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府延续清末推行的地方自治的制度。成立民意机关为题中之意，而县议会则为县自治的决策机关，其成立及运行反映了地方自治的水平。民国初年，宁波地区各县先后成立了县议会，但至1914年被袁世凯政府解散。袁世凯去世后，要求恢复地方自治的呼声不断。北洋政府于1919年9月18日颁布了《县自治法》，随后于1921年6月18日颁布了 《县自治法细则》和《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要求各省实施地方自治。浙江省的县自治依据中央的法规来实施。宁波地区各县则按省府的命令于1922年3月举行了县议会议员选举，县议会得以恢复。对其考察有助于了解本地由官方主导的自治状况，史学界对某一地区县议会的研究不多，宁波地区县议会的专题论文更是未见。①笔者因此不揣简陋，以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频出的议员的选举

根据《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县议员选举以区（乡）为单位，员额则由当地的人口数量决定。该法案对于选举的程序也作了严格规定，②根据省府的命令，宁波地区各县进行了选民登记，并于1922年3月间举行了县议会议员选举。但在实际选举中法令却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导致丑闻不断。

首先，选举组织得不够认真。这表现在选民调查工作粗疏，导致合格选民被遗漏的问题。早在1920年省议会议员选举时，鄞县的金臻庠等人组织选举纠察团以监督选举。鄞县的选民调查员鉴于“如实地调查则手续繁琐，如仍蹈前弊则难保该团不起为难”的情况，竟纷纷辞职。③而此次县议员选举选民调查人仍为这些人，其结果不言自明。如鄞县大咸乡有选举权者约万人，在省议员选举调查选民时就有遗漏。该次县议会选举调查员竟仍以省议员选举人造册为准。④另一方面，又出现候选人重复，出现在多地参与选举的现象，以慈溪县城区当选的俞鸿楙为例，他除在城区参选外，还在狮阳等6乡参选，获选票共计347票。另一当选者姚夔除在城区得29票外，还在明孝等乡得到选票400张。⑤

其次，选民对选举态度冷淡，参与度较低。慈溪城区登记选民1400人，因当日下雨而放弃选举权者众，仅158人到场投票。内鄮岙竟无一人到场，金沙也仅2人到场。⑥鄞县城区选举，表面上选民投票踊跃，共计投票6489张，但真正选民不过30余人，“余皆所谓雇来磨豆腐者也。”⑦城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再次，在选举中某些人为当选不惜使用暴力。定海县大榭乡李邦兰挨户动员，希望当选。投票时李指使其兄弟等人填选票“磨豆腐”（指同一个人反复投票），被管理员胡某制止。李见事情败露，恼羞成怒，高声喝打，选举秩序顿时失控。其子则乘机将选票投入，管理员并未发觉。事后，胡某欲将此事上告县知事。李找人调解，摆酒致歉，胡某徇情枉法，李邦兰当选。⑧而有些人则在落选后施以暴力，企图使选举无效。镇海灵岩乡选举时，候选人李颖芬认定自己无法当选，于是带人捣毁投票箱。由于李某势力大，警察不敢制止，选举被迫延后。⑨

最后，选举作弊严重。一种情况是候选人花钱购买选票。鄞县大咸乡东西两区原来议定各出一人为议员，不料东都的朱先和徐时绥二人从西部的俞志青手中以30元的价格购得选票100张，从而当选。⑩更为严重的是候选人与选举组织者勾结，操纵选举，其中手法五花八门。在此举象山县周宗颐诉城区选举调查员林彬文，当选人史翰章一案为例加以分析。原告列举被告作弊情形如下：一、调查员故意将一些不合格的人，甚至已死之人列入选民册，“预埋舞弊地步”，对于不易控制的合格选民则将其名字故意遗漏。二、“一串发多票私写夹投也”，即在投票时，投票者将一叠选票投入票箱。三、雇佣军警投票，并且一人投数票。四、“书役人等出入投递”，即书役将选票偷出供史翰章同党填写。五、“硬磨豆腐阻难入场也。”即维护秩序的警察对史的同伙重复投票视而不见，而对于正常的选民投票则横加阻拦。以上的控诉人证俱全，当属可信。⑪这种内外勾结作弊的事例层出不穷，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选举诉讼。

