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策划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盲点。已有的研究仅仅看到蔡元培为之力挺玉成的结果，却忽略了蔡元培大学布局观的嬗变过程。当蔡元培最终发现他孜孜以求的大学院及其“大学区”制只是民国时期一个玫瑰色的梦，他本人因此不得不从中央教育权力中枢怅然退却，才抓住私立青岛大学与省立山东大学停办之际，力主将山东大学设在省城之外的青岛。为此，蔡元培为国立青岛大学的校舍场地、校长人选、经费来源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国立青岛大学其实是蔡元培擘画中国教育的最后手笔，堪称他的谢幕之作。[1]（P105）

（2）对OGFC—13而言，粗集料的力学性质显著影响着沥青混合料抗滑性能，力学性质越优的集料，表现出较高的摩擦系数。对AC—13而言，集料的表面粗糙度越大，在路表面提供了微观纹理构造，从而表现为较好的抗滑性能。

（一）

近代青岛的高等教育发端于1909年中德合作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但仅5年即在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中停办。蔡元培对近代青岛及山东教育问题的关注，始于1921年12月与范源濂、张伯苓等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的首届年会定在山东济南召开。

李绪琴(1992-)，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光学三维传感.Email:1158223522@qq.com

在1922年7月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幕后的《日刊》上，蔡元培特撰《发刊词》称：“最近教育思潮的促进，山东也有特别关系。……现在山东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一段，青岛还没有完全归回，……我们在山东开会，一定有许多新受的激刺，可以传播到教育界去，加一番促进。”[2]此时的青岛，正是“鲁案”善后谈判的胶着阶段，日本为在青岛争夺更多的权益，拟在原德国遗留的俾斯麦兵营（日称万年兵营）建立青岛商科大学。很显然，阻止日本在青岛文化渗透最强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中国方面自办大学。这个问题终于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会议形成提案，提出此案的是陶行知。

[14] 蔡元培.辞任监察院院长电[A].蔡元培全集:第6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在7月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幕当天，蔡元培即向大会提出了《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议》的提案，重提1912年他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设想的大学计划，即按照国立和省立的不同规格布局全国的高等学校：国立大学共设5所，“除北京大学及南京之东南大学粗具规模、更求完备外，当更设西南大学于广东，西部大学于成都，中部大学于武汉”[5]（P220）；省立大学为本省“各种教育事业之总机关”，其址必然在省城，只有“一省中已有国立大学者，其省立大学可设于省城以外之都市。如南京有东南大学，则可江苏省立大学于苏州；成都有国立大学，则四川省立大学可设于重庆，其他类推。”[5]（P220）

一是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分步骤推广至全市其他区域，抓紧完成事业单位改革、机构改革和产业园区改革。全面优化政府职能，理顺自贸试验区、金普新区、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把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机构职能做实。推进组建市场监管局，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推广复制自贸试验区窗口无否决权 “OK”服务举措，为企业创新试错提供宽容审慎审批监管服务。

本文旨在提高宜昌地区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仅探究生物炭的不同施加量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影响情况，对影响曲线变化的原因以及生物炭的最优配比可作进一步研究。

中华教育改进社通过的陶行知关于创办青岛大学的议案，能否进入北京政府的视野，既取决于中央及山东政府的决心，也有赖于教育部的动议。1923年初，教育部派李贻燕来青岛的教育调查，使青岛高校的建设问题有了中央部员的意见。李贻燕在呈报的调查书中不仅论述了青岛教育尚在幼稚时代，此后大有改良扩充之余地；而且阐释了在青岛创建大学的必要性，并就选址提出了具体建议：“青岛为天然文化中心点，德国前此办理大学，其发达成绩即可预知。应予此地设立大学一所，以便各省子弟入学，离政治中心较远者可得安心讲学，而学子亦可得安心求学。俾斯麦兵营若能拨充甚为适宜，若从新建筑，则湛山临海一带山麓平地亦觉宽旷。”[7]（P120）可是，办大学需要一大笔投入，晚清以来的债务给北京政府带来一笔苦涩的“遗产”，作为国家之根本的教育却时时有断炊之虞。北京政府教育部提议，仿照德租时期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中方筹款之例，由教育部和山东地方共同出资。可惜，这一提议因政府忙于内争、教育总长彭允彝陷入学潮、熊炳琦为曹锟贿选总统在青岛大刮民财无暇顾及而搁置无果。

