林义仓等。但除竹堑城义仓外，因汉人各聚落点散布较广，绅商们兴建的义仓多没有实体仓库，粮食一般由各创始绅董自行储藏。依据相关史料对新竹各大义仓所做的统计见下表1。

表1 清代新竹主要大型义仓名称及管理者

资料整理来源：《新竹县采访册》《台湾省新竹县志稿》《淡水厅志》

义仓名称 义仓地点 创始绅董名录南兴内外庄义仓县南三十二里北埔江大宾、姜荣华、黄德福、彭三贵、范阿贵九芎林六庄义仓 县东各处散布詹国和、林希贤、林蔚华、罗在田、刘嵩山、曾清机、吴殿邦、彭德业、郑家茂中港头份义仓县西南二十五里中港、头份叶廷禄、陈云汉、徐琳盛、洪联登、徐拱祥、黄玉堂、钟鸿禧、林用锋新埔咸菜瓮义仓县东二十二里至四十二里新埔、咸菜瓮陈朝纲、姜殿邦、蓝彰、曾阿连、林克铭、黎时雍、曾铭颜、潘清汉、张云龙、范嘉猷、刘维岩、郑吉恩大湖口红毛港义仓县北二十二里大湖口、红毛港张阿龙、罗际青、陈嘉谟、徐国和、戴朝钧、黄玉明、张陈贵、黄阿穆叶从青、廖观福、彭阿福、徐明罗、黄云中、姜连水、温国良、姜阿青、卓廷璋大溪漘白沙墩义仓县北五十余里大溪漘、白沙墩

这么多的义仓在短时间内建立后，如何对其进行管理，使其正常运作发挥作用，成为参与其中的政府官员和士绅们面临的问题。若无法进行有效管理，那么既浪费官员与士绅的心血，也无法在危急时刻起到救荒救人的作用。对此，严金清在取得士绅的配合后将义仓的管理事务分为具体四部份：

一是在粮食捐献收集方面，由地方政府召集地方士绅与商人，以明善堂统称，参与其事的绅商称为各地“明善堂绅董”，行使集体管理之权，由明善堂负责向地方殷商富户劝捐义谷、兴建新的仓廒等。

收竹北二堡后面庄大租税六成，扣实四十三圆三角二辩三周

义仓的作用既然是平稳之年收入粮食贮藏，凶欠之年开仓平抑粮价救人，那么充足的粮食来源和正常的财政收支是义仓管理和有效运作的关键。新竹的地方志对当地义仓的粮食与财务收支状况进行了记载。按照光绪十六年三月钞案及各户禀复案①此类档案散见于《新竹县采访册》及《淡水厅志》。，选取部份摘录收入状况如下：

三是回馈社会与可持续经营方面，建立了附属于竹堑义仓的明善堂义塾，严金清令义仓拨捐“谷三千六百石充作义塾经费，以筹足兴养立教之宗旨”[1]（P219），义塾经费由仓正兼管，并将部份捐谷贷款生息，作为办公维持费用。

四是收纳监察方面，则由地方官员定期对竹堑义仓和各绅商自建义仓进行监督和考核。“其已缴者，是否均已收仓，未缴者曾否催收齐全……分别查明具报，各捐户姓名、谷数清册，呈请核办等。”[1]（P220）

大湖口红毛港义仓收入捐谷八百五十石；全数未收。②此处存疑，《新竹县采访册》与《淡水厅志》中的记载有出入。《新竹县采访册》载全数未收；《淡水厅志》则载：因光绪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大湖口义仓总理苏如海禀称：“大湖口、波罗纹、四湖等庄捐谷五百石，系张荣龙、张裕光、罗廷亮、黄敦仁、陈嘉谟、叶呈祥、戴朝钧等存储，又五百石系红毛港殷实大户积储。”未知确否，姑并存以俟考。按照笔者对光绪年间新竹义仓材料的爬梳，由于士绅配合不佳，当时的义仓已有颓势，大湖口红毛港义仓应该是没有收到这笔八百五十石的捐助。

