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汤玉麟1926年开始统治热河省，经营既久遂有一支较强的军队，共有5个旅，总计官兵三万余人。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任命他为伪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兼伪满洲国热河省主席、热河省军区司令。但汤玉麟并没有接受日本的拉拢，他称“雨亭(张作霖)是我的结拜兄弟，日本人把他炸死了，又强占东北的地盘，我不能那么混蛋，去做他们的官，那样就猪狗不如了。”汤玉麟拒绝了日军的诱降，1933年日军侵犯热河省是汤玉麟人生的转折点，据其手下将领唐精武回忆称：“他的‘恐日病’和患得患失的心理，一直在作祟，表现在言行方面，就不象过去参加军阀混战那样慷慨激昂，而是疑惧不安。”①换言之，对于日军的侵略汤玉麟与张学良一样没有殊死抵抗的决心和信心。3月初日军进攻热河省，汤玉麟不战而放弃热河省省会承德，随之热河省全部沦陷。

汤玉麟败退之际，孙殿英看到有利时机竟趁火打劫，将汤玉麟部的石文华、赵国增两骑兵旅及刘育才所率步兵第三十七团拉拢过去。据张显臣称：“当汤军撤退到沽源时，部队只剩几千人。这时住沽源的孙殿英的第四十军，又对这残兵败将进行了伏击，致其损失惨重。孙殿英曾认汤玉麟为干爹，为汤大太太披麻戴孝，此时见汤大势已去，便落井下石。汤玉麟走投无路，召集剩余人马在沽源大滩的教堂内，跪着磕了个头，老泪纵横地说：‘弟兄们，我汤玉麟过去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心里是清楚的。我现在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希望你们再保我一程。’此时官兵见他如此可怜哀求，也不禁落泪，乱哄哄喊起来，愿意继续保他。”②从上可见，汤玉麟的确遭到了孙殿英的暗算，致使该部损失较大。

据《申报》报道称：“汤玉麟部由热河退出时，号称有二万人，就实在兵力统计，尚不下一万数千人，且枪械犹甚整齐。”③“另据汤代表王鸿儒称，本部现在沽源大滩一带，汤本人在大滩，全部一万四千人，有枪一万八千枝。”④《中央日报》也称：“汤部现有二万人，枪械齐全，弹粒亦可维持。”⑤又据《察哈尔通志》云：“汤玉麟军，自失承德后，崎岖困饥于热察边境之间，与内地不通音问久。又不肯投伪国，如此者盖八月。”该军“共七旅零一团，总计三万余人。”⑥由上可知，汤玉麟自退出热河省以后，尚有部队二三万人，且枪械整齐，尚存有相当实力。其何去何从关乎大局的走向，更何况其好赌成性，在政治问题上必然不会束手就擒，其遂成为一时各方所争取、笼络乃至收买的对象。对此，学术界关注较少，⑦本人遂不惮谫陋，志在研究这一问题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

热河失陷之后，汤玉麟与日伪方面确实有联络，这是通过张海鹏拉拢实现的。他的部下唐精武云：“热河伪军司令官张海鹏又派人屡来勾搭，最后并赠以大批伪钞物资，力劝汤袭占察省以图自存，敌伪军当暗中竭力支援。”⑧《申报》报道热河民众代表韩麟符上蒋介石电云：“汤玉麟二十三日于沽源东口袋营子地方，誓师返热，投降伪国，声称就任热河行政长官，抵热后，每人发饷十圆等语。”⑨可见，汤玉麟与日伪军的勾搭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中央日报》也称，日本“决以张海鹏、崔兴武、刘桂堂、汤玉麟为先锋。”⑩说明国民党中央方面也怀疑汤玉麟已经投敌叛国。汤玉麟与日本暗中联络的原因据他自己云：“我在沈阳有价值七百余万元的私产被日本人没收，总想委屈求全将这些财产收回一部。”他的部将耿继周云：“日本人催促汤移防甚急，因为老汤拿不定主意，前几天我叫他派旅长盖福亭去承德，暂时同日本人敷衍一下。”⑪可见，汤玉麟确实与日伪方面有过联络。

