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代相比，唐代女性的生活自由开放，精彩纷呈。唐代官妓这一特殊女性群体，她们不仅能歌善舞，而且才艺不凡，但是和其他女性相比却罕有人身和婚姻自由。官府用乐籍来区别其职业，并通过教坊对其进行管理。在以文明开放著称的唐朝，官妓作为一种特殊群体，虽然承受着男尊女卑的压力，但在浩瀚的唐代史籍里也留下了她们的斑斑点点。

3．1 VMC的发病机制 小儿VMC发病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病毒的直接作用、宿主的遗传背景、免疫反应、氧化作用，其中病毒对心肌细胞直接损害和触发人体自身免疫反应最为重要［3］。VMC临床表现及预后轻重不一，重症可致心衰，部分患儿急性期缓解后可迁延发展成扩张性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给治疗带来严峻挑战。

一、官妓的定义和产生背景

对于官妓的定义史学家众说纷纭。高世瑜认为“官妓是名隶各级官府乐籍的妓女，她们虽然也常常以献艺为主，并不为单纯卖身，但大体上具有着后来意义上的娼妓性质。”①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认为：“官妓系置于州郡藩镇衙门，供刺史、节度使等地方首长公私宴会时，担任侍奉之职，营妓亦包括在内，惟后者因置于军营中而得名。”②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官妓应是隶籍官府，由官府进行管理，并承担一定的官使，主要涉及饮宴、歌舞弹唱以及侍寝等诸多方面。官妓亦可被称为“饮妓”，这多半是因为她们与士人宴饮助兴所致。

2006年博湖县建立了“非遗”保护中心，确定了博湖县文化馆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实施单位，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大力实施“水陆并进”战略，但博湖县非遗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官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艺人，一些官妓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③说明她们是有一定的才识和文学素养的。据《北里志》记载：南曲中的天水仙哥善于谈谑，能吟诗歌，行酒令，常担任宴会之席纠。④素为三曲之尤的楚儿聪慧有口辩，还能作诗传语。郑举举不仅巧言谐谈，而且擅长文章词令。张住住聪颖敏妙，通晓音律。⑤牙娘虽性情轻率，但也属于流辈中翘举者。南曲的颜令宾也是通词句、能笔砚⑥的文雅之人。长安娼女曹文姬工于翰墨，被称为书仙。因为要经常参加朝士宴聚，比起相貌，官府更注重官妓者的才能和辨识。她们要在宴会上和各种士人交际，富于才辩使得他们在众人中脱颖而出。莱儿相貌平平，但伶牙俐齿，言辞诙谐，⑦以敏妙吸引了众多宾客。蜀妓薛涛因其才辩过人而在士人中久负盛名。军使高霞寓，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⑧由是身价倍增。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官妓在其才艺不凡的背后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人口买卖的存在

③④⑤⑥⑦⑰⑱⑲⑳㉕㉟㊶㊷㊼[61]丁如 明、李宗 为等 校，《唐五 代笔 记小说 大观 》，上海 古籍 出版社 2000 年版，分 别 引自第1403页，第1405页，第1414页，第 1408页，第1409页，第194页，第193页，第1594页，第1594页，第1727页，1417页，1405页，第 1414页，1403页，第 103页。

（二）经济基础的缺失

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 ，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⑬和前代相比唐代取消了妇女服徭役，但也取消了对妇女授田的规定，只对寡妻妾授田30亩。这一规定使社会上广大妇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加依赖于男性。在日常的生活中，女性的职责也渐渐地定位于家庭内部家务的处理上，所以，在受外力影响加剧人口流动时的情况下，女性丧失生存基础的风险就会更大。一些官员、商人和战争中的受难者挈家带口，远离乡党宗族，渐渐失去与家乡近属相互帮助的能力，家庭意外遭难的几率也就相对增大。随着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人口流动的增多，宗族内部经济互助的现象却相对减少。⑭而对家庭男性强烈依附的女性群体，在面对家庭失去经济来源的现实时，沦为娼妓不失为解决生计的一种办法。如甘棠温婉因幼年丧父，生活无依，其母流为娼妓，后琬也陷入卖笑生涯。⑮

