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理念及精神的影响下，职业教育治理成为政府、教育界和产业界一致的呼声。一方面在于职业教育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服务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地位愈加重要；另一方面在于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频遭社会诟病，是亟待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规定了职业教育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利关系，其现代化水平是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对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优质职业教育服务供给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是指向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是一个严谨多层的完整体系，象征着一个事物向新阶段、高级层次的发展演进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并非一个既定的标准和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会有不同评判标准和呈现状态。每一次现代化进程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步的重要标识，象征着社会公众主体性和理性的发展与提升。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从一元性和权力集中性向多元化和分权性过渡，治理内容由分散性和游离性向结构化和网络化过渡，治理过程和方法向民主化过渡，治理手段由强权下派向多方合作协调转变，是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过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实质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各利益主体及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现代化。

定理四 若①0≤λ,u≤v，w≥0；②(λ-1)(λ-w)≤0，(u-1)(u-w)≤0(或0≤λ,v≤u，w≥0，(λ-1)(λ-w)≤0，(v-1)(v-w)≤0；或0≤u,v≤λ，w≥0，(u-1)(u-w)≤0，(v-1)(v-w)≤0)；③(λ-1)(λ-w)+(u-1)(u-w)+(v-1)(v-w)≥0；④λ+u+v≥1+2w.则对于n∈N，n≥2，有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强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分配与赋予，注重发挥规章制度、契约条款等治理工具的沟通与衔接作用，从而化解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增强边缘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互惠，增加核心利益相关者与边缘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互补。第二，协商共治是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秉持的重要理念。协商共治意味着各利益相关者明确自身的责权利，并以平等合作的方式参与到职业教育发展过程，摒弃了以往“命令式”“管制式”“一元化”的管理方式，最大程度发挥各利益主体的价值与功能。第三，人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人是开展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主体，是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执行者，是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由传统的、落后于生产力的状态逐渐向适应生产力发展及引领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动力源泉。因此，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素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关系网络，是由多元主体和要素平等互动形成的动态网络结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要素的状态直接影响其现代化进程。

（一）目标现代化

职业教育治理是政府及教育相关部门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理念指导下开展的治理活动，因此其根本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也是职业教育治理的使命所在。在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过程中，职业教育治理目标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增强自身能力，全面实现自治。利益相关主体自治是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社会运行体系的重要组织，利益相关部门需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切实处理好本部门内外的关系，并以章程为依据，依法自主治理，避免越位、错位及缺位等不良现象的出现。同时，利益相关主体需制定本机构与其他组织沟通合作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使利益相关主体的治理能力得以增强。利益相关主体只有加强自身的治理能力，方可实现与其他组织进行高效沟通合作。二是通力合作，实现共治。“共治”是在权责利对等的基础上谋取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利益相关者利益互惠和互补的重要方式。职业教育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环节和部门较多，兼之我国职业教育尚处于探索发展期，必然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共治。因此，职业教育治理的利益相关主体需基于共同的目标行使自身职权，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协商合作，“要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好地激发每个学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1]以期共同解决职业教育治理中遇到的困难。三是追求实效，崇尚善治。“治理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善治，它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需要和产物。”[2]善治是任何层次或主体治理的重要目标取向。一方面，善治意味着效率。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资源成本消耗，充分实现各主体和资源的最优化利用，从而达到提升职业教育治理效果的目的。另一方面，善治意味着各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和平等。职业教育治理过程是各利益相关者间平等相处，并以信任为基础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是高水平管理者之间以友好协商的方式共同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难题，共商大计，共谋发展的过程，旨在达到”善者治理”“善意治理”“善态治理”[3]的职业教育治理新格局。

第二，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是开展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主体，是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执行者，是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动力源泉，是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重要目的。因此，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要始终将人的价值，人的需求及人的特殊性摆在重要位置，避免职业教育治理过程重“物”不重“人”的现象出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是不同领域和组织中的“人”自治、共治和善治的过程，是不同组织中的人协商沟通的过程。“人”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位置极为重要，价值巨大。因此，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树立为了人、关照人和服务人的理念，弘扬人的价值，使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协同发展。

（二）主体现代化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战略规划，对培养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不仅需要树立职业教育治理的科学理念，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同时也要建立系统全面的监测反馈机制。