汤玉麟曾派其子汤佐荣等人到长春向伪满接洽投降，《盛京时报》称：“汤玉麟三月间遇日本军之讨伐热河，甚为仓惶，立即逃亡。但未能入河北省，一方又遇日本军之攻击，陷于进退维谷。故汤玉麟于察哈尔省境，拥率卫兵，实呈悄然之态度，然而华北风云一转，中日停战成立，于是彼之态度，亦为急变，羡慕王道乐土之满洲国，遂表示归降之意志。于斯遂选定长男汤佐荣，与前热河联络员谢吕西为代表，使由天津出发，至新京关东军部，以为使者。”⑫7月17日该报又称：“汤玉麟如确有归顺之诚意，吾方当可准予以个人之归顺。至于其所率部下，则不准其编入满洲国军队中，彼归顺之后，个人之生命，当与一般民众无异，加以保护。但对于彼过去所有官职，不得恢复。又吾方先前指定认为逆产之汤玉麟名下财产自当仍照既定办法处分。”⑬换言之，“伪军政部表示准汤为国民一分子，‘逆产’不发还。汤因未如所愿，附逆未遂。”⑭后来，汤玉麟的这两名秘密使者，于“退京之际，对关东军要请如次，以汤玉麟之力，可讨伐占领多伦之冯玉祥”。“谓现在汤玉麟之总兵力，有二万名，若使持以优秀之武器，则甚有与冯军战斗之实力。夫关东军，果能否固信彼等之申请，固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将该两名密使送至承德，使与松室承德特务机关长会见后，于一二周间后，报知汤之确固决心，再行来云。”⑮可见，由于汤玉麟要求进攻抗日同盟军，还有利用价值，日本关东军对他的投诚有所心动。

虽然几经周折日本方面没能接受汤玉麟的投诚，但到了1933年8月14日《盛京时报》忽然声称：“汤玉麟之东亚同盟军，最近经汤佐荣谢品西之奔走，已得到五万元之军费，定于十六七日，由大兴镇出发，向察哈尔方面，已起准备行动云。”⑱可见日满方面为进侵察东地区接受了汤玉麟的投诚，汤玉麟挂起了东亚同盟军、协和军的牌子。8月29日《盛京时报》又报道称：“汤部协和第二军”，“廿三日午前五时，完全占领沽源。”⑲结果“冯军吉鸿昌军，遭遇汤玉麟属下东亚协和军第二军之击破，离沽源退至张北。”⑳虽然汤玉麟挂起了东亚协和军的牌子，但汤本人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人的交涉纯属于虚与委蛇，只是为骗钱骗饷并非是真心投日。

对于汤玉麟与日本接洽之事，1933年8月2日《盛京时报》又报道称：“据可靠电讯，昨日汤派遣正式代表至承德，呈请归顺，依该代表所言，若允许汤玉麟投诚，汤躬亲率部下，长驱攻击多伦而恢复之，然后汤军改编为协和军，大有以功赎罪之意云。”⑯但是，汤玉麟的忠心并未换来日本人的信任，“满洲国以汤玉麟为热河事变之直接责任者，其归顺问题显系重大，影响于人心之点太多，万难轻轻许可也。一、汤现在热河西方大阁镇，拥卫兵二千，岂有力讨伐冯玉祥，再讨伐决意之有无，尚属疑问。一、满洲国军，与汤之在其同战线讨冯，汤即实有其意，满洲国军，则全无连系之意也。”⑰

二

1933年3月5日张学良闻知汤玉麟放弃承德，遂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国民政府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3月12日，“汤玉麟自丰宁电在津原热省民政厅长李树春转电何应钦、朱庆澜，饰词解释退出承德经过，并称所部在丰宁、隆化集结。21日，李树春在平谒何、朱，为汤疏解。”㉑可见，汤玉麟并没有自绝于国民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解释态度。汤玉麟不战而退将热河拱手让给日军，事后他也表示愧疚。如《中央日报》报道称：“汤玉麟电于谓承德变起仓卒，愧对国家，现率师旅集中沽源壩王店一带待命抗日。”㉒“汤玉麟部由丰宁退出后，汤本人决心忏悔，愿戴罪立功，效忠党国。 ”㉓