开销部份为德化社塾师备金及佃首各款经费，计谷一千一百五十三石，明善堂塾师备金及各款经费五百七十三圆六角九辩

三、新竹义仓的财政收支

图4为春节期间PM2.5中水溶性离子与碳组分各自的时间序列图。明显可见，1月27日00～100及2月1日100～2月2日00PM2.5及PM10瞬时升高过程中，SNA大幅增加，尤其NO3-、SO42-、NH4+、OC大幅升高。

竹堑城内义仓，严前淡厅捐谷一千石、林恒茂捐谷二千五百石、郑永承捐谷一千五百石、郊行吴顺记捐谷四千石，共捐谷九千石。内已收谷三千五百三十七石，除建造仓廒一座计工料费用折变谷三千零三十六石八斗外，实存谷五百石零二斗，全数存仓，系仓正林恒茂经理；未收谷五千四百六十三石等由。

南兴内外庄义仓收入捐谷五百五十石，后续又续捐谷八十五石，共计谷六百三十五石。全数收齐，分由各捐户存储；递年粜旧换新，以备青黄不接。各户均出具仓收附案。

九芎林义仓收入捐谷四百石，又续捐谷一百七十一石五斗，共计谷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全数收齐，分由各捐户存储；递年粜旧换新，以备青黄不接。各户均出具仓收附案。后经审查，共计实存谷五百五十七石。核计原储数目，计短少谷一十四石。

随着储藏设施的完备，义仓贮谷受理办法也随之出台：“设仓后以现谷贮藏，每年交换新谷。以资存续，此为平年常时之定例。如逢凶年，即将谷碾成米，以廉价平粜与贫民。粜售之时，又官吏临监，并将款项保管，俟米价降落时，再购新谷填补。”[1]（P219）

第四，财务风险处理。国有企业为了减少财务风险的出现，提高财务风险的问题处理效率，应建立健全企业资金成本的监督制度，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对企业资产管理的比率进行考核，确定适合的资金管理和投放流动资金，提高流动资产的周转率，关注企业的变现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另外，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还应做好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建立风险损失防范基金，减少资产的流失。

具体支出方面，光绪二十一年的文本记录 [1] （P223）里显示日本据台前竹堑义仓及部份绅董义仓平粜支出记录如下表2所示：

表2 日本据台前新竹部份义仓支出记录

义仓所在地 时任绅董 平粜记录竹堑城 林恒茂 光绪二十一年平粜救济贫民六张犁庄 郑家茂 曾平粜救济，年份不详五和庄 罗在田 曾平粜救济，年份不详新埔庄 陈朝纲 未曾平粜，后焚毁九芎林庄 魏缵唐 平粜不详，后焚毁北埔庄 姜绍祖 光绪二十一年平粜救济贫民六十石赤柯坪庄 黄廷亮 光绪二十一年平粜救济贫民八十石埔尾庄 彭捷和 光绪二十一年平粜救济贫民七十石圭油凸 范清汉 曾平粜救济，年份不详

由上表中所见，因光绪二十一年为日本据台之年份，战乱频繁引发饥荒较多，这一时期的新竹各义仓大都曾平粜放粮，救济贫民生存，显示了义仓在关键时刻的作用。此外，新竹的明善堂义塾为义仓所附属，因此义塾的经费收支亦纳入到义仓财政中去进行管理。《新竹县志稿》中保存了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明善堂义塾建成运营五年后的当年收项额及开支经费[1]（P222）：

（明善堂义塾）

收大甲德化社大租谷六成，扣实一千一百五十八石

收竹北二堡后面庄大租税六成，扣实六十八石零一升六合

使用较小的区域来搜索局部最大值,以得到GT角点的最大数量。图6表明了许多GT角点被SUSAN算法的最后一步剔除,只保留了局部最大值并去除了其他不重要的角点。在图像处理过程中,物体之间的大小和距离都很小,因此,这个步骤对在过程结束时保存的地面真实角点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些SUSAN算法变种的误报率比Noble算法要高得多。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规避相关角点的误检,降低误报率。

