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作为一个比较新型的组织结构形式及制度安排，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统筹推进智库协调发展，建设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该如何理解与定义中国 “特色”的智库？世界其他国家智库的成果产出是否都一致，还是因不同的政策咨询系统而变化？智库产生有效影响需要在哪些成果方面做出努力？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一、智库的定义与分类日益开放化

智库这一概念发源于美国，并在很大程度上由英美的观点和经验来塑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其主要指 “安全和封闭环境下专注军事规划的战略专家”。[1]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一术语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外交政策或国防战略，而是涉及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独立研究机构。大多数情况下言及传统智库时，仍然以西方或英美的智库观点为主，因为已有研究和著名的智库“原型”，如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兰德 （The RAND）等，仍然主导传统智库的解释。在传统智库理论中，智库的主要角色与特点包括：建立专家库，评估当前和未来的政府活动；为政策问题找到解决方案的基础研究；扩散研究成果；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调解人；客观性和专业精神作为主要原则；议程制定或危机预警系统的职能；教育功能。[2]

二是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流域统一管理和水务一体化管理。一方面，成立了省属四大江河流域管理局，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配力度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强化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着力推进市、县一级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

为智库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比较困难，加之智库组织结构的高度差异，将智库分类并将其整齐地归入某一类别则是更加困难。尽管如此，韦弗和麦甘 （Weaver和McGann）提出了智库四种类型：学术智库 （无学生）；合同研究所；政策倡导思想库；政党智库。[3]前两种类型的智库更加依赖科学工作人员和研究方法，并强调其独立性和客观性。学术智库和合同研究所之间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资金来源不同。前者主要由政府机构持续资助，而后者通过与政府或非政府实体签订单一合同作为其资金来源。政策倡导思想库作为第三种智库类型，不把客观性和独立性作为其主要属性，而是非常强烈地参与意识形态竞争。政党智库作为第四种智库类型，主要作为政党的思想库，依赖于其人员配备，议程设置和关联政党的大量资助。

丁未（1907年）三月，“徐淮患水，待赈甚迫。南洋学生乃合徐汇学生，假座李公祠，演剧三日，得资助赈。演《冬青树》剧，悉用古代衣冠，实开今日各剧社演历史剧之先河。顾以地处荒僻，不便交通，顾知者鲜而卖座稀”[2]56。

第三，新闻报纸提及频次。这一指标更多是对智库产出的测量，而不是活动本身。智库借助大众传媒为增加关注度提供了一种信号功能，因为如果智库的形象更多地出现在报纸及其他链接上，智库就会被认为很重要。在公共范围上看，智库在报纸中的提及频次被用来作为测量智库影响力的辅助指标。在不同的国家，根据媒体影响，选择可靠的数据时需要对报纸资源和智库研究进行综合考虑。由于律商联讯（Lexis Nexis）集团的搜索引擎对非英语报纸存有偏见，因此，在处理其报纸提及频次的时候应清楚其局限性。

根据职业院校的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上这些评价都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因为教学中老师们做好听课表中各项内容，而培养的学生不能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国内学者对美国智库的研究相对丰富，但是我们需要从更多不同国家的政策咨询系统的视角来认识智库的影响力，这样才会对我国的智库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探索不同制度间的差异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差异与智库在不同的政策咨询系统的产生及如何进行传播密切相关。纵观世界各国情况 （除美国外），可以分为协调型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混合型等三类不同特点的国家，这基本上可以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特点。通过对不同政策咨询系统下的智库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加强我们对智库本质性的认识。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国家是德国，有着妥协型公共政策制定传统，强调智库的公共资助、[7]科学环境。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国家是英国，更多具有对抗性的，多元的公共政策传统，智库更多依赖于私人基金和更趋向于拥护竞争。[8]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国家是丹麦，它是一个混合模式，一种规模更小的、中介模式的系统，政策制定进程具有一定的协调作用，同时具有一个新兴的智库环境。[9]这三个案例的选择确保能够代表智库产出传播活动中的制度差异。

