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财政分权是指财政收入及支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权限和比例的划分。在我国，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因此我国的财政分权即为中央政府把财政权利下放给地方政府。改革开放以来，考虑到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的公共资源更为熟悉和了解，能够更加高效分配公共资源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民生过程中的财政压力，中国开始了财政分权改革，中央政府开始逐步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力。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央财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2016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政府总财政收入的比重接近50%，但中央政府直接支出只占总支出的不到15%，同1980年的54%相比有了大幅下降。

第二种是填写电子模板。从税务局官网下载或通过单位财务部门获取电子模板，自行填写后传给单位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导入扣缴客户端。

多年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如果财政分权能够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利于提高民众福祉，那么中国应该继续完善推动财政分权并使其制度化；如果财政分权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福祉并无积极影响，甚至产生了抑制作用，那么必须对现有财政分权模式的可行性进行反思和改进。综上所述，有必要针对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其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程度就越大。如Hayek(1945)认为相比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这种信息优势使得财政分权能够提高地方政府运作效率，也能促进经济增长[1]。Ma(1997)则以省级政府的留成比例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于经济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可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林毅夫、刘志强(2000)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得出了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的结论，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多年的财政分权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2]。刘晓路(2007)则基于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同样得出了中国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结论。黄肖广、李睿鑫(2009)、邓明、王劲波(2014)、袁思农、龚六堂(2014)、张浩天、李鑫(2017)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都得出了财政分权有利于扩大经济规模，或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且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在不同地区其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财政分权程度越低，对经济的发展越有利。Zhang&Zou(1998)使用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基于1978-1992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行为比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外部性所致[4]。陈抗等人(2002)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变为“攫取之手”。刘金涛(2006)等人基于1982-2000年的面板数据得出财政分权虽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考察期内财政分权抑制了经济发展的结论[5]。张晏、龚六堂(2005)的研究则表明在不发达地区，财政分权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的运作效率更低、思想观念较为落后所致。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财政分权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Oates(1993)使用地方财政支出同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结论。胡书东(2002)使用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分析了二者关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财政分权程度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6]。乔宝云等人(2007)同样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不能得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的结论[7]。

通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首先，前人关于财政分权对于经济的影响多为分析对于经济速度的影响，即财政分权和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亟需转型的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性要高于单纯的经济规模增长，因此文章基于经济质量，即增长深度的角度，尝试分析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次，财政分权指标选择的差异也会导致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因此文章将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分析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测算

1.测算方法选择

早期已经有学者认识到精力限制会对SI的质量有影响，Kade和Cartellieri在中分析了听-译时间差(ear-voice span,EVS)，认为译者的表现与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有关，而短期记忆的数量与长度就受到精力资源的制约

作为衡量效率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以来都是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效率的重要参考指标，中国学者蔡昉(2013)[8]、吴敬琏(2015)[9]等也都认为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文章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

由渗透矩阵叠加原则可以看出，整体渗透矩阵中的元素kij仅仅与i节点和j节点在含有该节点单元的局部位置有关系，与叠加时选择单元的先后顺序没有关系。因此，本文在编制程序时，首先分别对裂隙系统和孔隙系统进行整体渗透矩阵的组装，最终对所有节点进行统一编号，组装成整个渗流系统的整体渗透矩阵。

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有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两种。由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具备无需估计参数，可计算多投入产出问题等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因此应用范围更广，文章最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计算中国经济质量。

2.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

根据前文分析，文章使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其具体形式如下：

总而言之，初中物理电学计算题解题时，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解题习惯，让学生能够看清题意，找出提出的隐含条件。然后在分析所给的电路图，正确判断电路的串并联，找到电表测量的对象，运用所学的电学公式，列方程解决问题。教师要不断的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帮助学生学好电学。

第三步是吸收，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吸收。译语的语义场早已存在且意义丰富。吸收的一个极端是归化，如路德翻译的《圣经》；另一个极端是异化，即译文始终显得生疏次要，如纳博科夫英译的《奥涅金》。不过，不管词语如何变化，由于外语的输入，整个原语系统难免受到动摇。海德格尔说：我们因理解而存在。所以，任何一种语言或文化在吸收时都面临着自身被改变或吞噬的危险。

 

