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行散记》是一篇“独特而别致的散文集”，①写于1934年沈从文归家途中，是作者沿途的见闻，其中的人与物以及地名、物产都是经过沈从文反复修改和考究的。故而，李欧梵认为其是经典的华文旅游文学作品；王德威教授则在此基础上将其定义为乡土文学；沈从文自己定位为“小说游记”②。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从其中窥见原文的真实度颇高，可视之为散文史，因此，从散文方面来解读船运事故文化比小说更具有说服力。

沈从文的创作与水息息相关，他曾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说道：“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见到的性格”③，因而可知，水手、船夫、河水、行船是沈从文最为倾心、用笔至深的描写对象。然而，大多数读者陶醉于湘西沅水流域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善良的人性美中，忘却了因生存而被迫与大自然搏斗所酿成的众多的行船事故，它残忍的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

一、行船事故的呈现

湍急的河流、险峻的岩壁、曲折的山势是湘西主要的地理特点，交通由此被大大限制。自古以来，水路运输是湘西最主要也是最具民俗风情的交通方式。流经湘西的河流有沅水、澧水及其支流，沅水是洞庭湖水系中水量最大的河流，也就是沈从文笔下的辰溪河。“地理书上告给人说这里是湘西一个大码头，是交换出口货与入口货的地方。桐油、木料、牛皮、猪肠子和猪鬃毛，烟草和水银，五棓子和鸦片烟，由川东、黔东、湘西各地用各色各样的船只装载到来，这些东西全都得由这里转口，再运往长沙、武汉的”④。这里指的是常德（即武陵），常德是湘西的咽喉，属于沅水流域，由此便可以推及沅水流域在湘西的重要地位。沅水流域内水流情况复杂，险滩林立，山势曲折，对船只航行所造成的影响甚大，凤滩、绕鸡笼、驼背滩便是其中有名的天堑，“驼背滩长约百余公尺，水位落差达三公尺，水流汹涌，势如建瓴，乘客过此鲜有不舍舟登陆者”⑤。由此可见，当地水域环境的凶险，是造成行船异常艰难、事故频发的关键因素之一，“绕鸡笼因多曲折石坎，下行船较麻烦，一不小心撞触河床中的大石，即成碎片”⑥，最终大多数都是船毁人亡。

除了船触礁石，撞成碎片以外，也有搁浅在滩头激流里，而水手试图尽肩背之力使船只脱险时，“可是一下水后，就即刻为激流带走了。在浪声吼哮里尚听到岸上人沿岸追喊着，水中那一个也大约回答着一些遗嘱之类，过一会儿，人便不见了。这个滩共有九段。这件事从船上人看来，可太平常了”⑦。这样的事故之频繁，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常，在表面故作轻松的同时，实际上是面对藏凶隐险的大自然的无奈。沈从文虽然没有直接以庞大的失事数字和触目惊心大篇幅的船毁人亡、尸横遍野写出船灾的泛滥和给船夫造成的伤害，但是却在细微小节、在看似十分轻松愉快有趣的篇幅中隐藏着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形势的忧虑与悲痛。《老伴》中写到，仅仅是大雨天船只着陆在泥滩与淤堤时，“上岸下船不知要滑倒多少人！”小到停船上岸，大到船只相撞、陷入险滩，一连串的事故接踵而至，若将这些数据进行统计，那将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湘行散记》中不管是经验老道的舵手、拦头工人，还是初来乍到的小水手，始终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在行船过程中不断的伤亡。如果小水手“上滩时一个不小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技术又不在行，在水中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家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⑧。可见由于疏忽或技术不到位，也是导致伤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水急地险的天堑和航行技术的落后，使得意外的落水通常是不可挽救的。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朝气蓬勃的少年，不由得让人感慨由航行的凶险带来的人生命运的无常。

此外，季节因素、动荡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行船如履薄冰，伤亡不断。在这种天灾人祸两方面的夹击下，就连阅历丰富的沈从文也焦虑不安，想必这些以船为生的普通人更是战战兢兢。

