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最突出的贡献和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写进党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勇于在实践创新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是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创新突出地体现了如下鲜明特征：紧扣时代的问题导向，立足实践的集合创新，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民族特色的话语建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典范性成果。因此，研究和挖掘其中的方法论意蕴，对于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除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论，还有其他五个维度的方法论，在此对后者加以阐述分析：

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方法论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根本性的立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历来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事关意识形态创新的立场问题、“为了谁的问题”，这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否则，意识形态创新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失去源头活水。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应该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内在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也是基本的政治常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局部、部分、个体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阶层、某些人、某个人来理解人民性。有学者认为，人民是以先进阶级为内核的整体性概念，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属于人民的范畴，因而，制造党与人民的对立和割裂，从学理上讲不通。只有站在全党、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背离党性的行为，也一定背离人民性，不存在符合党性而不符合人民性的行为。因此，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2]21。

其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诉求决定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实质属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武器，所以，马克思主义具有党性，为党服务，为武装全党、建设全党、完成党的事业服务，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立党之本，就丢失了灵魂和精神依托。马克思主义又是为解放全人类服务的，坚持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服务人民，为民谋利，所以她又具有人民性。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你是站在党这边还是站在人民那边”的论调，习近平同志提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154。显然，这是从本质层面来说的。事实上，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意识形态创新中的重大问题，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明确方向、站稳立场，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舆论格局中更好地体现党的主张、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

在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中，我们还需要进行理论回应和理论批判，旗帜鲜明地反对割裂党性与人民性的论调。曾几何时，少数“公知大V”就喜欢拿我国发展当中的问题说事，鼓吹抽象的“人民性”，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打着“人民性”的幌子，把中国共产党抹黑为“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的政治组织”，鼓吹“人民性大于党性”“党性要服从于人民性”等等。对于这种企图通过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变戏法进行诡辩、制造思想混乱，使党性和人民性“被对立”的错误观点和行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批驳和抵制，防止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防止搞碎片化。

其三，是由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成功实践所证明的。毫无疑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彰显了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这一思想体现了新时代的人民性。十九大报告通篇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另一方面，这一思想体现了新时代的党性。十九大报告认为，伟大事业的重中之重是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在坚持思想建党的同时，突出政治建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亮点。突出政治建党，就是要有自觉维护党的领导的政权意识和执政意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4]。这是意识形态创新坚持党性的必然要求。可见，只有把党性和人民性统筹好、实践好、统一好，意识形态创新才能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事实上，意识形态创新只有以人民利益为指向，统一党性与人民性才有出路，才能不偏失，始终走在正确道路上。这就是十九大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由此明确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也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深意所在。

总之，我国意识形态创新和建设的推进，只有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才能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因此，新时代意识形态创新，必须警惕西方国家试图割裂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系的言论，必须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走共同富裕道路，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方法论

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问题，事关意识形态创新的原则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5][11] 娜塔丽·萨洛特：《怀疑的时代》，林青译，柳鸣九编选：《新小说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8-30页。

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即“求是”，就是在意识形态创新过程中，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遵循理论源于实践的原则。科学性维度突出的是真理原则、客观原则，主要回答的是是非对错的事实判断问题，以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价值性维度”，即“求善”，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过程中，主要以价值合理性来评判实践的是非曲直，以善恶为判断标准。科学性维度突出的是真理标准、客观标准；价值性维度凸显的是道义原则。科学与道义、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有机统一的。没有价值，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而没有科学的价值，人文也是残缺的价值、人文。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中的两个维度好比车之两毂、鸟之双翼，须臾不可或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保持所谓“价值中立”本身就是“本体论诞妄”。就连主张“价值中立”学说的韦伯也认为：“只有当这些价值判断对我们表现出有效的，是从我们最高价值中得出的并且是在与生命现存的疑难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采纳这些价值。”[5]

其一，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发展的统一体，因此，我们需要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世界一部分的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活的有机体。在指出人类社会是由“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构成的，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18]143之后，他进一步指认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0]显然，社会是一个内在联系的、不断变化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无论是分析国内问题，还是分析国际的问题，都需要坚持联系观、总体观、辩证观，这样才能研究分析准确，抓住症结，找准着力点。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很多，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观，也有很多富有哲学底蕴的论断。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在和新时期比较和联系中提出的新的时间性阶段性概念。比如，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即“四个伟大”，都有丰富的哲学基因，四个伟大是对于过去提法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四个伟大内部以及四个伟大之间也是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把“四个伟大”统筹考虑，是理论“集合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问题和困难，肩负起历史使命。可见，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知道理论创新的发生学逻辑和“密码”。括而言之，分析全球问题、国际社会的问题，也需要唯物辩证法。

