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是一个年轻的“80后”美女作家，出生于湖南娄底，从小跟着父母在深圳长大。本科在中山大学读金融专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方向”专业，以中篇小说《第八日》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十一味爱》和《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正如她的硕士导师曹文轩说，“文珍只写城市。她的城市是年轻人的城市。”“这些年轻人似乎是这些城市的边缘人”，“但在他们身上又最能体现城市的气息。”①文珍的创作可以归于“城市文学”，镜像出“80后”一代在城市中“寻找—幻灭—逃离—回归”的无奈的心路历程。她的笔下没有宏大的历史，只有现时代的日常生活——被金钱至上、物欲化严重侵蚀的时代。她用敏感的心灵去关注大城市职场男女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挖掘他/她们在消费时代金钱至上、上升渠道匮乏之际异化的、病态的心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文珍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是最重要的，故事往往由少量的人物、简单的背景场所构成，情节线索也不复杂，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是人物幽暗不明的心理和犹疑不安的情绪。

在数学教学中学生是课堂中的主体，也是进行数学自主学习的重要实施者，要实现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就需要加强对学生兴趣的吸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是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很多学生都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没有积极性，在课堂上只是遵从教师的安排进行学习，不愿意自主进行深入的探索，有的学生由于数学知识过于抽象和复杂，距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较远，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甚至让不少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学习数学知识，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得数学课堂不能有效实施教学目标。

一、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危机

文珍笔下大多是拥有类似身份背景的“80后”：较高的学历、小城镇或乡村出身、家境普通、任职于国企、私企、银行、报社、律师事务所等。不管是这些在大城市中有正当职业的职场男女还是文珍极少涉及的底层小摊贩，横亘在他们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就是：高房价。一个并不高尚却非常现实的人生难题，让“80后”青年们在物欲化的大城市中挣扎沉浮。而大城市中机械化、单调的工作，充满隔膜、缺乏有效沟通的社会交往让都市男女沦为“原子式的个体”，婚姻家庭也成了庸常生活的共谋。于是，当察觉到生活荒谬的主体开始觉醒，“出走”或“出轨”就成了逃离乏味日常的尝试。

（一）物质世界的困窘

《安翔路情事》中麻辣烫西施小玉和灌饼男小胡的爱情故事，被“都要有房有车了才结婚”②的城市求偶逻辑硬生生扭转成了一个反罗曼史；《银行》里苏令和老黄私奔到新疆的古典爱情终结在银行催收的短信之中；《西瓜》中的孙梅作为国企技术人才却面临下岗的窘境；《到Y星去》的许先和张爱，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子问题，只能以畅想、调侃“Y星”丰足的生活回应现实的冰冷和骨感。这些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一个物质的漩涡，生活的重心向着“车子、房子、票子”代表的物质需求一方滑落。

《安翔路情事》讲述了一个城市底层外来务工人员的爱情悲欢故事。哈尔滨小城来的姑娘小玉和安徽绩溪李家庄的小胡在北京相爱，本来应该算“门当户对”的爱情，但小玉向往留在都市的生活，在小玉眼里，音乐学院的女生们穿的裙子风衣、脚蹬着的高跟鞋、手里拎着的包包才叫时尚，而电影阿凡达就是世面。消费时代下的商业文化已经自动为小玉呈现出另一番充斥着商品符码的都市生活图景并且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作者用她熟练掌握的物质语言拼凑出两种不同的人生图景：IMAX版 《阿凡达》+日本料理 VS鸟巢、圆明园观光 +县城的房子摩托车，前者意味着自我主体的丧失和被城市进入和侵占，后者则意味着卑微的前工业时代居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窥视和对日益丧失和沦陷的乡土无可奈何的回归”。③结局是，小玉已被前者的消费文化逻辑所同化，而小胡选择回归后者的乡镇生活。我们悲哀地发现，单一蛮横、金钱至上的消费意识形态改写了主人公对婚姻爱情的看法，消磨掉人与人之间可贵的情感。深究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文化根源，在于“小胡还活在一个传统中国的生活想象里，而小玉已被跨国资本构建的一套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武装。”④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大都市让打工者无比向往，却缺少留下来的合法证明——金钱就是都市生活的通行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曾认为革命、反抗的力量一部分源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遗弃者、失业者、流浪者等，他们是当代“丰裕社会”的最少受惠者，是“单向度社会”的否定力量。而《安翔路情事》告诉我们，反抗的力量在下层人民身上也不见踪迹。