（三）社会风气的导向

唐人对科举的重视。唐代科举每年进士及第取士的人数很少，因此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唐代杜佑有言“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⑯可见唐代每年进士及第的难度很大，正因如此，也说明了进士及第对世人拥有极大的吸引力。杨崖州欲拜崔元翰为补阙，崔恳请得进士。⑰时人尚进士久矣。⑱由于唐人美科第的特殊情感，为进士及第者举行的曲江宴会甚为盛大，“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⑲在曲江之宴这样盛大的宴会上，需“一人主饮妓。”⑳饮妓这一群体在宴会上助酒兴，而且曲江之宴这样的盛况直到黄巢之乱后仍然有举行，只不过旧态不复而已。所以科举制的盛行客观上助长了官妓阶层的兴盛，引领了狎妓之风。

唐代官妓与士人交往密切，经常出现在宴会上，并进行劝酒、歌舞表演、行酒令等活动。她们与士人之间以互赠诗歌为主要的交往方式，在唐诗中也留下了诸多作品。刘禹锡、白居易、杜牧、元稹、温庭筠、韦庄等诗人与妓女交往颇深，写下了诸多与妓有关的诗篇，诸如 “观妓”、“怀妓”、“嘲妓”、“戏妓”等题材，[56] 丰富了《全唐诗》的内容。

二、官妓的来源及其主要的生活情态

（一）官妓的来源

唐代的官妓以出卖自己的才艺、声色谋生，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可能吃喝无忧，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这使得她们在封建社会中更加依附男性，即使和士人交往密切，却也很少能却籍为良人。或许是贫乏的物质基础所致，她们与士人和官员均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其私相赠送的礼物。受伦理道德和政府法律的制约，官员与妓女的关系总有约束，因此，官妓及私妓的豢养也成为衡量官员贤士节操的风向标之一。同时，她们对宫廷乐舞发展、唐代诗词传唱及国家军政活动等层面发挥着特殊作用，对唐代文学发展以及婚姻风气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官妓主要的生活情态

武汉大学有专门设计的图书馆卡通形象——小布，取名源自“书籍”的英文“book”的谐音，外形活泼，清新自然。武汉大学新生专栏内栏目全部以小布为基础进行创作，其中“新生游戏”之“拯救小布”是其中的亮点。游戏长期开放，不设置截止日期，读者们可以随时登录游戏，通关之后即可获取开通图书馆服务权限。为了鼓励新生在一定时间段内快速完成，武大规定，新生参加游戏可以参与游戏排行榜环节，新生依据游戏排行榜积分高低可以获取奖励。通关秘笈为图书馆编制的《读者手册》或《图书馆攻略》。

2、官妓与军政活动。官妓没有人身自由，更无人格可言，在军政活动中更加体现了这点。代宗时，李晟领神策军戍剑南，凯旋归来时，将成都官妓高氏带回。㊸官妓高氏被将领当做物品随意带走，后来被当地长官张延赏命吏令追还。高祖皇帝遣李琛等以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求和亲。㊹这里的女妓就被当做和亲的工具。不仅如此，官妓也被用来当做贿赂品，把官妓作为贿赂品转送将领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汴帅韩弘骄矜倔强，为阻挠李光颜奋力作战，“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并赍书于光颜曰：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㊺韩弘为了贿赂李光颜，搜罗全城，将所得到的容止端丽之妓献给李光颜，想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唐后期，昭宗劫迁时，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占有。㊻总之，官妓与其它赏赐品一样可以被用来封赏和转送，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官妓成为军政活动的媒介并为其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⑧⑩⑪⑫⑬㉗㉚㉛㊱㊲㊸㊹㊺㊽㊾㊿[51][54][5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 版 ，分 别 引 自 第 4349 页，第 3042页，第33页，第712页，第 2088页，第 406页，第 3907页，第 42851页，第 304页，第 3223页，第 3608页，第 2347页，第4220页，第3905页，第2357页，第3129页，第4369页，第3586页，第4567页。