然而，尊重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不等于以此为乐，进行“雅玩”，更不等于躺在功劳簿上满足于过去的成绩，而是应立足现在的实际，针对新问题、新矛盾，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和原则。这其中就体现了价值性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6]显然，社会主义本质的彰显，需要实践中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行合一。为此，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7]针对主要矛盾的变迁，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以人民为中心”、符合核心价值观的举措。围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新思想阐明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构想。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等等。进一步说，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性要求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研究不断变化的国内实际和国际实际，研究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意识形态创新，从而为意识形态创新行驶在科学的航道上夯实必要的价值基础。在如何评价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这就是评价的基本尺度。

老年夫妻有情感裂缝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去黏合的心，只要你记住了上面的建议，任何裂缝都能在生活中逐渐修补完整。

总之，这一方法论启示我们，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创新既要尊重实际，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要服务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既要有科学精神，又要有家国意识、人民情怀，防范和拒斥“科学主义”“主观主义”对于意识形态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良干扰。

三、坚持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统一的方法论

战略性与策略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话语感性与内容理性相统一的问题，事关意识形态创新的基本路径问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创新的必要保障。下面对此逐一加以阐述。

三是统筹整合监督资源，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广西计划2018年开展两次扶贫资金专项督查活动。区直各成员单位应积极选派业务骨干参加实地督查，提高督查质量。各市专责小组要根据自治区的部署，自行组织督查组对自治区未抽查到的县(市、区)开展检查，实现检查范围的全覆盖。

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对时代课题的解答，蕴含着我们党所担负的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通过推进“四个伟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从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8]220推而论之，与“真正的哲学”一样，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圆融”的纯粹精神现象，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时代条件的“脉动”而发生变化，就是说，“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9]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聆听时代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思考和谋划意识形态工作，首先应该抓住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和阶段性特征。在新时代，随着世界和国内发生着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和部署，以适应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2]15-17。

陶行知先生曾指出，教师对学生应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我以确立孩子的自我管理、自信心为切入点。平时，对于他一些调皮捣乱的事，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质问或是大声地训斥他，而是分情况在合适的场所和风细雨地教导他，教他认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学会遵守《小学生行为规范》。同时与家长取得联系，让他们平时做好孩子的表率，勤于孩子的卫生习惯、养成习惯的教育和培养。有一次他高兴地来到我面前，甜甜地说，老师你看，今天我干净吗？说着还把小手伸给我看，我和同学们都感到十分惊讶，也许是我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其二，符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意识形态创新需要实现中国维度与世界维度的统一，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1]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问题与全球性问题勾连在一起，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那……”高河也犹豫地举起杯子，“那我就先感谢姑姑和哥哥姐姐们的招待。”杨年丰和“杨晓梅”也举杯，与高河碰了一下。 杨年丰却没有喝酒，又把酒杯放回到桌上。高河本不会喝酒，烈酒入口，只觉辛辣无比。“杨晓梅”尝了一口，呛得伸出了舌头。

其一，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11]，不仅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且提供了行动指南。马克思之所以赢得“千年伟人”和“千年最伟大思想家”之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所具有的科学性以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不满足的“谦虚”理论品质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政治使命的，以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但是又敷设了通达理想的科学道路。这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家的思想。例如，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2]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要解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长期历史时段的问题，因而经典作家擘画的理想蓝图及其路径作为“普遍真理”，仍属于“战略性”的，将之变为现实，需要大量的“策略性”的对策思考和路径研究，这为主流意识形态创新预留了巨大的理论空间。邓小平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13]不难看出，“结合论”的方法论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基本方法论。换言之，“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4]。因此，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在顺应新时代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中，需要在解答时代问题中发展创新，唯此，才能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永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Mu：My duty is to collect the debts（讨债）.I always take two treasure things with me：An incense stick（香烛）and a gun.If I see the master，I will burn an incense stick.If I see tenant farmers，I will shoot whatever I want.Tonight I will do a very important thing for my master.Is Lao Yang here?