在大多数情况下，Milk-run火车包括牵引车和挂靠拖车。为了实施车间Milk-run系统，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的火车设备，因为不同公司和工厂的工艺设计多种多样，可以说市场上没有任何拖车设计是完全适合的，所以通常会使用非标准的特殊设计来运输料箱。选择配送设备时必须考虑以下问题。（1）运输条件：运输物品的多样性，公司政策（如重量）和工厂布局。（2）运输灵活性：装卸的必要灵活性，承运人/箱子的差异，路线规划的复杂性。（3）行驶特性：转弯周期，方向稳定性，噪音。（4）操作要求：维护费用，必要设备（叉车、手推车），操作简单。

我们悲哀地发现，爱情在金钱象征的现存秩序面前多么不堪一击。爱情输给了物质，人将自身的存在遮蔽于对物的崇拜之下，把物当作了衡量一切的终极尺度，包括衡量爱情。这也是现实世界80后一代的写照：他们幸运地躲过政治化精神魔障，却不由自主地落入由市场化、商业化造就的物欲化的精神魔障中。

（二）精神世界的压抑

②文珍，《安翔路情事》，《当代》，2011年第2期。

《气味之城》中“她”为了反抗日常生活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从婚姻家庭的围城中出走；《北京爱情故事》中的两个寂寞男女一同搭上前往拉萨的火车；《银河》中苏令跟已婚男人黄河桥私奔到新疆；《衣柜里来的人》小枚离开心爱的男友远赴拉萨；《到Y星去》的男女畅想Y星的幸福生活；《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中“我”执意奔赴纽约……更决绝的是，顾采采、苏令、宋笑之流的“远方”就是死亡。

虽然说宋笑的“成人礼”来得太过突兀，自我拯救之路太过简单，但宋笑的得救却有其表征意义。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当代都市人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缺失。宋笑们的归属感严重匮乏，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了脱离这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外人”。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信仰、一种自我认同，来消除自己内心的“异化感”，他们需要化解自己 “不被这个世界需要和接纳”的境遇。

⑤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斯神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无论是顾采采还是曾小月，她们在生活中都是独行侠的姿态，无法适应单调的工作、没有职场竞争能力、拒斥集体生活、缺乏知心好友，总而言之，情感世界一片荒芜。于是，她们只剩下对生活无止境的厌倦、疏离，最后只能转向内心世界，自说自话、自问自答，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精神病患者，指不定哪天就被无意义的虚无所吞没，走向自杀，彻底地逃离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转向内心的逃离之举却是最温和的与现实的和解之道，尽管内心世界波涛汹涌，她们依旧是现实世界最温驯的顺民。

二、对日常生活的逃离

在工业文明时代，重复的、机械化的工作使人面临着“物化”的困境，而日常生活的平庸和乏味也使人产生人生意义的焦虑。文珍作品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就是“闷”，这种“闷”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乏味，更是人物面临的精神困境。于是，我们看到文珍笔下的众多人物无不充满着 “到远方去”的诗意遐想，要么是出轨要么是出走，试图逃离现实庸常的生活秩序。

1.3 要求电视台记者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电视台记者，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文采，要能写出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要具备一双慧眼，要善于捕捉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结合这两点，才有可能创制出高质量的电视台作品。

通过与祖籍国的直接接触，使历经磨难的海外华族意识到中国的兴衰荣辱与其命运息息相关，使他们明白学习汉语、传承华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引发和触动他们学习汉语的内在需求和强烈动力。