三、唐代官妓的影响

（一）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

唐人尚文好狎的风气。武宗常于教坊作乐，屡召优倡入敕。宦者奉令于扬州择选妓女，取解酒令妓女十人以入。㉑在社会风气上行下效的影响下，朝廷士人多沾染了浮华游乐的风气。“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即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有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㉒受魏晋遗风的影响,唐代士人崇尚谢安携妓东游的风流韵事，从而在聚会、游宴时进行一种模仿。李白曾写到：“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㉓李廓也有“遨游携艳妓”㉔之语。唐代士人在游宴时会模仿魏晋士人放浪形骸之举动，长安进士郑愚、刘参等携妓春游，选妖妓三五人，放荡不羁，自称颠饮。㉕

唐代诗人和妓女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诗人通过妓女传唱其诗作，以扩大影响，《集异记》载有诗人高适、王之涣、王昌龄三人于旗亭小饮。有梨园伶官、妙妓数辈奏当时名乐。昌龄等私下约定:诸伶所讴,以诗入歌辞之多者为优，[57]后三人之诗皆被歌唱。诗人对女妓的书写，影响着其社会声誉。诗人崔涯曾作《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明。”因其“每题诗倡肆,立时传诵。声价因之增减,无不畏之。”在李端端百般求情后，崔涯于是又题诗“觅得黄骝鞴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58]于是又名声复振。可见,当时士子对妓女的评写，对其名声有重要影响。

唐代崇妓风气不仅促进了唐代诗歌的传唱，也丰富了唐代传奇的内容。唐人在六朝志怪小说和记载文士趣闻轶事的的基础上，发展了属于自己朝代特色的文体——传奇。这种传写奇事的文风题材众多，如公案作品《谢小娥传》；梦幻作品《枕中记》《三梦记》等；此外还有类型各异的爱情作品，如士人与闺秀爱情的《莺莺传》、《离魂记》等；人与妖神恋爱题材的《柳毅传》《任氏传》等；其中士人与妓女的爱恋也是传奇的一种重要题材，如《霍小玉传》《李娃传》等。《霍小玉传》讲述了以进士及第的李益“思得佳偶，博求名妓”，[59]却久未能谐，后与“本倡家”的霍小玉结为夫妻。但李益为了仕宦前途，违背誓言，求婚于高门甲族卢氏，以百万聘财娶甲族卢氏女为妻，霍小玉在悲愤中死去。这种妓女与士人的传奇题材在唐朝大放异彩，妓女与士人之间的交往催生了此类创作题材，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发展，给唐代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评估方法：按供电区域类别分别统计供电可靠率，对未达到供电可靠率要求的情况进行原因分析，并与上一年供电可靠率实绩值进行比对，对降低的情况进行原因分析，排找影响供电可靠率的薄弱环节，提出改善供电可靠率指标的建议。

（二）对唐人婚姻观念的影响

此外南北朝之旧俗也被唐代社会所继承,以“婚宦”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以凡婚而娶名家女,与仕而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尚。“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60]唐代的士人崇尚娶高门甲族之女，以此来换取高官厚禄。然而以利益为目的姻缘鲜有幸福，正是此种风尚造成夫妻双方不睦，因此在获得一定的功成名就后，功利性婚姻的结合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士人和妓因为某种共鸣而越走越近。