纵观《湘行散记》，其为作者在旅途船上的见闻，因此与船相关的篇幅特别多，几乎每一篇都涉及到船运和水手。这些篇目“表面上虽只像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的感慨和寓意，省略号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⑨。面对生活所迫，纤夫水手们将命系在船上，这些在特殊环境下“向地狱讨生活的人”只能听天由命，险滩、激流、季节、战争等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使得行船若成功，则名利兼收，若失败则船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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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的应对措施

水是人类不可或缺又充满畏惧的事物，它深邃莫测、波涛汹涌吞噬了无数条生命。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十分落后，尤其是在山高水险尚未开发的湘西地区，河水十分凶险，“但古怪的是这些弄船人，他们逃避激流同漩水的方法，十分巧妙”⑩。船运事故的频繁发生，使纤夫水手们在行船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想方设法躲避灾祸，规避风险，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应对措施。

（一）文化应对措施

所谓的文化应对措施是指船工们借助传统仪式、歌谣、信仰、传说等习俗希冀帮助其顺利度过灾难的一系列方法。

首先是新船下水时，需要贴鸡血同鸡毛，放鞭炮等。“抛锚开头时，必擂鼓敲锣，在船头烧纸烧香，煮白肉祭神，燃放千子头鞭炮”⑪。这样的做法在民间很常见，借鸡血来驱逐新船的晦气，辟邪消灾，借放鞭炮来期望生意越来越好，取得好报酬，祈求人神共同帮忙。在仪式的庄重与肃穆中，寄托着人们对神圣的敬意和希冀得到庇佑的渴望。

再次是唱歌，几乎全国各地的每一个水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歌唱形式，也就是演变成后来所谓的船工号子。《桃源与沅州》中写到当自己的船只落后时，领先船只会用歌声来嘲笑落后船只，落后船只也得用歌声作答。“摇船人泊船近岸，在充满了薄雾的河面，浮荡的催橹歌声，又正是一种如何壮丽稀有的歌声”⑫！催橹是船夫们唱歌的目的之一，往往是在整齐有力的节奏中，互相配合，“拦头工会根据脚叩击船板的节奏类型和力度指挥头桨、二三四桨划行的幅度和力度”⑬。团结齐心是船航行的必备，若出现意外事故，唱歌便有这样聚人心、拢人力的作用。歌中融合了水域的特点、行船的方向、险滩的危险，巧妙的提供了行船导航的功能。不仅如此，唱歌更是朴质勇敢划船人的情绪表达，是他们粗糙生活中的细腻和浪漫处。

饮酒也是弄船人的应对机制之一，尤其是在寒冬腊月间，粗野朴质的弄船人对酒爱不释手，但酒对弄船人来说是一件奢侈品，故而文中才有船夫向作者讨酒喝的情节，适量的饮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解除划船人的疲劳、兴奋精神。

（二）经验应对措施

经验措施是指这些勤劳朴质的船夫水手们在长年累月的行船过程中，凭借自身和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在遇险时沉着应对，尽力将损失降到最小的应急对策。

综上所述，在当前东莞石排镇的省级转型升级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在了解现阶段发展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策略研究，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策略来不断推动其省级转型的速度，助力珠三角一体化、加强粤港合作的向前推进。

若在行船途中搁浅上了浅滩或无法驶过激流，最常见的办法是拦头工人或船工立即跳下水，尽肩背之力使船出险，这也是最为原始、对纤夫水手要求较高、伤害最大的一种方法。“船只逼入急流乱石中，不问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的脱光衣裤，向急流中跳去，在水里尽肩背之力使船只离开险境”⑯。《湘行散记》中对水手遇险时义无反顾的下水的描写颇多，可见跳下水使船活动已经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下水使船脱险的人，必须是勇敢而又经验老道的水手，多半是拦头工人，他们必须得身强力壮，明白水，更明白水的可怕处，明知危险却不得不往白浪里钻，想办法找到出路。他们通常是这一艘船上的主力，看水认容口、提醒舵手、清点篙子、拉桅下索都是这些人的职责所在，因此这些拦头工人对这一条河中的险滩、大石都了如指掌，故而才能在入水时及时使船脱险。