（三）方式现代化

第一，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理念蕴含着对过去职业教育管理理念的取舍，意味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要与当前先进思潮相契合，与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相契合，与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相吻合，与社会对职业教育期待相呼应，与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相贴合，与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相统一。作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理想状态，现代化不仅要求职业教育顶层设计机制的现代化，也要求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同时要求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现代化、治理方式和手段的现代化，要树立“民主、参与、协商、分权、责任、人权、平等、合作”等现代化理念。

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主体不仅包括职业院校和政府，还包括行业（部门）、工会、社会组织和企业等。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现代化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合作化和权责利明晰化。一是需明确政府有限责任主体的地位。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方和委托方，政府在职业教育质量中应起到主导作用，应扮演好领导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政府要善于用权，并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制定；要适度分权，着重战略方向把握和管理，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理顺政校、政企和政社之间的关系；要勇于放权，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尽快实现职业院校自治；要善于监权，“运用综合政策工具（如法律、规划、经费、标准、监测、评价、督导）进行引导和问责”，[4]从而使职业教育治理进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二是需强化行业企业是职业教育重要参与者的角色。行业企业等逐利性的市场主体不仅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吸纳者，也是职业教育人才质量和教育效果的重要评价者，更是职业教育活动的重要举办者和参与者。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将政府从独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全责的桎梏中疏解出来，将职业院校从单一维度培养人才的泥淖中解放出来，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展现，把属于非公共品的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责任交由社会承担，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治理中行业企业的价值和功能。三是重申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实施机构的地位。职业院校是实施职业教育内容、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机构，是践行职业教育精神的重要场所，其目标是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服务社会发展。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的核心参与者，职业院校不仅要建立基于民主参与的适合本校发展的制度体系，同时还要制定职业院校与政府以及行业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规章制度，使职业院校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有章可依，从而形成一个基于共同目标的制度体系。此外，职业院校要积极建立与政府、行业企业及家长等群体的伙伴关系，并建立深化彼此间关系的沟通合作机制，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推进自身内涵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社会声誉及美誉度。

（一）树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理念愿景，确立治理方向

公募体育基金会受体育行政部门的主导，更倾向服务于体育系统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体育部门直接管理的各运动项目。例如，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的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就十分重视教练员、运动员的培养和保障及各运动项目的发展等问题，主要设立的公益项目有运动员保障专项资金，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国家队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关怀基金，退役运动员创业扶持基金及乒乓球、篮球、登山运动、健身气功等运动项目专项基金。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因其独立性、灵活性较强，服务对象主要为社会性较强的体育公益活动、体育公益宣传、体育赛事支持、群众体育开展、体育产业等[3]。

按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划分，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指体系化的正式规则和规范化的契约式互动。一种治理方式是立法和建制式的正式规则。构建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是保障职业教育治理活动有序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建立职业教育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现代法律和制度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明确各利益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位置和地位，及时完善修订法律和相关制度，补充新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参与者的合法地位，理顺职业教育治理的秩序，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要注重现代法律和制度的全面性及一贯性，确保制定的法律和制度能够覆盖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使问题的处理与解决有法可依，有章可依，避免法律制度盲区的长期存在。同时也要保证所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前后一致，避免出现冲突。另一种是契约式互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均是市场机制运行中的重要部分，需关照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需要，必须遵循权责明晰的“契约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吸纳社会资源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契约式互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范性，如专业规范、社会期望等，即“应该”怎么做能够引导行动者的行为；二是文化—认知性（cultural cognitive），指人们形成的与制度相符合的文化—认知模式。[5]契约互动式的治理方式具有内隐性和灵活性，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共同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理念愿景是引领事物发展的向导，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形态，是人们在处理相关事情之前所依照的价值导向。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是人们将对职业教育的美好期待和应有价值融入职业教育治理的过程，以使职业教育发展达到人们预期。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树立三大理念。

为了使H公司市场部、财务部、信用部的所有员工都了解应收账款管理的相关知识，可以对其进行业务培训，而且要有针对性的培训。比如，针对市场部的销售员和信用部人员，催收账款是他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催收账款要讲究技巧不能盲目催收，掌握了催收要领就可能事半功倍，反之就可能引起客户的反感导致恶意拖欠。基于此，可以对这两个部门人员进行货款催收技巧的培训，有针对性的培训能够节省时间和劳动成本，也能让员工高效率掌握知识，为业务的进展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要提升工作人员在销售和收款环节对票据和发票的判断能力，避免低级错误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第三，开放包容的理念。开放包容是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也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过程中，要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态度，主动融入社会和市场元素，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活力。一方面要将多元主体纳入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突破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模式，形成公众共同治理的局面；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多元理念融入职业教育治理过程，提升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效果。