经过汤玉麟主动疏通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后来国民政府将汤部改编为五十五军。 “中央以汤尚有可谅解之处，故暂予停止查办，令其戴罪立功，以赎前愆”，“汤部现有二万人，枪械齐全，弹粒亦可维持。汤之部众不乏明大义者，因鉴汤已痛改前非，除为日方收买之部众外，余均先后归编汤部。”㉔《盛京时报》也称：“何应钦对于惨败之东北军及热河军之改编已施辛辣手腕，现对在陵源附近之汤玉麟，亦编入正式军，任命汤玉麟为五十五军长，任命何遂为副司令，其旧热河旅长张从云、董福亭、石文华等，已负战败之责，当即革职。”㉕对此，唐精武回忆云：“汤军撤至察境，军分会予汤玉麟撤职留军，戴罪图功处分；另派何遂为副军长，并代行军长职权。不久汤又将何遂迫走。”㉖此时的汤玉麟与中央的矛盾仍较深，汤本人很怕国民党中央方面剥夺他的军权，吞并他的军队。

日本方面占领热河省之后，认为国民政府有利用汤玉麟等人扰乱热河的战略目的，为此国民政府对汤玉麟也进行了安抚工作。据《盛京时报》云：“汤玉麟前于三月二十八日当日军攻击之前，即由丰宁向沽源退却，但汤氏闻悉蒋介石发逮捕令，殊为愤慨，故曾表示反蒋报复之气势。并因时至今日，即欲复归满洲国，亦不能，故深为焦虑。然而蒋介石为利用汤玉麟起见，以汤氏作为伪义勇军，决定担任搅乱日本军之后方，最近频发督励之电报云。”㉗该报又称何应钦，“为连络汤玉麟，对汤玉麟长子佐荣，述其撤销汤玉麟之查办令，竭力抚慰激励。”㉘可见，汤玉麟放弃承德之后，国民政府为平息众怒，曾对汤予以通缉，但并没有与之完全决裂，怕汤投敌，为日本所用，还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汤玉麟也表示不会投敌卖国，充当汉奸，“据谈热河弃守，今已无颜对我同胞之罪，惟细查热河情形之复杂，及各部军队之配备，是否为决心对外，少具常识者，当无不知，中央现即派大员查办，是非曲直，愿一听中央之处置。余决不少加辨饰。惟余唯一之信心，始终愿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决不为敌所利诱。”㉙

据冯玉祥派去游说汤玉麟的代表葛云龙回忆，那时汤玉麟称：“我不但拥护冯总司令抗战，也欢迎你干，咱们的家伙有的是，你跟我来看看。我跟他走到一长串棚子房旁边，进汤玉麟部枪支弹药充沛。里面一看，堆满了没启封的木箱，他说这里面全是捷克式步枪，不下百箱。又转到另一个棚房里，摆着捷克式的六十四门山炮和陆炮(有一门稍有损坏)。临分别时，他说所有的人马枪炮，完全听候冯的调度。当下派骑兵旅参谋长王化民带骑兵一连护送我回张（我原来所坐的汽车一时未能修好）。当时我非常高兴，认为抗日同盟军得到这一部分力量，马上就可以充实起来，还算不虚此行。”㊷换言之，汤玉麟确实表示要参加抗日同盟军，愿意听从冯玉祥的指挥。

随着冯玉祥撤旗下野，国民党中央认为汤玉麟此时对于大局来讲变得无足轻重，遂决定取消汤玉麟部五十五军的编制。1933年8月26日，“原汤玉麟之五十五军除一部分自动随孙殿英部西行外，一部留置察省，另一部则随汤占据察东。北平军分会以该军‘分散三处，系统已失，纪律荡然’，是日下令将该军番号取消；将开往包头之部队由四十一军严加淘汰，缩编为三个团；留察境残部由庞炳勋将其缴械遣散。翌日，该军北平办公处被查封。”㉜《申报》也报道称：“当局以汤部如愿投诚，亦可酌予收编，惟该部多系老弱，将来力予裁汰，点验枪枝收编，拟即令宋就地相机处置，五五军番号现经军分会命令取消。”㉝