二、政策咨询系统的差异与智库产出

1.不同类型政策咨询系统的智库研究

第二，公共活动 （简报会、会议和研讨会等）。在常规基础上举行过的活动使得智库 （和其利益相关者）可以与政策制定者互相交流。公共活动可以通过允许参与者用口头交流的方式来讨论政策建议、出版物。许多智库致力于让其公共活动发生在政策决策者和政治家的左右。这些政治家能够在政策形成中发挥积极作用，扩展网络覆盖面，发展成为公共概念。举办 “沙龙”给公众这样一种印象：智库中 “正在发生的事”和正在举办的活动事件都是可以获得特定政策领域内信息的机会。这些事件也被智库用来发表、交流其出版物，并得以在新闻上进行报道。举行过的活动显示出地域在政策咨询系统内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在同一地域内，可以面向不同的政策咨询系统的代理人。[11]

智库可以被称为智力知识的提供者，提出新的想法，并使想法进入到公共议程。因此，智库经常被称为 “面向未来，具有改革意识的外向型组织”。[5]在这个功能定位下，智库了解惯性和进步的阻力，熟悉新的想法或概念，智库试图制造政策。智库创造出新的概念，作为中介引入到社会，促进思想在决策者、团体、国家等网络节点中转移。媒体、公共问题或主题网络是智库非常重要的沟通手段，通过它们试图推动他们认为对政治和社会议程至关重要的想法和理念。当然，智库对教育整个社会不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与未来的精英进行交流与沟通，通过他们进入真正决策者的圈子。

2.智库产出的三大中介指标

在理想的情况下，智库最终的产出结果不是可视化的产品，而是对公共政策改善的影响。不过，现实中有关智库实际操作方面更多通过检测智库的中间产品来实现。在年度发表的全球智库报告中提出了智库产出指标，本研究选取智库发表的出版物，举行过的公共活动和新闻报纸提及频次等三个指标，[10]对2016年的智库产出作为测量指标进行分析。这些都是其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力的有效指标，容易被测量的中介 （中间产品）。

从表1可以发现不同智库案例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每项数据的标准差要大于平均数。平均数与中位数的差异表明，平均数要受到样本智库中极端值的影响。在这三种政策咨询系统内部，其智库规模和传播活动存在较大差异。除了取样方法上遇到的困难之外，发表的出版物存在较大的方差，这或许也反映出在不同类型的智库内部，其各种传播活动的重要性不同。

本研究中的智库名单取自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 Report 2016） 的地区排行，进入西欧智库排行榜共125个，选取智库样本为德国的23个组织 （全国总量为195个），丹麦的4个组织 （全国总量为41个）和英国的26个组织 （全国总量为288个），[12]占比42.4%，智库名称等相关信息被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以及使用聚焦网络爬虫工具，所有智库的产出结果统计时间统一为从2016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报纸的选择情况：律商联讯已于2013年8月对智库的媒体影响做了研究，拥有超过40,000个信息源，能够提供全球战略新闻和商业信息在线检索服务。其中用了2169种报纸资源进行研究，此研究被翻译为各种语言引用。这个数据库Nexis○R包括英国的648个报纸，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经济联盟国家的71个报纸，德国的69个、法国的40个和丹麦的1个。其存在不足在于新闻全文数据库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资源。为了消除偏差的影响，丹麦就用其搜索引擎搜索了以下9种日常报纸来改善报纸 资 源 的 代 表 性 ： Berlingske、 BT、 Børsen、EkstraBladet、 Information、 Jyllands-Posten、KristeligtDagblad、 Politiken、 Weekendavisen。 为避免重复，引用此类资源的已被过滤掉。新闻博客和网上资讯资源等暂时未统计，因为目前在用于任何的媒体影响力评估时，这些资源的使用仍存在着巨大争议。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贴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需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财政部等《关于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通知》(财发〔2015〕26号、30号)(本研究简称“创投”项目)正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

从强调智库和政策进程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来看，智库应看做是政策咨询系统，而不是独立组织。已有的政策咨询系统研究主要是关注英国和美国的案例，尤其对英国的威斯敏斯特系统 （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研究。近来，许多研究趋向于对其他政策咨询系统的研究。选择不同案例试图对不同制度传统的国家的发展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借鉴不同的制度知识，对于明晰政策制定是有帮助的。通过关注不同国家的制度、市场和政策理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内差异。[6]这种制度差异性的存在说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智库标准与环境，那么中国智库的定位与发展目标就不能完全参照西方标准。