在经营成本控制上，以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为辅助手段，实行严格、细致的定额管理，员工的效益与定额执行情况直接挂钩，成本控制效果显著。以餐饮部为例，对每道菜式成本利润率都有详尽、严格的控制标准，在每周、每月、每季的生产经营检讨会上都会对酒店各项定额成本执行情况进行考核监督，确保将各项成本支出控制在限定目标之内。依托酒店先进的管理软件，再加上精干的员工队伍，现在酒店可在当天及时结出当天收入、支出的详细情况，各个部门每天的收支实际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生产经营方面的情况。酒店管理层每天上午即可掌握前一天酒店经营各方面的情况，可及时实行调整，确保了成本事中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其二，是由战略性与策略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的。意识形态创新需要坚持战略性与策略性统一，与战略性与策略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分不开的。首先，需要认识到战略在实现共产主义、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战略之于意识形态创新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5]战略是在一个复杂事物中事关全局、大事、总体的问题，因而是主要矛盾、关系到事物整体的方面，而策略是在一个复杂事物中事关局部、个体的问题。一般来说，不是策略决定战略，而是战略决定策略。因此，“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16]据此不难推出，意识形态创新中对于理想信念、价值目标的创新，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量，战略性考量尤为重要、具有价值优先性，不可本末倒置，不分轻重缓急。其次，策略性内容对于战略实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策略，战略就落不了地，无法实现。而且，某些关键节点，带全局性的、对战略布局有决定意义的策略的作用也非同小可，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影响整个战略的实现。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创新而言，在内容安排上，需要把战略性与策略性有机统一起来，以更好实现意识形态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任务。

其三，也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决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也有重大调整。首先，必须抓战略布局。在全面布局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中，明确做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把这一总任务奠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谋划了两个十五年的阶段：第一个十五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十五年，即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次，还有具体的任务和有力的措施。比如，报告提及了“美丽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诸多内容，既有长远规划，又有短期目标，从不同层面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全新目标凝心聚力，不仅开启新征程，更铺就了一条通往强国的道路。这些部署和举措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擘画了壮阔蓝图和具体路径，令人感到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完全有能力实现。

四、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方法论

美国学者莫里斯·博恩斯坦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组思想和价值观。它指导个人(和个人所形成的组织)如何解释他们的环境，选择在维持或改变环境方面的目标，以及确定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8]无独有偶，英国学者马丁·塞利格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按照一些道德规范、一定的现实根据和自觉的一致性推理而被设计出来的信仰体系，以作为一个群体证明他们的措施和技术规范的合法性依据，这些措施和技术规范是为了保证那些要去维持、变革、颠覆或重构某种既定秩序的行为能够协调一致。”[9]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战略层面(基本价值观、方法论、信仰、终极目的)，主要是指“现存制度评价的原则”以及“运动和政党的终极目的”；二是策略层面(具体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路径等)，主要是指“实用紧迫的紧急需要”的原则[10]。意识形态作为立党立国之本，其创新不能推倒重来，要坚持强本固基式的创新。换言之，意识形态内核保持相对稳定，而意识形态的外围随势而变、与时俱进，以维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解释力、说服力和引导力。

意识形态创新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中国维度与世界维度的统一。这样做的根据有三：

审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既体现了科学性维度，也体现了价值性维度。这里所体现的科学性，即为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做出了科学的判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过程中的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现实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实际是变化的。我国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尽管我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没有变，但是，阶段性的质变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是根据我国发展实际做出的。这就是，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在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出明确的理论回答。显然，上述意识形态创新，是在不断关注火热的实践、继承传统、不断提炼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此可见，科学性维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探索求真精神，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研究不断变化的国内实际和国际实际，研究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实际，从而为意识形态在科学的航道上创新，夯实必要的基础。

为什么主流意识形态创新需要处理好战略性与策略性的关系，坚持两者的统一？主要原因有三：

说到底，意识形态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艰难过程。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中国特色”的问题很多，有主流媒体边缘化的问题、党员出现的理想信念缺乏的问题，文艺、哲学社会科学、互联网等关键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中的问题，但“病根”并不完全在国内，往往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基于此，新时代如何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实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3]153这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需要放眼全球发展动态，进而提出可行性方案。除此而外，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五大建设总体布局，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良好的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和周边环境。任何只知道“埋头苦干”“心不旁骛”，不知道“睁眼看世界”“用心巧干”的思路都是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的。因此，意识形态创新坚持实现中国维度与世界维度的统一，是解决新时代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

其三，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锋，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当今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时刻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隐患不断加剧、军备竞赛和核竞赛逐步升级、局部战争持续暴发、恐怖主义事件频起、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疾病肆虐、粮食短缺等问题，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被一系列世界性、全球性难题所困扰。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去经济全球化、反经济全球化的动作频频。“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2]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认识到，靠西方既有的理路来解决，无异于缘木求鱼，最多他们只是“权宜性的解决问题”，甚至为了解决问题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对抗思维或冷战思维，均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无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逐步由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逐步走向领导者，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由此需要中国积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对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坚持、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态度、对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贡献，为人称道，符合世界潮流。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3]265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会议等一系列举措，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服务于人类发展和全球福祉，谋求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领导力、塑造力。中国正在以自身切切实实的行动驳斥“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论调，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以积极的态度改变以往“失语”“失声”的状况，中华民族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形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由此可见，中国的意识形态创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合作思维和合作精神来看待对方，推进全球化，避免恶性竞争和挑衅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从而实现中国维度与世界维度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海上风机为高耸结构，其风荷载计算不同于海洋平台。除了平台部分外，还包括上部风机、叶片和塔筒的受力以及力矩作用。风机处于正常运行下，塔筒部分荷载为：