文珍的小说写出了大城市青年男女的生存危机，也勾勒了他们对庸常生活的叛逃之旅，大多数人物将逃离日常的可能寄托于诗意的 “远方”。但是，我们认真思考小说人物甚至是隐含作者持有的“生活在别处”的逻辑，就会发现这个逻辑同样经不起推敲。首先，“别处”的日常生活与当下自身所处的日常生活能有什么本质区别？其次，文珍小说中的“别处”、“远方”一致的指向充满神秘色彩的拉萨新疆西藏这些异域边疆，而绝不可能是上海、深圳、广州同样的大都市，也不会是哈尔滨、南京一类的二三线城市乃至乡镇，从中我们看出作者的地域文化想象。在她的小说中，大城市之外的世界和生活似乎是灰暗的，如同19世纪小说中法国的巴黎和外省的区别。与北京等大城市的光芒相比，乡村、内地、边疆都处于幽暗的地带。无论是福建、安徽、河南的小镇和乡村，还是西藏、新疆的野外，都市人可以回忆、向往、涉足，但缺乏留下的勇气和相应的文化认同。威廉斯在他1973年出版的著作 《乡村与城市》中描绘了这样一种定型化的、二元对立式的乡村与城市关系：“乡村汇聚了人们有关自然生活方式的观念: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城市则汇聚了‘高度发展的中心’这一观念:知识、交流和光明，人们也已然形成强烈的对立性联想:城市是喧嚣、俗气和充满野心的地方，而乡村则是落后、愚昧和处处受限的地方。”⑧我们可以发现，文珍小说中的这种“生活在别处”的逻辑依旧包含着威廉斯所描绘的关于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性联想”。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关于城市、乡村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想象并不全然符合实际。“生活在别处”的逻辑同样包含对“现实”与“远方”概念化的想象，似乎人物所处的当下现实就是庸常的、乏味的、压抑的，而远方就是诗意的、动荡的、充满无限可能的，缺乏对象征苦闷的日常生活更为认真的对待与思考，遮蔽了更为复杂和宽广的现实生活。

但正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意识的运动。”⑤宋笑在一个微风轻拂的夏日迎来了这么一个充满 “神性”的时刻：“他怔忪地回头看看客厅里正带着女儿在彩色泡泡胶上玩耍的妻子、母亲，心里异常惊诧，就好像看一个和自己亳不相干的世界，但这世界却是自己一手打造而成。”⑥宋笑在这一刻察觉到了生活的荒谬，显然他也遭遇到了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力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生活是荒谬的，人为什么不自杀？而立之年的宋笑终于在事业、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决定自杀。结果是，宋笑在一个大雨天拯救了一个小孩，在这个拯救的过程中完成了普通人向英雄的自我认同转换，从而获得主体人格的自我拯救。“孩子在这个故事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让宋笑超出一己与家庭工作之外的陌生人建立了关系，这是冲破狭隘社会交换关系的重要基点，它是一种同情感，与他人命运的共通感。个体只有在复杂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坐标和位置，另一方面弱者实际上重新赋予了宋笑以保护者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能够承担起责任的人才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物，而不是蝇营狗苟的小市民。”⑦

现代工业文明之下，劳动分工使得人们的职业日益专门化，社会被分解为一块块碎片，人们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成为“原子式的个人”，很容易陷入一种孤绝、封闭的生存处境。《第八日》中的顾采采、《录音笔记》中的曾小月高度相似，同样是小城来的姑娘，从事乏味的工作，几乎没有知心朋友，最后完全失去跟外界交流的欲望，转向内心世界寻求短暂的安慰。顾采采是对着空气里的童年好友辛辛自言自语，曾小月则是争分夺秒地对自己说话，这种近乎自闭、病态的人物身上弥漫的极度的孤独与焦灼无疑是当代都市人心灵深处的隐痛。文珍将这类人物主体的孱弱描绘到极致，她们对生活采取的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姿态，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反抗也看不出意图反抗的痕迹，让人深思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与合力让一个普通人一步步成为一个温驯的失败者。