以“2.3.2”项下拟合模型为目标函数，使用Matlab 2014b软件的GADS工具箱，采用遗传算法求解指标成分的最优提取工艺条件。遗传算法工具GUI参数设置见表5；随机搜索10次，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10次随机搜索结果的变异范围较小，对目标函数最佳值的逼近程度较好。因此，取10次随机搜索的平均水平即60.872 000%乙醇提取3.105 564 h、液料比15.719 832∶1（mL/g），预测综合评分为2.895 433。

（二）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引导治理行动

在职业教育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各利益相关者还需要从共识到行动，将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具有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为各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行动提供依据和规范。制度是职业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规范着职业教育利益主体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诺思（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人们相互作用时的不确定性。”[6]这意味着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和职业院校等利益主体需以科学化、规范化的制度为桥梁进行沟通合作，逐渐搭建起制度运行的网络体系，切实发挥制度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正向功能，逐渐减少不同组织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齐心协力共同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推进其内涵式发展。首先，要建立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度体系与政策框架。政府需通过制度和政策等手段明确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明确市场和社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权利与义务，并将部分权力下放给职业院校、市场与社会，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畅通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协商路径。其次，要建立职业院校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制度体系与政策框架。作为职业教育的实施者，职业院校需要得到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因此，在制度设计层面，要明确政策、市场及社会等利益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活动的范围与方式，使各利益相关者在参与职业教育活动时有章可依。最后，要建立市场社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制度体系与政策框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市场和社会拥有诸多资源，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重塑市场、社会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在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政策制定过程中需明确不同利益主体的权责利边界，使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可以指导、引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行动，达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初衷。

（三）建立系统全面的监测反馈机制，提升治理质量

职业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缺乏持续的质量监控机制，并且反馈机制存在滞后和单一的弊端，导致职业教育质量长期低水平徘徊，严重影响着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和吸引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旨在通过构建一系列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规范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行为，提升职业教育治理效果。基于此，在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应建立系统全面的监测反馈机制，将职业教育的制度执行和政策落实状况予以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并将监测与反馈机制转化为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倒逼机制，使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以监测和反馈的问题为契机进行修正和完善，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同时，将系统全面的监测反馈机制常规化，逐步改变职业教育治理缺乏监测、监控和反馈评价的现状，将监控和评价文化纳入职业教育治理的范畴。第一，加强过程监测和过程性评价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应用。传统职业教育管理注重诊断性评价和结果评价方法的应用，注重评价的甄选和淘汰功能，忽视评价促进职业教育完善优化的功能。职业教育治理重在发现问题和困难，并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共同解决。因此，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做好过程监测和反馈工作，确保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顺利推进。第二，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评价功能。职业教育治理重在打破政府作为唯一评价主体的模式，将社会多元力量纳入职业教育的监测和评价。职业教育发展和公众的职业教育诉求均是多维度的，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评价和监测，有利于全方位多点位监控和评价职业教育的效果和质量，不断解决问题和困难。这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府应转变以往“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将部分适合第三方部门承担的职能归还社会，将职业教育的评价权和监督权等下放给社会公众，使职业教育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和意愿，最大程度发挥其服务功能。第三，积极引入专业评价机构，提升评价专业性。评价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南，引导和倒逼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科学合理和专业规范的评价机制是确立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权责利关系的重要依据，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因此，在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积极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要加快培育独立于教育部门的专业教育服务机构”，[7]充分发挥其评价的监测、诊断、指导功能，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评价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引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达到治理的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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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先金.大学治理体系的认识与建构[J].山东高等教育，2016（2）：8-14.

[4]张建.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标准、困境及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4（9）：27-33.

[5][美]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8-67.

[6]左崇良，胡劲松.美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结构与特征[J].职业技术教育，2016（34）：69-74.

[7]唐智彬.论现代治理视域下的高职教育质量第三方评价体系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16（5）：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