1、侍宴。唐人在尚文好狎风气的影响下，使得各种宴会时都要以妓乐助兴。朝廷元老王铎妓女夹侍，㉛官员王珙宴席时妓乐齐列。㉜李绅仰慕刘禹锡的名气，邀其至第中，设饮馔，观妙妓歌舞。㉝在此风气影响下，官妓也承担各种侍宴的差事，在宴会时助兴，路岩在镇守成都时设宴于江津，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㉞尚书杨汝士举行家宴，营妓咸集，并以高歌一曲易红绫一匹赏赐众人。㉟此外在官员乔迁宅邸时也要进行演奏，皇帝赐给大将李晟宅第，命教坊奏乐导从。㊱她们也会在官府的组织下进行大规模的演奏，玄宗时期，集灵宝、陕县两县官，使妇人唱《得宝歌》，和者妇人皆鲜服靓妆。㊲官妓们除了出席宴会助兴以外，还具有后来社会妓女陪睡的性质，油蔚在《赠别营妓卿卿》这首诗中写道：“怜君无那是多情，枕上相看直到明。”㊳诗人油蔚和营妓卿卿两情相悦，互生爱意，两人共度良宵，诗人还对营妓卿卿许下了终身不负的承诺。崔慎猷在廉察浙西时，有术士观其面色有贵子，“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㊴最终此官妓为崔慎猷生下一子。这些官妓中，不乏有出色才艺者，并凭此技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郑谷在《贫女吟》里写道“东邻舞妓多金翠，笑剪灯花学画眉。”㊵可见她们的物质生活也是很富裕的。据《北里志》记载：“所由辈潜与天水计议，每令辞以他事，重难其来，覃则连赠所购，终无难色。”㊶天水仙哥为骗取刘覃的钱财，多次邀约不至，故意抬高身价，攫取钱财。南曲的张住住通晓音律，陈小凤“欲权聘住住，盖求其元，已纳薄币……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㊷陈小凤要获取张住住的初夜，张住住与人合谋欺骗陈小凤，让其多纳财物。这也反映了官妓依靠娱众来获取衣食之资的境况。

唐代承魏晋南北朝之观念，对门第婚姻相当重视，即便王侯将相之家也以通婚高门氏族为荣耀。所以，唐人薛元超就以“不娶五姓女”[61]为平生一大憾。不可忽视的是，唐代的婚姻是士人仕途发达的重要助力之一，同时唐律规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之女者,加二等。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为妾者，唯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62]政府用法律条文来规定社会的婚姻规范，与社会的门第婚姻相平行来保证婚姻的同质性。然而，妓女的活动并不在唐代法律的取缔之列，她们可以公开合法地为来去自如的官员提供各种服务。官府也设立有自己的妓乐场所，并且许多唐政府官员都有涉足记录。[63]唐代官妓兴盛，文士、贵族以此相尚，宿妓狎娼只不过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而已，以至于女子也有婚外性生活的风气。[64]由此，贞元时期进士及第的欧阳詹与美妓的生死相许也并不奇怪了。虽然因为欧阳詹不克如约，“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65]但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婚姻习俗虽有封建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务实、开放的一面。[66]如果说欧阳詹的故事不够正式的话，那么张氏的经历则具有更为典型的说明性。“妓人清河张氏,世良家也,年二十归于我。色艳体闲、代无罕比。温柔淑愿、雅静沉妍。随余任官,咸通五年甲申岁十一月一日,暴疾殁于解县榷盐使宅,享年五十一。悲哉！有男二人,女一人。”[67]李从质即李德裕的侄儿，李德裕之兄李德修之子。张氏之墓墓志铭即是李从质所写，张氏本为妓人，后归于李从质，二人相伴三十余年，并且育有子女。唐人非常注重门第观念，而墓主却丝毫未嫌弃张氏之妓人身份，并对其进行安葬和书写墓志，可见妓人的出现对唐代士人的婚姻观念产生了冲击作用。特别是唐代中后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完善，旧士族性质开始发生改变，婚姻门第观念逐渐消亡。

