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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轮牧的若干研究进展

更新时间:2009-03-28

我国的自然草地面积广大,约占国土面积的41%,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目前,近九成的天然草原都呈现退化的趋势[1]。除自然原因外,超载放牧是造成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首要因素。粗放式的自由放牧造成家畜选择性取食,频繁地践踏草坪造成土地裸露成斑块状,进而使土地退化,形成了“草地退化-载畜量降低-草地进一步恶化-载畜量进一步降低”的恶性循环。

观察组患者采取ACEI药物治疗,10 mg/d的苯那普利,对于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不好可加至20 mg/d,对照组患者采取非ACEI药物治疗,使用钙离子拮抗剂、β受体阻断剂等。两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3个月。

近年来,基于平衡理论的划区轮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对载畜量、区块规模、轮牧周期,家畜采食时间和采食范围的精确设计,给予草地一定的修复时间来实现草地的可持续利用。然而,实践证明要想充分发挥划区轮牧的优势非常困难,除了自身关键参数的确定非常复杂之外还当地受到当地放牧习惯以及牧民知识水平的限制。中国草地畜牧业的核心问题是全年放牧的草畜平衡问题,草畜平衡是饲草的可供应量与家畜需求的即时平衡,突出动态变化及时空异质性[2]。现行的草畜平衡理论则忽略了这一点。

草原生态系统是家畜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和营养供应者,而土壤则是草原维系其物质能量循环所需各种元素的提供者,这关系到草原生态系统的持续更新。因此,研究放牧对于土壤物理性质和养分循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相较自由放牧,划区轮牧对牲畜的践踏具有缓冲作用,有利于维持土壤物理构造的稳定,土壤N、P、K等营养元素的良性循环,进而使草原生态系统处于一个健康稳定的状态。

1 基于草畜平衡的划区轮牧研究进展及困境

1.1 划区轮牧的主要估算参数

研究表明载畜量、春季开始放牧时间、放牧天数和放牧频次是划区轮牧最重要的四个因素[3]。虽然划区轮牧看似简单,但实践证明各个参数的确定非常复杂。理论上载畜量应根据放牧季饲草日产量的均值来计算,但实际计算中却无法做到[4];春季开始放牧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和载畜量一样,是衡量划区轮牧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理论上应在抽穗前期[5];放牧间隔日数由牧草恢复到家畜采食前状态的时间来决定[6];最后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基本理论计算出划区轮牧区块数及每一个区块的面积[3]。尽管划区轮牧在国内外被认为能够兼顾牧草产量和家畜生产,但一些学者却提出质疑,美国的干旱区牧场拒绝施行划区轮牧也说明了划区轮牧存在局限性[7]。目前关于划区轮牧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再加上牧民的知识水平有限,缺乏具体的技术指导。其次,放牧时空异质性、降水分配、病虫危害、牲畜选择性采食、草地群落组成及比例等多层面制约着划区轮牧发挥效用[8]。尽管对于划区轮牧提高牧草生物量和改善牧草品质方面还存在质疑,但大家都认同划区轮牧能够保护草地,防止草地退化[9]。未来针对划区轮牧受到质疑的部分,应加强理论研究,阐明划区轮牧对于草地影响的机理,但也不应过分强调划区轮牧优于自由放牧,关键要因地制宜,将划区轮牧的优势与当地已有的草地资源充分结合。

1.2 草畜平衡理论

放牧家畜在觅食过程中,频繁的践踏草地,不仅使草地的物种单一化,还会造成土壤紧实度增加,通气状况变差[18]。土壤容重和孔隙度是反映土壤的紧实度和通气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土壤容重小于1.26 g·cm-3,土壤孔隙度在50%时,土壤较疏松,通气状况较好。许志信等[19]的研究表明划区轮牧表层土壤容重自由放牧地>划区轮牧草地,在0~30 cm土层划区轮牧试验区的土壤容重最小,孔隙度最大,而自由放牧方式与其相反。因此,划区轮牧能够保持土壤疏松,而无序的自由放牧破坏草地土壤物理结构。卫智军等[20]经过5年的放牧试验得出两种放牧制度0~5 cm土壤容重和总孔隙度之间差异显著(P<0.05),自由放牧区土壤容重较轮牧区高0.04 g·cm-3,土壤孔隙度低4.1%。但武红旗等[21]研究表明划区轮牧和自由放牧实验区土壤容重介于0.70~1.01 g·cm-3,孔隙度介于54%~64%。这主要是因为亚高山草甸土含有稳定性较好的土壤团粒,能够对家畜的践踏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使土壤保持良好的通气状况。这说明了不同的土壤类型对放牧的响应有所不同[22]