鉴于蔡元培国立、省立大学分立的主张，1924年5月原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兼代教育总长高恩洪任职青岛时，在本地社会贤达的支持下举办了私立青岛大学。为拉名人造势，高恩洪敦聘蔡元培、梁启超等24人为名誉董事。不过，翻检迄今能够发现的研究文献，始终找不到蔡元培对这一礼聘的任何反应。

（二）

学界一般认为，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教育独立于政党的主张，并透露出他在中国实行“大学区”制的设想，即“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作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决议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8]客观地说，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观基于摆脱政教合一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现实诉求，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主体价值和独特规律的深刻领悟。经过对欧美教育制度的考察，蔡元培愈益倾向在中国植入相对独立的西方教育制度，如德国的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制，美国的大学包括各种学术、兼任社会教育、教育税制，法国的“大学区”制。蔡元培既有“拿来”的勇气，又有“包融”的宏量，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舶来品中，蔡元培尤其青睐法国的“大学区”制。

历史为蔡元培提供了一次机会。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蔡元培在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与李石曾、汪精卫被特添派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5月，在南京召开的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上，蔡元培与李石曾、褚民谊被公推为常务委员。这样，蔡元培在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暌违15年，再次进入中央教育行政中枢，成为执掌全国教育的实权人物。之后，蔡元培的一系列改革紧紧围绕“大学区”制而展开。6月7日，蔡元培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宜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位，区内之教育行政，由大学校长处理之”[9] （P51）。此外，蔡元培还谋划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构——大学院。大学院在6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上通过，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国民政府于7月4日公布了大学院组织法，至此大学院宣告成立。

蔡元培在国民党初建全国政权之际，利用自己的元老地位和影响力，首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行“大学区”制，渐次推向全国。台湾有学者称：蔡元培“之所以冒险做这么大的改革”，是想实现自壮年便为之奋斗不已的“教育救国”目标，并以学术化代替官僚化，“也就是由学者制定教育政策，减少政党的干涉”。[10]（P276）蔡元培试图以大学院长的权柄推进“大学区”制，作为自己第二次入主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压舱石。但是，他的努力很快就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顿之中。

1928年2月，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四次全会上，由经亨颐、丁惟汾领衔，朱霁青、白云梯、陈树人等中央执委、监委附议的《设立教育部案》，开始向蔡元培的大学院及其“大学区”制发难。由于国民党二届四次全会主要为了组建以蒋介石为首的军委会、整理各地党务、进一步镇压共产党人，因此经、丁等人的提案被悬置，保留至国民党“三大”再行讨论。尽管如此，针对蔡元培“教育独立”的反对声迅即演变成强烈的政治飓风。早在1927年4月，蔡元培为强化“学术研究化”，在与李石曾、张人杰共同起草的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将其作为大学院的附属机关。结果，1928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将其改为不属于大学院的独立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幸蔡元培兼任了院长。中央研究院与大学院分设并立，影响了蔡元培教育与学术合二为一的创制思想，却从另一面为蔡元培留下了最后一条能够涉足中国学界的通道。

此函虽行文含蓄，可意思很清楚，蔡元培离开了教育主官位置，不便插手教育活动，请吴稚晖说项，国立青岛大学的经费就多了几分把握。事实上，此时怀玺未煖的蒋介石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长衫佬”极度拉拢，在蒋介石那里吴稚晖的话更有分量，何况外界传言吴稚晖乐意接受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这把交椅。接到蔡元培的信并接待了专程来访的何思源，吴稚晖不敢怠慢，他究竟与蒋介石谈了些什么，没有第三者知道，但8月6日蒋介石致蔡元培希冀早日到南京履职监察院的电报，似乎暗示着什么。见蔡元培毫无反应，8月8日一早，蒋介石亲临蔡元培的上海寓所，约他一同去南京赴任。此意再明白不过，蒋介石答应蔡元培给国立青岛大学拨款的条件是，蔡元培必须还蒋一个人情——收回辞呈，就任监察院院长。 [1] （P105）可是，书生意气的蔡元培偏偏不买蒋介石的账，他绝不会拿国立青岛大学的经费与俯就监察院长职位做交易。见蒋介石亲自登门，蔡元培辞意更坚，蒋介石“则以蔡氏无论监察院长就否，在京同人亟盼蔡氏返京一行”[9]（P362）下了台阶。蔡元培见情不可却，同意去南京一趟，但未向蒋介石承诺行期，也未与蒋同行。