其中，Dt(x，y)表示t时期拥有的技术条件下，t时期至t+1时期的生产函数。Dt+1(x，y)则表示t+1时期拥有的技术条件下，t时期至t+1时期的生产函数。M值为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文章的经济增长质量，若M值大于1，表示t期至t+1期的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升；若M值小于1，表示t期至t+1期的经济增长质量有所下降；若M值等于1，表示t期至t+1期经济增长质量没有发生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TE)的乘积，技术进步变动表示能够达到的最优生产边界的移动，技术效率的变动则表示实际生产边界相对于最佳生产边界的移动情况。

3.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由以上分析可知，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全球市场，国外经济出现波动时，中国经济也会受到冲击和牵连。同时，中国内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仍存在一定差异。新常态下，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记五大发展理念，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投入指标：一是资本投入。参考张军等人(2004)的方法[12]，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中国各个省份的资本存量。二是劳动力投入。使用统计年鉴公布的就业人口作为各地区的劳动力投入指标。三是环境投入。工业生产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把环境污染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投入，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投入指标。四是资源投入。经济生产的资源消耗是指天然气、电力、原煤、原油及其制品等能源的消耗，文章以工业生产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中消费的以上能源总和作为资源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以各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指标，对名义GDP使用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算（选择1978年作为基期）得到实际GDP。

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等，使用DEAP软件测算2001-2016年中国各个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鉴于西藏的特殊性，文章数据并未包括西藏自治区。最终得到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3 D细胞培养是肿瘤细胞缺氧较好的研究模型，而缺氧诱导因子HIF-1α是糖酵解通路及Warburg效应重要调节因子，在无紫云英苷作用时，3 D细胞培养条件HIF-1α蛋白表达较2 D培养明显升高，而紫云英苷作用可明显减少HIF-1α蛋白表达，且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效应关系(图5)。

  

图1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趋势图

  

图2 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

由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图1可以看出，总体而言，2001-2016年间，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但在2009年和2012年期间分别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并波及全球，形成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受其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出口企业大面积亏损，但由于外贸订单通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体现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上，表现为2009年的大幅回落。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和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虽然学术界对于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效果存在一定争议，但从文章的结果看，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出对于帮助中国经济走出泥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迅速触底反弹。

表1的工时单价对应的综合工日单价为：枢纽工程约45元/工日（笔者测算值约40元/工日），河道及引水工程约26元/工日。这些人工单价还包括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根据建设部、财政部建标〔2003〕206号印发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以下简称“建标206号文”）精神，这些费用应作为规费列入间接费。如扣除这些费用，则枢纽工程综合工日单价约为36元/工日（笔者测算值约为32元/工日），河道及引水工程约为21元/工日。

由地区层面结果图2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因此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资本和人才的进入，使得其生产和管理技术均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略高，这可能是由于多年以来，国家给予了西部地区大量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已提出多年，在政策和资金的刺激下，不少国内外大型企业到西部地区建厂发展，这使得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高。

现有关于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多使用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指标，但这种计算方法忽视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污染环境和牺牲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文章把环境（刘华军、杨骞，2014）[10]和资源（郑丽琳、朱启贵，2013）[11]加入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要素中，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具体选择如下：

四、财政分权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参考Barro(1990)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3]，假设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受到财政分权的影响，构建如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几何知识点学习，需要画一画、做一做。认识正方体和长方体的表面积时，教师就可以先在黑板上画一幅图，然后让学生画一画，回家以后继续画一画。更好的方式是，让学困生画图，让优等生做模型。有的学生学习很努力，用硬纸板裁了六个面，然后在父母的帮助下，用胶水和透明胶带粘贴成了一个个精致的正方体和长方体模具。这样对于表面积的学习，差学生也学轻松了，中上的学生还很感兴趣。

 

其中，Yit为地区i的总产出，Lit和Kit分别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Ait为全要素生产率。按照Barro的观点，该生产函数为希克斯中性，全要素生产率A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上式中，FD表示财政分权水平，OF表示其它能够影响到TFP的因素，两边取对数得到：

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同时使用GDP增速(GDP)作为经济增长速度指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以上式为基础，综合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惯性及内生性问题后，加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nTFPit-1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最终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一、田块选择。养甲鱼的稻田时应选择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交通方便又偏离交通主干线，背风向阳，地势较平坦的田块。

 