氮元素是调节陆地生态系统过程的限制性生物因子,速效氮则是群落初级和次级生产力首要的决定因子[41],与作物生长关系密切[42]。闫瑞瑞等[43]研究表明0~10 cm、10~20 cm 和 20~30 cm3层土壤全氮含量对照区和划区轮牧区显著高于自由放牧区(P<0.05)。刘忠宽等[44]研究得出自由放牧0~10 cm土壤速效氮含量较轮牧区高。刘红梅等[45]指出不同放牧制度土壤全氮含量没有显著差异,对照区和自由放牧区土壤碱解氮含量无显著差异且都高于划区轮牧区(P<0.05)。这表明自由放牧区速效氮含量显著高于轮牧区和对照区。自由放牧方式下,土壤的速效氮含量升高,这可能是由于家畜的粪便所致[46]。但有研究表明在整个放牧季只有极少的面积被家畜的粪便覆盖,因此排泄物对草地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47]。另有研究表明适宜的放牧制度能够促进根系对土壤速效氮的吸收,进而加速土壤氮素向速效氮转化,根系吸收的氮素除向植物地上部分转移之外,还有部分贮存在土壤根系中[48]。因此,自由放牧草地表层速效氮的升高主要来自于土壤根系中贮存的速效氮以及植物地上部分枯落后返回的速效氮[49]。也有研究指出自由放牧方式导致草地的植物盖度降低,使得土壤白天暴露在太阳光下,夜晚又迅速降温,昼夜温差变化大,从而加速土壤有机态氮矿化速率,导致自由放牧方式下土壤表层速效氮含量升高。相反划区轮牧则较好的维持了草地的地上生物量[31]。所以不同的放牧方式其效果在不同地域差异显著,这很可能与所研究的土壤状况的差异性,管理方式的不同有关[50]

2 划区轮牧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2.1 划区轮牧对土壤物理结构的影响

草畜平衡是指一定时空内,草原生态系统提供的饲草与饲养家畜所需的饲草量达到即时平衡的一种状态[10]。草畜平衡理论在放牧实践过程中也逐渐完善,提出了“季节畜牧业[11]”,“关键场[12]”理论。“季节畜牧业”可以概括为“以畜应草”和“以草定畜”。前者是指在牧草生长季收割,以满足家畜整个冬季的营养需求;后者是指在牧草生长季增加载畜量,枯草季则降低载畜量。但季节畜牧业还是没能解决草畜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此外,牧草贮藏过程中,由于牧草的呼吸作用,会导致一半以上的养分被消耗,不能满足家畜冬季的营养需求[13]。“关键场”规定以载畜量最小的季节放牧场来决定草原的最大载畜量。这与基本的载畜量的确定相矛盾,仅仅以冬季载畜量最小值作为全年的载畜量,首先这忽略了其他放牧季载畜量相应增大的事实,造成草地资源浪费,势必也会影响家畜的生长,而任何不追求家畜生产的放牧管理都是本末倒置[3]。草地生态系统处在一个高度不可预测的动态变化中,受到非生物因素如降水、温度等的影响。因此,应制定一套适应性的放牧策略(通过实际的饲草供给量而灵活改变载畜量),改变以往的非适应性放牧方式(维持预先定好的载畜量)。最好的管理对策是适应性较强的载畜量搭配合理的区块集约型放牧策略,这种适应性动态管理制度一方面兼顾了饲草空间利用率和时空异质性,另一方面能够保障牧民经济利益的最大化[14]

2.2 划区轮牧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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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曾提出“以草定畜,草畜平衡”[15]的观点,侧重载畜量,其估算出的生态载畜量是否符合牧民最大的经济利益受到质疑。而我国现行的草原管理制度也是以载畜量调控为核心,即通过控制载畜量来实现草畜平衡,由于草原生态系统随季节变化不断波动,草畜平衡难以实现。随着牧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其对草原利用强度也逐渐加大。研究表明牧区需100羊单位/人,才能保障牧民的基本生活[16]。因此,草畜平衡不能忽视人的因素,这直接关系到草畜平衡的实施。国外除了进行立法来控制牧区的人口之外,也在转变传统的放牧管理,未来草原管理应进行制度创新,改变传统的侧重载畜量的政府监管模式,更加侧重草原质量,即根据饲草供给量而灵活改变载畜量,同时积极探索市场管理模式,重视草原的社会和文化功能[17]