蔡元培无法预料的是，他的“大学区”制被视为“逾淮之橘”。试办的浙江大学区尚差强人意，而江苏大学区则风潮迭起，无日不在扰攘之中。1928年6月，南京、上海两市市长联名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关于南京和上海教育行政不能划入中央大学区》呈文。紧接着，上海中学、南京中学、镇江中学校长因普遍怀揣被“冷落”的心态，便以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的名义联名提交了《关于大学区制忽略中等教育请设法变更呈》。江苏大学区中学教职员联合会也发表宣言称：“盖以现社会实情言之，则学术之空气未浓，而官僚之积习方深。以学术机关与政治机关相混，遂使清高学府，反一变而为竞争逐鹿之场。”[11]经亨颐等则呼应攻讦，未等国民党“三大”召开，即于1928年8月二届五次全会再次提呈《设立教育部案》。[12] （P44-47）这个曾被悬置的议案，在8月7日全会的预备会议上遂被《民国日报》等媒体刊出，于是形成了巨大的弹劾力量。全会期间，朱霁青、柏文蔚等5名执委又联名提交了《撤销大学院改设教育部案》。反对派势力占了上风，蔡元培孤掌难鸣。

面对掣肘、质疑和刁难，蔡元培不愿放弃“教育独立”的旗帜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更不愿在政坛上随波逐流，他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挥手告退。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在二届五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呈请辞去除中央研究院长之外的所有本兼各职，之后他离开南京回上海定居。虽然最高当局发令“慰留”，还先后委派宋子文、孔祥熙“躬亲敦促”，但蔡元培辞意已决，又4次迭请辞职。此时，蒋介石正在谋划改组国民党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9月5日，蒋介石在上海宴请蔡元培等人，并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大院”的人事安排吹风。在蒋的名单上，蔡被安排为监察院院长职。蔡元培感到，这种“荣膺”莫过于“戏弄”。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国府改组的序列中，大学院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教育部，但教育部部长一职未考虑蔡元培，这意味着蔡从此将从中国教育行政领域彻底消逝。对此，蔡元培自然不甘心。9月11日，蔡元培在致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三常委的信中明确提出：“监察院院长决不担任。”[9]（P283）他要求：“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13]（P912）蔡元培执拗地在信中插进了“教育”两字，并写在“学术”之前，全不在意中央研究院涉足教育事务会背“僭越”的嫌疑。

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照准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长及兼代的司法部长职。10月8日，在蔡元培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对蔡元培监察院院长的任命。面对这一结局，蔡元培强硬地表示：“决不任监察院长，请于本日会议收回成命。”[14]（P315）10月 22日，蔡元培再次致函请辞。蔡元培这一不合作态度无疑为日后蒋、蔡关系带来隐忧。蔡元培寄托梦想并付出巨大心力的大学院随着国民政府的改组，于10月25日改为教育部。蔡元培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部长一职落在了旧部蒋梦麟的肩上。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最富影响力的蔡元培，是伴随着他一手擘画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的终结失败在历史舞台上的。客观地说，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是尊重中国政治传统与历史现实的前提下理性解决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努力，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选择并试图深度融合西方学术文化的有益尝试。蔡元培的失败在于未能深入考量法式“大学区”制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他试图通过“大学区”制体现“教育独立”，但对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由地方分权走向中央集权这一趋势对教育的影响缺乏足够的估计，其局限性和空想性堪称权力精英“理性的自负”[15] （P60-65）。

可见，无论怎么类推，按照蔡元培的只设5所国立大学和在省城设省立大学的方案，青岛无论如何也不具有设立公办大学的可能。经中华教育改进社高等教育组讨论决定，陶行知的《提倡创办青岛大学案》终获通过，蔡元培的《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议》被列为“保留案”。[6]（P584）

（三）

事实上，“大学院事件”是蔡元培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折点。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后，蔡元培基本没有涉足教育领域。促使蔡元培再度参与和策划教育活动，是1929年6月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不情之请”。