后来方振武和吉鸿昌组成联军，企图南下进攻北平，社会上盛传汤玉麟与方吉两部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对此也表示怀疑。如《中央夜报》报道云：“汤玉麟部四千余，闻由永宁窜至昌平附近大水峪口”，但“未证实”。㉞对此，汤玉麟屡派代表向宋哲元及中央疏通，表示并没有参加方吉联军。如《中央日报》报道称：“汤玉麟代表王鸿儒，刘桂堂代表田刚毅，二十三日午赴察省府谒宋哲元，报告并未联方振武。”㉟又云“汤玉麟派其参谋长王鸿儒，二十七日到平谒何表示该军仍驻原地，绝未与方吉联合。”㊱宋哲元关于汤玉麟与方吉联合一事，对报界予以解释称：“至刘桂堂汤玉麟两部，平方所传与方吉两部结合之说，并非事实。本人此来特邀刘、汤各派代表一二人同来谒何委员长，即系报告该两部最近情况”。“惟汤部有前收编之土匪一部，于数日前逃走，沿方吉部所经路线南来，似投往方部云云。”㊲换言之，国民党中央及宋哲元对汤玉麟的所作所为尚能接纳，相信他并没有与方吉合作。汤玉麟主动与国民政府信使上不断往来，起到了疏解关系的作用，最终为国民政府所谅解。

到1933年12月19日，宋哲元密电蒋介石、汪精卫及北平军政当局云：“惟查汤玉麟自退出承德以后，虽已负失土之咎，尚能收合部伍转进察省，中经敌人之威迫利诱，卒克守志不渝，坚苦自矢，时近一年，曾不稍懈。最近又交出军队，听候处分。”“经职考查，该员确系报国情殷，颇明大义，拟恳中央原情略迹，曲予宽饶，俯准撤销通缉命令，俾得恢复自由，并恳给以名义，以观后效。”㊳国民政府查知汤玉麟愿意接受改编，主动放弃军权，为鼓励该部抗日，1933年12月27日，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对汤通缉令，汤之后被聘为北平绥署总参议，即回到北平。1934年5月，汤玉麟复出一事遭到国人反对，他被迫宣布辞职，遂携眷到天津隐居，1949年2月因病去世。最终国民政府还是原谅了汤玉麟弃守热河省这一行为。

三

汤玉麟不战而退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不被国民政府所容的，且南京国民政府对其有一定的惩处措施，故汤玉麟是有反蒋反中央的想法的。他这时也曾向居住张垣的冯玉祥问策，如冯玉祥的日记云：“汤玉麟来电，问办法如何”。㊴换言之，汤玉麟亦参与了抗日同盟军的筹组活动。此后，冯玉祥一直观注汤玉麟的动向：“见汤之代表孟某，亦是无话可说。知道何隧已被人赶走，其中之事难言其徉，然为利己一也。”㊵又云“汤东去，不知如何。 ”㊶

“件”的定义独立一体。旧规则2.3将“件”的定义及构成作为一个条款进行阐述；新规则将“件”的定义单独列出，在3.3将件简单定义为“归档文件的整理单位”，表述简单明了，“件”的构成在5.1.1中详细说明。

③④⑨㉝㊽[51][52][60] 《申报》， 分别引自 1933年 5月 10日，1933年 8月 28日，1933年 5月 27日，1933年 8月 27日，1933年9月1日，1933年9月28日，1933年10月1日，1933年8月31日。

汤玉麟后来一度与日满方面暗中勾搭，但仍与中央方面有所沟通和解释。如《中央日报》报道称：“汤玉麟附逆后，近在察东平定堡一带，大肆骚扰，形同流寇，汤并派代表在平津沪各地活动，企图为汤洗刷。”㉚说明汤玉麟并没有自绝于国民政府，而是为自己留下了政治余地。《中央夜报》报道北平军分会长官杨镇南云：“汤玉麟未投伪国，该部原驻热边，现抵沽源，派代表谒宋请收容，或可接纳。”㉛换言之，国民党中央对汤玉麟尚有理解和认可的成分。