本文通过建立一类碰撞振动系统的运动微分方程，推导出系统周期运动存在条件，进而利用poincaré映射的方法分析Jacobi矩阵的特征值，进一步研究了n-1周期运动的稳定性与分岔。最后研究了碰撞振动系统随着激振频率增加，引起的“擦边”分岔及稳定运动，进一步分析了当分岔参数变化时碰撞振动系统运动的稳定性及分岔过程。

其实宁波地区县议会选举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过是浙江各地县议会选举混乱的一个缩影。丽水县有人冒名窃取选票，导致选举秩序混乱。兰溪县调查员捏造选举人名册，代名投票，结果投票薄被毁，选举管理员被殴打，问题未得到解决。新昌县因选区不均，投票遭抵制。黄岩县选民把持选举，发生抢票伤人事件。⑫这种情形选举出的县议员的代表性实在可疑，也为以后议会的运行带来消极影响。

但另一方面，在具有悠久专制传统，民众文化水准低下而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地方自治的推进又举步维艰。例如民众对选举积极性不高，县议会沦为地方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而省、县政府对县议会权力的非法侵夺说明政府对地方自治还不适应，官员的法律意识有待提高。以上种种问题说明发源于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冲突，也说明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在制度建设以及对民众的训练方面任重而道远。

二、县议员的简况：以奉化县为例

议员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会对县议会的运行产生影响，故有考察之必要。但由于资料的缺乏，笔者难以对宁波地区县议会议员的个人状况作整体分析。下面仅就奉化县议会议员的简况作分析，以收管中窥豹之效。

1922年奉化县选举产生了17名县议会议员。从议员们的年龄看，主要集中于30—49岁之间，其年龄最大者63岁，最小者27岁（各有2人）。

 

1922年奉化县议会议员年龄状况表（当选时年龄）

  

资料来源：《奉化县议会议员履历表》，《新奉化》第一期（1923年7月1日出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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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员的教育背景看，明显可以看出新旧杂陈的特点。在已知的14人中，7人有前清的功名，其中6人为廪贡生、1人为时生；9人有新式教育的背景，其中6人为法政学堂毕业、1人师范毕业、2人中学毕业。2人（王彬麒、张孔彰）既是前清廪贡生又分别就读过法政学堂和师范学校。由此可见不同于清末和民初地方自治机构中旧式绅士占主导的情况，受过新式教育者的力量日益增长。

从议员的经历看，在经历可知的16名议员中11人曾从事过新式教育工作，7人曾就职于省内外的行政机关，2人曾在司法机关任职，3人曾担任过议员职务，2人为现任区自治委员。由此可见，教育界与政界人士主导了县议会（以上统计将1人曾任多职的情况分别计算，故有重合之处）。 ⑭

三、县议会的活动

根据《县自治法》，县议会因负有管理地方公益事业的职责而俨然是一个地方权力机关，传统的地方权力格局因此而改变。正因为这一原因，议员们为争夺对县议会的控制权而拉帮结派，相互争斗。

（一）县议会中的派系之争

各县县议会成立后，议员们为争夺议长（副）以及县参事会参事等重要的职位而争斗，形成了派系。其中象山、慈溪两县尤其突出。

象山县议会共有议员11名。议会成立后，围绕职位分配，县议员分为2派，一系韩（禹梁）派，有黄渭成等4人，一派为史（翰章）派，有萧良德等4人，另外3人态度游移。因此双方都运动另外3人加入己方，失败者则以不出席会议为抵制（注：照章县议会需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到场方能开会），以至于县议会迟迟无法召开。⑮后韩派贿选获胜，报界查明议员王赞廷得400元，俞允得200元。韩禹梁等6人居然乘反对派之议员尚未到会，就一面组织投票选举，一面请李知事到会。李知事到会时，“而偷选议长居然登台矣。”⑯选举程序明显不合法。