土壤全磷包括土壤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磷,包括微生物磷、有机磷和速效磷。速效磷是指能被植物利用的磷量。大量针对羊草、黑麦草、白三叶草甸的土壤特性的实验结果都得出了划区轮牧区土壤表层全磷和速效磷含量显著高于自由放牧区[51-52]。这可能是由于磷循环在系统内部的局限性,植物归还土壤的磷是有效磷的重要来源,由于长期无序的自由放牧导致家畜频繁采食,使得速效磷不断地向外输出,从而使土壤中全磷和速效磷含量下降[53]。但也有研究表明在草地生态系统中,不同放牧方式对磷含量影响不显著[54],这可能是因为在该地区土壤类型、气候、耕作、灌溉方式等因素对土壤速效磷的影响占主导地位[55]

家畜对草原植被的同化作用直接影响草地各营养组分的变化,进而使草地土壤养分循环也发生变化[23]。土壤有机质是植物营养物质循环的关键环节,枯落物和土壤有机碳能够增加土壤团聚体的耐受性。土壤有机质(主要指土壤C)循环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一部分,是指示土壤健康的关键指标[24]。总体上,植物生物量中的碳占草原总碳储量低于10%,且大部分保存在植物的地下部分(80%~90%)[25],只有不足1%的有机碳分布于植物的地上部分[26]。大部分有机碳主要储存在土壤有机质中,占整个根系有机碳大约90%[27]。因此,研究划区轮牧对土壤有机质的动态变化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稳定至关重要。大量针对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土壤碳储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壤有机质储量表现为自由放牧草地显著低于划区轮牧和禁牧区草地(P<0.05),划区轮牧和围栏禁牧区块间差异均不大[28-29]。这主要是因为划区轮牧在各个区块中轮流放牧,给予牧草一定的修复时间,使得牧草在被采食后,启动一系列等补偿甚至超补偿生长机制,从而使牧草得到系统的修复[30]。另有研究表明轮牧更有利于群落地上生物量的恢复和提高,并且轮牧时间越长,地上生物量越高[31]。因此划区轮牧方式下,牧草在频度、盖度、生物量等方面较自由放牧有很大提高,这与朱桂林等[32]的实验结果一致。牧草生物量的提高潜在的增加了大量有机质的积累[33]。此外,放牧方式下家畜的排泄物使得回归土壤的营养物质增加,加速了土壤营养物质的循环的速率[34],这说明了土壤生态系统中存在增加有机质的机制[35]。但也有少量的研究指出,不同的放牧制度对土壤有机质的影响不显著[36]。这可能是因为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非常复杂,受到温度、降水、植被、土壤类型、土壤微生物、管理对策等的影响[37]。此外有研究表明土壤生态系统对放牧方式的差异有相当的弹性[38]。韩国栋等[39]研究也表明土壤对放牧制度的反应不明显,且短期内变化不明显。这说明了土壤生态系统本身具有滞后性[22-40]。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土壤有机质的转化。

3 结语

划区轮牧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草畜平衡理论,因此应尽快完善草畜平衡理论。其中放牧的4个要素(载畜量、放牧开始时间、放牧天数以及放牧频次)需要充分的体现在划区轮牧的设计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还有牧区人口的增长压力,草原的承载力是一定的,超出环境容纳量,无论再好的放牧制度也难以发挥效用,因此应将划区轮牧与保护性耕作模式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防止草地退化,又要合理高效的利用草地资源[56]。正在面临的问题正是草原经济活动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无限性与草地生态系统所能提供服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既要改善的当地的生活水平,又要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最终的目标是达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者的统一。

随着剖宫产的普及,临床上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的患者逐年增加,瘢痕妊娠有着较高的隐匿性,临床发病缺少特异性,但预后极差,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会引发大出血、子宫破裂等,严重需要进行子宫切除治疗,危及孕妇的生命安全。子宫瘢痕妊娠属于妇科急诊,需要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从而保证孕妇的生命安全,改善预后[1]。随着临床检测技术的不断提升,经腹、经阴联合彩超逐渐发挥了其检测优势,以其检查简单易操作、无创痛苦小、定位准确、成像清晰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妇科疾病的诊治和疗效分析中,本文分析了经腹和经阴道联合彩超在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诊断中所发挥的价值,如下。

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土壤是获取生物量的最重要的基质,是植物所需的各种养分的储存库,是动植物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场所[57]。因此,保持土壤的健康是草原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利用的前提和根本。放牧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并没有高度一致的结论,这反映了土壤系统具有滞后性,此外气候、土壤性质、物种组成、放牧动物类型、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放牧传统等因素也不容忽视[58]。但是适宜的放牧制度对于土壤中的有机质、氮、磷、钾的含量具有重新修饰的作用,加速土壤营养成分的循环,促进牧草的修复和再生。超载放牧则会使土壤退化,进而导致草原退化。因此不能只注重草原生态系统提供的经济服务,也要注重发挥草原的生态功能,充分挖掘草原潜在的文化和旅游潜力,确保草原生态系统持久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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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成振,钟荣珍,周道玮,郑聪聪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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