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厚斋、深宁老人，世居浚仪(今河南开封)，迁居庆元府(今浙江宁波)，是宋末著名学者。九岁通六经，师承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三大派，治学得以博采众长。十八岁试国子监，次年登进士第，三十四岁中博学宏词科，历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宋亡，杜门著述。《宋史》有传。其著述“确切可考而无争议者共计三十部，其中存世十五部；有争议者三部，均存”[1]，存世之著如《困学纪闻》等，大都具有相当影响，而《通鉴地理通释》无疑是王应麟影响较大且学术性很强的代表性著述。

1 《续汉书·郡国志》，收录有大量会盟、征战地名，司马彪在开篇小序中明确交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现代人称之为“历史军事地理”的内容得到西晋史家的重视，这种现象引起了辛德勇先生的注意，司马氏之书也被当作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研究中国历史军事地理比较系统的传世著述”[2]1。此后历经东晋十六国，直至两宋，尽管城头王旗变幻不定，军事征伐频仍，但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见到，这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体系的可以称之为“历史军事地理学”的著作存世。这种情况到宋末元初，由于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的出现，得以改观。

《通鉴地理通释》全书十四卷，王氏自述此书的著述目的及内容有言：“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弘议，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春秋》书下阳、彭城、虎牢之义也。河湟复而唐衰，燕代割而辽炽，述其事终焉。”[3]也就是说，全书纲要是首述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燕云十六州，以“叙历代形势”为线索，查考“兴替成败之鉴”为目的。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内容显然没有受到《资治通鉴》的约束。不过由于书名冠以“通鉴”，下衔接“地理”，而书中内容也确实以考定地名为主，并且考据精核有根柢，因此，该书长期以来，被学界目为诠释《资治通鉴》地理和传统沿革地理的经典著述之一[4]。尽管自清代以来，已有学者指出，该书“虽题曰《通鉴》，实是泛考古今地理，不专释《通鉴》，大略亦本《通典》”[5]，并得到一些赞同[6]，有的书籍更是明确指出，“书似为注释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其实双方关系甚少，不过借《通鉴》之名表历史之意”[7]191，但并未能扭转是书为注《资治通鉴》而作的整体读者观感。

从王应麟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他是南宋政权后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宋亡后，他不与新政权合作，并著《浚仪遗民自志》自述，既称“遗民”，就是仍认同曾效忠的前朝。在无法使用前朝正朔时，他甚至不愿意也不屑于使用新朝的年号。据王应麟自序，《通鉴地理通释》成书于“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八月[8]，即1280年，南宋最后的抵抗在厓山已告结束，王氏其时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宋廷遗民。亲历改朝换代，目睹自己巨大付出的家国毁灭，作为一个饱受儒学传统浸淫的士大夫，其惨痛的内心煎熬，虽百代之后，读其书者亦当有所感受同情。王氏自言：“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9]因此，王应麟治学以经世致用、经济国家为己任。而眼看国家衰亡，一介书生，惟能用自己所学，来抒发心志。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治学传统，并在研读《资治通鉴》时受到启发，遂有是书。书名冠以“通鉴”，既是交代源流，易于确立纲目，也是行文便利之需，然著书目的、著述内容，显然心不在焉。这种借古喻今、托古讽今，从而达到个人目的的著述方式和体裁，事实上是封建王朝时期学者撰著的传统之一，王氏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对于《通鉴地理通释》，学者们普遍称道的另一个方面，是意识到其专注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特点，认为该书为历史军事地理的代表性著作之一[2]3；[10]。有学者称：“该书没有仿照一般史书的注释法，着重于每一州县的考证，而是抓住分裂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地区的攻守得失来诠解地理，论述形势，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军事色彩。这种写法，体现了王应麟编撰《通释》的宗旨，也深合司马光著《通鉴》的本意。”[11]可谓知音。甚至认为王应麟是“军事地理先驱者”，“我国比较系统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主要开始于南宋”[7]193-194。上述说法尽管很有见地，但目前学术界有关《通鉴地理通释》所见历史军事地理学的研究，也就仅仅停留于这种笼统的概念式表述而已，并没有具体论述，诚为憾事。