与象山县不同的是，慈溪县议会内部的派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慈溪县议员分别来自城区和东、南、西、北四乡，其矛盾主要为县议会副议长及参事会参议员席位分配。第一次选举县议会副议长时葛兴钊（东乡）、俞鸿楙（城区）各有支持者，相互起争端，以致议员一哄而散，会议被迫延期。⑰后经过利益交换，东乡议员支持俞鸿楙，使之当选为副议长，而葛兴钊则入选县参事会。而城区与东、南、西、北四乡议员在县议会中利益均沾。⑱但这种妥协不久被打破。来自北乡的议员童本善与其姨母通奸，被其姨夫捆送警局。丑闻发生后县议员们意见分歧。在县议会开会时，北乡议员主张先讨论年度预算，后讨论童停职之事。东、南两乡议员主张先将童除名再开会。西乡代表则坚持不到会。议长调停无效，东南两乡议员纷纷回乡，议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⑲在镇海县议会议员中则出现了因政见而联合成派的情况。1922年6月14日，镇海县议会讨论契税附加税案。反对该案的议员互约不出席，导致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被迫延会。⑳与同期的国会和浙江省议会中派系活动相比，宁波地区县议会中派系活动呈现出规模较小（因其议员总数少）,但却经常造成因派系斗争而使会议人数不足法定数字无法开会的情况，议会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二）县议会的议案分析

县议会所议决议案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其成绩的重要依据。虽然宁波地区各县议会议决议案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总的看来，数量少，质量不够高，且执行状况不够理想。限于资料，这里着重对情况相对较好的奉化县议会在1922和1923年两年的议决议案做一简要分析。

1922年县议会通过的议案数量相对较多，达27件。从议案内容来(按《县自治法》的标准)看，涉及卫生及慈善5件、劝业及公共营业4件、交通水利5件、教育6件、其他7件。㉑议案内容涉及到《县自治法》的各个方面。

1923年议决的数量迅速减少为12件。涉及卫生及慈善2件、教育1件、劝业及公共营业2件、交通水利1件、其他6件。㉒与上年相比，临时性事务的议案和筹款的议决案增加，涉及当地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内容减少。

其他各县也大体如此。1922年鄞县议会会议决案有24件，数量不少，㉓但“大率毛举细故，无裨民生。”㉔慈溪县议会1922年虽通过议案16件，但如果去掉有关县议会和参议两会组织的议案4件，其他多是处理临时事件的议案，第二年则更差。㉕镇海县1922年县议会在50多日的会期内仅议决数案，“对于地方自治范围以内，应兴应革之事，多未遑议及。”㉖

造成议案少且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议员不积极履行职责，甚至视开会为儿戏。1922年鄞县议会开常会和临时会时居然没有一次议员全到的情况。郁桂芳更是于常会期内（除开幕日）“一次未曾到会”。㉗议员中途逃会的情况也很常见。例如6月8日之会，开始有议员20人，但是议及第五个议案时，已不足法定人数，只好散会。㉘鄞县议会有议员28名，按规定只要超过半数即可议事，则可以推出当天最少陆续有7人中途离席他往。1924年鄞县议会因人数不足而流会四次，导致预算案无法讨论，议长无法决定咨询大会是否延会。可笑的是由于到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延与不延，均无从解决”。㉙

⑰⑱ 《慈溪县议会纪事（二）（四）》，《时事公报》，分别引自1922年5月3日第二张第四版、5日第二张第二版。⑲《县会发生之暗潮》，《时事公报》，1922年7月31日第二张第二版。

虽然有种种的不足，宁波各县议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清朝末年推行地方自治以利用地方的人力、物力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当地诸如教育、医疗卫生和水利建设等公益事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同时，地方社会精英借助县议会获得管理地方事务的合法的权力。这样，在地方就出现了自治（县议会）与官治（政府）两个权力中心，矛盾与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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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官治与自治的冲突：县议会与省、县政府的关系