1928年5月，山东爆发了“五三”事变，由于日军攻占济南，山东省政府机关迁至泰安，省立山东大学师生大多散逸，学校陷入停顿状态。青岛方面，1924年5月成立的私立青岛大学由于经费断绝而停办。“五三”事变，使整个山东的高等教育全部陷入瘫痪。是年8月初，何思源商得大学院同意，将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组建起由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11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16]但是，鉴于“济案关系，一切筹备，未获积极进行”[17] （P163）。1929年3月，中、日双方签署《中日济案协定》，随后日军撤离，山东大学筹委会随省政府自泰安迁回济南，但筹备工作仍未展开。同时，由于私立青岛大学业已停办，教育资源闲置，所使用的俾斯麦/万年兵营时刻有被挪用的可能。踌躇之际，何思源想到了老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无意于政治，也不顾及与蒋介石的关系。1929年8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批准蔡元培辞去监察院院长，这样蔡元培只剩下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就是这个纯粹的学术性机构，发生在1930年1月中央研究院的院址之争，再次触怒了蒋介石的“龙颜”。1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硬性将蔡元培此前在上海建立的几个研究所迁至南京。知情者胡适看穿了问题的要害：这其实是“政府中人借研究院来报复蔡先生不合作的态度”[24]（P651-652）。后来，尽管双方互有妥协，但蔡元培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疏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蒋介石一再将“攘外”基于“安内”的基础上，蔡元培终于意识到，促成国民党内部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实在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1932年夏秋间，蔡元培参加了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织工作。1933年6月18日，蒋介石暗中指使人杀害了杨杏佛，导致民权同盟无形解体，蔡元培由此走向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蒋介石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对蔡元培的憎恨：“教育之败坏，一至于此，蔡元培、李石曾之于国家民族之罪恶，不足食矣。……蔡元培之沽名钓誉，其乡愿之恶，害世祸国为尤甚也。”[25] （P103）学界在高度赞扬并肯定蔡元培高洁的人格和不肯苟且的节操时，又在为人处世的风格上与温和勤勉、充满智慧的蒋梦麟进行了比较，最后基本倾向于傅斯年的评价——“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26]。

接着，教育部接受了蔡元培的建议，于1929年6月12日“另行函请”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9人为筹备委员，何思源被推定为筹备主任，并咨山东省政府查照。[19]就在何思源准备在山东教育舞台上大干一场的时候，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师生公演讽刺孔子的话剧《子见南子》引起的轩然大波，令何思源十分难堪。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翻译时，依据《论语》《史记》等记载，于1928年10月创作的一出独幕悲喜剧。此前的2月18日，蔡元培曾颁第169号大学院训令，废止春秋祀孔典礼，在此背景下林语堂写《子见南子》自有其用意。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剧本在《奔流》月刊上甫一刊出，地处曲阜的山东省立二师将其搬上山东舞台，结果引发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曲阜的孔子后裔以“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名义向教育部控告山东省立二师“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南京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到蒋介石的案头。这桩民国史上轰动一时的著名公案，将何思源推到了风口浪尖。

身陷“子见南子案”风波中心的何思源，于进退维谷之际想到的还是老校长蔡元培。于是，便借筹办国立青岛大学之机，邀请蔡元培等共商应付之策，教育部亦电催山东省教育厅速派专员到青岛接收私立青岛大学。蔡元培为亲临青岛筹备大学，“抱病”请假缺席了6月21日第32次国务会议和6月25日行政院召开的第27次会议。6月26日下午4时，蔡元培与蒋梦麟突然出现在北上的津浦列车上。之后，蔡元培于29日至30日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5次年会，又于7月1日夜晚去了北戴河，4天后的7月5日午后返回天津，然后经济南乘车往青岛。敏感的上海媒体《时事新报》于7月6日发布消息称：“蔡元培、蒋梦麟因公赴平，兹为接收青岛大学事，今晨转道来青，定八日在该校开接收筹备会议，商洽接收办法。”何思源一见风尘仆仆赶到山东的蔡元培，顿时有了底气。蔡元培对何思源的处境十分同情，他与蒋梦麟路过济南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即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何思源后来回忆说：“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封建势力过分嚣张，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20]（P930）

阅读作为获得语言知识的基本途径，其形式是不拘一格的，所以笔者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只要用心阅读，不管采用什么形式的阅读都是对学习有利而无害的。笔者结合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状况，致力于尝试将图式理论运用到英语阅读教学中，它是指阅读者对所读的内容、内容主旨、内容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的总称，将之运用到英语阅读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由于蔡元培的支持和鼓励，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先后召开了6次会议，其中第二次会议就是蔡元培、蒋梦麟参加的7月8日的青岛筹备会。是日下午2时，国立青岛大学全体筹备委员聚集在青岛汇泉饭店，对接收济南、青岛两地校产及未来国立青大办学方向等问题“详加讨论”。会上确定了系科设置、院系人选、经费筹措、招生工作、开学日期，公推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赵太侔、王近信5人为筹委会常务委员。此次会议基本确定了国立青岛大学的雏形。7月10日上午会议完毕，午后蔡元培与蒋梦麟乘船返回上海。

1998年，地处松嫩平原的巨浪牧场连降暴雨，本已四处漏风的泥草房再也经不起暴风雨的洗礼，一整面墙突然倒塌。无奈之下，全家只好紧急疏散，被牧场安置到场部西侧一个叫“西牛舍”的地方。

（四）

由于诸多原因，国立青岛大学一直未能正式开学。蔡元培意识到，阻碍青岛大学及时开办的主要原因是接收私立青岛大学和省立山东大学校产、校长人选和办学经费问题。

[8]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J].新教育,1922,4（3）.