日本方面的《盛京时报》也观察到汤玉麟与冯玉祥的联络和往来，该报云“顷据消息，汤玉麟现在拥有卫兵四千，在多伦沽源中间，大滩附近，按兵不动，冯玉祥屡派使者怂恿其参加，而汤向为优柔寡断之人，被拉入冯伙，亦未可知。”㊸汤玉麟表示要加入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在其日记中也屡有提及。如1933年7月23日王英来，冯玉祥“问及汤玉麟军近况，王答，汤个人虽略受日方贿赂，然士兵与下级军官均未得享受利益，故该军名虽受日方接济，然实享受无多。闻该军下级军官及士卒均有归来意，国人将仍为国人矣。”㊹又云，“葛运隆等自汤玉麟处来，报告汤氏意志及前时变为伪军之不得已苦衷。近日预率其所部入古北口，与吾方取得联络，俾再作抗日计划。”“耿继周、葛运隆偕周觉民来，谈汤玉麟之决心，及出兵古北口与或入察哈尔取联络之计划，并誓以人格担保扬玉麟之决心。”㊺

汤玉麟虽在热河一退千里，一时失势，但风云际会也成为各方所争取的对象。据周觉民回忆：“惟有汤玉麟部的两个旅长及其武装官兵全被孙殿英吸收而去；后又有汤玉麟部的独立团长率全团暗投张家口抗日同盟军，被吉鸿昌部所改编。因此引起承德日军头子们注意，认为汤部不可靠，遂于同年7月下旬令汤玉麟移防承德。”“事在同时，北平军分会何应钦亦派代表涂司中前来大阁利诱汤玉麟投诚，汤如应允，即委汤为军长，并立拨四十万元开拔费，令即移防延庆袭击抗日同盟军。因此，汤玉麟犹疑不定，左右为难。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遂与耿继周秘商，决定率所部即向张家口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样部投诚。”但汤玉麟对此事仍然犹豫未定，他自己云“因我有私产700余万在沈阳，全被日本人没收，总想将这些财产收回一部，只有委曲求全与日本人混在一起。”又考虑“张家口粮少、人多，不是久居之地，并且目前察省周围已被蒋军围住，最好即去西北另觅出路，挑选一部队伍，整理改编，他日不难东山再起。”㊻汤玉麟没有马上与日本决裂，又认为张家口抗日不是长远之计，遂态度较为游移，没能马上移防靠近抗日同盟军防地。虽然如此，冯玉祥为壮大抗日同盟军的实力，还是委汤玉麟为抗日同盟军第十二路总指挥，还有一说是察东游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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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待汤部离开大阁开往沽源、张北、万全时冯玉祥已挂甲而去，为时已晚。据周觉民回忆称，一天中午，汤玉麟十分难过的对我们说：“我一不去承德投日，二不接受何应钦的收买，完全是想借以洗清自己汉奸的罪名。想不到冯先生不等我来即离开了张家口。我这次来没有实现与冯先生一同携手抗日的心愿，却给宋哲元送了大礼。最令人痛心的是，我的最精良的炮团已完全开入万全，他们还有些不放心！前两天我们的骑兵刚到张北，赵登禹即假借召集训话机会，四处摆着机枪，想来缴械，以致激起郑桂林叛变，把这部队伍当场拉走，这究竟对得起谁？”㊼汤玉麟加入抗日同盟军的最佳契机已经失去，故冯玉祥下野不久汤玉麟顿感该部陷入四面楚歌之境，最后不得已被宋哲元所收编。

四

冯玉祥下野之后，察哈尔省的善后问题便提上了日程，《申报》报道称：“察事善后刻分三步进行。一、由宋哲元负责解决方吉部队，及方吉残部编遣事；二、处置汤玉麟及刘桂堂部，俟办竣；三、由平当局以外交方式收回多伦。”㊽从上可见，察哈尔的善后问题中汤玉麟部的处置是一个重点。然而，方振武和吉鸿昌两部组成“抗日讨贼军”，准备南下进攻北平。社会上传闻方吉与刘桂堂、汤玉麟进行合作，各方人士后来回忆也都说方振武、吉鸿昌、汤玉麟、刘桂堂四人曾经定下同盟关系以反蒋抗日。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汤玉麟部将唐精武云：“恰在此时，方振武、吉鸿昌倡议讨何（应钦）抗日，邀汤参加并请晤谈。汤军将领多对何（应钦）不满，汤恨何尤深，故一拍即合。汤即偕我前往约定的地点（独石口外通往大滩道上的一个村落），会见方（振武）吉（鸿昌），刘桂堂也派有代表高昨非前来参加，当时决定先攻下北平，驱逐何应钦，然后联合各方共赴国难。方吉自任前驱，刘（桂堂）任第二路，汤任第三路，立即依次进出延庆，急速袭取北平。”㊾换言之，汤玉麟确实与方吉两部结成了联盟关系，然而汤刘二人支援方吉能否变成现实还是一个问题，故《盛京时报》称：“刘汤等果左袒与否，遽难预测。”㊿