这一时期县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根据《县自治法》，县知事为参事会会长，并有权任命参事会半数的参事，因此参事会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县知事的意志。而参事会对县议会有建议及复决权，同时又是县议会的执行机构，对议会具有制约作用。道尹为县自治的监督者，如果其认为县议会有违法越权或妨碍公益的行为，可呈请上级监督官署解散该县议会。㊲因此这一时期自治中“官治”色彩浓厚，加之省和县政府的官员由于法治意识淡薄，常触犯县议会的合法权利。权利被侵犯的县议会则利用请愿等手段对政府加以反击，这样其与政府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

冲突首先表现在县议会和省政府对县议会权力来源的司法解释的分歧。各县议会成立不久，省政府即发布命令，称省府有权解释《县自治法》，这引起宁、温、台属各县议会反对，其中奉化县议会态度尤为激烈。它指出其权力来源从法理上而言出自《县自治法》及其实施细则，而其行为则需服从民意。所以省长的命令“殊与法律相背”，县会“万万不能承认省令”。除致电省府表明态度外，奉化县议会还致电各县议会谋求支持。㊳鄞县议会则“决定对于此事，向省长为严厉之诘问。”宁可被非法解散，“不肯为委屈而求全云云。”㊴

其次，县议会反对各级行政部门对自身财政权的侵犯。1922年5月27日，萧山县议会接县署函，言省令县准备金为行政上预算外开支，得由参事会管理，动支时只要报省财政厅审核即可，不需通知县议会。县议会则认为准备金来自县税，属自治财政范筹，县会自有核准使用之权。因此萧山县会通电各县议会请求省府收回成命并得到宁属各县议会的响应。㊵此外，镇海、鄞县等县议会认为省府规定县教育视学经费应属于行政开支而通过议案，呼吁省府将其从县财政支出中剔除。㊶而定海、慈溪两县则要求省府将警察经费支配权交还各县，并通电各县议会及省议会，联合向省府施压。㊷

对于省和县政府擅自征收属于自治范围内的捐税，县议会更是不能容忍。1923年，余姚县议会通过否决征收疏浚曹江附捐案，认为其费用已向人民劝募，不必使人民“以一事而两输捐税”。㊸但余姚县知事并未理会，向省政府提请征收疏浚曹江附捐银八万一千五百元，得到省财政厅的批准。县议会得知后，认为县政府在未经县会批准的情况下，征收属于自治范围内的捐税，既触犯了县议会的权力，又增加了人民负担。于是去函县和省政府，否定该项命令，其理由集中于给省政府的公函之中。其主要理由为兴修水利为自治范围内之事，而“筹议自治附捐尤属议会特权”。“今县知事不待议会议决擅加人民负担，是谓侵夺职权，职会负人民付讬之重，而听其增加，是谓放弃职务，此不得不请求取销者一也。”并且指责县自治监督（即道尹）袒护知事，“对于县‘自治法’三字视同敝屣，既不肯转呈以遂民望，又不屑直接行令以符法旨。”进而宣布，对该项指令，不能承认。㊹为增强声势，县议会还致电旅外同乡，指责政府任意侵犯县议会权力会遗患无穷，必须坚决抵制。“案关增重人民负担，官厅擅自主裁，在前清专制时代尚未有加赋如是之易，矧处今日共和政治之下，此端一开，流弊伊于胡底。”㊺

第三，对于县政府无理推翻县议会决案的行为，县议会的反应更加激烈，其中尤以奉化县为甚。1922年，奉化县议会议决案经参事会审议后交县知事次第执行。但于此时，知事去职，新任知事袁思古将各议案推翻，并否决已议决之预算案。个中原因异常复杂。先是县议会对锦溪学校的混乱的管理表示不满，认为“其中黑幕，殊属重重”。㊻于是议决在县立及区立小学中设置校董管理学校财务，校长则负责教学，各司其职。同时还决定整理蒙养园，将其与作新女校合并，以资节约经费。㊽但是这些做法触动了相关管理者的切身利益。㊾于是锦溪学校的校长卢国英一面向道公署提起行政诉讼，而蒙养园园长凌景棠（兼任县视学）则运动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以教育会名义致电省、道，指责县议会抢夺蒙养园房产，呼吁行政当局予以制止。㊿除此之外，参议员周采臣在关于预算问题上和县议会矛盾极深。反对县议会之人遂说服袁知事将议会的议决案一股脑推翻，一场政治风波便不期而至。县会一方面向参议会发出质询函，一面赴省道控告，同时发出《敬告全邑父老兄弟姊妹书》，并向旅外的奉化人士寻求帮助。[51]县知事的行为遭到奉化各界的反对。剡源区公民公开指责知事违法，旅镇的奉化教育界人士态度更为强硬，认为知事行为“是直推翻县政，违背法理，欺我奉人太甚矣。”而旅甬的奉化教育界人士认定俞国光冒用教育会之名致电省府，因此宣布俞之电无效。随后奉化旅甬各界人士纷纷声明拥护县会，反对袁思古。[52]面对汹汹的民意，县知事只好屈服，收回成命。反对县会的俞国光被迫去职。[53]