骂野话是沅水流域划船人最独特的应对自然水害的方式，这是与沅水流域的地理风貌息息相关的。在一次险滩时，待到“上过滩后问水手是什么滩，方知道这滩名‘骂娘滩’（说野话的滩）。即或是父子弄船，一面弄船也一面得互骂各种野话，方可以把船弄上滩口”⑰。湘西沅水流域在大众印象里呈现出的是江南水乡般的经验图景，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崖壑峥嵘的自然地理，限制了弄船人的“轻声细语”。沅水流域河床比较窄，滩流凶急，为应付自然，弄船人自然也就将骂野话发挥到了实用的地步。骂野话是将划船人的情绪表达和曲折的水域环境完美的结合形式，用来表达船工在不同劳动状态中的情感，这些面目精悍而性情爽直的船工汉子，在遇险时用最难听的话抒发对自然的无奈而又征服的企图。

“犯错误？”马县长被问得莫名其妙，微微思索了一下说：“她主动要求到农村工作的。”怕老人家听不见又提高了声音，“没犯错误！”老人一听松了口气，对大家说：“有人说殊书是犯错误下放的。我纳闷儿：这么好的姑娘咋能犯错误？”他眯眼看了看站长，“我瞅她一天乐呵呵的，又不太像——不犯错误好，中！好孩子。”老人手捻胡须乐了。

“人多力量大”，面对风大滩险的自然现状，应对船运事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临时纤手。待到小船行驶到危险处时，“赶忙从大石上一跃而下，自动把背后纤板上短绳缚定了小船的竹缆，弓着腰向前走去了”⑱。临时纤手的作用只是在过险滩急流的那一刻，等到小船完全上滩脱险后就不再随船了，立即结账离开。由此可见，这一应急纤手的设置，是弄船人在长年累月的行船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其应急规避风险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3）重视带教教师的培养和选择。医院应开展专题讲座，提高带教过程中培养护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带教教师要求有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大专以上学历。临床带教教师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并对带教教师进行法律法规知识的考核，成绩优异者才能胜任。

此外，弄船人们还有很多规避风险的习俗，比如参看历书、烧纸献牲。历书不仅记载了诸多禁忌，而且还记载了酉水流域各个神秘的洞穴。“每一条船上照例都有一本‘皇历’，船家禁忌多，历书是他们行动的宝贝。河水既容易出事情，个人想减轻责任，因此凡事都俨然有天做主，由天处理，照书行事，比较心安，也少纠纷。船只出事时有所借口”⑭。历书由来已久，在古代中国人的宇宙图像中，时间与空间密不可分，人生百事，凡行船、上官、架屋、动土、安葬、入学、开店等等，都必须选择在恰当的时空点上进行。历书为世间百事提供了行动指南，行船亦是如此，纤夫水手们在水拍浪打中总结出了一套行船皇历，用以参照经验，应对风险。其二在路遇险滩时还需要在庙里烧纸献牲，沈从文曾经写到名伏波宫的大庙，“敬奉的是汉老将马援。行船人到此必在庙里烧纸献牲”⑮。烧纸献牲时嘴里还必须念念有词，用虔诚的心祈求平安吉祥、化险为夷。

若在行船途中，不幸船抛锚，船只横亘在岩石上，无计可施时，弄船人们更是临危不惧、冷静应对，搭棚子、晒货物，遇到危险及时补救，而不是怨天尤人，这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出险很好的范例。

沅水流域水域情况各不相同，为安全地驶过沅水流域，纤夫水手们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很多应对措施。无论是借助神秘的力量还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的较量从未停止，船夫们在与水锲而不舍的博弈中，虽伤痕累累却也赢得了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并用他们的智慧总结出了一些规避风险的方法，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灾难应对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Danu能够导致HepG2细胞出现G2/M周期阻滞和异倍体，呈浓度和时间依赖。Danu作用细胞24 h后，0.1 μmol组及 0.5 μmol组 G2/M 期细胞比例分别为58.2%和66.5%，异倍体比例分别为51.9%和44.5%，显著高于对照组（图2）。0.5 μmol Danu作用时间超过4 h后，G2/M期细胞及异倍体比例逐渐升高，和对照组相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图3）。