方吉联军南下进攻北平，而汤玉麟最后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如《申报》报道云：“在独石口之刘桂堂军，已又何应钦任命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无前进之意，汤玉麟亦不前进。”[51]“方振武、吉鸿昌军事迭次不利，曾电察东之刘桂堂、汤玉麟，请南下会师，再图一逞，然形势全非，汤刘对之殆已加拒绝。” [52]《盛京时报》也称：“至汤玉麟、刘桂堂两军，仍居赤城独石口，似无动意。”[53]“在赤城附近之汤玉麟、刘桂堂两军，二十九日忽翻前言，拒绝合作，方军因之陷于孤立，其没落仅成时间问题耳。”[54]由以上数条史料可知，汤玉麟对方吉两部最后没有支持，而是采作壁上观的态度。

方吉两部被解决后，察哈尔省善后问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刘桂堂和汤玉麟两部了，然这时刘汤两部因争夺防地问题却产生了冲突。1933年10月27日汤部枪械被缴去甚多。翌日，刘电察省府要求派兵堵截汤部。汤亦电平军分会声讨刘。据唐精武云：“刘桂堂竟又受何（应钦）收买，饵以察北警备司令职位，背信毁约，不但阻扰汤军前进，坐使方吉失败，且突然袭击云川汤司令部所在地，于是汤刘两部遂混战于云州赤城间。经宋哲元派沽源警备司令张允荣就近劝解，双方才又停战。 ”[55]

开场就起了火花。那时，殷桃演《武则天秘史》，和刘晓庆、斯琴高娃分饰不同岁数段的武则天。李静问她，能和两位实力派PK，重要吗？

对于汤玉麟与刘桂堂两部的冲突，《盛京时报》称：“在赤城之汤玉麟部队，二十六日突然开始自由行动，二十七日与刘桂堂军冲突，汤军骑兵之一部，被解除武装，大部分向云川溃走，更被包围。现沽源之赵登禹军，亦与刘军相呼应而取包围之势，汤军携有重炮二十七门，一至形势所迫，预想定有相当之激战。”[56]从日本方面的报道可知，是汤玉麟部首先攻击了刘桂堂部，宋哲元部赵登禹师采取了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做法。换言之，汤玉麟部最后为宋哲元所收编是一个阴谋。另据刘映元云：“从实际交往中，宋哲元深知刘桂堂的本性。宋为保存实力，没有亲自出马，派汤玉麟出击。”“两军血战十八昼夜，汤败北，刘又捞了不少油水，大大武装了自己，匪兵又扩展到万余人。”[57]从这段史料可知宋哲元刚开始与汤玉麟密谋解决刘桂堂部，然而汤玉麟部为刘桂堂部所击溃，甚至被包围，结果最终被宋哲元给收编。到底真相孰是孰非，虽然不能完全澄清，但从以上史料可以断言，宋哲元在解决汤玉麟和刘桂堂部队的过程中施展的阴谋诡计不少。

这时，汤玉麟已经是走投无路，据张显臣云：“后来汤玉麟接到伪满洲国第五军管区司令张海鹏的一封劝降信，他看后十分生气，将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汤玉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派人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联系，要求收编。宋哲元同意，将汤的余部编为1个旅、汤玉麟任上将参议。”[58]《察哈尔通志》却另有记载云：“于二十二年十月，全军改编为七团，”[59]《察哈尔通志》是宋哲元监修的，故该书的说法应该较为确切，汤玉麟部被改编为7个团，应该是两个旅。至此，纵横几十年的汤家军彻底消失了。

将外部期待内化为内部需要。通过宣传、讲解、辨析等途径，让工科新教师清楚认识到学生、学校、社会对其的期待，认识到自身承载的社会责任与角色担当，促进其将外部的角色期待内化为内在的培训需要。