在县议会与政府的冲突中，政府居于优势地位，这主要是由《县自治法》浓厚的官治色彩决定的。1922年奉化县议会与县知事的冲突结果比较少见，而且也与冲突的起因更多的是奉化县地方势力间的冲突，与省府利益关系不大。若涉及省政府利益，则是另一种结果。各县呼吁的县教育视学经费应由行政经费拨给的要求被省政府驳回。[54]而闹得沸沸扬扬的余姚塘工经费案也以县议会妥协而告终。[55]

县议会与行政当局的冲突一方面说明地方自治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格局，地方人士对地方事务的支配权在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职能在发生转变，国家开始大规模的渗入地方社会经济事务之中，即行政事务和自治事务发生交叉，这也反映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逐渐加强。

五、结语

清末，为整合各种资源以应对内外的挑战，朝廷积极推行地方自治，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则可视作其延续。从二十年代宁波地区县议会的运行看，虽然存在种种不足，但也体现出地方自治带来的制度性进步。首先，县议员的选举使部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规定了选民的资格限制，使选民只占民众的少数，但毕竟给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诸如象山县周宗颐者将选举作弊者告上法庭的事例说明县议员选举使部分民众的公民意识得以提升。其次，县议会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既体现了以地方之人用地方之财管地方之事的地方自治的理念，推动了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又改变专制时代地方权力的格局，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

宁波地区县议员选举是民国初年各级民意代表选举的缩影。根据相关研究，民国第一和第二届国会议员选举以及浙江省第二和第三届省议员选举也出现了诸如浮报选民人数，贿选及暴力冲突等问题。⑬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一方面需要对选举制度加以完善 （例如对选区的合理划定，对选举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等，对选举组织者进行有效的培训），另一方面要对民众进行选举知识的普及以提高其参与度。

注释：

①㊳对该时期县议会研究主要是放在全国或某些省份的地方自治之中，如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丰箫，《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汤太兵，《论清末民初宁绍地区县自治财政--兼论县政职能的演变》（宁波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孙善根，《绪论--近代地方自治在宁波》；宁波市档案馆编，《民初宁波地方自治史料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第68、71页。

五月，我在省肿瘤医院的病房前，看到一棵流苏树开满了白色的花朵，远观整个树冠像是一片白色的流动的云。近看，每一朵花垂下来的丝绦，绵软光滑，在五月的微风里随风摇曳，温柔的、醉人心的。

② 徐秀丽，《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77页。

③《选举调查员纷纷辞职》，《时事公报》，1920年11月1日第3版。

④《县议员选举之反响》，《时事公报》，1922年3月11日第2版。

⑤《县议员选举揭晓》，《时事公报》，1922年3月10日第2版。

土耳其大公司卡斯塔莫努(Kastamonu)已成为俄罗斯MDF的最大生产商，仍在积极地谋求扩展。该公司的工厂设于鞑靼斯坦(Tatarstan)共和国的阿拉布加(Alabuga)经济特区，有年产100万m3的产能，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欧洲也是最大的MDF厂商。Kastamonu也是从俄罗斯出口板材的龙头企业，其40%的产品供出口，去年已出口到北美和中国，在有很多竞争对手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在俄罗斯国内，Kastamonu有25%的MDF市场份额，并控制30%的强化地板市场，计划还要进一步扩大其市场。