二是日常管理事务方面，竹堑义仓设置仓正（经理）一人，由其负责储谷和经费的管理，与明善堂进行对接。其余绅董自建的义仓，由其任经理，向政府报备后，自行负责日常事务与粮食贮藏。

收竹北一堡浸水庄小租谷二十九石

收入大小租谷银共计，谷一千二百五十五石零一升六合，银四十三圆三角二辩三周，又红毛港徐熙拱原带纳大租谷八十石及新竹城内中巷瓦屋一座

业户：林恒茂、郑永承；士绅与商号：吴顺记、李陵茂、郑恒升、郑吉利、翁贞记、陈振合、何锦泉、陈沙记、郑利源、恒隆号 [1]（P219）

从上文的描述可见，新竹义仓是由政府官员倡导并进行初始资金挹注，同时延请捐谷的民间士绅组成团队明善堂参与到管理运作中的慈善事业机构。义仓设有专门的仓库人员，制定了日常管理办法，在地方政府监督和民间士绅的参与下运营，用以在青黄不接的灾荒之时作为百姓缓急之需。那么有着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多处分布的新竹义仓事实上整体评价如何呢？在《淡新档案》中有如下记载，为清朝中央政府对台湾义仓的回应：“惟义仓一项，近年各县禀请创设捐储之案，似已不少办理，尚属认真。”[7]（12604.1）来自中央的评价表明在晚清时代包括新竹在内的台湾各地义仓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个中原因，多因为粮食的产量与价格关系到社会民生和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灾荒年份的米价波动会迅速影响大范围的稳定，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妥善处理米价与米量问题，很容易加重饥荒继而产生民怨与暴动，“如果乡村继续匮食，农民陷入绝望，那么社会秩序就不再稳定。”[4]（P341）因此新竹政府和士绅群体对设立义仓有着比较高的积极性，也恰好说明新竹地方义仓的设置分布与管理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比较成功的。

由本部份内容得知，清代新竹义仓的收入主要分为两部份：一是由地方政府挹注初始的成立资金，二是后续的日常经费和粮食收纳主要来源于民间士绅商人认捐的谷物和部份地租；支出方面则主要是将粮食用于平粜救济民众和日常开支，以及供应义仓附设义塾所需的各项经费。因此，新竹义仓的财政平稳基本仰赖于民间士绅商人群体的配合，这突出了绅商群体在新竹慈善事业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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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竹义仓的特点和不足

因政治上的统一与农商经济的发达，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内在要求，清代全国各地的慈善事业兴盛，以养济院、育婴堂、义仓为代表的慈善救助机构繁多。就台湾新竹而言，政府官员的倡导、日渐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士绅商人群体的蓬勃壮大推动了包括义仓在内各项慈善事业的进步。通过前文的描述，能够看到新竹义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1.6 衰弱筛查量表（FRAIL Scale） 方便简单，可通过电话或问卷调查，适于临床评估 由国际营养健康和老年工作组专家选取关于医疗结局、疾病和体质量的5个问题，每项1分，＞2分为衰弱［20］。目前该量表研究不多，其在老年手术患者衰弱评估的效度仍需验证。

（一）官民合力建设

通过对新竹义仓设立进程的考察，可以得知竹堑城义仓发展模式为官方率先倡导并注资创建，由民间士绅出任“明善堂”绅董，负责捐助钱粮维持后续运营；而其他私人义仓则为地方社会知名人士自行筹资举办，存粮则多来自士绅与业户，由士绅个人进行贮藏管理，但要接受官方的正式监督、考核与调拨。可见，“官民合力建设”是新竹义仓建立与运转的重要特点。正是通过这种政府与民间人士两方面的通力合作，新竹义仓方能快速发展，成为地方上“尚属认真”的慈善组织。但在新竹的这种 “官民合作”模式中，地方官府与民间人士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均等的。虽是合作关系，但与内地社会中国家力量完全控制社会力量不同，由于台湾社会的汉人群体比清政权立足更早，这种特殊的整体社会环境使地方官府与官员只能透过行政权力进行提倡和呼吁士绅配合，而无法真正从资金方面控制竹堑义仓。因为义仓的后续运营几乎仰赖士绅支持，若无士绅持续出资则义仓无法维持运转，所谓的监督权和调拨权也时常受到民间阻挠，而士绅所代表的民间力量则成为合作中的强势方，与地方官府的补充角色共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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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渠道多元