必须强调的是，今天的智库有不同概念，主要差异是由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传统与特点造成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西方人认为智库是独立于国家或企业利益的实体，而在如中国或印度等国家更多地把智库作为一种国家的财产。智库的定义逐步扩大，以适应国际智库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智库今天远远超过了曾经被认为是传统英美体系中的智库。韦弗和麦甘重新定义了智库的类别：学术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合同研究机构和营利性咨询机构/政府研究组织/临时政府委员会；政策倡导思想库和利益集团/公共利益群体；政党智库和政党研究部门。[4]虽然他们提出了智库的新分类，但今天这些实体之间的界限似乎更加模糊。而且当今知识和政策的行为是共生和相互依赖的，而不是像传统假设的线性方式。

三、不同政策系统下智库成果产出的分析及其结论

1.智库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第一，出版物。它是最主要的形式，它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因为出版物是智库提供的可以使其政策推荐建议固定化的文档，因此它在告知政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智库的出版物有多种形式，包括书、报告、期刊文章和政策简介。智库出版物的长度从专著、100页的报告到两页的政策简介，因出于不同考虑而有所不同。在实践上，为了产出量更大，增加注意力，政策简介 （它被广泛应用于传达分析结果，使政策制定者一目了然）成为常用方式。分析过程中的出版物已被量化、简化：有时就效果而言，80页的研究报告与5页的政策简介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数据没有对智库出版物的长度和其内容质量进行说明。

2.不同政策系统下智库产出的量化结果及讨论

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使得这部分可以对所选择的智库传播活动进行量化差异比较。表1给出了德国、丹麦和英国政策制度环境下智库在三项产出指标上的基本情况。同时统计了智库全职员工数量的平均值和中位数，使下一步可以对三项产出指标活动的平均数进行比较。

目前在医院发展中产生的所有药品信息，都主要是来源于医院的药库信息系统。新的药品信息都是在药库工作的管理人员进行维护和录入的。信息的维护和录入工作包含有把药品的名称、规格、生产厂家、门诊药房以及发药单位和医保编码等项目进行录入管理，其中还要详细的记录好药品的出库和入库数据，方便后期的药物盘点工作开展。

第二天再见小熊，忽然觉得这小子高大了许多，竟有些打闹不起来。后来忽然想到一个话题，就向小熊细问那天老夫人究竟说了些什么。

通过控制智库的不同规模，可以比较智库成员的传播活动的平均水平 （见表2）。表2显示了，各国智库在三项成果产出的传播活动上所投入的平均资源水平以及智库样本平均活动水平上的差异。结果显示，英国的智库在量化项目中表现得最为活跃。每一个英国的智库成员，要比德国和丹麦的智库成员，发表更多的出版物，举行更多的公共活动，在报纸上的提及频次也更多，在三项指标上都拥有高水平的产出。相较于德国、丹麦，英国智库规模较小，传播活动之多或许是英国早期的智库发展的结果。英国的组织更加开放，智库间的竞争也能够解释，为了获得短期的私人基金，英国智库必须拥有更高的平均产出水平。

与英国相比，尽管德国智库的每项指标都不如英国的更活跃，但他们在出版物和举办公共活动的指标上水平高于丹麦。正如前文提及，德国的智库强调获取公共基金支持，比如依赖莱布尼兹基金的智库，由于受到基金支持，并没有将媒体作为主要传播场所。其他的智库（例如，政治团体基金）也可以依赖长期的公共基金。这或许就可以解释，德国智库人员的报纸提及频次不如英国、丹麦多的现象。还需要注意，报纸提及的指标数量或许是因为德国的报纸代表性不足造成的。德国科学传统可能是导致德国的智库活动水平低的另一个原因。这个传统在德国的政策建议言论中起着重要作用。德语 “科学”在德国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解释为 “一种科学文化”，这可以解释德国智库对出版议题更加关注，而非在 “低水平”的传播活动中，把媒体作为主要对象。

丹麦的样本智库在出版物和举行公共活动上最不活跃，平均数量比德国少，这与对丹麦的混合理解模式有关，但是其在报纸提及频次上相当活跃。在政策制定进程中，丹麦的新公司与传统利益相关集团的相互关联更加重要。这种传统利于解释丹麦智库之间对非正式协调的依赖，而非智库的出版物和举行公共活动。从报纸提及频次的角度看，丹麦的智库要比德国的智库表现更为活跃，或许是因为它注重日益增长的公众注意力。