⑫《各县议会之凹凸选举》，《时事公报》，1922年3月5日第一张第三版。

⑦⑩《县选之消息种种》，《时事公报》，分别引自1922年3月22日第2版、23日第二张第三版。

⑧《选举风潮又一起》，《时事公报》，1922年3月18日第二张第三版。

⑨《县议会选举风潮（一）》，《时事公报》，1922年3月4日第二张第三版。

⑪《选举潮中之大活剧》，《时事公报》，1922年3月19日第二张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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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县议员选举情形》，《时事公报》，1922年3月8日第2版。

⑬关于民国第一和第二届议员选举的研究参见薛恒，《民国议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民初浙江省议员选举的情况参见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省咨议局和省议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⑭《奉化县议会议员履历表》，《新奉化》，1923年第1期，第55-56页。

⑮《县议会延不开幕之原因》，《时事公报》，1922年4月30日第二张第四版。

⑯《象山县议会之第一幕》，《时事公报》，1922年5月21日第二张第二版。

议案通过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执行。以鄞县为例，1922—1925年县议会议决案竟有14件未得到参议会执行，且无正当理由。㉚而余姚也发生过县知事敷衍拖延办理县议会议决案而遭议员质问的事件。㉛与执行者态度消极相比，财力不足更使议案难以落实。在鄞县议会开幕时议员江韵琴便坦言议会一年可支配之官产不过一万八千元，而县议会和参议会之支出即达五、六千元，县财政状况堪忧。㉜镇海县的状况更差，县、参两会“年需七千余金”，公款结余不过千金。参议会希望加收二成契税解决问题，但为议会否决，一时预算难产。㉝财政困难使议会已议决的议案执行时要么打折，要么无法执行。例如奉化县议会于1922年议决给该县唯一的医院每年补助经费一千元，其实数量不多，但参议会认为收支“出入相抵，绝无余如”，只能勉强补助六百元。㉞镇海县议会1923年议决村自治一案，因经费缺乏而无法实行。到1924年，由于治安形势严重，镇北四区决定实行村治，也因经费无着落而告吹。㉟当然也有些议案无法执行的原因在议会本身越出了自身权力范围。1922年奉化县议会通过整顿承发吏及司法警察案，但是因为越权而被驳回。《时事公报》评论员认为奉化县议员的行为是“今以地方之议员干涉国家之行政。”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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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镇海县议会纪事（十三）》，《时事公报》，1922年6月18日第二张第二版。

㉑㉒㉞㊽《奉化县议会·奉化县议会议决案》（附民事公断条例），《奉化》，分别引自 1922版第 1-2页，第 1页，第 40页，第15-16页。

㉓《县议会常会一览》，《时事公报》，1922年6月24日第二张第二版。

对要写的（前数据包，后数据包）或（数据包）作整体运算，将生成的两字节校验码放入（校验码低字节），（校验码高字节）。成功返回TRUE；失败返回FALSE。

㉔《鄞县县议会临时会闭幕纪》，《时事公报》，1922年7月19日第二张第二版。

㉕㊸宁波市档案馆编：《民初宁波地方自治史料集》，分别引自第150-151、174-178页，第137、161页。。

㉟《镇北实行村自治》，《申报》，1924年6月11日第三张第十一版。

㉗《纪昨日县议会谈话会》，《时事公报》，1922年6月29日第二张第二版。

④混合型河道。混合型河道是指在河道沿线既分布有河段，也分布有水塘和湿地，形成多级河道。其结构如图4所示。

㉘《鄞县县议会纪事（廿七）》，《时事公报》，1922年6月9日第二张第二版。

㉜《鄞县县议会成立纪》，《时事公报》，1922年4月13日第二张。

㉙《鄞县议会函要延长会期》，《申报》，1924年5月31日第三张第十一版。

㉚《鄞县议会临时会纪》，《时事公报》，1925年3月15日第二张第二版。

㉛㊹㊺㊻《余姚市档案局等编》，《余姚档案史料》，《余姚》，分别引自 2013 年第 70 页，第 62 页，第 65-66 页，第 62 页。

国内涉海单位众多，各单位都已意识到服务信息化重要的战略意义，各自均有自己的智能信息化平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工作领域的工作效率。但伴随着应用平台的丰富和增多，用户获取服务同样将变得更加复杂和不便。很难想象，一艘待进港靠泊的船舶，为了获得引航、港口、航道、气象水文、航标等信息将要准备多个操作系统来回操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这对e航海所要求的单一窗口化服务也是背道而驰的。而目前国内正缺乏一个能够协调统一各方及各方所提供的数据的机制和平台。