针对上述情况，需要加强监督与管理重视程度，规范管理，合理处理各类违建行为。申请人到土地管理部门补办土地批准手续后，可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超土地面积不能办理审批手续。集体土地办理期间，可实施实际测量。做好数据收集与信息整理工作，保证各项审批与管理活动规范、合理，降低不良问题发生率。

三、“生活在别处”的逻辑证伪

《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中的宋笑是一个普通的80后男人，成长在西北一个小城市。三十岁之际，生命里几件大事都完成了：求学、工作、结婚、贷款买房、装修、生小孩儿，余下的是可以预感的重复、日复一日的人生。作为丈夫，妻子惦记着早恋的对象；作为员工，老板完全忽略他的升迁问题，宋笑仿佛是一个不被任何人需要和关注的“多余人”。

注释：

①曹文轩，《城市边缘的解读者：文珍》，文珍著，《十一味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0后”所处的时代，就好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他们不需要像前辈一样经历文革等历史灾难，也没有真正遭遇挑战生理极限的物质困窘，但是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是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和单一的价值追求双向叠加，物质繁荣的背后是心灵的荒芜和信仰的缺位。

③刘丽朵，《内室·侵占·再现——文珍小说论》，《百家评论》，2013年第4期。

④胡少卿，《“麻西小胡”：我们时代的精神内伤》，《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3期。

《第八日》讲述的是一个银行职员顾采采在连续七天失眠之后决定在第八天自杀，最后却在最动荡的过山车上睡着的故事。小说从第八日的清晨起笔，顾采采追忆自己从小至今的生活经历：父母教育的粗暴、语文老师的恶意、大学集体宿舍生活的噩梦、工作之后与人合租的不愉快、乏味至极的财务工作、无疾而终的暗恋，生活的一切不如意最终滚雪球般造成了顾采采难以忍受的失眠症，她唯一怀恋的是在家乡凤凰树上与好友苗辛辛度过的岁月。为了充分挖掘顾采采这个快精神失常的失败者的心理，作者在故事上演到三分之一处，让叙述从外部转向内部、转向人物的内心。顾采采开始在空气里对着少年闺蜜辛辛喃喃自语，在与辛辛的想象性对话中倾诉自己对于集体生活的恐惧，对于爱情的无能为力。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市小人物顾采采，连苦闷的对象——工作、爱情、交友——也是大城市职场男女每天遭遇的处境。但是，就是这一连串的失败可以将一个敏感脆弱的小人物折磨到精神崩溃。顾采采选择自杀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她察觉到了生活的荒谬以及自己的无力。

⑥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从更大视野来看，赛努奇对中国绘画的关注是从对整个中国文化关注的角度切入的，是对中国历史、生活等方面的兴趣在引导其对绘画的购藏。赛努奇对中国绘画的收藏是从文化的广阔视野下对中国绘画进行观照和思考认识，而不是从所谓的于历史中建构起来的“审美”角度来进行判断和选择。赛努奇以西方文化的“他者”之眼，从中国绘画历史和理论相对狭隘的束缚中逃脱出来，而向我们展示了更为丰富、充盈的中国传统美术样态。这与当时法国汉学家、收藏家对中国绘画之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所持有的重视态度、进行研究和收藏属同一流向，也即赛努奇博物馆的人物画收藏对整个欧洲关于中国绘画和文化的理解，具有样本性的代表意义。

⑦刘大先，《修辞至死，或雨天的重生——读文珍的小说》，《上海文化》，2015年第3期。

⑧徐德林，《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颜晓晨，这里有空位！”沈侯站起来，冲她招手，示意她过去。在同学们诡异的目光下，颜晓晨挤了过去，坐到沈侯旁边，“你怎么没坐最后一排？”

参考文献：

［1］文珍.第八日［J］.西湖，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