选取中国30个省份和直辖市（不包括西藏）2001-2016年相关数据作为文章样本，对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变量设置及数据来源情况具体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首先，词作者采用移就修辞格，将针线缝补衣服来来回回的动作转移到同样四处走动的妻子身上，这使得“漂流”二字有了更深层次的意味。作者以针线的来回写书生为前程四处奔波与妻子为生计与丈夫来回谋划担忧是很高明的。

（2） 解释变量

经济体的总产出和人均产出是衡量其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然而如果经济体的发展只考虑其总体规模和增长速度，而忽略了其发展质量，那么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不可持续。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后，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逐步暴露出诸多问题，经济增长逐渐由高速发展转为中高速发展，此时考虑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财政分权指标主要集中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因此文章分别从这两方面对财政分权进行描述。

（3） 控制变量

财政分权收入指标(FDI)：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作为收入视角下的财政分权指标，FDI越大，说明收入角度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

财政分权支出指标(FDP)：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支出视角下的财政分权指标，FDP越大，说明支出角度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

2012年，受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及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大幅跳水，经过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原有的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为应对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管理层先后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低谷，并从2015年开始逐步出现向好趋势。

一是人力资本水平(HC)。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落后产业不断被新兴产业所替代，人力资本在这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熟练的技术工人和高技术人才是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和具体执行者，因此把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之一，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描述人力资本水平，其具体算法为：人力资本=小学学历人口比重×6+初中学历人口比重×9+高中学历人口比重×12+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16。

二是政府参与度(GP)。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孰优孰劣在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此文章把政府参与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之一，使用各地区财政支出与该地区GDP的比值描述。

三是对外开放程度(OPEN)。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对外贸易可以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不同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增长质量也会因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文章把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地区GDP的比值描述。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使用Stata软件完成。

监管工作承担着公路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的监督管理功能，但是当前关于这方面的制度制约比较薄弱，对公路工程建设中出现的违法违规等行为的制约与处罚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发生率上升。尤其是一些施工单位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擅自偷工减料，引发质量与安全方面的问题，其性质比较恶劣。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公路工程施工单位对职责划分范围不够明确，容易发生问题出现时的推诿责任现象。

2.全国层面分析结果

文章样本数据的时间维度小于截面维度，属于短面板数据。鉴于短面数据的自身特征以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广义矩估计(GMM)进行实证分析。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成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两种，相比DIF-GMM，SYS-GMM所能包含信息的更多，结果的有效性也更高，因此文章最终选用SYS-GMM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估算，并进一步通过AR检验来验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使用Sargan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1报告了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方程1和方程2的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即经济增长质量，方程3和方程4的被解释变量为GDP增速，即经济增长速度。由表1可知，四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AR(1)均小于0.05，AR(2)大于0.1，因此各方程的残差项都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和二阶序列不相关，结果验证了文章设定模型的合理性，Sargan检验结果则表明了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文章工具变量的选择具备一定的有效性。

 

表1 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了1%、5%和10%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结果为t值；AR(1)、AR(2)与Sargan检验的结果为P值。

 

方程 TFP GDP 1 3 4 2常数项 0.873(3.518)*** 0.695(2.728)** 0.887(4.031)*** 0.761(2.939)***TFP(-1) 0.123(4.108)*** 0.096(2.132)**GDP(-1) 0.479(3.563)*** 0.368(4.515)***FDP 0.321(2.028)** 0.107(2.858)***FDI 0.357(3.391)*** 0.068(3.256)***HC 0.203(4.336)*** 0.135(4.612)*** 0.233(2.361)** 0.194(3.307)***GP 0.102(1.901)* 0.116(1.006) 0.031(2.083)** 0.025(1.997)**OPEN 0.031(1.301) 0.013(1.818)* 0.102(3.038)*** 0.112(3.146)***AR(1) 0.042 0.038 0.015 0.023 AR(2) 0.711 0.725 0.531 0.676 Sargan 0.768 0.811 0.662 0.866 R2 0.701 0.791 0.718 0.753

由实证检验结果表1可知，各方程中，滞后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均显著为正，说明经济的发展具备一定的惯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投入以后通常会长期发挥作用，这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均具备一定的延续性。