对于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人选，蔡元培十分用心。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虽多次举行会议，但均未涉及校长的人选问题，对外则含糊其辞“刻尚未十分决定”。无论前期的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还是目前的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何思源以山东省教育厅长的身份皆任筹委会主任。1929年7月8日，蔡元培与蒋梦麟抵青出席第二次筹备会议时，组建了由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赵太侔、王近信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何思源与傅斯年分列第一、第二位，这一排名似乎暗示了未来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人选。有媒体炒作，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可能“于何思源、傅斯年两人中择一任命”[21] （P161）。不过，8月南京传出的“教部决任吴稚晖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并已得吴同意”[22]的消息，让蔡元培颇感意外。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理想的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既不是吴稚晖，也不是何思源或傅斯年，而是“性情温和，冲默有量”[23]的杨振声。何思源本人表示，“济南政务繁忙，不能兼任”，唯一的竞争者只有傅斯年。杨、傅两人同为北大同窗，同为山东籍人，同期留学欧美。但比较而言，在政治上，杨振声没有傅斯年那么激进；在学术上，杨不像读英国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的傅那么驳杂；在学业上，杨比留学不为文凭的傅多了一张美国教育学博士证书。无论怎么比，杨振声做校长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蔡元培与蒋梦麟“研讨后，指定杨振声担任”[21]（P191）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这一提议在1930年4月28日南京政府第73次国务会议上获得通过。

最令蔡元培头疼的是国立青岛大学的办学经费。1929年6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草拟了一个经费方案，“预算年六十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二十四万，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六万”，并呈报南京国民政府审核批准。但是，南京方面迟迟不予答复。百般纠结的蔡元培便请吴稚晖从中协调。1929年8月3日，蔡元培一面让何思源专程到南京面见吴稚晖，一面向吴稚晖亲书一纸，详陈经费渠道后指出：“惟中央应出之费，闻业与财政部宋部长商及，尚无确切答复。”蔡元培深知自己身居中央研究院长，“未便再向要求”，便请吴稚晖出面“向子文切实一言”，而蔡元培的最终意思是“如能请蒋主席对宋谆嘱，则尤善”。 [13] （P989）

一句残酷的话也许会毁掉生命，一句鼓励的话也许会点燃希望。陈树清老师就像一个加油站，每天都会以各种智慧的语言来激励与警醒我们保持梦想，并为之砥砺前行。他也常以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要倍加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努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问题就这样僵持下来。实际上，国立青岛大学的办学经费，南京政府处处刁难。何思源曾抱怨道：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20]（P937）。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1年全国国立大学的经费统计，国立青岛大学实际岁入435413元，岁出440585元，是13所国立大学经费最少的，仅相当于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平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12]（P248-251）

游泳项目教学，一般要遵循先陆地后水中、多实践少理论的教学原则，重视水性练习，技术动作的学习可适当排后，甚至弱化一些，整个教学环节要重视游泳学练中的水感培养，甚至可以上升到“水感即一切”的高度。

面对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蔡元培完全放弃了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会议所提出的国立、省立大学分立的主张，力主将已确定的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这是一个经历了1922年陶行知的提议、“大学区”制试验被迫中止、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政治现状所作出的选择，而非蔡元培的初衷和本意，其中不乏苦涩与无奈，却是经过多元博弈下的冲突与协调。综合各方面因素，蔡元培与何思源等人交换了如下意见：其一，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乃四省通衢，兵家必争；其二，青岛地处海滨，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扎根有利于保持“单纯关系”，人事、设备可以自由安排，较少牵制；其三，私立青岛大学闲置的校舍必须尽快用于教育，从长远考虑，青岛将作为特别市受中央政府直辖，这一特殊的区位优势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十分有利。蔡元培抓住山东与青岛的特殊关系，因势利导，促使教育部长蒋梦麟作出创办国立青岛大学的决断。教育部充分尊重蔡元培的意见，统筹济南、青岛两地的教育资源，将国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青岛大学，并分设工厂、农事试验场于济南。[18]（P2618）1929年5月，教育部令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改称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旧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这项在青岛、山东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在1929年6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第26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1930年夏，为了给新生的国立青岛大学造势，蔡元培将中国科学社第15次年会搬到国立青岛大学校园举行[21]（P206），他本人还出席了9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开学式，作为校长杨振声宣誓就职的监誓人。[27]蔡元培题写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名，制成木牌挂在了校门口。参考文献：