小结

通过以上论述，为方便读者起见，本人不惮絮烦再精简一下该文的主要观点：

⑤⑩㉒㉓㉔㉙㉚㉟㊱《中央日报》，分别引自 1933 年 4 月 18 日第 2 张第 2 版，1933 年 6 月 10 日第 1 张第 2 版，1933年4月11日第1张第2版，1933年4月18日第2张第2版，1933年4月18日第2张第2版，1933年5月5日第1张第2版，1933年7月2日第1张第2版，1933年9月24日第1张第2版，1933年9月28日第1张第2版。

第三，察哈尔抗战期间，汤玉麟也曾向居住张家口的冯玉祥问策，表示要参加抗日同盟军。但是，汤玉麟没有马上与日本决裂，又认为张家口抗日不是长远之计，遂态度较为游移，没能马上移防靠近抗日同盟军防地。虽然如此，冯玉祥为壮大抗日同盟军的实力，还是委汤玉麟为抗日同盟军第十二路总指挥。后来，待汤部离开大阁开往沽源、张北、万全时冯玉祥已挂甲而去，为时已晚。汤玉麟最终失去了加入抗日同盟军的最佳时机，唇亡齿寒，不久汤部随之亦被宋哲元所收编。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新科学、新技术层出不穷，各个行业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电力行业也是如此，它们抓住机遇，不断引进新技术，加之自己的创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性与稳定性直接影响到电力的有效供应。电力企业如何做好输电线路管理工作，已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二，汤玉麟放弃承德之后，国民政府为平息众怒，曾对汤予以通缉，但并没有与之完全决裂，怕汤投敌，为日本所用，还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将其所部编为五十五军，另派何遂为该军副军长，阴以谋夺其权，不久汤玉麟挤走了何遂。双方虽然存在芥蒂，但信使往来不断，汤玉麟也表示不会投敌卖国，充当汉奸。汤玉麟后来一度与日满方面暗中勾搭，但仍与中央方面有所沟通和解释。1933年8月下旬随着冯玉祥撤旗下野，国民党中央认为汤玉麟此时对于大局来讲变得无足轻重，遂决定取消汤玉麟部五十五军的编制。当方振武和吉鸿昌组成联军，企图南下进攻北平，社会上盛传汤玉麟与方吉两部合作。对此，汤玉麟屡派代表向宋哲元及中央疏通，表示并没有参加方吉联军。由于汤玉麟与国民党中央信使上不断往来，起到了疏解关系的作用，最终为国民党中央所谅解。

金樱子根采于广西南宁市，经湘西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田华咏教授鉴定为金樱子Rosalaevifgata Michx. 的根，标本（JYG20151124）现保存于湖南吉首大学。

第四，方吉联军南下准备进攻北平之际，社会上传闻方吉与刘桂堂、汤玉麟进行合作。然而，汤玉麟对方吉两部最后都没有支持，而是采作壁上观的态度。方吉两部被解决之后，察省善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刘桂堂和汤玉麟两部了。这时刘汤两部因争夺防地问题产生了冲突，后来汤玉麟部为刘桂堂部和宋哲元部共同包围，汤玉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派人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联系，最后该部被宋哲元所收编。至此，纵横几十年的汤家军彻底消失了。

注释：

三、产科患者术后疼痛管理不容忽视。中国剖宫产率居全球首位，由于剖宫产术后产妇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完善产科术后镇痛尤为重要。剖宫产术后以宫缩痛最为明显，如不能有效缓解，不仅给产妇带来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负担，也不利于乳汁的分泌，并且影响母婴亲子关系。以往我们认为剖宫产术后疼痛就该忍受，不能应用止痛药否则影响母乳喂养等。但目前看合理用药和个性化护理对产后恢复有很大的好处，需要让麻醉医生及产科医生认识到术后疼痛的危害，应用个体化多模式的镇痛方案，让中国女性能快快乐乐地做产妇，减轻疼痛影响。

①⑧㉖㊾[55]唐精武，《汤玉麟放弃热河的实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分别引自第43页，第51页，第50-51页，第51页，第51-52页。

②[58]张显臣，《汤玉麟事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九、第十、第十一卷军政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分别引自第670页，第670页。