由前文可以看出新竹义仓的收入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仅有地方官员的资金注入，更有士绅等民间力量的捐助，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开始走上前台参与社会事务，商人大多通过个人名义或行郊业户集体进行捐助①见前文捐资建设与改造仓库的人员名单，可见商人与商号之参与。除此之外，还有士绅控制下的田地租金等收入。例如士绅雇佣原住民开垦的德化社田产，“每年征收租谷，除给发番丁口粮、支用诸费以外，付堂作义塾经费公用。”②见新竹城藏清代“明善堂经收德化社番大租章程碑”因此新竹义仓及义塾收入渠道的来源可谓多元。

（三）布局新竹多地

因为地方政府的提倡与身体力行，配合士绅商人们当时的大力支持，使同光年间新竹义仓数量众多，遍及全新竹各地，分布较为广泛。除竹堑城内建设有竹堑明善堂义仓之外，距离县城十里到五十里不等的北埔、新埔、红毛港、头份等新竹各村镇，均普遍设置了士绅们捐建的义仓。在这一时期，新竹义仓呈现了布局多地，数量众多的特点。

新竹义仓的设立和发展与新竹地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及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随着国家政策而在新竹落地生根，又伴随民间士绅力量的支持而壮大，对于促进当地慈善事业进步，救济民众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以及义仓建立之初的一些先天性问题的无法解决，新竹义仓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尤其到了清代晚期至日据时期开始后，义仓大多数不堪衰败而被废弃。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收粮欠缺

作为社会救助机构，新竹各义仓在大多数年份收入较为稳定，但是亦有时会面对收粮欠缺的困扰，成为义仓扩大规模的阻碍。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主要是因为部分士绅对于捐粮的不配合。《台湾省新竹地方志稿》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因义仓谷捐纳成积欠佳，淡水同知向焘对绅董谕告督促捐纳”，“倘或未经捐足，亟应赶紧催捐”，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向焘对王国均、刘懋春、庄殿飏、宋椿四人发出谕告，要求“未收谷一百四十石，务限本年六月收齐。”[1]（P221）因此在某些年景，义仓缺粮现象比较严重，或因天灾而导致隔年粮食无法续补，或因绅董不配合而欠纳，从而迫使地方官员发出谕告催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来自士绅的拒缴，这是由义仓先天性的属性决定的，即大部分义仓的运营权归士绅所有，政府话语权不强，一旦士绅不配合那么义仓就将缺粮。

（二）运营无序

应急作业业务流程分为作业指挥和作业实施两部分，启动应急服务时，市级人影部门根据应急预案，立即成立应急作业指挥中心，负责应急作业指挥各项事宜，市级和旗县级相关岗位人员负责飞机和地面作业相关事宜。