小结

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隶属于官府管控的乐籍女子，管仲改革使四民分业定居，“四民者，务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㉖四民分业定居论被以后的统治者所沿用，并不断地注以新的内容。隶属于乐籍的官妓和良人不同，她们一旦入籍就很难脱籍，成为世业。除非遇到特赦或长官的首肯。顺宗即位后，出掖庭教坊女乐，召其亲族归之。㉗这是遇到皇帝特赦才得以出宫与家人团聚。张郎中曾为广陵从事，与一酒妓曾有情，但未相守。二十年后，张郎中与镇守淮南的李绅宴饮，此酒妓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㉘李绅成人之美，令酒妓脱籍随张郎中而去。当然能脱籍从良的官妓终为少数，大多数妓女鲜有脱籍的机会。那些没有脱籍的官妓只能委身于官府，听任官府的使唤。二是良人女子因为生活无依而被迫入乐籍的。才女薛涛在父亲去世后无以为生，流落蜀中，最终只能进入乐籍以此谋生。三是官妓、家妓之间的相互转化。“唐朝被称为妓的有三种人：宫妓、家妓与官妓。”㉙李同捷为求旄钺而以玉帛子女赂河北三镇，李载义坚于效顺朝廷，“乃囚同捷侄及所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献。”㉚李载义将同捷用于贿赂的四十七名妓女献给朝廷，从而完成了私妓转变为官妓的过程。这种私妓的转化也是官妓的来源之一。

(2)培养基。菌株CEH-ST79的保存、活化及发酵采用ATCC213 改良培养基[7]，马铃薯干腐病病原菌的培养采用PDA培养基[9]。

注释：

因此，这个阶段考虑的问题就是稳定、减少风险和成本。由于职业经理人模式一般成本过高，加上企业没有完善的经营机制，容易受到内部势力的排挤，职业经理人发挥的空间受到限制，同时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企业面临的道德风险巨大，所以选择职业经理人模式明显不是很合适。内部提升模式虽然其忠诚度要优于职业经理人模式，但由于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加上制度不完备，容易形成派系，对企业的稳定不利。而自己人接班模式，不管是企业主个人愿望，还是道德风险规避来看都是比较合适的方式。只要创业者指导帮助，以及内部人士的鼎力相助，还是可以弥补其经验、人脉等存在的各方面欠缺，获得成功。

我嫌他个子没我高，经常挂着鼻涕，那幅丑样子我才看不上。我喜欢的是刘佳，白白净净的脸，口袋里还带着小手帕，我偷骑老爹的凤凰牌自行车摔倒时，他就用手帕替我擦了伤口，那块绣着花瓣的帕子被我揣进怀里，不肯还他。

①㉙高世瑜，《唐代的官妓》，《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分别引自第23-25页，第25-30页。

②〔日本〕石田干之助著、钱婉约译，《长安之春》，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分别引自第61页。

《唐律疏议》中有关于掠卖人口的条款“十岁以下，未有所知，易为诳诱，虽共安和，亦同略法。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并绞。”⑨十岁以下者易受诳诱被贩卖，因此针对此种社会现象，唐政府出台了相应的略人略卖人的律法，通过严惩重刑来扼制此种人口买卖的现象,这从侧面说明了唐代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口买卖的现象。郭元振将所部千余人略卖，百姓深受其害。⑩此外还有自卖等形式，如在贞观时期，太宗皇帝以内库之财赎男女自卖者并归其父母。⑪这些被掠卖的人口以各种形式生存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受骗而成为官妓者，如解梁人王福娘，总角为人骗至京师，卖至妓所。唐政府以重法来打击略人、略卖人者，但针对人口买卖而采取的措施收效甚微。尤其在唐末，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以致“以金玉买人于行营之师，人获数百万。山谷避乱百姓，多为诸军之所执卖。”⑫