三、《湘行散记》中船灾事故文化及其应对的价值意义

文学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没有真实的社会生活，文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行船事故作为常发的灾害现象，自然而然的进入了作家写作的视野。与其他描写灾难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是，《湘行散记》并不是真正的灾难文学作品，只是由于写作时间和抒写对象的特殊性，才记录下沅水流域屡见不鲜的船灾事故。

首先，“国家科学技术人力开发院”是组织实施高校教师学术道德教育的中坚力量，其设有学术道德教育专业教师团队，负责开发课程、教材、授课等。因开展教学需要，“国家科学技术人力开发院”还聘任外部教师负责授课，这些教师主要是从事伦理道德教育教学或研究的教师，以及部分高校科研人员，也有来自韩国知识产权战略院、韩国知识产权研究院、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国家生命伦理政策研究院、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国家科学技术人力开发院”还开设专业讲师培训课程，负责为高校培养从事专业学术道德教育的讲师。

（一）再现灾难集体记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 “存在着一个所谓集体记忆的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⑳。一旦我们生活中某首年代久远的歌谣被唱起，或某个仪式得以延续再现，即意味着通过这个歌谣、仪式的再现过程，实际上祭奠并唤醒了与此相关的某件欢乐或惨痛的记忆。正如上文中所讨论的船工号子或民谣，展现在船工民谣里的不仅是船夫们齐心协力的合作精神，而且还具有行船导航、警戒的实用功能。此后当纤夫水手们再度唱起号子或歌谣时，曾经被浪头吞噬的悲痛记忆被唤醒，并以此来提醒人们危机四伏的水域状况。再如在烧纸献牲时，这个被延续下来的仪式，既是对庇佑者的崇敬和酬谢，又是对历史上曾引发烧纸献牲事件的回顾和再度强化，迫使我们重建过去。

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记录的底层纤夫水手行船中遭遇到的种种危险关头，不仅使沈从文在创作时回顾了船工们在灾难情境下的生存困境，展示了船夫们面对船灾的种种应对措施；更是作家通过对此的书写引领读者陷入对船灾事故的历史记忆中，加深对船灾的体验，帮助人们树立和提升灾难意识。

（二）实现社会整合

①王本朝，《生活在别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3期，第58页。

另外，作品里还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船帮或船会的管理组织，负责与租船人直接协商、安排船只以及为船工提供薪资等等协调管理工作。“我的衣袋中，虽还收了一张桃源县管理小筏子的船总亲手所写的‘十日包到’的保单㉒，可见船会组织对于行船日期、航程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自上而下保障了行船的安全、规范了船运运输的秩序，从而让船工有组织可靠、行人有地可诉，船运一切井井有条、充满活力。故而小船上的舵手、拦头工人、小水手在苛刻的雇佣关系下全员仍能各司其职、兢兢业业。因此，《湘行散记》虽然与各种船灾密切相关，但就其目的来说，并不是为了记录船灾和渲染灾难造成的惨状，更重要的是通过行船遇到的风险来展示人类与灾难顽强抗争，坚韧而自我拯救的精神。

船帆是一艘船的导航员，借风驶帆既方便省力，又能加快行船速度。但沅水流域的部分地方山势曲折、水流湍急，使用船帆反而弄巧成拙，因此“凡入洞河的船只，到了此地，便把风帆约成一束，作上个特别记号，寄存于城中店铺里去，等待载货下行时，再来取用”⑲。洞河水域河身转折极多，船夫们摸索出此种方法来避免船帆触礁导致帆船簸动、失去控制。束帆看似极其简单的一个方法，却能使得船只上行时所受阻力更小、行船速度适当，并且不会被狭窄航道的树枝和山石划破风帆，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四、结语