[1] 程新国.晚年蔡元培[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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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元培.中华教育改进社日刊发刊词[J].新教育,1922,5（3）.

[3] 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总之，奥氮平联合丙戊酸钠治疗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能提高治疗效果，不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能促进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有很好的应用效果。

[4] 陶行知.创办青岛大学案[A].陶行知全集:第1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5] 蔡元培.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议[A].蔡元培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佚名.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各组议决案题目一览（节录）[M].朱有,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7] 李贻燕.青岛教育之考察[A].胶澳商埠督署民政科学务股.胶澳商埠教育汇刊·附录[Z].1924.

比较言之，国立青岛大学的校舍问题不甚棘手。原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在1928年8月成立至1929年6月期间，并未考虑任何有关私立青岛大学的事宜，整个筹备工作皆围绕济南的省立山东大学展开。待1929年7月“整合”时，原省立山东大学的校产仅仅接收了6个学院中的农业专科学校（农学院）。有鉴于此，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于10月推定杜光埙为驻青筹备委员，负责监理修缮青岛校舍及购买图书仪器，并设文理两科补习班。11月，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成立，当年北大的戏剧教授宋春舫出任馆长。当他发现私立青岛大学时期驻军借用的部分校舍未能腾让，且驻青保安队觊觎国立青岛大学校舍时，立即致函老校长蔡元培坦述了担忧。蔡元培则于11月20日致函刚刚上任青岛特别市市长的马福祥，“甚望鼎力维护，曲为防范；倘有军队借驻校舍，务请格外关垂，设法消阻。”[13]（P1042）身居国民政府“五大院首”之一的蔡元培对区区一市市长马福祥，有居高临下之势，不过蔡元培的信诚恳坦然，让人无法排拒。

[9]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0] 陶英惠.蔡元培与民国教育之发展——两度主持全国教育行政的贡献[A].“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C].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11] 江苏大学区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N].时事新报,1928-07-01.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尿白蛋白／尿肌酐与α1微球蛋白及C反应蛋白对早期糖尿病肾病的诊断价值…………………… 何云英 朱敏 蒋玲霞 等（1）117

[13] 高平叔,王世儒.蔡元培书信集（上）[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7月5日，陶行知“与王伯秋商议于前、陈容附议于后”[3]（P76），向大会提交了《提倡创办青岛大学案》，提出：“自‘山东问题’发生，青岛尤为全球视线所集。今值筹办鲁案善后之际，百端待理，需才孔亟。为发展我国固有文化计，为沟通东西文化计，尤不能不设立永久性高等学术机关，以谋改进，而扬国光。应请本会设法造成筹办青岛大学之舆论，俾得早日成立，以为培植高等人材之地。”[4]（P477）中华教育改进社提倡和实践的是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教育，身为中国现代教育界领袖的蔡元培对教育同人在倡导变革教育目的、学制、教学方法等方面是赞同的，但在大学的建设问题上，蔡氏却有自己的见解。

[15] 黄启兵.理性设计的限度:民国大学院、大学区制与高校设置[J].现代大学教育,2010,（1）.

[16] 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Z].济南:山东省档案馆,卷号:J110-01-270,民国十七年（1928）.

[17] 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文教·高等教育:第1090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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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民国山东通志:第4册[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出版社,2002.

[19] 教部筹备设青岛大学委何思源等为筹备委员[N].大公报,1929-06-17.

[20] 马亮宽.何思源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21] 季培刚.杨振声年谱:上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

[22] 李彦英.83年前,山东大学青岛复建[N].大众日报,2011-10-11.

[23] 梁实秋.忆国立青岛大学[J].山东文献,1980,6（3）.

[24]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五）[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5] 汪朝光,等.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We use the 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E)to evaluate the estimation performance,which is defined as

[26] 崔军伟.蒋梦麟晚年的不幸婚姻[J].史学月刊,2006,（6）.

[27] 青岛大学今日开学[N].申报,1930-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