 

表1 2016年三种政策咨询系统内智库不同指标上的情况

  

德国 （N=23） 丹麦 （N=4） 英国 （N=26）平均数 （标准差），中位数 （保留整数位）规模 (全职员工数量)82 （80）， 62 42 （63）， 16 26 （23）， 18出版物发行数量 221 （231）， 141 88 （92）， 43 89 （123）， 30举办公共活动的次数 100 （86）， 89 24 （30）， 7 72 （87）， 38新闻报纸提及频次 425 （470）， 216 529 （386）， 297 443 （336）， 278

 

表2 2016年三种政策咨询系统中智库人员的平均产出情况

  

德国(N=23) 丹麦(N=4) 英国(N=26)每个工作人员的出版物 2.70 2.10 3.42每个工作人员的公共活动 1.22 0.57 2.77每个工作人员在报纸提及频次 5.18 12.60 17.04

总之，量化比较结果表明，智库的产出传播活动因不同的政策咨询系统而变化。尽管智库依赖于专家的学术可靠性，提供基于证据的建议。但在英国、德国和丹麦三国中，不同的智库还要为了满足多样化群体的需求，在各项活动中需要在吸引资源和通过传播活动传播其建议之间，达到适度平衡。

四、对我国智库及成果产出的建设性启示

新时期，我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这些需要智库的智力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借鉴美国经验，而且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

1.基于我国发展的经验、知识与智慧，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新的经济、新的业态、新的动能不断发展，智库的内涵与分类会继续呈现开放化、多元化取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正在整体崛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该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要做好中国道路的诠释者，还应该做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难点问题方案的提供者。中国智库发挥作用，产生自己的影响力，需要同中国的政策咨询体制相适应，这是智库发挥作用的内在本质规律。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咨询系统下的智库产出不同，说明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的经验，中国智库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智库的影响力首先在于聚焦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主动 “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观”，[13]在众多公共政策改革的实践中，着力开展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前瞻性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探索出经验，上升为理论，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知识和智慧。围绕重大现实问题、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主动介入并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建立创新导向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14]

2.发挥优秀留学人才的作用，增加中国智库的国际化成果

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需要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鉴于当前世界仍然是以西方话语为体系 （研究中样本获取的语言主要以英语为主），因此，如何提高中国智库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赢得世界大国的声誉，答案在于中国智库运用国际话语，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政策。中国智库的国际化，首先是人才的国际化，这需要大量优秀的国内本土及留学人才。然而，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智库国际化人才缺乏问题，尤其缺乏游走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平台上的高水平智库学者及智库专家，这是制约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目前中国正加大对全球人才的吸纳，而且留学回国人员数量不断增长，国际来华留学生数量也不断增长，未来应在继续坚持开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全球人才聘用机制，为智库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3.顺应时代发展，在新旧媒体中传播中国智库成果

智库及其公共政策的实现，不仅要与政策制定主体进行良好的互动，同时肩负着公共政策对公众普及的责任，社会影响力也是评价智库水平的重要指标。智库首先应该在传统的传播媒介中，增加产出，进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其次，由于目前学界对新媒体的认识没有达成统一，本研究并没有把新媒体作为研究的指标，但是新媒体在当今时代的作用却有目共睹。互联网的自媒体时代，网民的意见与建议具有自己独特的传播特点，已经能够决定和改变政府决策的内容和方式。为此，智库要加强与公众沟通，要有能力掌握新媒体工具，进而影响公众，这在我国也应会是智库参与决策的一种形式。智库的贡献力和影响力不仅限于对政府的直接出谋划策，从长远来看，更要加强前瞻性研究，向社会和政府贡献思想产品，抢占思想制高点，通过智库传播软实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从而对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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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ampbell,J.L.,Hall,J.A.,Pedersen,O.K.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C].Copenhagen:DJØF Publishing,2006, （Vol.xiv）.

[10][12]McGann,James G.,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OL].http://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2:24;28,67-69.

[11]Craft,J.,Howlett,M.Policy Formulation,Governance Shifts and Policy Influence:Location and Content in Policy Advisory Systems[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12(32):79–98.

[13]郭峰等.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90.

[14]刘福才，张继明.高校智库的价值定位与可持续发展 [J].教育研究，2017，38（10）：59-6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