2 《通鉴地理通释》前三卷为历代州域总叙，历述史籍所载自神农、黄帝、颛帝之九州，舜十二州，禹九州，商九有，周九州，秦四十郡，以及汉九国、郡国更置、十三部，后汉郡国，三国州郡，晋十九州，宋二十二州，齐二十三州，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州郡，唐十道、十五道，五代所有州，终于宋二十三路。每一代均搜拣史料，考述其一级政区，或可视为一级政区的分划及数量、名称，力求详备，披籍可览全貌。同时，兼顾万国、九畿、九服、六服、五服、千八百国、星土、四极、四荒等历史概念，明了疆域变迁、王朝内外关系；从国家层面入手，纵贯历史，横贯一代，避免片面性。从字面上看，王应麟似乎是在谈论前代政区沿革，这也是不少学者将之视为普通沿革地理著述的原因所在。

最后，王应麟不无痛心地引用胡安国的议论作为结语：“避寇而徙都，未有能复振者。周自丰、镐徙于东洛而不振，魏自安邑徙于大梁而不振，楚自渚宫徙于陈、蔡而不振，刘嗣自咸阳徙于上邽而不振，赫连定自统万徙于北地而不振，李景自秣陵徙于豫章而不振，故中夏定都，必与俱存而不动。”表达出对南宋建都出于避寇目的，偏安海隅，选址不善，不利于军事进取与政治经营的惋惜与愤懑。

3 王应麟非常重视作为一国中心的都城，留意其选址与王朝兴衰、军事动向的关系。《通鉴地理通释》在总叙历代州郡后，用第四卷整个一卷，历述都邑，分考宓羲、神农、黄帝、少昊、颛帝、帝喾、帝尧、帝舜、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隋、唐、五代等各自国都，止于宋朝四京、中兴行都，总结经验教训，重点在于对宋代建都的全面审视。

《通典》：归州，汉属南郡，吴置建平郡，在秭归县。以为重镇。其地险固。晋王浚自蜀沿流伐吴，吴守将吾彦请建平增兵，若建平不下，晋师终不敢过。即秭归县界太清镇，在县东南八十五里，吴置以备蜀，号吴城，居三峡要冲，塞山蛮之路。隋于此置镇。楚熊绎初都丹阳，今县东南七里故城是也。古夔子国城，在郡东二十里。陆抗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晋志》：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后属吴，孙休分宜都立建平郡。《水经注》：宜都郡治在夷道县东四百步，故城，陆逊所筑，为二江之会。

王应麟还注意到在军事行动中的人，尤其是英雄人物的重要性。他在考察宋、齐、梁、陈等南朝诸政权形势时，指出：“东南地非褊也，兵非弱也，有人焉进取而有余，无人焉自保而不足。”此外，《通鉴地理通释》一书指出，人和、人事在国家兴衰、军事进取中具有重要地位。王氏在考察七国形势时，就明确提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六国有地险而不修仁义，卒并于秦，秦又不监而汉灭之。”

王应麟不仅对历代视为正统的王朝首都逐一讨论，还旁及夏、商、周三代之五伯，春秋十二诸侯，战国之六国，汉初十八王，西汉末群雄，东晋时之十六国，隋末群雄，五代时十国等区域力量的政治中心。这种对于都邑的考论，就其全面性而言，就现存文献来看，王氏之前是不多见的。

这种看法乍一看，有一定道理，但仔细分析，显然与王氏著书行文初旨相谬。王氏所考，国家行政区划大略而已，其意不在此，故不及更为基层的县级政区。且述沿革时，汉代着重于对九诸侯国及郡国更置的讨论；唐代又专论二十四都督、十节度、六都护，特别是中晚唐时期地位尤其重要的河北二十四郡。同时，设专篇留意天下水泉、历代户口、汉郡国盐铁官、舆地图；关键处征引文中子、范仲淹等前贤对于国家政区调整、牧守建置的检论。这些内容关系国计民生，与军事关联密切，已经不仅仅是谈论沿革。结合卷五以唐十道为纲，遍考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的境域、名山、大川、巨浸，兼及四夷，这种论述体例，我们可以大体明白，综观《通鉴地理通释》全书，尽管大都在谈政区沿革，但所论政区显然是经过审慎挑选，是为探讨军事活动、总结王朝兴衰服务的，目的在于分析历代国家的一级行政区划及其演化、国家疆域、自然地理条件等地理因素与军事的关联和对军事的影响。可以说，该书所论这些内容已经注意从总体上全面分析同战争关系密切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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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都和区域政治中心外，王应麟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对城镇、要塞、关隘等要地的分析和讨论，考察地理条件对历史上重要战争的影响，和双方利用地理环境战守攻取的利弊得失，以求借鉴之功。如卷六周形势考，卷八至卷十三七国、三国、晋、宋、齐、梁、陈形势考等六卷内容，所涉时代除西周外，皆为分裂时期。在这六卷之中，周单列一卷，三国的孙吴单列一卷，东晋和南朝单列一卷，据有半数。两周嬗代转换，盛而转弱，终至消亡；回顾两周，颇有镜照两宋之心。孙吴、东晋、南朝，皆立足江南，以两淮为战守重地、巴蜀为有力辅翼，与南宋形势同，重点考论，其目的不言自明。