方程1至方程4中，财政分权支出指标FDP和收入指标FD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基于哪个角度，财政分权均能对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速度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方程1和方程2中，财政分权支出指标FDP和收入指标FDI的系数分别为0.321和0.357，明显大于方程3和4中的0.107和0.068，说明相比于对经济速度的影响，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即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控制变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虽然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对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参与只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显著性较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政府投资拉动了经济的腾飞，但这种模式并不可持续，投资对GDP增长的边际效用呈现递减趋势，现阶段依靠政府投资已经难以拉动GDP高速增长。对外开放只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导致对外贸易程度较深，部分行业对外依存度过高，以致于国外经济出现波动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14]。

B.若A、B、C分别为C(s)、CO(g)和CO2(g),且通过与O2(g)反应实现图示的转化。在同温同压且消耗含碳物质均为1mol时,反应①②③的焓变依次为 ΔH1、ΔH2、ΔH3,则它们之间的关系为ΔH2=ΔH1+ΔH3

3.区域差异分析结果

为验证以上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标准，把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继续分析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AR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均表明了文章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表2 分地区实证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了1%、5%和10%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结果为t值；AR(1)、AR(2)与Sargan检验的结果为P值。

 

10常数项 0.443(3.229)***0.585(2.908)***0.936(3.581)***0.862(2.009)** 1.032(1.857)* 1.302(2.106)**TFP(-1)0.203(3.344)***0.257(2.098)** 0.553(1.908)* 0.469(2.439)***0.383(2.106)**0.291(2.537)***DFP 0.236(1.928)** 0.187(2.073)** 0.317(2.585)***DFI 0.359(2.933)*** 0.281(3.007)*** 0.220(1.998)**HC 0.321(3.006)***0.295(2.903)***0.273(2.001)** 0.337(1.917)* 0.199(3.098)***0.218(5.007)***GP 0.251(1.557) 0.364(1.126) 0.181(1.906)* 0.192(1.375) 0.264(1.667) 0.301(1.853)*OPEN 0.136(2.551)***0.098(1.996)** 0.187(1.038) 0.232(1.836)* 0.204(1.668) 0.139(0.967)AR(1) 0.01 0.025 0.006 0.014 0.031 0.000 AR(2) 0.587 0.638 0.479 0.552 0.963 0.806 Sargan 0.684 0.683 0.875 0.834 0.229 0.471 R2 0.796 0.778 0.811 0.758 0.832 0.753方程 东部 中部 西部5 6 7 8 9

由分地区实证结果表2可知，方程5至方程10中，财政分权支出指标FDP和收入指标FD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从支出和收入的角度均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全国的结果在不同地区仍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均能对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东部地区财政分权收入和支出模型中，政府参与的系数均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收入和支出模型中，政府参与系数的显著性较低。有东部地区模型中，对外开放的系数显著为正，对外开放能对东部地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较为落后，因此引进的技术和产品并不能对其发展和经济转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云[33]重点阐述碑学与帖学书风的风格差异，从其概念及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古人对“南帖”、“北碑”、“帖派”、“碑派”的划分及其艺术特色的评价，尽管有时并不十分科学，但从其总体风貌上来把握，还是很有道理的。相对来说，南派重优美，北派尚壮美，重帖者，偏好阴柔之美；重碑者，侧于阳刚之态。“帖”重“书卷气”，“碑”重“金石气”。书法中的“书卷气”是一种性灵、气质、情趣的流露。“金石气”相对于书卷气来说，所倡导的是苍茫、浑厚、朴拙的审美范畴。

五、结论及建议

为分析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文章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质量指标，首先使用DEA方法计算了2001-2016年间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然后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占政府总收入和支出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基于SYS-GMM方法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考察期内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有所上升，但容易受到国外经济的冲击，这使得中国经济较为脆弱；第二，基于全国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财政分权均能对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利于提升中国经济质量。相比增长速度，财政分权对经济质量的影响较大；第三，分地区的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财政分权能对不同地区的经济质量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影响，政府参与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模型中，对外开放可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模型中，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并不显著。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国家可通过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支配权，以此加强财政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信息优势，最终达到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第二，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改革措施不应千篇一律，而是要同区域经济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我国的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中央财政应更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使得不同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第三，在大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中西部的对外开放也应注重提升效率和质量，不应仅为提升经济增速而盲目的对外开放，引进落后产能和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而应通过制定长期的战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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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hangT，Zou H F.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Public Economics，2001，67(2)：2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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