3、官妓与士人。根据《北里志》记载唐代未通朝籍的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和未直馆殿者才可就诣诸官妓。㊼由于每年进士及第的人很少，一旦及第，皇帝赐宴，体现唐代“尚文”的风尚，宴会上有饮妓助兴。皇帝也将官妓赐给大臣。怀直来朝觐，德宗赐其甲第并妓女一人。㊽在这种风尚的引导下，使得唐朝诸多大臣蓄养妓妾成风。博乂蓄养数百妓妾，甚为高祖所鄙。㊾裴漼颇饰妓妾，以绮罗赏其后庭，由是受时论讥讽。㊿段文昌对歌童妓女甚无所惜，物议贬之。[51]基于朝中人士蓄养女妓成风，官妓也是被蓄养的对象，唐人张裼将所爱营妓贮于外，且生有一子。[52]玄宗时，李仁矩性好狎邪，出使梓潼时，与营妓曲宴。[53]与这些淫逸之人不同，一些士人用行动坚守着自己的操行，崔从庭内无娱声妓乐，段秀石“私室无妓媵。”[54]士人以此种远离声色之人为贤。由于蓄养女妓蔚然成风，不仅和儒家的伦理道德相违背，也不利于统治者宽简为政的方针。统治阶级内部的谏臣就提出了反对，魏徵五世孙魏谟曾向文宗谏诤：“自数月已来，天睠稍回，留神妓乐，教坊百人、二百人，选试未已……凡此之流，大生物议，实伤理道之本，未免尘秽之嫌。”[55]李商隐更是将不唱词曲列为教育子女之条规。官妓的“淫妓之声”使朝中人士对其看法截然不同，一方面她们同士人交往密切，另一方面她们又受到清正之士的抨击。这些都不是她们自身所能决定的，只凭士风所向。同时，她们的被蓄养也成为品评士人品行的重要标准之一。

⑨[62]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分别引自第315页，第226页。

⑭冯尔康，《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⑮李建国辑校，《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01页。

⑯〔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357 页。

㉑〔宋〕王谠，《唐语林》，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796 页。

肺癌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病情发生会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严重降低，并在未实施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威胁到患者生命安全；而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肺癌的发病率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现了显著上升趋势，给全民健康均带来一定威胁，因此积极的治疗、诊断均具有重要意义。

㉒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1页。

㉓㉔㊳㊵[58][65]（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分别引自第 417 页，第 92 页，1907 页，第 1697 页，第2130页，第1197页。

㉖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9页。

虽然规范宪法学对增强宪法学的学术性、专业性贡献良多，但因其过于依赖对域外理论的引介与比附，并以基本权利保障和构建合宪性审查制度为主要关切。所以，不可避免地缺乏对中国宪法实践的解释力和行之有效的建设性方案，暴露出其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脱节的缺陷，因而被批评者称为中国宪法学的一次“集体跑题”。这种局面很快引起了学界反思，并带来方法论上的多元发展。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等理论主张纷纷出场，形成了改革时代宪法学研究的争鸣态势，促进了宪法学的日渐成熟和中国主体意识的回归。虽然不同流派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学术观点存在明显差异，但都为认识和思考中国的宪法现象尤其是改革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理论贡献。

㉘㉝〔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分别引自第 1318 页，1318 页。

㉜㉞㊴㊻[52][53]（五代）孙光宪撰，《北梦琐言》，中华书局 2002 年版，分别引自第 200 页，第 51 页，第 71 页，第 144 页，第174页，第301页。

[56]据陶穆宁统计，《全唐诗》中与女妓有关的诗歌有两千余首，有女妓作者二十一人，诗篇一百三十六首。郑志敏认为，《全唐诗》中有关女妓诗篇不及一千篇，女妓作者应为三十三人，共一百四十七首诗篇。详情参见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郑志敏，《细说唐妓》，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57][59]林骅、王淑艳编选，《唐传奇新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分别引自第169页，151页。

[6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3页。

[63]岳纯之，《论唐代婚外性行为及其社会控制》，《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第47-51页。

[64]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80-88页。

肺部真菌感染疾病为临床常见疾病类型，确诊为该疾病患者常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发热症状、咳嗽症状、咳痰症状、咳血症状、呼吸困难症状等，而且均无显著特异性，因此明显加重临床早期诊断难度。因此，尽早发现肺部真菌感染疾病、尽早诊断及治疗十分重要[1][2]。

[66]段塔丽，《唐代婚姻习俗与妇女地位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82-88页。

[67]吴树平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