卷十四包括刘宋与北魏相争之“河南四镇考”，“东西魏、周、齐相攻地名考”，唐与吐蕃相争之河西走廊、河湟流域“三州七关十一州”，“石晋燕云十六州考”等四个部分，作为全书的终结，均为相关朝代长期相持或争夺时，军事行动的重要支点或战略要地，既是对前十三卷遗漏内容的补充，也是全书点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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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卷十二考三国孙吴重镇为例，先引《通典》“吴以建平、西陵、乐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须坞并为重镇，其后得沔口、邾城、广陵”之语，然后逐个考述这些战略重镇。此类探讨，显然已经触及分划战区的问题。如论“建平”有言：

对于北宋立都开封，王应麟首先回顾了宋初太祖欲迁都洛阳之事。书中引用赵匡胤的话说：“朕将西迁者，欲据山河之固而去冗兵。”然而，在太宗的干预下未能成行，赵匡胤感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接着引述范仲淹的分析：“太平则居东京辐凑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而以郑樵《通志》曰“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魏东徙治梁，王假被虏，一国为鱼。梁末帝之祸尤深。王假、靖康之难，几于石晋”作为结语。指出开封作为一个平原城市，北部又紧邻地势较高的黄河，在军事活动中无险可守，易于受到攻击，且面临黄河巨大威胁的不利因素。

王应麟在分析三国形势后，认为：“吴之亡虽后于蜀，而其亡国之兆已在于蜀亡之时。盖吴居东，蜀居西，东西之势相为唇齿。孙权之与昭烈，气虽不相下而实相资，故权以荆州借蜀，而蜀亦结好于权，终老瞒之生不敢窥吴、蜀。惜乎昭烈才得荆州而孙权即擒关羽，其后魏师之入蜀不能求救于吴，而吴亦坐视蜀之亡，徘徊于寿春、沔中而莫能勇于救蜀，是以蜀亡而吴亦从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具体论述时，王氏采取以《左传》《通典》等所载史实作为依据和统领，然后逐个分考的总分模式，可谓提纲挈领、秩序井然、条理分明。这种体例特色鲜明，是我国古代图书编撰方法的一大进步，也为后世同类型书籍的撰写提供了范例。在分别考述时，首先注重分析所述国家的地理位置，确定其所处的战略地位，如两周、七国等；其次，注意考述重要城镇、关隘等的分布状况、军事价值、地理特点、战略战术地位、周围地形、交通运输情况、安全保障程度等，并在中间参以前贤、时人有分量的相关分析议论。

5 《通鉴地理通释》特别留意战略问题的检讨，指出：“古之谋国者，知天下之大势，图事揆策，规画先定，无言不酬。”王氏关注到战略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认为战争胜负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还是一国所处政治形势，以及民心向背、人口规模、内外政策、战略选择、经济实力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卷七“名臣议论考”一章为例。“乐毅对伐齐”一节，指出在外交上孤立对手，寻求同盟的重要性；“贾谊论封梁淮阳”一节，分析都城与周围屏藩的意义所在；“萧何、韩信论定三秦”一节，分析民心向背在军事行动中的决定性作用；“郦食其画取楚之策”一节，讨论经济基础、一国所处政治形势、争取中间力量等因素在军事战略方面的价值；“邓禹说光武”及“邳肜对光武”一节，论述占领道义制高点、顺应民心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诸葛孔明对昭烈”一节，即讨论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认为其是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和地理条件综合分析的典范；最后“王朴平边策”一节，指出内修政治，外知敌情，针对不同对手，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原则，最终成为后周至北宋削平群雄、实现一统的战略进取指导方针。