总之，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理力量展现的基本前提。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过国际视野，没有淡化过全球意识，而是始终把中国国家治理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中，在担负起优化改善全球治理责任的同时，实现对国家的更好治理。这一点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把握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大势中抓住机遇，在把握新时代的脉搏中研究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我国的时代课题。

五、坚持话语感性与内容理性相统一的方法论

除了理论创新之外，为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效果，还需要话语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服务于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从而引领时代发展进步。概言之，意识形态创新中需要坚持感性话语与理性实质相统一的方法论，其根据有三：

其一，符合意识形态存在样态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3]695由此不难看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实质是理性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国家意志、统治思想，但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并非与非理性、感性、幻想等截然分开，实际上，民众心理、感性诉求、幻想想象等非理性的形式是其现实载体或存在形式。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意识形态的角度是多维的，论述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式、统治思想与精神制度、科学逻辑与通俗逻辑、理论意识与实践意识等方面的辩证统一，这表明了意识形态与大众生活的内在关联[24]。其实，理性与感性在理论上是有区别的，但是现实中却可处于统一体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识形态唯有将理性的内核与感性外壳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好的实践效果，这也是我们党一贯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创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社会化的原因所在。

其二，是适应当代意识形态转型的需要。当代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动向是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文化化、视觉化、图像化、感性化和景观化，这一现象已经为国内外理论家所窥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文化化、视觉化、图像化、感性化和景观化，是指意识形态以日常生活、大众文化化、视觉图像、感性景观等形式表现出来。通常，也可以简单地将这一趋势概括为日常生活化或文化化。可以说，当代凸显的文化逻辑主导已经成为替代古代社会的政治逻辑主导、近现代社会的经济逻辑主导的社会主轴逻辑。文化逻辑是当代社会因素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宰性力量。文化化转型的“变种”或者“翻版”是“意识形态的视觉图像化、感性景观化”，它是指现代社会中纸质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载体日益没落，海量版的景观等视觉“影像”日益成为意识形态的新载体，使得人们“要看”“想看”“乐看”。这种转型是与当代经济技术的高飚猛进分不开的，如今，“魔鬼存在于每一个缝隙中”，与过去任何时代相比，都更加媒体化、碎片化，图像化、符号化和视觉化，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被视觉影像与意识形态景观“包围”甚至“淹没”了。法国著名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对当代意识形态转型的新现象进行了卓越的揭示和分析。当代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称我们今天处于“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25]。显然，意识形态转型的趋势是大势所趋，需要积极适应。为此，主流意识形态创新需要积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文化化、视觉化、图像化、感性化和景观化转型，聚焦大众传媒领域(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感性话语(形象)与理性实质(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引导受众的“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26]。

其三，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需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解释系统，都要追求解释的自洽性和穿透力，从而到达说服人之目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3]9-10可见，在马克思眼里，能否“抓住事物的根本”是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说服力的关键。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直面时代问题，坚持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和未来走向，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对于当代世界格局和中国发展的解释和说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固然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内核的拓展深化，但亲和可人的感性话语和文化形式的丰富发展也不可小觑，两者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实践效能。为此，主流意识形态创新需要转换话语方式，尽可能地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来表达其理性内容，实现从政治性、文件性的语言向日常性的大众语言转换。诸如，“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梦”“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打铁还需自身硬”“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健康中国”“亲清政商关系”等等，都是来自生活、来自民间、来自大众文化的东西，生动形象接地气、家喻户晓众人知，容易让人们能够爱听、想听、信服，产生“人见人爱”的共鸣和感召力。在话语形式上，上述创新实现了从理论——学术——理性话语向日常——生活——感性话语的转型，有机整合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27]。这些创新，始终坚持感性的话语形式与科学的理性内核有机结合，有利于牢牢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代话语权，推进理论创新进入新境界。

需要指出，为了避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发生不应有的偏误，需要在洞明内容理性与话语感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不任意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二是需要把民族话语、大众话语、普世性话语提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丰富话语的增量；三是可以分领域、分众化进行话语创新，提升话语形式的多样化、差异化、亲和力。唯其如此，话语创新才能始终沿着感性话语与理性内容相统一的健康轨道前行，以此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活气息和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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