㉝《县参会束手无策》，《时事公报》，1922年6月9日第二张第二版。

㉖《县议会举行闭会式》，《时事公报》，1922年6月26日第二张第二版。

㊱《奉化议员可以悟矣》，《时事公报》，1922年6月29日第二张第三版。

㊲20世纪20年代宁波地区县议会推动当地公益事业发展的情况可参见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 （1912-1936）》（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笔者的学位论文：《民国"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地区为考察中心（1939-1949）》（上海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㊴㊼《奉化县议会纪事（十二）》，《时事公报》，均引自1922年6月26日第二张第二版。

㊵《县议会不肯受省长强奸》，《时事公报》，1922年7月11日第二张第二版。

㊶《协争县会职权之文章》，《时事公报》，1922年6月22日第二张第二版。

多年后，当我每次带人去勃艮第，我都会去到一个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地方。谢瓦利-蒙哈榭（Chevalier-Montrachet）葡萄园的背面，有一条向上的小路。虽然不好走，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深深体会到这片土地多样的风土条件和种植的不易。大概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就来到了小山的中间。遥看远处，整个山谷的风景尽收眼底，是眺望普里尼-蒙哈榭（Puligny-Montrachet）、夏沙尼-蒙哈榭（Chassagne-Montrachet）和圣多班这三个勃艮第最具有特色的白葡萄酒村庄的最佳位置。

㊷《县议会常会议案一览》，《时事公报》，1922年6月24日第二张第二版。

㊾1922年县议会在公产收入中列出的锦溪书院校产收入为1976元，较之之前校方提供的1400余元已有所增加。但决算时实际收入为2583.075元，增加607.075元，增幅达30.7%。这可以视作是校董设立杜绝贪腐的效果。见《奉化县议会议决案》中所附《浙江省会稽道奉化县民国十一年度县地方岁入预算决赛书》，第3页。

㊿《官民决斗中之鹬蚌争》，《时事公报》，1922年10月19日第二张第二版。

[51]《民意官力之大决斗》，《时事公报》，1922年10月4日第二张第二版。

在雇佣家政服务人员时，雇主应与家政公司签订雇佣协议，发现家政服务人员工作中虐待雇主家属的，家政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52]《民意官力之大决斗（三）》、《旅镇学界声讨袁知事》、《官民决斗中之鹬蚌争（二）》、《拥护自治之声援》，《时事公报》1922年10月13、14、20、22日，版次都是第二张第二版。

[53]《俞国光干犯众怒之末路-责令交卸》，《时事公报》1922年10月24日，第二张第二版。

[54]例如鄞县县署就认为教育视学“与劝学所职员相等”，其费用当然由县地方款内开支。《参事会复县会之一函：辩驳县视学薪给之原因》，《时事公报》1922年6月2日，第二张第二版。而奉化县1922年度的县地方预决算中在准备金项下有县教育视学经费开支68元。（中华民国十二年）《奉化县议会议决案》中所附《浙江省会稽道奉化县民国十一年度县地方岁入预算决赛书》，第29页。

其中表示第t级回归后的特征点分布，Rt表示第t级回归器的更新量，I表示待检测人脸图像，h为HOG特征提取算子。算法的具体流程框图如下图6所示。

[55]因为事关省府的田赋征收，所以政府毫不妥协。而另一方面也事关余姚沿曹娥江民众的生计，所以县议会临时会议上通过了带征塘工捐的议案。见《随粮带收曹江塘工捐案》，《民国十三年余姚县议会议决案》，见余姚市档案局等编，《余姚档案史料》2013年号，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