因为义仓多由民间士绅自行建立并管理，虽有地方政府名义上的监督，但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还是会使很多士绅商人有机可乘。“而经理绅士，自咸丰以前，并无册籍交代，难保不无轇轕，亟应吊案核查，彻底清算”[8]（P114），又“淡水同知富乐贺未有接收有关义仓谷之移交文献……官并无任何管理书类……”[1]（P220），可见因为民间义仓的借出或收入未确实造册，导致新任地方官想监督义仓时，须重新寻找案卷，成为监督的障碍。这种状况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使管理义仓的士绅能够从中舞弊谋利，如：同治八年（1869），淡水同知富乐贺向绅董黄国安王国均发出谕告，警告其等舞弊。 [1] （P219）光绪十六年（1890）时，新埔义仓的士绅曾暗地挪用储粮牟利。[7] （12606.012）光绪二年（1876），福建巡抚部院提督学政丁为示颁下的新竹《禁勒派买补仓谷累民碑》更是揭示了在收粮过程中的弊端之事，即苛派业户承办，减折列抵交代，“台湾府属各县往借买补为名，苛派业户承办，县中并未给价；递年就田匀摊，分上、下忙折价完缴。甚因收不足数，减折列抵交代”③见新竹城藏清代“禁勒派买补仓谷累民碑”更有甚者，士绅在向平民收集仓谷时，名为“劝捐”，实则为强制性质的“派捐”[9]。在义仓的运作里，董事更可以透过挪用谷物、虚报经费、生放重利，以及在帐面数字作假来获利。这种种弊端，使得在同知严金清离任后，历届后继者越来越无法完全管控士绅和当地义仓事务，且士绅配合意愿逐步降低，以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日本占据台湾，多数士绅拒绝与殖民政权合作，义仓事业没有再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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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清代的社会慈善事业在承袭晚明勃兴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先进。尤其对于边陲的海岛台湾，汉人社会在此地的逐步完备带来了系统化的慈善事业。为应付频发的水旱自然灾害，台湾在防灾慈善手段上以修筑仓廒为重。通过建设仓储进行存粮，对孤悬海外的岛屿社会是较为有效的慈善办法，因此台湾各地都非常重视义仓、社仓等仓储事业。

就新竹而言，在地方官府的倡导和民间人士的参与下，新竹出现了众多的义仓组织，在协助民众应对灾荒时起到了一定效用。通过对其设立、管理模式、财政收支的考察，可以看到义仓呈现出官民合力营建、收入渠道多元，布局新竹多地等特点，同时也存在部分年份捐纳欠佳和运营无序问题突出等不足。纵观新竹义仓历史，初期由官方筹建并提供启动资金，随后由士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运营并发挥作用，最终随着先天性的问题无法解决和民间力量的懈怠而消失。可见除地方官府的劝导注资外，民间士绅的力量才是义仓进一步成功的关键基础。新竹的地方士绅们在义仓等慈善事业的建立、管理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移民社会的特质，士绅等民间力量比清政府更早在此地立足，因此在进行义仓等社会慈善事业时离不开官绅合作的共识。在以义仓为代表的清代台湾新竹社会慈善救助事业中，不仅是官府格外重视，以士绅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也非常活跃。这彰显出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有效合作才能推动社会事业的进步和稳定，同时说明了清代台湾社会民间力量地位的提升。总体来说，即使新竹义仓最终随着晚清社会的大变局而陆续消亡，但官府和地方士绅共同合作的历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地方慈善事业的进步，促进了新竹社会的稳定，并为今日我国的慈善事业之发展提供国家公共力量与民间力量携手并进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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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进行信贷业务风险分析时，主要方法还是以客户自身信用情况分析为主，对企业所属产业的风险评价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已经有一些银行着手将产业风险分析结合到风险管理工作当中，但对其的认识依旧不够深入，当前的产业风险评价体系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3] 电子文献:刘昫,张昭远,贾纬.旧唐书（卷五十三）[EB/OL].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4945&remap=gb#p13

[4] 韩德林.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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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福建省例（增广并原设各仓谷石议定章程）[M].台北:大通书局,1987.

[9] 李柏贤.晚清北台湾的义仓与地方社会──以“明善堂”为例[D].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4.

（一）孤僻淡漠。这是单亲家庭子女性格缺陷中表现最突出的一点，具体表现为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与人相处冷漠；缺乏热情，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对身边事漠不关心；因家庭的变故而变得性格叛逆、标新立异、自我中心、自私；因有被抛弃的感觉而厌恶或憎恨父母，羡慕其他同龄人享受着的亲情，内心充满压抑，害怕同伴的耻笑，通常以自己不健康的心理来揣测别人，易把自己封闭起来，还有可能仇视社会，形成一种病态人格。

美方语料使用位移动词和指向动词臆造历史事实，描述中方“窃取美方知识产权，强制转移美方技术成果”的行为（如例[4]），目的是为其发动贸易战的无理行为寻求借口，并用标记影响的行为动词在话语中构建这些臆造事实产生的危害（如例[5]），企图给民众造成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