（1）建设单位当面。建设单位就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即业主。绿色建筑工程造价的成本预估是业主编写项目书和可研报告的重要依据，可以为业主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业主在了解成本预估后可以对收益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这个建设项目收益情况较好，业主则会投资该项目。若收益情况不乐观，则会直接影响业主决定是否对该项目进行投资。此外，工程造价预估还可以督促业主对项目的施工进度进行管理和调整，严格控制在工程建造阶段的额各项成本。

第一，热河失陷之后汤玉麟虽然一时失势，但风云际会，复杂的时局却使汤玉麟成为各方所争取的对象。汤玉麟为迷惑日本，还派出代表与日满方面进行接洽，主要目的是为索回被日伪方面没收的巨额财产，又骗枪骗饷，要求主动进攻抗日同盟军，遂挂起了东亚同盟军、协和军的牌子。故《申报》曾云：“惟沽源又为汤玉麟部侵入，汤氏一面派其参谋长王鸿儒到张垣声明苦衷，要求收编，一面与伪军有深切联络，与刘桂堂入察之初所取态度，如出一辙。”[60]可见，为求得自身生存的汤玉麟这一人物在察哈尔抗战前后政治上的表现极为复杂。

⑥[59]宋哲元监修、梁建章等总纂，《察哈尔通志》（下），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分别引自第2527页，第2527页。

⑦主要研究成果有：韩婧，《民国热河省最后一位都统汤玉麟》，《档案天地》2013年第3期；王志国，《汤玉麟与汤二虎楼》，《中国档案报》，2003年4月18日，第5版。

⑪㊷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分别引自第163页，第140-141页，第165页。

⑫⑬⑮⑯⑰⑱⑲⑳㉕㉗㉘㊲㊸㊿[53][54][56]《盛京时报》，分别引自 1933 年 7 月 13 日第 3 版，1933 年 7 月 17 日第 2 版，1933年7月22日第2版，1933年8月2日第4版，1933年8月5日第3版，1933年8月14日第4版，1933年8月29日第 2版，1933年8月30日第 3版，1933年4月13日第1版，1933年4月 4日第4版，1933年4月9日第2版，1933年 10月22日第2版，1933年7月16日第3版，1933年9月26日第4版，1933年9月28日第2版，1933年10月2日第2版，1933年10月31日第2版。

⑭㉑㉜韩信夫、姜克文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二十卷-二十六卷（1930-1936），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分别引自第532页，第479页，第548页。

㉛㉞《中央夜报》，分别引自1933年8月26日第1张第1版，1933年9月26日第1张第1版。

小灶河铜锑矿点，共发现4条铜锑矿化体，长约15～280m，宽约2～20m，主要有孔雀石化、辉铜矿化、黄铜矿化、褐铁矿化，孔雀石呈斑点状、浸染状附在岩石裂隙面上，辉铜矿、黄铜矿呈斑点状集合体赋存在灰岩内部，铜的品位在0.2%～3.71%之间，锑的品位在0.1%～1.09%。

㊳《汪精卫致蒋介石密电》（1933年1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页。

以各个主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由主成分得分和对应的权重线性加权求和，得到综合评价函数，即综合主成分表达式：

㊴㊵㊶㊹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分别引自第57页，第70页，第80页，第122页，第125-126页。

叶芽被害后干瘪尖瘦，春季发芽晚，节间短，病叶狭长，质硬而脆，叶缘上卷，直立不伸展，重病芽大多不能萌发而枯死，受害较轻者则萌发较晚，新梢生长迟缓，幼叶萎缩，尚未完全展叶即产生白粉层。春末夏初，春梢尚未封顶病菌即开始侵染顶芽；夏、秋季多雨，带菌春梢顶芽抽生的秋梢均不同程度带菌；如春梢顶芽带菌较多而未抽生秋梢，则后期发病重。大多病芽瘦小，鳞片松散，顶端尖细，呈毛刷状，茸毛较少，灰褐或暗褐色；个别带菌较少、受害较轻的顶芽，封顶后鳞片抱合较为紧密，不易识别，但来年春季萌芽后的春梢均发病，新梢覆满白粉。

㊻周觉民，《有关抗日同盟军几个问题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版，第381-382页。

[57]刘映元，《惯匪窜扰七行省》，政协费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费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刘桂堂专辑》），1987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