王应麟又详述了南宋初期都城选择，尤其是建康、临安两地的竞争过程。并用朱熹的话来做结论：“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只隔一水。欲进取则可都建康，欲自守则莫若都临安”，“建康形势胜于临安，张浚欲都建康，赵鼎入相，遂定都临安。”又引真德秀语：“国家南渡，驻跸海隅，何异越栖会稽之日。”将南宋偏安一隅，喻作即将亡国的古越。勾践能知耻而勇，国家得复，然而南宋却最终覆亡。王应麟又用李纲的话，道出了自己对南宋立都的看法：“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都金陵。其后失之，遂以削弱。”定都金陵，是以长江为屏障，而淮南则为长江外围屏障，淮南失，则长江与人共，无淮是无江，所以必须重视经营淮南。重视淮南，则淮北或可窥，中原或可收，国家将有中兴希望。反之，南唐李氏即为镜鉴。显然，王应麟从国家军事兴复和进取的角度检讨，对于南宋定都临安，是不满意的。

6 受时代条件、避祸观念、传统治学方法等因素的影响，《通鉴地理通释》一书书名署以“通鉴”“地理”的名目，然其“叙历代形势”的目的尽在“以为兴替成败之鉴”，所有选材、行文，均以论述军事活动为中心，从而出现了书中内容与名称“通鉴”完全不一致，叙述沿革并不周详，却特别留意分裂割据形势、军事战略等特点。故该书名义上在谈沿革，实质是叙述军事。不能深切体味作者此心、此用意，就会得出《通鉴地理通释》在传统沿革地理著述中体例独特的观点，或认为王氏此书是沿革地理与军事地理的混合体，强行裹上“沿革地理”的外衫，是为误读。

《通鉴地理通释》注重从总体上对历史时期军事经验教训进行分析，留意重要的城池、关隘、山川、湖泊等军事地理要素的考察，目的在于实用和提供借鉴。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尤其致意于江淮地区情况的考察即为典型例证。全书通篇关注点和落脚点都在军事地理方面，符合军事地理学撰著的特点。因此，与其说该书是一部传统的政区沿革地理学著作，或者《资治通鉴》地理类注释性作品，不如说它是目前可考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出的历史军事地理学专著。

第五章，人生设计。写作的手法是写故事的形式。《“人生设计”在忻州》大型展览，以第八届省老博会唯一的精神展品，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为梦启航》一书面世，向社会各界展示了100位离退休干部的“人生设计”成果。全市涌现出了张文翰、刘三虎、杨继文、张吉珍、石建华、张满贵、郎文等一大批全省乃至全国出名的老干部，让“忻州不缺少老干部典型”成为亮丽的风景线。

王应麟不是军事家，他是在感受到国家败亡的切肤之痛后，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其具有战略、战术眼光，从而使军事地理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性、高度的战略全局性和经世致用的借鉴实用性，具有明显的家国情怀。以《续汉书·郡国志》为标志在两晋时期兴起的军事地理学，历经发展，到南宋，至《通鉴地理通释》得以成型。其在编撰体例、书写方式、注重总结经验教训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传统军事地理学的特色；其编撰体例、行文范式、学术宗旨和良苦用心，对以胡三省、顾祖禹、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当世及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不过“修昔底德陷阱”是否适用于分析中美关系也存在很大的争论。对此的探讨既需要回到修昔底德本人所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年代，也需要将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其进行比较。简单的历史类比大多是历史隐喻，而探析“修昔底德陷阱”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影响更要关注“修昔底德陷阱”所折射的国际冲突的原因，从而回归到严肃的学术探讨中。相对而言，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体系层次论断“修昔底德陷阱”可能造成的结构性冲突，这实际上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片面解读。

中国古代地理学，如同世界各国古代地理学一样，普遍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对于地理现象和地理知识的记载，以及对于地理客观规律零星的思考与解释，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以《通鉴地理通释》为代表的历史军事地理学著作，对于历史军事地理学的研究，显然突破了这一基本层面，在整个中国古代地理学研究中，体系较为完备，对客观规律的探讨可谓深入，成就是颇为突出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也是中国古代兵学发达的一个具体体现。

傅家遗址并不是孤立的，在它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仅傅家遗址自身就有37万多平方米，中心部分有18万平方米。与傅家遗址相连的还有荣庄遗址和五村遗址。荣庄遗址位于广饶县城东南10公里处，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五村遗址位于广饶县城东北约0.5公里处，总面积7.5万平方米。此外，广饶县城南约5公里处的西辛遗址和县城北约7.5公里处的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存。由此可知，当时这片土地是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的，聚落比较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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