截止到目前，对《湘行散记》的研究仍然集中在艺术手法、主题解说上，笔者在此另辟蹊径，结合目前热门的灾难文学研究对《湘行散记》做出了别样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间，如诗如画的湘西沅水流域里，行船事故默默地发生着，在行文中隐藏着的是频繁的船灾事故，然而这些纤夫水手们却在常年行船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应对措施，为相同境遇下的人们提供了方法借鉴。《湘行散记》不仅展现了底层船夫们的喜怒哀乐，揭示了他们的坚韧隐忍与积极抗争，也成为了我们洞察、认识历史上湘西沅水流域船运事故文化的窗口，我们应当以跨学科的视角，更多的关注到作品背后灾难研究的意义，深入认识和细化《湘行散记》的历史价值。

注释：

黄国滋等[22]对普洱茶晒青毛茶和陈香茶中可溶性糖在储存过程中的变化进行研究，在3种不同的储存环境下储存540 d，2类茶可溶性糖的保留量与储存时间成反比，即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其可溶性糖的保留量逐渐减少。

将社会间有差别的部分、要素及其互动关系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并用以提高社会的一体化程度，使之成为社会整体的过程便称之为社会整合。涂尔干的机械整合理论认为，利益的趋同性和集体情感是达到社会整合的关键要素，从而认为这种集体意识是 “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总和”㉑。沈从文笔下底层的纤夫水手们在行船过程中的种种应对措施既是这些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找寻社会归属感和集体认同的巧妙之法。贴鸡毛、洒鸡血、放鞭炮，船夫们在特定的日子里不仅是在祈福新船，更是在祭奠已逝的船工同胞们，望逝者的灵魂与自己同在，从而借用新船的寓意以望达到逝者新生的目的。事实上通过继承下来的习俗，纤夫水手们找到了自己的集体情感、将自己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于是具有共同利益、共同情感的陌生纤夫水手们在不同的时空进行交流，形成了对团体的认同，所有人的意志都归同一处，促进了集体团结。于是，在船已触礁、遇险时，纤夫水手们才能团结一致、分工合作，靠岸煮饭、晒货物、勘察水势积极想方设法用集体的智慧使船出险，而不是互相埋怨、消极怠工。这种船夫们迎难而上的精神代代相传，让后辈人受益匪浅。可以说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各种有关文化或经验上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应对方法，实际上是广大坚韧隐忍、积极抗争的弄船人找寻灵魂归属地和集体认同感的过程。

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式中，E—林木资源资产经济价值量；X—林木实物量；Ki—第i个参照对象的林分质量调整系数；Kbi—第i个参照对象的物价调整系数；Gi—第i个参照对象的市场交易价格；N—参照对象个数。

③⑨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分别引自第5页，第145页。

④⑦⑧⑩⑫⑭⑯⑰⑱⑲㉒沈从文，《湘行散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分别引自第 253 页，第 159 页，第 147 页，第171页，第186页，第259页，第246页，第172页，第160页，第202页，第179页。

将催芽萌发的甜瓜种子平放到营养块预制种穴中，每个营养块上只放一粒种子。覆土时最好使用每箱内配置的覆盖土，或者用已消过毒的土壤覆盖，防止土壤的病虫害对植物幼苗进行侵害。播种后覆地膜，进行增温保湿，但地膜不要与育苗营养块紧贴，以免缺氧，影响出苗与齐苗。因此，平铺地膜时，要在营养块上每隔10厘米左右平放一根稻草或其他隔物，当70%以上种子破土后揭去地膜，防止强光、高温烤苗。

⑤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3.1 经产及高龄经产孕产妇死亡率高 北京市2017年孕产妇死亡率数据分析显示，在经产孕妇中死亡率明显增高，为总孕产妇死亡率的1.39倍，而在高龄经产孕产妇中死亡率更高，为总孕产妇死亡率的2.71倍。因此，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大背景下，北京市生育人群的结构发生较大改变，经产孕妇和高龄经产孕妇占比明显增加，而该人群的孕产妇死亡率远远高于适龄初产孕妇，重视经产高龄孕妇及高龄经产孕妇的孕期保健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键。

⑥⑪⑮沈从文，《湘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分别引自第278页，第258页，第275页。

⑬张宝娣，《酉水船工号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版，第38页。

⑳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㉑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